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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墓碣文》
湖北作家吕志青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个独特的存在。之所以独特在于他对现代主义精神自始至终的坚持。如果说曾经风靡一时的先锋作家在21世纪以后大量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型和回归，那么吕志青是先锋写作的后起之秀并且持续发力、坚持自我的一个。因此在现实主义的主潮面前，在湖北实力强健的50后一拨作家中，他的写作多少有些另类和不合时宜。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技术支撑着他的写作，大量的书斋式阅读滋养着他的思考。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去选择亲近土地与旷野的时候，他总是对外部生活现实保持着某种距离与警惕。他更在意的是心灵的现实与精神的冥思，为了可以保持飞翔的姿态，他放弃了对大地的匍匐前行。他想写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小说：“我希望在我的小说的内里，在其结构上，显示出一种隐喻性;而在其局部，在整个叙述的表面，则希望尽可能地靠近生活的外表，甚至是非虚构的外表。”a思想认识的变化影响着他的创作与现实之间的亲疏远近，也影响着文本的晦暗高蹈。从对阅读获得的外部知识经验的谋划取用，到对自我心灵内部的逼视探寻，吕志青的小说写作竭力去探索人类精神发展的纵向脉络：向上尽量去信靠神靈寻求接通对话、剖明心迹，向下对人性的复杂与黑洞进行无情地洞穿与解剖。
通过几年来的蛰伏积蓄、厚积薄发，吕志青的近作是一部长篇《黑屋子》 （《钟山》2016年第3期）和一部中篇《长脖子老等》 （《长江文艺》2018年第3期）。与他之前的创作相比，这两个小说多了些生活气息和现实痕迹，但仍然显现个人的写作路径和辨识度，既有现代的冥思玄谈，又有现实的生活土壤，以及对某一问题的持续思考。某种程度上说，《长脖子老等》可视为《黑屋子》的姊妹篇，两部小说共同审视的是婚内出轨带给家庭的撕裂和震撼，带给两性心理和命运的持久影响（《黑屋子》侧重女性，《长脖子老等》侧重男性）。两部小说都运用了蕴意深长的意象。“黑屋子”隐喻着对偷情男女的禁闭，对失去视觉与自由、囚居一室的黑暗体验，对人性的邪恶面和精神弃绝的探究。相对“黑屋子”的令人压抑和窒息，“长脖子老等”首先是一个等待的形象，是鱼鹰站立船头，等待目标锁定下水捕捉;是捕到了猎物然而无法吞食的受困者形象。从“黑屋子”的暗夜无边，到“长脖子老等”的等待出击，好歹多了点明朗和盼头。在此，吕志青以审视婚内出轨及人的精神幽暗为切口，探索现代人的心灵现实与情感困境，想象家庭关系中女性的隐秘心理和复杂命运，追问生活的真相、生命的意义，寻找堕落迷失的灵魂如何救赎。
一、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出轨及其命运
说到对婚内出轨的文学书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相对于男性出轨的见怪不怪、习焉不察，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中几乎都是男作家在写女性的出轨，“女性出轨”几乎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母题。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喻世明言》里的三巧儿，《水浒传》里的潘巧云。外国文学作品涉及女性出轨的就更多了，比如霍桑《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女性的出轨在中国往往是因为淫荡、不守妇德，在国外却是追求浪漫的爱情。不管怎样，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女性作为长期以来沉默的大多数，出轨的她们要么被无情地苛责惩罚，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要么就是被男作家代言与想象，沦入他者的命运。尽管这代言与想象里，也不乏一丝凄美和同情。由此反观吕志青对现代两性婚恋及女性出轨的想象，就别有一番意味了。
《黑屋子》里的女性出轨缘于丈夫无意中的怀疑与追问。齐有生是一个写作者，尽管小说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其实内含的正是从丈夫齐有生出发的限制视角。齐有生参加同学聚会，无意中发现一国外同学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前同事，她与另一男人的亲密暧昧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从照片和同学脸上溢出来的幸福感刺激了齐有生，对自我婚姻的怀疑油然而生。由此逼问出了妻子臧小林的出轨事实，而且那出轨时间在这层层逼问中被不断向前推移拉长。吕志青认为，女性的出轨更为隐秘不宣，千百年的道德规训、对家庭孩子的责任母爱，让她们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最终在掩饰与谎言中维持婚姻现状。但这于男性而言显然是巨大的背叛与冒犯，离婚是必然的，但光离婚显然远远不够。吕志青把这一对男女扔进情感的泥潭里，让他们相互扭打折磨。还不能叫相互，因为这向度主要是男性对女性无休止的咄咄逼人的测试、拷问、唆使、虐待，以赎罪的名义。她必须说出所有的真相，不光是出轨的细节与事实，还必须承认情感的真相：她是爱那个出轨对象的。齐有生宁愿冒着被最大羞辱的风险也要获取所有的真相。他如此理性周密，其实陷入了被蒙骗后的狂热与极端，把自己和臧小林都推入了犹如“黑屋子”的人生绝境。对了，齐有生跟《长脖子老等》里的戚一凡一样，也是一个忧郁症患者，这样的相互虐杀无疑加深了他的心理疾病。
