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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曾担任过教师、编辑,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李莉娟,1957年生,1986年皈依佛教。现在天津市佛教协会工作,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周恩来
在关于中国话剧史的各类文章中,上面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女性,而更早的实践者则是1907年在话剧《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的李叔同,他参与创建的“春柳社”及其早期演出,被戏剧史界视为中国话剧的开端。
无论生前身后,李叔同的名字始终没有被遗忘。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说,近代人中只佩服李叔同一人;作家林语堂称他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高傲的张爱玲也低下头来:“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曾任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则以“一轮明月”来形容这位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电影《城南旧事》,让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传唱不衰,旋律背后寄托了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记忆深处的北平。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人眼中的李叔同。对于血脉相连的后人来说,弘一法师又留下了什么?作为嫡孙女的李莉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打开了追溯的闸门。
福缘
位于天津三岔河口东粮店后街的李家是个大家族。1880年,李叔同就出生在这座大宅里。他的父亲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后辞官经商,经营“桐达”钱庄和盐务,被称为“桐达李家”。
在家族的回忆与文字记载中,李叔同4岁习字,5岁诵诗,到15岁已经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句子。生于商贾之家,却毫无经商的兴趣,少年时代的他迷恋的是诗词、篆刻、戏曲。在县学里,每次作文李叔同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就在一个字格中写两个字,结果得了个“李双行”的称谓,文章在同龄人中十分突出。
家族的另一个传统是信仰佛教。李莉娟告诉记者,祖辈老人对于斋戒诵经十分虔诚,家风上也更贴近佛学教义。家里有一副她的曾祖父亲笔书写的对联: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当知求己胜求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按照这幅对联生活。衣裳能穿就穿,不敢随便丢弃。”
18岁时,李叔同娶了津门茶商之女俞氏为妻。李莉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那一年奶奶20岁。不久后,李叔同奉母携妻,外带一个老佣人王妈,一起前往上海。他进入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就读,当时蔡元培担任校长。上学期间,李叔同认识了很多上海名流,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时间长了,他与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结为金兰,号称“天涯五友”。家中富有的许幻园爱才,看到李叔同一家租房住,就把自家房产“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让了出来。李莉娟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上海出生的。
这段时期,李叔同写文章已颇负盛名,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用“李也文名大似斗”来形容他的文才。“在上海求学的那几年,祖父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母亲、妻子、孩子、朋友都在身边。”
但好时光随着祖父的母亲去世结束了。“我父亲在1904年12月出生,几个月后祖父的母亲去世。按天津风俗要叶落归根,必须回老家办丧事。祖父就把母亲的灵柩从水路运到天津。”
按老规矩,在外地去世的人,灵柩是不能进家门的。家里人意见不合,李叔同据理力争,亲友们也帮着调解,最终灵柩由正门抬进,出殡时由正门抬出,李叔同总算为母亲正了名。
丧礼却是按新式规矩办的。仪式前6天,天津《大公报》就以《文明丧礼》为题刊登了通知,第二天又刊登了“新仪”的各项内容,李叔同“尽除一切繁文缛节”,要求来宾们不要送钱、幛,只送挽联、花圈。葬礼上,李叔同不穿孝服、不下跪,而是致悼词,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所有人只行鞠躬礼,亲属穿黑衣、戴青纱,来宾戴白花。“新式葬礼在天津引起了轰动,因为我祖父排行第三,大家就说李三爷又搞了一件奇事。”李莉娟说。
