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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是2500年前的管子经典的经济学观点，《管子》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学论著，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
公元前685年起，至公元前643年，瑰丽的齐国以其魅力超越了同时代的诸侯国家，称霸中原。齐桓公当初连滚带爬地登上齐国国君的宝座，途中差点没被射死，却没想到成为一代霸主，更没想到的是，那个辅佐他成就霸业的相国不是别人，正式当初差点将他射死的敌人——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在鲍叔牙的极力举荐下，齐桓公舍弃私仇，拜曾经是对手的管仲为相，并尊为“仲父”。管仲执政40年，辅佐齐桓公完成了春秋首霸的宏伟大业。管仲的思想、言论被管仲学派收集在《管子》一书中。甚至有人认为：统治者要治理天下，必须学习《管子》；做官之人要升迁，必须学习《管子》；经商之人要发财，必须学习《管子》；农民要种好地，必须学习《管子》；做人处事要求得心里平和，必须学习《管子》。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重孔子而轻管仲的最大悲剧是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总以为只要推行了一种意识形态就能治理好国家，两千多年来的中外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思维其实是错误的。《论语》作为一部劝学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书，还是非常值得看的。但是作为一部治国安邦的书，实在不值一读，甚至应该多加批判，以免被误导。相反，管仲的《管子》却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治国安邦的好书，大到治国安邦，小到修身养性，值得人们认真研读。
一、治国必先富民
管子明确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显示了一位政治家的胸怀和眼光，《管子》论述了简单的道理：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就是现在常说的，穷则思变，富则居安。
《牧民》篇中有句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认为治国安邦必须从经济问题入手，把发展社会经济视为第一要务，朴素地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础，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只有首先满足那些基本的需求，人性的发展面才能逐步展现，百姓满足了温饱才知道荣辱进退。因此，国家在经济管理政策方面，必须优先考虑如何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
《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即：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二、富民应顺民意
人是自然的产物，追逐利益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特性。《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一语道破“趋利避害”是凡人的本性，这一本能，成为阶级社会产生的前提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更加明确的指出“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社会在发展，物质生活在变化，但人的本性不会变。管仲不回避私欲，不以大道理自欺欺人，首先承认人是自私的，然后，以科学的方法和政策疏导，使人人焕发积极性，从而达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效果。
所以《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进一步强调政令之推行根本在于顺应民意。民意即人心之向背。
三、民意不可强求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管仲提出了欲取必予、取之有度、取之无形的思想。认为要顺应民心，因民众所好而予之，然后，民众才会有相应的回报，绝对不可以强求，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比竭泽而渔式、杀鸡取卵式的搜刮要好得多。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要有所节制，要合理适度。《权修》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则上下相疾也……取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即：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认为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者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保护百姓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政策便次第出台，这些政策对于引导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发展齐国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证明顺应民之本意才能真正实现富民，进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管子》从人的本性入手分析了治国必先富民的道理，其道理朴素，分析透彻，这一思想与今天我国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富民政策不谋而合，其思想核心也是“以人为本”，尽管二者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存在着本质差别，但是古人与今人对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对与我们今天仍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管子对人性的认识是直观的、朴素的，有些只是经验和体悟，并不系统。但是他运用的非常成功，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政治天分和超人的领悟力。
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如果没有他，我们至今仍在黑暗中徘徊。”
孔子这样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至今仍然是一群披散头发身著异服的野蛮人！）
公元前685年起，至公元前643年，瑰丽的齐国以其魅力超越了同时代的诸侯国家，称霸中原。齐桓公当初连滚带爬地登上齐国国君的宝座，途中差点没被射死，却没想到成为一代霸主，更没想到的是，那个辅佐他成就霸业的相国不是别人，正式当初差点将他射死的敌人——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在鲍叔牙的极力举荐下，齐桓公舍弃私仇，拜曾经是对手的管仲为相，并尊为“仲父”。管仲执政40年，辅佐齐桓公完成了春秋首霸的宏伟大业。管仲的思想、言论被管仲学派收集在《管子》一书中。甚至有人认为：统治者要治理天下，必须学习《管子》；做官之人要升迁，必须学习《管子》；经商之人要发财，必须学习《管子》；农民要种好地，必须学习《管子》；做人处事要求得心里平和，必须学习《管子》。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重孔子而轻管仲的最大悲剧是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总以为只要推行了一种意识形态就能治理好国家，两千多年来的中外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思维其实是错误的。《论语》作为一部劝学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书，还是非常值得看的。但是作为一部治国安邦的书，实在不值一读，甚至应该多加批判，以免被误导。相反，管仲的《管子》却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治国安邦的好书，大到治国安邦，小到修身养性，值得人们认真研读。
一、治国必先富民
管子明确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显示了一位政治家的胸怀和眼光，《管子》论述了简单的道理：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就是现在常说的，穷则思变，富则居安。
《牧民》篇中有句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认为治国安邦必须从经济问题入手，把发展社会经济视为第一要务，朴素地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础，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只有首先满足那些基本的需求，人性的发展面才能逐步展现，百姓满足了温饱才知道荣辱进退。因此，国家在经济管理政策方面，必须优先考虑如何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
《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即：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二、富民应顺民意
人是自然的产物，追逐利益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特性。《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一语道破“趋利避害”是凡人的本性，这一本能，成为阶级社会产生的前提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更加明确的指出“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社会在发展，物质生活在变化，但人的本性不会变。管仲不回避私欲，不以大道理自欺欺人，首先承认人是自私的，然后，以科学的方法和政策疏导，使人人焕发积极性，从而达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效果。
所以《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进一步强调政令之推行根本在于顺应民意。民意即人心之向背。
三、民意不可强求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管仲提出了欲取必予、取之有度、取之无形的思想。认为要顺应民心，因民众所好而予之，然后，民众才会有相应的回报，绝对不可以强求，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比竭泽而渔式、杀鸡取卵式的搜刮要好得多。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要有所节制，要合理适度。《权修》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则上下相疾也……取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即：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认为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者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保护百姓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政策便次第出台，这些政策对于引导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发展齐国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证明顺应民之本意才能真正实现富民，进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管子》从人的本性入手分析了治国必先富民的道理，其道理朴素，分析透彻，这一思想与今天我国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富民政策不谋而合，其思想核心也是“以人为本”，尽管二者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存在着本质差别，但是古人与今人对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对与我们今天仍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管子对人性的认识是直观的、朴素的，有些只是经验和体悟，并不系统。但是他运用的非常成功，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政治天分和超人的领悟力。
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如果没有他，我们至今仍在黑暗中徘徊。”
孔子这样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至今仍然是一群披散头发身著异服的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