再来看《黑屋子》的内部逻辑。臧小林的出轨是因为男人已经出轨在先，这深深影响和改变了她以后的人生。她的出轨是出于一种不甘、报复，或者重拾初恋的一个绝佳理由？虽然物是人非，相见不如怀念，女人的出轨多半还是恋旧带来的美好幻想。而在齐有生看来这种“因为你，所以我”的逻辑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只因为他是诚实的，他在出轨后曾经及时地向妻子坦陈了一切，因此可以获得宽宥。他认为真实高于一切，跟爱与伤害相比更难以容忍的是被欺骗。男人由此获得道德制高点，女性因此被不断审问、抽打、操控乃至面目模糊，精神崩溃。臧小林从没想到掉头走开而是尽量去配合直至内化为一种主动。她跟齐有生去收脚印般地重访出轨之地，去教堂忏悔;她自己去暴走去做义工，精心策划并实施了刺杀情夫的行动。但这于男人还是不满足，他甚至想去杀死儿子方能给予出轨的女人最大的惩罚。最酷烈的是当男人要在山上重现当年的出轨场景时，女人竟然愿意去配合这样带有明显侮辱性的要求。是女人确实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么？还是在男人的折磨中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管怎样，在因婚外恋引发的两个人的战争中，我多少窥见了吕志青女性想象的一丝空洞与乡愿，以及男性视角带来的双重标准。不然，走出实验的“黑屋子”的齐有生何以走不出心理的“黑屋子”，在臧小林自杀后自己也从高楼一跃而下？在这里，女性的主体意识，传统男权文化的痕迹，被以宗教和真实的名义轻轻抹掉，这也许才是女性现实命运另外一个“痛苦的真实”。 某种程度上，《老脖子老等》可以看作《黑屋子》的续篇，或者另一种结局。幸甚至哉，离婚的两个人都没有死掉，也没有去教堂，而多了些世俗生活的况味。男人戚一凡主要困守在出租屋，被性欲、写作、憂郁、失眠各种身心折磨，他与外面生活的交集便是关于儿子和前妻的讯息。女人晓敏是婚姻过错方，她从家里搬出去住进了女子公寓，“安全，又免去了许多嫌疑”，有点洁身自好的意思。离婚的两个人终于没有在过去的情感里纠结，生活好歹正常向前流驶。晓敏经常向戚一凡讲同屋几个女人的遭遇，她们的生活及婚恋状况。离婚的女人几乎都与出轨有关，并且多半没有好下场。这对现代女性而言真是大大的警示。崔姐的出轨对象是官员，为此离婚连女儿都没要。没想到官员出了事，崔姐想出国又因为资金被冻结，被困在公寓焦急等待举止怪异以致精神崩溃;尤艳是晓敏的闺蜜，美貌沧桑，因为出轨连孩子都怀不上了，后来东冲西撞，不停换人，“屡仆屡起，永不厌倦”。董二琳的离婚是因为不能生育被公婆嫌弃，但在前夫的挽回下复了婚，总算是有个好结局，因为她自身没有出轨，也无什么过错。另外还有未婚的熊妍、叶婷婷，都在各自恋爱和追梦的路上。田小芹这个女孩要复杂点，晓敏认识她时是夜场陪酒女，职业不是那么光彩，因而就有了跟晓敏之间的交易：以一种自然隐蔽的方式去解决戚一凡的性欲问题。在择偶方面，田小芹放弃了有钱爱耍大牌的，选了对自己好又听话的男人。这些女性的情感遭遇，丰富而有多种走向，为戚一凡对女性的了解打开了一扇窗户，然而多少有些走马观花，女性的出轨，仍然是巨大的禁忌和必然的厄运。
《长脖子老等》里面的晓敏也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小说并没有交代她离婚的原因，前尘往事已被封闭，只说她是过错方或过罪方，想必也是跟出轨有关吧。晓敏因此净身出户，住进女子公寓，以此悔过，心心念念着有一天可以得到前夫的谅解再复合。除了跟公寓几个女子的不多交集，晓敏的心思似乎仍然维系在儿子和前夫身上，处处为戚一凡着想，甚至操心到前夫的生理问题。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是直到最后才抖开的包袱：是晓敏花钱请一个女孩主动与戚一凡结识，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前夫的性欲问题。这样的安排不仅让戚一凡瞠目结舌，也让读者大跌眼镜。看得出虽然有过出轨的经历，晓敏对前夫仍然是心存依赖和爱意，不然不会还想着回去的。那么，一个女人因为爱一个男人，所以可以容忍甚至主动去找另一个女人为他上门服务？或者，因为女人有出轨的前科，所以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补偿，意欲挽回两人的婚姻？不管是什么样的动机，都有一些不可思议。而且，一如《黑屋子》里对臧小林的叙述一样，我们只看见出轨的女人为了弥补过错、挽回情感而做出的外在行动和努力，而看不到她们真实复杂的内心想法。她们是男作家主体想象的投射，多少有些单薄孱弱和一厢情愿。即便这样，晓敏这样的安排男人并不领情，反而为被再次蒙骗而恼怒，两人的关系并不见多大好转。晓敏开始另做打算，远走贵州支教，也有点自我救赎的意思。晓敏出轨的结局和挽回的努力，跟小说中其他的出轨的女人一样，都不如人意。
所以为什么男作家去书写女性出轨的多，是因为他们觉得女性的出轨更难以容忍，又相对隐秘复杂，能勾起他们乃至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女性在此是他者，是被想象和物化的对象;但必然又会被贴上道德的标签，因为从古至今，女人出轨都是男人的奇耻大辱，是非法的不被允许的，不光是法律的问题而且一定要进行道德的讨伐。就像《黑屋子》里拘禁出轨男女的小黑屋最后关着的只剩一个女人，《圣经》里女人犯了奸淫是大罪，“贻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他丈夫的骨中”。女性的出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十恶不赦，被永久钉死在耻辱柱上暗无天日。相比而言，男性的出轨就不足为奇也不值一谈了。这是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的双重标准，也是女性情感命运的永久困境。
二、 对生活与真实的追问
人在精神疲乏、心情灰暗的时候，很容易就滑入消极和悲观，陷入对生活和自我的无穷追问，头脑也因此显得格外清明和深刻。读吕志青的《长脖子老等》，很容易想到鲁迅那篇著名的《“这也是生活？”》。鲁迅是因为生病导致的“无欲望状态”而要竭力找到自己与外部生活的关联和生命的活力，“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长脖子老等》里是一个男人在中年离婚后陷入的一种危机四伏和无所适从的境地：“由于婚变，他所热爱的写作，已然中断;他剩下的唯一至亲，儿子，也有许久不曾与他联系了。”而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呢，“止于性欲，止于为性欲找一个去处”，离婚意味着连他的性欲也没有去处了。男人的悲观和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