丧母对李叔同打击很大,他甚至将名字改为“李哀”。其学生丰子恺后来撰文说,李叔同曾说,母亲的死使他“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1905年的秋天,李叔同孤身赴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在《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中写下了“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名句,看似自负之言,下一句却是“毕竟空谈何有”,心境已转悲凉。
极致
日本6年中,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和西洋音乐,组织话剧团体演出,在留学生中颇具影响力。1911年春,他毕业回国,在天津待了不到一年,就去了上海《太平洋报》做文艺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又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的图画和音乐课。李叔同被认为是中国油画的先驱,不仅最早讲授西方油画知识,也是第一个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的人。除丰子恺外,刘质平、潘天寿、曹聚仁等文艺名家都是其学生。
在众多朋友和学生的回忆中,李叔同最鲜明的性格特点是认真之极。丰子恺用“温而厉”来形容这种感受。“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时间长了,所有的学生都会提前到齐,等上课铃一响,李叔同对着学生们深鞠一躬,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上课时看闲书,往地上吐痰,或者关门声音太响,李叔同永远都会在课后把人叫住,轻和而严肃地告诉学生下次不要这样,然后轻鞠一躬,把人送出去。在别的学校里,教英文、国文和算术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两级师范学校里,是李叔同这位音乐老师最有威望。同事回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
这种人格力量也给朋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同事和挚友的夏丏尊曾回忆,有一次学生宿舍失窃,查不出是谁偷的。身为舍监的夏丏尊问李叔同怎么办,李叔同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你就一死以殉教育。那样一定会有人来。但如果三日后没有,你就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说,这话要是一般人说就过分了,但李叔同说出来却是真心实意,毫无虚伪。但夏丏尊实在干不了,只好笑着对李叔同说谢谢。 李莉娟对祖父性格的描述也是“非常认真”。李莉娟说:“出家后,有很多人求他的墨宝,但他持戒极严,不收任何金钱,需要的东西都通过书信让学生或朋友寄来。有一次,丰子恺寄来一卷宣纸请他书写佛号,宣纸自然是要富余一些,祖父就写信去问,多余的如何处置?丰子恺回信说,请随意处置,祖父这才使用。另一次丰子恺寄的邮票多了几分,祖父就把多出的又寄回去,此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东西的用途,祖父才肯用。还有朋友寄来的书信上贴的是印刷品邮票,比书信邮票便宜一些,祖父就写信跟朋友说,这是犯了盗戒的,下次不可以这样。”
对于文化和艺术,李叔同更是“做就要做到极致”。有人归纳过他的各种“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李莉娟认为,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才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出世
1918年,研究佛学多年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剃度,号弘一。作为当时身负盛名的文化和艺术大师,他的出家引起外界一片哗然。从那时起,关于他出家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有说是受家庭环境影响,有说是因家族产业经营变故,有说是因革命理想幻灭,等等。直到今天,很多文章仍在探究李叔同变成弘一大师的“秘密”。人们似乎无法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世俗人希望得到的一切时,为什么要选择远离红尘?
然而,李莉娟并不希望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劝君千万不要在此浪费时间,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还是先了解弘祖(弘一法师)出家后二十四年间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顺便再学一学佛教的教理教义,待思想境界有了提高,一切便明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阐述了自己对祖父出家的看法。
“祖父不是受时代影响而出家的。对此,我特别赞赏丰子恺先生的‘三层楼’观点:人生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满足,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一层次;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对学术和文艺的追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在这一层;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信仰,宗教徒在这一层次。祖父无论做什么都完全彻底地投入,当他学佛到一定程度时,出家就是必然的,这是他做人做事极端认真的结果。”
丰子恺对此也有阐述:“他们(宗教徒)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人生欲。”
