摘要：目前为止，有关梁山丁作品的研究成果趋于单一和重复。本文从人格理论角度对梁山丁的《丰年》所反映的创作意识和社会认知进行分析，探讨当时文人的普遍社会心理。作家在小说里刻画了两个价值观互为冲突的文人形象。这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体现了作家个体本我与自我、超我之间的内在冲突。两者可以说是作家自身意识冲突的具体外在影像，它反映了以作家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在殖民统治的历史环境之下所做出的意识斗争和社会认知。
　　关键词：梁山丁；丰年；东北沦陷区；精神分析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涌现出了萧军、萧红、梅娘、梁山丁等众多优秀作家和文学作品。虽然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被剥夺，但是他们凭借坚定的民族信念和不屈的文人精神始终笔耕不辍，为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坚贞不渝的民族旗帜和顽强抗争的精神导向，也为沦陷区的文学艺术发展以及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梁山丁因其乡土文学以及暴露现实的文学主张而备受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他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尖锐的问题意识，形象化的描述了30年代东北地区农民的生活现状，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刻画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目前为止，针对梁山丁的文学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大部分研究者着眼于梁山丁文学的乡土特质，而且主要是以其长篇代表作《绿色的谷》为研究对象，作家的其他短篇作品涉及的比较少。这种研究态势造成了目前梁山丁研究成果的单一性和重复性。本文选择其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描述知识分子形象的《丰年》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作家的创作意识并以此探讨殖民统治之下文人的普遍社会角色意识。
　　二
　　《丰年》发表于解放前夕1944年，描述的是两个知识分子多年以后的再会场景。作家通过对两个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人进行刻画，再现了殖民统治之下文人间的价值观冲突，由此映射当时文人群体的不同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如果从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角度来看，主人公“我”与旧识田曦之间价值取向的不同，与其说是反映了作家本人所代表的文人集团与亲日派文人集团之间的理念冲突，倒不如说它是作家将自身自我、超我与本我的冲突外化的表现。“我”所具备的尊严、精神追求和道德意识都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和超我的具体外化，而田曦所表现的物质欲、性等本能欲望就是本我的具体外化。自我、超我与本我的冲突是作家进行现实认知的过程，也是作家进行心理自我剖析的过程，更是作家对自我价值观的再认识过程。
　　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众多心理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目前为止他的大部分心理学理论已经被现代心理学所摒弃，但是他的人格理论却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心理学、文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完整的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这三部分相互影响，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同的支配作用。其中，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本能的部分，主要由人类的基本需求，包括饥、渴、性等构成，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自我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知觉系统，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它受现实原则的约束，是本我与超我的仲裁者，在监督本我，也满足超我。而超我遵循道德原则，是现实能够允许、自我高度赞扬的心理集合，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
　　小说中，田曦是一个由有志之士转变为物质享受主义者的堕落知识分子形象。他否定了之前自己为人生理想奋斗的岁月，认为读书无用，是一种很傻的行为。只因在他看来读书是空幻的，它无法为自己带来富裕的物质生活，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他这种追求物质的欲望就来自于个体对于饥渴的本能。而正是这种本能的欲望让现在的田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眼神不再是淳朴温和，而是变得贪婪了；他也不再看书，每天只沉醉于酒席；他喝着以前只能看别人喝的从国外私贩而来的蜜酒，穿着德国手艺人制作的西装和皮鞋；他向往都市的繁华，鄙弃乡下人。为了满足自身对物质的需求，田曦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对性的利用。这可以从他常常安排曾经的学生杨灵凤来他家陪一些不相识的人这件事上看出来。田曦的这些变化都体现了其对精神追求的否定和对物质追求的执着，也反应了他对自身个体存在的社会认知。从人格理论的角度来说，田曦对物质的追求是田曦遵循了本我的快乐原则，是为了满足本我对饥渴的欲望。这是其自我对当时社会环境认知的结果，也是自我对本我和超我进行调节失衡的结果。
　　而“我”在小说中是一个因不满教育界黑暗而四处流浪的落魄文人形象。“我”用仅有的旅费买了一本小说，虽然小说的内容让“我”对故乡和食物产生了本能向往，但是“我”没有像街头的盲乐师那样，靠乞讨生活。尤其是面对白俄女人的施舍时，“我”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自尊，没有接受对方的怜悯。这种因被施舍而获得的屈辱感是“我”内在的文人风骨以及社会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面对田曦向“我”炫耀他的豪华西装和皮鞋，骄傲自负地等待我的评判时，“我”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赞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而在田曦看到“我”买的书，说起了读书无用论，讽刺“我”不长进时，“我”转移了话题。“我”的淡笑与话题转移一方面传达了两者间对话的错位，一方面说明了“我”对田曦追求物质的不认同，体现了彼此价值观的差异。而当“我”酒醒后发现与曾经的女学生杨灵凤同处一床，尤其是得知是田曦所为时，“我”更是惶恐不安，犹如做了什么罪恶的事情。这种罪恶感更是体现了“我”的文人情操和社会道德意识。“我”在流浪街头和与田曦的对话交流过程中，虽然受到了现实的各种诱惑，但是自我始终协调着本我和超我的平衡，坚持以超我的道德原则作为行事准则。
　　由此可看出，“我”和田曦在小说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现实认知和处事准则。在谈到盲乐师的身份与处境时，田曦的哈哈大笑与“我”的张慌失措；在说到读书时，田曦的不以为然与讽刺和“我”对田曦态度的无言以对与惋惜；在田曦炫耀自己的物质财富时，他的洋洋自得和“我”的淡然于心；在“我”喝醉后，田曦的以性为工具的人生态度和“我”的道德谴责，这些在认知和态度上的对立体现了彼此价值观的不同，表现了彼此行事原则的差异。具体来说，田曦的处事处处以满足自身欲望为出发点，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而“我”是坚持自身的文人风骨和道德标准，遵循的是社会道德原则。
　　三
　　梁山丁在《豐年》中刻画了“我”与田曦两个不同的文人角色。一个是自我尊重，坚持精神追求的文人形象；一个是贪恋物质荣华，自甘堕落的文人形象。这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更是印证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也就是说，不管是“我”还是田曦都是作家内在的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是作家自身的意识冲突，即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争斗。作家通过肯定“我”，否定田曦，传达了其维护尊严、坚守风骨的文人理念以及作家本人遵循道德规范的社会认知。
　　而考虑到作品的创作及发表年度，可以说梁山丁通过《丰年》这部作品再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沦陷区文人们的角色意识和现实认知。在人身安全与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文人的个体生存本能与社会道德意识产生冲突时，他们抵制住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诱惑，自发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傲骨气节，遵循道德原则行事，为沦陷区人民抵制殖民统治做出了精神导向。
　　参考文献：
　　[1]车文博.自我与本我[M].长春出版社，2004.
　　[2]C·S·霍尔，陈维正译.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商务印书馆，1990.
　　[3]戴维·迈尔斯，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