挥之不去的生命追问，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不满，以及要为日常生活寻找意义的冲动。就像张爱玲那句经典名言：“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生活的暗面与情感的黑洞，婚姻中的秘密与日常的苍凉，常常在你最志得意满或幸福感爆棚的时候倏忽而至。《黑屋子》里发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光鲜底下，一直就隐藏着灾难的深渊。”《老脖子老等》里反复出现里尔克《秋日》里的诗句：“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上帝啊，是时候了”，就是想着在面对现实困境无能为力的时候祈望有另外一扇窗可以打开。因了这种怀疑和不满，才更要去冥思和拷问生活本身的意义。当前妻给戚一凡讲述公寓里几个女人的遭遇时，反复对他说：“这也是生活啊，生活之一种，你看不上眼，可也是一种生活呀。”但是戚一凡并不认同：“倒也不错，也的确是一种生活，一个来了一个又去的生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个来了一个又去，去去来来，来来去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呵，热爱生活，可那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一个大子儿不值，从未经过内心审视，这样的生活也叫生活？”还有通过妓女解决性欲的问题，他这样讽刺到：“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时间和效率的观念，尤其是热爱生活的观念。”由此引申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人成了被物欲驱使和奴役的动物，他们的扪心自问和精神生活呢，可曾有过思虑和忧心？正是不甘不满于这种物质化的生存状态，作者才要审视缺乏精神内容的生活，追问生活的意义，哪怕它是幻象般的存在。 悲观与追问一直往前走就是虚无。戚一凡把自己困在屋里，成了一个内心拧巴、胡搅蛮缠，处处跟自己较劲、也跟别人过不去的人。他终于找到对这种荒诞的生活状态的最好表达形式，找到自我最恰切的一个比附和出口——長脖子老等，“如此倦怠，又带点警醒：看透了世情，却也仍有不甘”。还好不仅是困兽，也有伸长脖子的等待，等待生活的转机、命运的恩赐、自我的解脱，等待目标的出现和限制的紧跟，哪怕这是漫长的、模糊的、戈多式的等待;也不再是“黑屋子”般的绝望和厌弃，而是有了“肩住黑暗闸门”般的硬抗的态度与勇气。“凡生活所赐，试着一起吞下去、 咽下去吧！”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对儿子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他如是打气，对于他自己的各种困境他也以此自勉。戚一凡移情于与他心意相通的长脖子老等，了解相关知识，网购各种面具，模仿鸟的习性动作，在这样一种荒诞的角色体验中，他找到一种自我确认与内心安宁，滑稽中有无限悲凉。这样一种经过审视和实践的生活与内心，由此就获得一种别样的意义么？
生活的意义不得而知，真实的问题也变得奢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真实、虚假、欺骗与做作。连说话要诚实、做人要真实这样的基本常识也成了一种难得的美德。尤其是对于身处快节奏、多元化、多功能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而言，真实和真相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扑朔迷离、难以企及。生活的真相、情感的真相、内心的真相直接关乎整个世界的真实。该有多大的不信任和绝望感，才让《黑屋子》里的齐有生撇开了一切爱与伤害，对臧小林进行不眠不休地拷问，只为求得一个真实？这是他在婚姻情感中层层溃败后坚守的最后底线。他认为对藏小林出轨的审问就是一场艰难的求真之旅。他不仅要生活的真实，还要她情感的真实，内心的真实。真实问题在小说中被预设成一个绝对真理的位置，认为“世界的毁坏，首先在于这个绝对的毁坏”。为此，他不惜征用和利用基督，不惜在这场执着的漫长的折磨里摧残臧小林的身心，连自己的身心也一并交付搭进去了，让两个人在痛苦的沼泽里打滚互虐，直至双双自沉。“他说他追求真实，但这真实却变成了一把杀人的钢刀。”“利用基督反基督，你是一个敌基督。”可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中，齐有生自己人性和精神上的黑洞也被引发、放大，犹如深渊，生拉硬拽着前妻一起坠了下去，是极端理性后的偏执，是对命题求解到底的反命题，是对真实一味追寻误入的死胡同，也是芜杂现实和人类精神处境的永恒疑难与困境。
也许还有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黑屋子》里说：“至于鸿沟和伤害，人们应该反省，为什么会有伤害？说到归齐，还是那个理想爱情在作怪。”小说里还提到帕慕克的“呼愁”，“它指的是心灵深处的某种失落感，从心有所属到心无所属，一种近乎绝对的信靠和寄寓的失去，一下子跌入到巨大的情感和精神的空幻中，由此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心痛和悲伤。”由此可见作者还是相信和怀抱某种理想的，所以才会登高跌重;男人是可以把身体和情感截然分开的，他们身体的出轨可以不算个事儿，而女性往往是身心合一的，所以她们的出轨给男性带来的愤怒和耻辱感尤其猛烈。这样看来，“黑屋子”言说的是男人在追索生活的意义和绝对的真实带来的沮丧感和幻灭感。一边是对生活意义的苦苦追寻，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满满无意义感;一边是对真实的不断穷尽，一边是真实的无可还原。对意义和真实的追索本身就像一个理想，是镜花水月，荒诞虚无的必然指向。而且在这求索路上，不仅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无意中成了一个绞尽脑汁的谋杀者。于此观照我们凌乱的现实和苍白的内心，该有多么悲怆无语？
三、 自噬与救赎
检视《黑屋子》和《长脖子老等》这两篇近作不难发现，吕志青由一种沉思默想的书斋式写作进入到一种更深沉的自噬式写作，即对个体心灵向更内里更下部更深处开掘，弥散其间的是挥之不去的心理探险与精神追问，直至把自我嚼烂了嚼碎了再缓缓吞下去，甚至让读者有一种知人论世的代入感。让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在《墓碣文》里所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那种光鲜背后的苍凉，平静之下埋伏的深渊，情理背后隐藏的荒诞与悖论，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两性关系，也存在于每一个矛盾综合体自身。这自我吞噬之后的万般滋味：不为人知的愤怒、痛苦、耻辱、罪感，以及对所有事实与真相的急切探知，在暗夜中探险带来的快感，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再诱惑着他，也麻痹着他的知觉与判断。在自己深味其中后，嚼碎了的东西还会再吐出来吗？吐出来的碎块或飞沫，被以文字的形式抛撒出来，是否已经变得面目模糊难辨其味，甚至暗藏着一丝“病毒”，比如嫉妒、怨恨、疯狂、扭曲？爱人的背叛就像深陷无物之阵，风声鹤唳又看不见对手，那么除了向曾经最亲密的人表达愤怒和哀伤，便只有拿自己开刀了。“病毒”被精准有力地掷向对方，也必定反噬己身，直至耽溺于“我是谁”的永恒哲学难题。