李莉娟觉得,当时祖父的人生境界已经到了顶端,认为学佛非出家不可。“他要研究戒律,这是只有出家人才能看的。持戒必须非常严谨,行动坐卧也特别苦。我祖父奉行过午不食的戒条,中午12点后,宁可饿着也不吃饭。”
有一次夏丏尊在一个小庙里碰见了弘一法师,看到他的铺盖被子都极其破旧,枕头是卷起来的破衣服,吃饭时只有白菜萝卜,弘一法师还吃得十分郑重。夏丏尊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另一个流泪的人是远在天津老家的妻子。李莉娟说,祖父兄弟三人,其大哥早年去世,家中主事的是其二哥。“祖父出家时,我父亲才十几岁。祖父就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出家,希望家里人吃斋念佛。里面还夹着一封转给妻儿的信,说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从事教育工作。祖母得知祖父出家,流了泪,大家庭里说知心话的人不多,她是很寂寞的。为了打发时间,她开始学习绣花,后来在家中招了几个女学生。”
李莉娟的父亲在文章中写道:“我母亲活了不到50岁,在我22岁那年的正月初三故去。”16年后,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被后人尊为一代佛教宗师。
衣钵
李莉娟的父亲李端原来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转行做了会计。李莉娟出生于“反右”那一年,上面有一个姐姐,后来又有了一个妹妹。
她最早是从父亲口中知道祖父的,小时候家里还有很多弘一法师青年时期的照片。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文革”开始了,“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家里开始避讳提这些事。后来我们家又迁到了农村,直到1974年2月才回来。”
1980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等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次展览,由此掀开了弘一大师研究的序幕。报纸上逐渐有了一些纪念文章。“每次看到这类文章,父亲就说:‘哎呀,又纪念你爷爷了。’祖父的那些往事,总是由父亲叙述,我们恭听,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但对弘一法师出家后的事,李端也是通过与各地的交流才有了更多了解。“后来我父亲开始写一些回忆文字,但他在农村时得过中风,写字很慢,《天津日报》的一位老记者就对他的笔录做了一些整理,写成一篇《家事琐记》,后来我家修复故居、寻找亲友都以这篇文章为第一手资料。”
李莉娟从1985年开始接触佛教。“那一年,跟随祖父学过律宗的一位广洽法师,得知我父亲在天津,特意从新加坡过来看我们。他对父亲说,希望李家的下一代能继承和发扬弘一大师的精神。我父亲把这句话特别放在心上,在跟几个友人商量后,决定让我们姐妹开始学习佛法。”当时宗教活动还没完全放开,加上“文革”阴影,李莉娟的姐姐有些顾虑,“她觉得如果我们两个都皈依了,万一再有‘文革’,谁也救不了谁。所以就让我一个人先皈依。”1986年6月,广洽法师再次到天津,在大悲禅院弘一大师纪念堂里为李莉娟举行了皈依仪式,取法名为契真。后来李莉娟被调到天津市佛教协会工作。
李莉娟说自己受祖父影响很深。她曾和姐姐一起编过一本《随弘一大师学佛》,里面包含了她从祖父那里获得的启迪。“比如惜福、习劳、持戒、自尊。我皈依时,市面上还没有多少佛学书籍,我是看着祖父的文章走进佛教的,就像祖父面对面给我讲解一样。”
随着佛教的兴盛,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在李莉娟看来,其中很多都有揣测、杜撰或过度解读的情况。提到这点,语气一直平缓的她有些激动:“尤其是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要进行‘艺术加工’,否则就好像没有卖点。去年某地要拍一部关于弘一法师的电影,因为需要后人的授权,他们就把剧本发过来,一再叫我授权。我看完后回复了一句话:大相径庭。这根本不是写弘一法师,全是杜撰。他们说,弘一法师出家之后的生活太平淡了,不这样写没看头,吸引不了观众眼球。我说这个权我绝不给你授,最后他们决定拍一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样也好,曾经见过弘一大师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只有三位,年纪都在90岁以上。我建议他们去采访这些老人,也希望创作者能够尊重历史。” 真谛
在弘一法师身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文人雅士和艺术家都潜心向佛,甚至本身就是僧人,李莉娟认为其中有着必然性。“研究文化艺术,尤其是学书法的人,是很容易接触到佛教理念的。书法里很多词句都来源于佛教,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词,比如世界、圆满、执着,都是佛教用语。另外,学书法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所以即使没有皈依,也会对佛教有深厚的了解。”
除了文化精英的推崇外,广大民众是佛教流传的群众基础。尽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求入世,而佛教则被普遍认为是出世的,但佛教却在中国普及、发展了2000多年,香火不断。
李莉娟认为,这是因为佛教的教义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得民意,尤其符合人们对于社会安定的需求。“要是学佛的人把真正的佛教研究透了,按照教理、教义约束自己,就不会有那些打砸抢的现象。佛教有五戒:杀盗淫妄酒。首先忌杀生,如果连动物都不杀,肯定不会去杀人;也不能说瞎话,真正学佛的人心里是非常坦然的,不怕把整个心亮出来给人看。”她认为,佛教的文化内涵对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也有助于社会和谐。
