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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手风琴一度风靡全国。那时经常能在电视里看到笑容可掬的任士荣爷爷教小朋友们拉《小松树》、《粉刷匠》之类的曲子。父母所在的工厂每逢举行合唱比赛时,各个车间都会从外面请来文化馆的老师用手风琴伴奏,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红色歌曲。当时记得有一位胖胖的男老师拉起琴来非常带劲,一副志高气昂的样子,让人觉得他好神气。
后来这位胖胖的男老师就成了我的手风琴老师。尽管当时更喜欢打乒乓球的我并不情愿学琴,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父母的意愿,不得不每个周末步行1个小时去老师家里上课。
不过我很快就从学琴中找到了乐趣。当时和我一起学琴的有5、6个同学,都是来自周围厂矿年纪相仿的孩子。从一开始,老师就夸奖我乐感好,学得快,许多比我早学一两年的孩子都被我很快超过。如果遇上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观摩,老师总会让我露上两手,拉些《小酸梅果》、《采茶扑蝶》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已经有些高深的曲子。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每逢听到别人当面夸奖时也会装得不动声色,但心里还是会不免觉得有些得意。
学琴一年之后,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手风琴。当时家里托人从天津的手风琴厂买了一架鹦鹉牌手风琴,120贝司,出厂价960元。这比外面商场里卖的要便宜不少,但是千把块钱的东西在我当时觉得已经很贵重了。
从此这架黑色的“鹦鹉”就伴随着我渡过了我的童年时光。记得当时每天下了课都要回家练琴,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每逢放假要加倍,每天练4个小时。我的水平也进步很快,学琴3年后已经能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大曲子了。
后来我的舞台逐渐扩大,听众也越来越多。从学校的文艺汇演到区里、市里的乐器比赛,也获得不少奖状。上初中时,厂里举行歌咏比赛,许多车间的伴奏就换成了我。每次当然也会赢得许多啧啧的称赞声,在当地我居然逐渐成了有了点名气的“名人”,这也让我父母觉得很有面子。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这只“鹦鹉”的功劳。
不过后来这只“鹦鹉”命运多折,我到北京上学时把它带到了北京,结果因为暑假宿舍失窃而丢失。尽管当时它已经是一只满目斑驳的“老鹦鹉”了,但是这位入室君子还是没有放过它,想必此君也是手风琴爱好者吧。也许他得了此琴,时常练习,奏些旋律优美的曲子陶冶情操,或许能够痛改前非,从此走上正途呢。我可怜的“鹦鹉”,尽管不知你身在何方,但你却也许将一个失足的人挽救了回来。我也只能如此宽慰自己了。
后来这位胖胖的男老师就成了我的手风琴老师。尽管当时更喜欢打乒乓球的我并不情愿学琴,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父母的意愿,不得不每个周末步行1个小时去老师家里上课。
不过我很快就从学琴中找到了乐趣。当时和我一起学琴的有5、6个同学,都是来自周围厂矿年纪相仿的孩子。从一开始,老师就夸奖我乐感好,学得快,许多比我早学一两年的孩子都被我很快超过。如果遇上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观摩,老师总会让我露上两手,拉些《小酸梅果》、《采茶扑蝶》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已经有些高深的曲子。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每逢听到别人当面夸奖时也会装得不动声色,但心里还是会不免觉得有些得意。
学琴一年之后,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手风琴。当时家里托人从天津的手风琴厂买了一架鹦鹉牌手风琴,120贝司,出厂价960元。这比外面商场里卖的要便宜不少,但是千把块钱的东西在我当时觉得已经很贵重了。
从此这架黑色的“鹦鹉”就伴随着我渡过了我的童年时光。记得当时每天下了课都要回家练琴,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每逢放假要加倍,每天练4个小时。我的水平也进步很快,学琴3年后已经能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大曲子了。
后来我的舞台逐渐扩大,听众也越来越多。从学校的文艺汇演到区里、市里的乐器比赛,也获得不少奖状。上初中时,厂里举行歌咏比赛,许多车间的伴奏就换成了我。每次当然也会赢得许多啧啧的称赞声,在当地我居然逐渐成了有了点名气的“名人”,这也让我父母觉得很有面子。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这只“鹦鹉”的功劳。
不过后来这只“鹦鹉”命运多折,我到北京上学时把它带到了北京,结果因为暑假宿舍失窃而丢失。尽管当时它已经是一只满目斑驳的“老鹦鹉”了,但是这位入室君子还是没有放过它,想必此君也是手风琴爱好者吧。也许他得了此琴,时常练习,奏些旋律优美的曲子陶冶情操,或许能够痛改前非,从此走上正途呢。我可怜的“鹦鹉”,尽管不知你身在何方,但你却也许将一个失足的人挽救了回来。我也只能如此宽慰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