由此反省现代人的精神处境：一方面是普遍的罪感的淡薄、缺失，一方面是普遍的孤独与困境。道德当然是罪感问题的一重坐标，吕志青的小说里树立的另一个重要的坐标便是宗教——在基督之光的观照下，似乎所有的背违都无所遁形。婚内出轨只是窥探现代情感关系的一个切口，罪感不仅是那些背负红字、步履蹒跚的出轨女性，也应该还有造成这种现状的他者与环境。罪感往往与真相有关，它不仅存留在被发现与洞穿的真相，也必定存留在那未被发现和揭穿的心灵秘密之中。所以才有男主角不厌其烦地追问与拷打，似乎要指出和唤起的，就是对方深刻的罪感意识。然而困境似乎仍无可解，相爱相杀之后，歇斯底里之后，不仅没有带来报复的快感，反而更加阴郁绝望，就像里尔克的那首《秋日》所表达的心情。黑屋子的暗黑沉沉袭来，等待遥遥无期，被困感如此结实。无论是齐有生还是戚一凡，都是有几分精神暗疾和被动性人格的人。他们都是抑郁症患者，失眠、忧郁、敏感、多疑，对人情世故有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而对外部世界不敢兴趣，或者缺少连接外部的有效通道，亦很少走出去主动了解。只是被动地等待、接受，任你来了又去，去了又回，他们只拘囿龟缩于自我的一方天地，跟与自己有关的不多的人事较劲，跟自己没完没了地较劲。他们是把视角向内转往下沉，沉浸于自我与他者、过往与现实、人物与命运的反复纠缠，直至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挖出一个赫然的大坑来，并且陷入到更大的两极困境：一边是现代环境中物欲至上和消费主义带来人们罪感的普遍丧失，一边是罪感强烈的人被永无止境地诘问与追讨、自噬与反噬。 所以还是需要在挣扎中救赎，在暗夜里等待光，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吕志青的这两部小说带有明显的现代个体的精神生长性，寻找救赎的可能是他们自我确认、获得内心安宁的唯一路径。正如郭艳所说：“这种生长性更加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的现代身份、人格、伦理和情感状态的独白和反省。一批作家开始探究灰色生活内核中的心灵镜像，在对内心复杂性的剖析中，试图叙述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的忏悔与救赎。基于现代个体漂泊的宿命，‘救赎’依然是个体自我走向阔大的有效途径。在传统、权威、科学和理性被解构的时代，基于个体的道德律令和人格建构的反思无疑非常值得珍视。”b这种救赎在《黑屋子》表现为男人对女性出轨真相的执着挖掘，以及女人对男人道德施压和身心折磨的自觉服膺。只不过这种挖掘与服膺太偏执与一厢情愿了，一方太过强势，另一方的主体性又有些似是而非，导致双方对人性弱点的纠结反省反而滑入到更大的心理黑洞，从而走向了救赎的反面。相较而言，《长脖子老等》里面的救赎意味要明朗得多，也更生活化一些，没有那么多“黑屋子”里的冥思玄谈与死气沉沉。它赋予主人公一个复杂的等待形象，被动的等待里蕴含着自我的内守与主动出击的可能，蕴含着关于现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百般况味和无限荒诞感。但人终究是隐忍直面的，没有消极逃避或者自绝，而是深味、硬扛，寻找光亮的存在和精神的出路。男人的荒诞扮鸟与女人的出走支教，一个是向内延伸、移情，一个是向外延伸、寄托，都具有浓重的救赎意味，而且这救赎不再是与他者的死缠烂打，而只关乎自我的精神自救。从這个意义上说，由《黑屋子》里的两性纠缠，到《长脖子老等》里的自我救赎，吕志青完成了现代个体的精神成长与情感自足。当他们在现代生活中由形而下的具体的生活状态（两性关系、自身欲望）中深刻感受到人的精神上丰富的痛苦和普遍的困境时，他们不再苛责他人或者从外部寻找可能，而是反求诸己，在无尽的独白与反省、解剖与自噬中获得虚无或自足，沉迷或解脱。
由此考察吕志青的写作坐标，相对于外部世界和现实经验而言，他无疑更关心人类的内心世界和自我体验。他一直坚持和指认自我的现代主义写作，对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无中生有”的另外一种小说，和卡夫卡式的“源自心灵的神奇的非常，与生活的日常混淆在一起，穿透日常，透出一种形而上的奇异光芒”c十分着迷和憧憬，并企望以更为隐秘幽深的方式去触摸现实。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作家不同的写作路径最终想抵达的都是关于世界的真相和人性的丰富。而且在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日益成为文学主潮的时候，吕志青的现代主义写作就像是一个另类、一股清流，带有鲜明的辨识度和异质性。他专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建立起叩天问地、上下贯通的纵向坐标，向上尽量去探究和靠近神灵;以宗教的名义和知识经验的馈赠，向下去挖掘幽深的人性和精神的暗疾，以两性情感和自我体验作为入口。而向下的挖掘正是为了向上的靠近，愈是向下坠落，愈是渴望上升，愈是暗夜无边，愈是呼唤光亮。而相对于写作的横向坐标，那些历史的馈赠与传统的遗留，那些我们每天都置身其中、感同身受的外部世界和现实变化，那些了解和确认自我更为重大的场域与介质，似乎并不能激起吕志青多大的热情，也造成了他写作上的某种失衡和局限。在更深广的现实及物和更阔大的视野格局方面，终究是弱了一点。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在一方面用力过猛，在另外一方面多少会有些遗憾。吕志青的写作也就拥有了新的可能与期待。
【注释】
a吕志青：《关于〈黑屋子〉 （创作谈）》，《钟山》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10日。
b郭艳：《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2017文学一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3330c0102x997.html。