但另一方面,李莉娟也对记者强调,她希望今天的人们对于佛教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信仰。“现在寺庙里很多烧香拜佛的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大多数人只是用金钱跟佛做交易,换取个人需求的满足。其实真正的佛教是只讲奉献,不讲所求的。”弘一大师曾经引用过《华严经》里的一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李莉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佛理念。
“很多企业家希望生意发达、赚大钱,于是就来寺庙里烧高香,那都是没有必要的。你只要把心态调整好,好好对待员工,不要坑蒙拐骗,不要造假,不要欺骗老百姓和消费者,这就是你学佛最大的贡献了。如果真心向佛,企业就不会出假冒伪劣产品,不会拖欠工人工资。据说有的贪官被抓后,身上戴了十几个护身符。佛如果保佑这样的人,还值得信仰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学佛之人,心应该是透明的。”
在李莉娟看来,这些人并没有领悟到佛教的真谛。“说实话,现在大多数信佛的人都是迷信,手里拿着好几个皈依本,说我受戒了,但其实并不是学佛之人。我在一个佛教论坛上讲过,佛教的教义应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你如果能把家里人都照顾好,甚至以德报怨,你就是一位菩萨。用高尚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不必拜神求佛,也能到达佛学的境界。”或许,这就是清贫离世的弘一大师留给其后人的最大财富。
李莉娟,1957年生,1986年皈依佛教。现在天津市佛教协会工作,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周恩来
在关于中国话剧史的各类文章中,上面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女性,而更早的实践者则是1907年在话剧《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的李叔同,他参与创建的“春柳社”及其早期演出,被戏剧史界视为中国话剧的开端。
无论生前身后,李叔同的名字始终没有被遗忘。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说,近代人中只佩服李叔同一人;作家林语堂称他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高傲的张爱玲也低下头来:“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曾任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则以“一轮明月”来形容这位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电影《城南旧事》,让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传唱不衰,旋律背后寄托了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记忆深处的北平。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人眼中的李叔同。对于血脉相连的后人来说,弘一法师又留下了什么?作为嫡孙女的李莉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打开了追溯的闸门。
福缘
位于天津三岔河口东粮店后街的李家是个大家族。1880年,李叔同就出生在这座大宅里。他的父亲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后辞官经商,经营“桐达”钱庄和盐务,被称为“桐达李家”。
在家族的回忆与文字记载中,李叔同4岁习字,5岁诵诗,到15岁已经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句子。生于商贾之家,却毫无经商的兴趣,少年时代的他迷恋的是诗词、篆刻、戏曲。在县学里,每次作文李叔同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就在一个字格中写两个字,结果得了个“李双行”的称谓,文章在同龄人中十分突出。
家族的另一个传统是信仰佛教。李莉娟告诉记者,祖辈老人对于斋戒诵经十分虔诚,家风上也更贴近佛学教义。家里有一副她的曾祖父亲笔书写的对联: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当知求己胜求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按照这幅对联生活。衣裳能穿就穿,不敢随便丢弃。”
18岁时,李叔同娶了津门茶商之女俞氏为妻。李莉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那一年奶奶20岁。不久后,李叔同奉母携妻,外带一个老佣人王妈,一起前往上海。他进入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就读,当时蔡元培担任校长。上学期间,李叔同认识了很多上海名流,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时间长了,他与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结为金兰,号称“天涯五友”。家中富有的许幻园爱才,看到李叔同一家租房住,就把自家房产“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让了出来。李莉娟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上海出生的。