c吕志青：《我的小说写作》，《湖北日报》2016年10月29日。
——鲁迅《墓碣文》
湖北作家吕志青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个独特的存在。之所以独特在于他对现代主义精神自始至终的坚持。如果说曾经风靡一时的先锋作家在21世纪以后大量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型和回归，那么吕志青是先锋写作的后起之秀并且持续发力、坚持自我的一个。因此在现实主义的主潮面前，在湖北实力强健的50后一拨作家中，他的写作多少有些另类和不合时宜。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技术支撑着他的写作，大量的书斋式阅读滋养着他的思考。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去选择亲近土地与旷野的时候，他总是对外部生活现实保持着某种距离与警惕。他更在意的是心灵的现实与精神的冥思，为了可以保持飞翔的姿态，他放弃了对大地的匍匐前行。他想写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小说：“我希望在我的小说的内里，在其结构上，显示出一种隐喻性;而在其局部，在整个叙述的表面，则希望尽可能地靠近生活的外表，甚至是非虚构的外表。”a思想认识的变化影响着他的创作与现实之间的亲疏远近，也影响着文本的晦暗高蹈。从对阅读获得的外部知识经验的谋划取用，到对自我心灵内部的逼视探寻，吕志青的小说写作竭力去探索人类精神发展的纵向脉络：向上尽量去信靠神靈寻求接通对话、剖明心迹，向下对人性的复杂与黑洞进行无情地洞穿与解剖。
通过几年来的蛰伏积蓄、厚积薄发，吕志青的近作是一部长篇《黑屋子》 （《钟山》2016年第3期）和一部中篇《长脖子老等》 （《长江文艺》2018年第3期）。与他之前的创作相比，这两个小说多了些生活气息和现实痕迹，但仍然显现个人的写作路径和辨识度，既有现代的冥思玄谈，又有现实的生活土壤，以及对某一问题的持续思考。某种程度上说，《长脖子老等》可视为《黑屋子》的姊妹篇，两部小说共同审视的是婚内出轨带给家庭的撕裂和震撼，带给两性心理和命运的持久影响（《黑屋子》侧重女性，《长脖子老等》侧重男性）。两部小说都运用了蕴意深长的意象。“黑屋子”隐喻着对偷情男女的禁闭，对失去视觉与自由、囚居一室的黑暗体验，对人性的邪恶面和精神弃绝的探究。相对“黑屋子”的令人压抑和窒息，“长脖子老等”首先是一个等待的形象，是鱼鹰站立船头，等待目标锁定下水捕捉;是捕到了猎物然而无法吞食的受困者形象。从“黑屋子”的暗夜无边，到“长脖子老等”的等待出击，好歹多了点明朗和盼头。在此，吕志青以审视婚内出轨及人的精神幽暗为切口，探索现代人的心灵现实与情感困境，想象家庭关系中女性的隐秘心理和复杂命运，追问生活的真相、生命的意义，寻找堕落迷失的灵魂如何救赎。
一、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出轨及其命运
说到对婚内出轨的文学书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相对于男性出轨的见怪不怪、习焉不察，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中几乎都是男作家在写女性的出轨，“女性出轨”几乎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母题。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喻世明言》里的三巧儿，《水浒传》里的潘巧云。外国文学作品涉及女性出轨的就更多了，比如霍桑《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女性的出轨在中国往往是因为淫荡、不守妇德，在国外却是追求浪漫的爱情。不管怎样，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女性作为长期以来沉默的大多数，出轨的她们要么被无情地苛责惩罚，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要么就是被男作家代言与想象，沦入他者的命运。尽管这代言与想象里，也不乏一丝凄美和同情。由此反观吕志青对现代两性婚恋及女性出轨的想象，就别有一番意味了。
《黑屋子》里的女性出轨缘于丈夫无意中的怀疑与追问。齐有生是一个写作者，尽管小说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其实内含的正是从丈夫齐有生出发的限制视角。齐有生参加同学聚会，无意中发现一国外同学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前同事，她与另一男人的亲密暧昧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从照片和同学脸上溢出来的幸福感刺激了齐有生，对自我婚姻的怀疑油然而生。由此逼问出了妻子臧小林的出轨事实，而且那出轨时间在这层层逼问中被不断向前推移拉长。吕志青认为，女性的出轨更为隐秘不宣，千百年的道德规训、对家庭孩子的责任母爱，让她们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最终在掩饰与谎言中维持婚姻现状。但这于男性而言显然是巨大的背叛与冒犯，离婚是必然的，但光离婚显然远远不够。吕志青把这一对男女扔进情感的泥潭里，让他们相互扭打折磨。还不能叫相互，因为这向度主要是男性对女性无休止的咄咄逼人的测试、拷问、唆使、虐待，以赎罪的名义。她必须说出所有的真相，不光是出轨的细节与事实，还必须承认情感的真相：她是爱那个出轨对象的。齐有生宁愿冒着被最大羞辱的风险也要获取所有的真相。他如此理性周密，其实陷入了被蒙骗后的狂热与极端，把自己和臧小林都推入了犹如“黑屋子”的人生绝境。对了，齐有生跟《长脖子老等》里的戚一凡一样，也是一个忧郁症患者，这样的相互虐杀无疑加深了他的心理疾病。