这段时期,李叔同写文章已颇负盛名,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用“李也文名大似斗”来形容他的文才。“在上海求学的那几年,祖父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母亲、妻子、孩子、朋友都在身边。”
但好时光随着祖父的母亲去世结束了。“我父亲在1904年12月出生,几个月后祖父的母亲去世。按天津风俗要叶落归根,必须回老家办丧事。祖父就把母亲的灵柩从水路运到天津。”
按老规矩,在外地去世的人,灵柩是不能进家门的。家里人意见不合,李叔同据理力争,亲友们也帮着调解,最终灵柩由正门抬进,出殡时由正门抬出,李叔同总算为母亲正了名。
丧礼却是按新式规矩办的。仪式前6天,天津《大公报》就以《文明丧礼》为题刊登了通知,第二天又刊登了“新仪”的各项内容,李叔同“尽除一切繁文缛节”,要求来宾们不要送钱、幛,只送挽联、花圈。葬礼上,李叔同不穿孝服、不下跪,而是致悼词,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所有人只行鞠躬礼,亲属穿黑衣、戴青纱,来宾戴白花。“新式葬礼在天津引起了轰动,因为我祖父排行第三,大家就说李三爷又搞了一件奇事。”李莉娟说。
丧母对李叔同打击很大,他甚至将名字改为“李哀”。其学生丰子恺后来撰文说,李叔同曾说,母亲的死使他“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1905年的秋天,李叔同孤身赴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在《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中写下了“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名句,看似自负之言,下一句却是“毕竟空谈何有”,心境已转悲凉。
极致
日本6年中,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和西洋音乐,组织话剧团体演出,在留学生中颇具影响力。1911年春,他毕业回国,在天津待了不到一年,就去了上海《太平洋报》做文艺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又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的图画和音乐课。李叔同被认为是中国油画的先驱,不仅最早讲授西方油画知识,也是第一个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的人。除丰子恺外,刘质平、潘天寿、曹聚仁等文艺名家都是其学生。
在众多朋友和学生的回忆中,李叔同最鲜明的性格特点是认真之极。丰子恺用“温而厉”来形容这种感受。“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时间长了,所有的学生都会提前到齐,等上课铃一响,李叔同对着学生们深鞠一躬,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上课时看闲书,往地上吐痰,或者关门声音太响,李叔同永远都会在课后把人叫住,轻和而严肃地告诉学生下次不要这样,然后轻鞠一躬,把人送出去。在别的学校里,教英文、国文和算术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两级师范学校里,是李叔同这位音乐老师最有威望。同事回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
这种人格力量也给朋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同事和挚友的夏丏尊曾回忆,有一次学生宿舍失窃,查不出是谁偷的。身为舍监的夏丏尊问李叔同怎么办,李叔同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你就一死以殉教育。那样一定会有人来。但如果三日后没有,你就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说,这话要是一般人说就过分了,但李叔同说出来却是真心实意,毫无虚伪。但夏丏尊实在干不了,只好笑着对李叔同说谢谢。 李莉娟对祖父性格的描述也是“非常认真”。李莉娟说:“出家后,有很多人求他的墨宝,但他持戒极严,不收任何金钱,需要的东西都通过书信让学生或朋友寄来。有一次,丰子恺寄来一卷宣纸请他书写佛号,宣纸自然是要富余一些,祖父就写信去问,多余的如何处置?丰子恺回信说,请随意处置,祖父这才使用。另一次丰子恺寄的邮票多了几分,祖父就把多出的又寄回去,此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东西的用途,祖父才肯用。还有朋友寄来的书信上贴的是印刷品邮票,比书信邮票便宜一些,祖父就写信跟朋友说,这是犯了盗戒的,下次不可以这样。”
对于文化和艺术,李叔同更是“做就要做到极致”。有人归纳过他的各种“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李莉娟认为,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才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出世
1918年,研究佛学多年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剃度,号弘一。作为当时身负盛名的文化和艺术大师,他的出家引起外界一片哗然。从那时起,关于他出家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有说是受家庭环境影响,有说是因家族产业经营变故,有说是因革命理想幻灭,等等。直到今天,很多文章仍在探究李叔同变成弘一大师的“秘密”。人们似乎无法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世俗人希望得到的一切时,为什么要选择远离红尘?
然而,李莉娟并不希望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劝君千万不要在此浪费时间,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还是先了解弘祖(弘一法师)出家后二十四年间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顺便再学一学佛教的教理教义,待思想境界有了提高,一切便明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阐述了自己对祖父出家的看法。
“祖父不是受时代影响而出家的。对此,我特别赞赏丰子恺先生的‘三层楼’观点:人生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满足,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一层次;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对学术和文艺的追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在这一层;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信仰,宗教徒在这一层次。祖父无论做什么都完全彻底地投入,当他学佛到一定程度时,出家就是必然的,这是他做人做事极端认真的结果。”
丰子恺对此也有阐述:“他们(宗教徒)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人生欲。”
李莉娟觉得,当时祖父的人生境界已经到了顶端,认为学佛非出家不可。“他要研究戒律,这是只有出家人才能看的。持戒必须非常严谨,行动坐卧也特别苦。我祖父奉行过午不食的戒条,中午12点后,宁可饿着也不吃饭。”
有一次夏丏尊在一个小庙里碰见了弘一法师,看到他的铺盖被子都极其破旧,枕头是卷起来的破衣服,吃饭时只有白菜萝卜,弘一法师还吃得十分郑重。夏丏尊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另一个流泪的人是远在天津老家的妻子。李莉娟说,祖父兄弟三人,其大哥早年去世,家中主事的是其二哥。“祖父出家时,我父亲才十几岁。祖父就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出家,希望家里人吃斋念佛。里面还夹着一封转给妻儿的信,说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从事教育工作。祖母得知祖父出家,流了泪,大家庭里说知心话的人不多,她是很寂寞的。为了打发时间,她开始学习绣花,后来在家中招了几个女学生。”
李莉娟的父亲在文章中写道:“我母亲活了不到50岁,在我22岁那年的正月初三故去。”16年后,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被后人尊为一代佛教宗师。
衣钵
李莉娟的父亲李端原来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转行做了会计。李莉娟出生于“反右”那一年,上面有一个姐姐,后来又有了一个妹妹。
她最早是从父亲口中知道祖父的,小时候家里还有很多弘一法师青年时期的照片。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文革”开始了,“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家里开始避讳提这些事。后来我们家又迁到了农村,直到1974年2月才回来。”
1980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等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次展览,由此掀开了弘一大师研究的序幕。报纸上逐渐有了一些纪念文章。“每次看到这类文章,父亲就说:‘哎呀,又纪念你爷爷了。’祖父的那些往事,总是由父亲叙述,我们恭听,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但对弘一法师出家后的事,李端也是通过与各地的交流才有了更多了解。“后来我父亲开始写一些回忆文字,但他在农村时得过中风,写字很慢,《天津日报》的一位老记者就对他的笔录做了一些整理,写成一篇《家事琐记》,后来我家修复故居、寻找亲友都以这篇文章为第一手资料。”
李莉娟从1985年开始接触佛教。“那一年,跟随祖父学过律宗的一位广洽法师,得知我父亲在天津,特意从新加坡过来看我们。他对父亲说,希望李家的下一代能继承和发扬弘一大师的精神。我父亲把这句话特别放在心上,在跟几个友人商量后,决定让我们姐妹开始学习佛法。”当时宗教活动还没完全放开,加上“文革”阴影,李莉娟的姐姐有些顾虑,“她觉得如果我们两个都皈依了,万一再有‘文革’,谁也救不了谁。所以就让我一个人先皈依。”1986年6月,广洽法师再次到天津,在大悲禅院弘一大师纪念堂里为李莉娟举行了皈依仪式,取法名为契真。后来李莉娟被调到天津市佛教协会工作。