再来看《黑屋子》的内部逻辑。臧小林的出轨是因为男人已经出轨在先，这深深影响和改变了她以后的人生。她的出轨是出于一种不甘、报复，或者重拾初恋的一个绝佳理由？虽然物是人非，相见不如怀念，女人的出轨多半还是恋旧带来的美好幻想。而在齐有生看来这种“因为你，所以我”的逻辑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只因为他是诚实的，他在出轨后曾经及时地向妻子坦陈了一切，因此可以获得宽宥。他认为真实高于一切，跟爱与伤害相比更难以容忍的是被欺骗。男人由此获得道德制高点，女性因此被不断审问、抽打、操控乃至面目模糊，精神崩溃。臧小林从没想到掉头走开而是尽量去配合直至内化为一种主动。她跟齐有生去收脚印般地重访出轨之地，去教堂忏悔;她自己去暴走去做义工，精心策划并实施了刺杀情夫的行动。但这于男人还是不满足，他甚至想去杀死儿子方能给予出轨的女人最大的惩罚。最酷烈的是当男人要在山上重现当年的出轨场景时，女人竟然愿意去配合这样带有明显侮辱性的要求。是女人确实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么？还是在男人的折磨中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管怎样，在因婚外恋引发的两个人的战争中，我多少窥见了吕志青女性想象的一丝空洞与乡愿，以及男性视角带来的双重标准。不然，走出实验的“黑屋子”的齐有生何以走不出心理的“黑屋子”，在臧小林自杀后自己也从高楼一跃而下？在这里，女性的主体意识，传统男权文化的痕迹，被以宗教和真实的名义轻轻抹掉，这也许才是女性现实命运另外一个“痛苦的真实”。 某种程度上，《老脖子老等》可以看作《黑屋子》的续篇，或者另一种结局。幸甚至哉，离婚的两个人都没有死掉，也没有去教堂，而多了些世俗生活的况味。男人戚一凡主要困守在出租屋，被性欲、写作、憂郁、失眠各种身心折磨，他与外面生活的交集便是关于儿子和前妻的讯息。女人晓敏是婚姻过错方，她从家里搬出去住进了女子公寓，“安全，又免去了许多嫌疑”，有点洁身自好的意思。离婚的两个人终于没有在过去的情感里纠结，生活好歹正常向前流驶。晓敏经常向戚一凡讲同屋几个女人的遭遇，她们的生活及婚恋状况。离婚的女人几乎都与出轨有关，并且多半没有好下场。这对现代女性而言真是大大的警示。崔姐的出轨对象是官员，为此离婚连女儿都没要。没想到官员出了事，崔姐想出国又因为资金被冻结，被困在公寓焦急等待举止怪异以致精神崩溃;尤艳是晓敏的闺蜜，美貌沧桑，因为出轨连孩子都怀不上了，后来东冲西撞，不停换人，“屡仆屡起，永不厌倦”。董二琳的离婚是因为不能生育被公婆嫌弃，但在前夫的挽回下复了婚，总算是有个好结局，因为她自身没有出轨，也无什么过错。另外还有未婚的熊妍、叶婷婷，都在各自恋爱和追梦的路上。田小芹这个女孩要复杂点，晓敏认识她时是夜场陪酒女，职业不是那么光彩，因而就有了跟晓敏之间的交易：以一种自然隐蔽的方式去解决戚一凡的性欲问题。在择偶方面，田小芹放弃了有钱爱耍大牌的，选了对自己好又听话的男人。这些女性的情感遭遇，丰富而有多种走向，为戚一凡对女性的了解打开了一扇窗户，然而多少有些走马观花，女性的出轨，仍然是巨大的禁忌和必然的厄运。
《长脖子老等》里面的晓敏也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小说并没有交代她离婚的原因，前尘往事已被封闭，只说她是过错方或过罪方，想必也是跟出轨有关吧。晓敏因此净身出户，住进女子公寓，以此悔过，心心念念着有一天可以得到前夫的谅解再复合。除了跟公寓几个女子的不多交集，晓敏的心思似乎仍然维系在儿子和前夫身上，处处为戚一凡着想，甚至操心到前夫的生理问题。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是直到最后才抖开的包袱：是晓敏花钱请一个女孩主动与戚一凡结识，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前夫的性欲问题。这样的安排不仅让戚一凡瞠目结舌，也让读者大跌眼镜。看得出虽然有过出轨的经历，晓敏对前夫仍然是心存依赖和爱意，不然不会还想着回去的。那么，一个女人因为爱一个男人，所以可以容忍甚至主动去找另一个女人为他上门服务？或者，因为女人有出轨的前科，所以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补偿，意欲挽回两人的婚姻？不管是什么样的动机，都有一些不可思议。而且，一如《黑屋子》里对臧小林的叙述一样，我们只看见出轨的女人为了弥补过错、挽回情感而做出的外在行动和努力，而看不到她们真实复杂的内心想法。她们是男作家主体想象的投射，多少有些单薄孱弱和一厢情愿。即便这样，晓敏这样的安排男人并不领情，反而为被再次蒙骗而恼怒，两人的关系并不见多大好转。晓敏开始另做打算，远走贵州支教，也有点自我救赎的意思。晓敏出轨的结局和挽回的努力，跟小说中其他的出轨的女人一样，都不如人意。
所以为什么男作家去书写女性出轨的多，是因为他们觉得女性的出轨更难以容忍，又相对隐秘复杂，能勾起他们乃至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女性在此是他者，是被想象和物化的对象;但必然又会被贴上道德的标签，因为从古至今，女人出轨都是男人的奇耻大辱，是非法的不被允许的，不光是法律的问题而且一定要进行道德的讨伐。就像《黑屋子》里拘禁出轨男女的小黑屋最后关着的只剩一个女人，《圣经》里女人犯了奸淫是大罪，“贻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他丈夫的骨中”。女性的出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十恶不赦，被永久钉死在耻辱柱上暗无天日。相比而言，男性的出轨就不足为奇也不值一谈了。这是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的双重标准，也是女性情感命运的永久困境。
二、 对生活与真实的追问
人在精神疲乏、心情灰暗的时候，很容易就滑入消极和悲观，陷入对生活和自我的无穷追问，头脑也因此显得格外清明和深刻。读吕志青的《长脖子老等》，很容易想到鲁迅那篇著名的《“这也是生活？”》。鲁迅是因为生病导致的“无欲望状态”而要竭力找到自己与外部生活的关联和生命的活力，“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长脖子老等》里是一个男人在中年离婚后陷入的一种危机四伏和无所适从的境地：“由于婚变，他所热爱的写作，已然中断;他剩下的唯一至亲，儿子，也有许久不曾与他联系了。”而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呢，“止于性欲，止于为性欲找一个去处”，离婚意味着连他的性欲也没有去处了。男人的悲观和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