李莉娟说自己受祖父影响很深。她曾和姐姐一起编过一本《随弘一大师学佛》,里面包含了她从祖父那里获得的启迪。“比如惜福、习劳、持戒、自尊。我皈依时,市面上还没有多少佛学书籍,我是看着祖父的文章走进佛教的,就像祖父面对面给我讲解一样。”
随着佛教的兴盛,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在李莉娟看来,其中很多都有揣测、杜撰或过度解读的情况。提到这点,语气一直平缓的她有些激动:“尤其是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要进行‘艺术加工’,否则就好像没有卖点。去年某地要拍一部关于弘一法师的电影,因为需要后人的授权,他们就把剧本发过来,一再叫我授权。我看完后回复了一句话:大相径庭。这根本不是写弘一法师,全是杜撰。他们说,弘一法师出家之后的生活太平淡了,不这样写没看头,吸引不了观众眼球。我说这个权我绝不给你授,最后他们决定拍一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样也好,曾经见过弘一大师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只有三位,年纪都在90岁以上。我建议他们去采访这些老人,也希望创作者能够尊重历史。” 真谛
在弘一法师身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文人雅士和艺术家都潜心向佛,甚至本身就是僧人,李莉娟认为其中有着必然性。“研究文化艺术,尤其是学书法的人,是很容易接触到佛教理念的。书法里很多词句都来源于佛教,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词,比如世界、圆满、执着,都是佛教用语。另外,学书法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所以即使没有皈依,也会对佛教有深厚的了解。”
除了文化精英的推崇外,广大民众是佛教流传的群众基础。尽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求入世,而佛教则被普遍认为是出世的,但佛教却在中国普及、发展了2000多年,香火不断。
李莉娟认为,这是因为佛教的教义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得民意,尤其符合人们对于社会安定的需求。“要是学佛的人把真正的佛教研究透了,按照教理、教义约束自己,就不会有那些打砸抢的现象。佛教有五戒:杀盗淫妄酒。首先忌杀生,如果连动物都不杀,肯定不会去杀人;也不能说瞎话,真正学佛的人心里是非常坦然的,不怕把整个心亮出来给人看。”她认为,佛教的文化内涵对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也有助于社会和谐。
但另一方面,李莉娟也对记者强调,她希望今天的人们对于佛教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信仰。“现在寺庙里很多烧香拜佛的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大多数人只是用金钱跟佛做交易,换取个人需求的满足。其实真正的佛教是只讲奉献,不讲所求的。”弘一大师曾经引用过《华严经》里的一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李莉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佛理念。
“很多企业家希望生意发达、赚大钱,于是就来寺庙里烧高香,那都是没有必要的。你只要把心态调整好,好好对待员工,不要坑蒙拐骗,不要造假,不要欺骗老百姓和消费者,这就是你学佛最大的贡献了。如果真心向佛,企业就不会出假冒伪劣产品,不会拖欠工人工资。据说有的贪官被抓后,身上戴了十几个护身符。佛如果保佑这样的人,还值得信仰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学佛之人,心应该是透明的。”
在李莉娟看来,这些人并没有领悟到佛教的真谛。“说实话,现在大多数信佛的人都是迷信,手里拿着好几个皈依本,说我受戒了,但其实并不是学佛之人。我在一个佛教论坛上讲过,佛教的教义应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你如果能把家里人都照顾好,甚至以德报怨,你就是一位菩萨。用高尚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不必拜神求佛,也能到达佛学的境界。”或许,这就是清贫离世的弘一大师留给其后人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