挥之不去的生命追问，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不满，以及要为日常生活寻找意义的冲动。就像张爱玲那句经典名言：“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生活的暗面与情感的黑洞，婚姻中的秘密与日常的苍凉，常常在你最志得意满或幸福感爆棚的时候倏忽而至。《黑屋子》里发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光鲜底下，一直就隐藏着灾难的深渊。”《老脖子老等》里反复出现里尔克《秋日》里的诗句：“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上帝啊，是时候了”，就是想着在面对现实困境无能为力的时候祈望有另外一扇窗可以打开。因了这种怀疑和不满，才更要去冥思和拷问生活本身的意义。当前妻给戚一凡讲述公寓里几个女人的遭遇时，反复对他说：“这也是生活啊，生活之一种，你看不上眼，可也是一种生活呀。”但是戚一凡并不认同：“倒也不错，也的确是一种生活，一个来了一个又去的生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个来了一个又去，去去来来，来来去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呵，热爱生活，可那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一个大子儿不值，从未经过内心审视，这样的生活也叫生活？”还有通过妓女解决性欲的问题，他这样讽刺到：“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时间和效率的观念，尤其是热爱生活的观念。”由此引申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人成了被物欲驱使和奴役的动物，他们的扪心自问和精神生活呢，可曾有过思虑和忧心？正是不甘不满于这种物质化的生存状态，作者才要审视缺乏精神内容的生活，追问生活的意义，哪怕它是幻象般的存在。 悲观与追问一直往前走就是虚无。戚一凡把自己困在屋里，成了一个内心拧巴、胡搅蛮缠，处处跟自己较劲、也跟别人过不去的人。他终于找到对这种荒诞的生活状态的最好表达形式，找到自我最恰切的一个比附和出口——長脖子老等，“如此倦怠，又带点警醒：看透了世情，却也仍有不甘”。还好不仅是困兽，也有伸长脖子的等待，等待生活的转机、命运的恩赐、自我的解脱，等待目标的出现和限制的紧跟，哪怕这是漫长的、模糊的、戈多式的等待;也不再是“黑屋子”般的绝望和厌弃，而是有了“肩住黑暗闸门”般的硬抗的态度与勇气。“凡生活所赐，试着一起吞下去、 咽下去吧！”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对儿子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他如是打气，对于他自己的各种困境他也以此自勉。戚一凡移情于与他心意相通的长脖子老等，了解相关知识，网购各种面具，模仿鸟的习性动作，在这样一种荒诞的角色体验中，他找到一种自我确认与内心安宁，滑稽中有无限悲凉。这样一种经过审视和实践的生活与内心，由此就获得一种别样的意义么？
生活的意义不得而知，真实的问题也变得奢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真实、虚假、欺骗与做作。连说话要诚实、做人要真实这样的基本常识也成了一种难得的美德。尤其是对于身处快节奏、多元化、多功能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而言，真实和真相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扑朔迷离、难以企及。生活的真相、情感的真相、内心的真相直接关乎整个世界的真实。该有多大的不信任和绝望感，才让《黑屋子》里的齐有生撇开了一切爱与伤害，对臧小林进行不眠不休地拷问，只为求得一个真实？这是他在婚姻情感中层层溃败后坚守的最后底线。他认为对藏小林出轨的审问就是一场艰难的求真之旅。他不仅要生活的真实，还要她情感的真实，内心的真实。真实问题在小说中被预设成一个绝对真理的位置，认为“世界的毁坏，首先在于这个绝对的毁坏”。为此，他不惜征用和利用基督，不惜在这场执着的漫长的折磨里摧残臧小林的身心，连自己的身心也一并交付搭进去了，让两个人在痛苦的沼泽里打滚互虐，直至双双自沉。“他说他追求真实，但这真实却变成了一把杀人的钢刀。”“利用基督反基督，你是一个敌基督。”可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中，齐有生自己人性和精神上的黑洞也被引发、放大，犹如深渊，生拉硬拽着前妻一起坠了下去，是极端理性后的偏执，是对命题求解到底的反命题，是对真实一味追寻误入的死胡同，也是芜杂现实和人类精神处境的永恒疑难与困境。
也许还有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黑屋子》里说：“至于鸿沟和伤害，人们应该反省，为什么会有伤害？说到归齐，还是那个理想爱情在作怪。”小说里还提到帕慕克的“呼愁”，“它指的是心灵深处的某种失落感，从心有所属到心无所属，一种近乎绝对的信靠和寄寓的失去，一下子跌入到巨大的情感和精神的空幻中，由此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心痛和悲伤。”由此可见作者还是相信和怀抱某种理想的，所以才会登高跌重;男人是可以把身体和情感截然分开的，他们身体的出轨可以不算个事儿，而女性往往是身心合一的，所以她们的出轨给男性带来的愤怒和耻辱感尤其猛烈。这样看来，“黑屋子”言说的是男人在追索生活的意义和绝对的真实带来的沮丧感和幻灭感。一边是对生活意义的苦苦追寻，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满满无意义感;一边是对真实的不断穷尽，一边是真实的无可还原。对意义和真实的追索本身就像一个理想，是镜花水月，荒诞虚无的必然指向。而且在这求索路上，不仅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无意中成了一个绞尽脑汁的谋杀者。于此观照我们凌乱的现实和苍白的内心，该有多么悲怆无语？
三、 自噬与救赎
检视《黑屋子》和《长脖子老等》这两篇近作不难发现，吕志青由一种沉思默想的书斋式写作进入到一种更深沉的自噬式写作，即对个体心灵向更内里更下部更深处开掘，弥散其间的是挥之不去的心理探险与精神追问，直至把自我嚼烂了嚼碎了再缓缓吞下去，甚至让读者有一种知人论世的代入感。让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在《墓碣文》里所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那种光鲜背后的苍凉，平静之下埋伏的深渊，情理背后隐藏的荒诞与悖论，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两性关系，也存在于每一个矛盾综合体自身。这自我吞噬之后的万般滋味：不为人知的愤怒、痛苦、耻辱、罪感，以及对所有事实与真相的急切探知，在暗夜中探险带来的快感，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再诱惑着他，也麻痹着他的知觉与判断。在自己深味其中后，嚼碎了的东西还会再吐出来吗？吐出来的碎块或飞沫，被以文字的形式抛撒出来，是否已经变得面目模糊难辨其味，甚至暗藏着一丝“病毒”，比如嫉妒、怨恨、疯狂、扭曲？爱人的背叛就像深陷无物之阵，风声鹤唳又看不见对手，那么除了向曾经最亲密的人表达愤怒和哀伤，便只有拿自己开刀了。“病毒”被精准有力地掷向对方，也必定反噬己身，直至耽溺于“我是谁”的永恒哲学难题。
由此反省现代人的精神处境：一方面是普遍的罪感的淡薄、缺失，一方面是普遍的孤独与困境。道德当然是罪感问题的一重坐标，吕志青的小说里树立的另一个重要的坐标便是宗教——在基督之光的观照下，似乎所有的背违都无所遁形。婚内出轨只是窥探现代情感关系的一个切口，罪感不仅是那些背负红字、步履蹒跚的出轨女性，也应该还有造成这种现状的他者与环境。罪感往往与真相有关，它不仅存留在被发现与洞穿的真相，也必定存留在那未被发现和揭穿的心灵秘密之中。所以才有男主角不厌其烦地追问与拷打，似乎要指出和唤起的，就是对方深刻的罪感意识。然而困境似乎仍无可解，相爱相杀之后，歇斯底里之后，不仅没有带来报复的快感，反而更加阴郁绝望，就像里尔克的那首《秋日》所表达的心情。黑屋子的暗黑沉沉袭来，等待遥遥无期，被困感如此结实。无论是齐有生还是戚一凡，都是有几分精神暗疾和被动性人格的人。他们都是抑郁症患者，失眠、忧郁、敏感、多疑，对人情世故有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而对外部世界不敢兴趣，或者缺少连接外部的有效通道，亦很少走出去主动了解。只是被动地等待、接受，任你来了又去，去了又回，他们只拘囿龟缩于自我的一方天地，跟与自己有关的不多的人事较劲，跟自己没完没了地较劲。他们是把视角向内转往下沉，沉浸于自我与他者、过往与现实、人物与命运的反复纠缠，直至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挖出一个赫然的大坑来，并且陷入到更大的两极困境：一边是现代环境中物欲至上和消费主义带来人们罪感的普遍丧失，一边是罪感强烈的人被永无止境地诘问与追讨、自噬与反噬。 所以还是需要在挣扎中救赎，在暗夜里等待光，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吕志青的这两部小说带有明显的现代个体的精神生长性，寻找救赎的可能是他们自我确认、获得内心安宁的唯一路径。正如郭艳所说：“这种生长性更加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的现代身份、人格、伦理和情感状态的独白和反省。一批作家开始探究灰色生活内核中的心灵镜像，在对内心复杂性的剖析中，试图叙述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的忏悔与救赎。基于现代个体漂泊的宿命，‘救赎’依然是个体自我走向阔大的有效途径。在传统、权威、科学和理性被解构的时代，基于个体的道德律令和人格建构的反思无疑非常值得珍视。”b这种救赎在《黑屋子》表现为男人对女性出轨真相的执着挖掘，以及女人对男人道德施压和身心折磨的自觉服膺。只不过这种挖掘与服膺太偏执与一厢情愿了，一方太过强势，另一方的主体性又有些似是而非，导致双方对人性弱点的纠结反省反而滑入到更大的心理黑洞，从而走向了救赎的反面。相较而言，《长脖子老等》里面的救赎意味要明朗得多，也更生活化一些，没有那么多“黑屋子”里的冥思玄谈与死气沉沉。它赋予主人公一个复杂的等待形象，被动的等待里蕴含着自我的内守与主动出击的可能，蕴含着关于现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百般况味和无限荒诞感。但人终究是隐忍直面的，没有消极逃避或者自绝，而是深味、硬扛，寻找光亮的存在和精神的出路。男人的荒诞扮鸟与女人的出走支教，一个是向内延伸、移情，一个是向外延伸、寄托，都具有浓重的救赎意味，而且这救赎不再是与他者的死缠烂打，而只关乎自我的精神自救。从這个意义上说，由《黑屋子》里的两性纠缠，到《长脖子老等》里的自我救赎，吕志青完成了现代个体的精神成长与情感自足。当他们在现代生活中由形而下的具体的生活状态（两性关系、自身欲望）中深刻感受到人的精神上丰富的痛苦和普遍的困境时，他们不再苛责他人或者从外部寻找可能，而是反求诸己，在无尽的独白与反省、解剖与自噬中获得虚无或自足，沉迷或解脱。
由此考察吕志青的写作坐标，相对于外部世界和现实经验而言，他无疑更关心人类的内心世界和自我体验。他一直坚持和指认自我的现代主义写作，对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无中生有”的另外一种小说，和卡夫卡式的“源自心灵的神奇的非常，与生活的日常混淆在一起，穿透日常，透出一种形而上的奇异光芒”c十分着迷和憧憬，并企望以更为隐秘幽深的方式去触摸现实。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作家不同的写作路径最终想抵达的都是关于世界的真相和人性的丰富。而且在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日益成为文学主潮的时候，吕志青的现代主义写作就像是一个另类、一股清流，带有鲜明的辨识度和异质性。他专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建立起叩天问地、上下贯通的纵向坐标，向上尽量去探究和靠近神灵;以宗教的名义和知识经验的馈赠，向下去挖掘幽深的人性和精神的暗疾，以两性情感和自我体验作为入口。而向下的挖掘正是为了向上的靠近，愈是向下坠落，愈是渴望上升，愈是暗夜无边，愈是呼唤光亮。而相对于写作的横向坐标，那些历史的馈赠与传统的遗留，那些我们每天都置身其中、感同身受的外部世界和现实变化，那些了解和确认自我更为重大的场域与介质，似乎并不能激起吕志青多大的热情，也造成了他写作上的某种失衡和局限。在更深广的现实及物和更阔大的视野格局方面，终究是弱了一点。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在一方面用力过猛，在另外一方面多少会有些遗憾。吕志青的写作也就拥有了新的可能与期待。
【注释】
a吕志青：《关于〈黑屋子〉 （创作谈）》，《钟山》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10日。
b郭艳：《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2017文学一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3330c0102x997.html。
c吕志青：《我的小说写作》，《湖北日报》2016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