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是陕西人，但在二○一○年前一直没有去过铜川，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去铜川的次数多了，经铜川矿务局的同志介绍和翻阅资料，对铜川的了解也就多了些。
　　铜川老市区位于南北川道里，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开发了新区;铜川没有铜，历史上不同年代叫铜官、同官，一九四九年七月改称铜川，时为县治，一九五八年四月撤县建市，治域时有变化，名称沿袭至今。铜川是个煤城，因煤而生，因煤而发展。
　　据考证，铜川产煤的历史很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煤，汉代开始用煤冶铁，唐代开始用煤烧瓷并作为生活燃料，元代开始开采煤窑，清代开始大量开采煤炭，民国时期开始引进机械开采。一九三五年大兴、民益等煤矿在铜川开办，开始使用蒸汽绞车、卷扬机，产量逐渐攀升，一九四○年官办铜官煤矿开办，一九四九年实行解放军军管，归郑州铁路局西安分局领导，一九五五年九月成立铜川矿务局。可以说是先有铜川矿务局，后有铜川市，一九五八年建市后矿务局局长兼任市长，之后隶属关系时有变更，二○○四年改隶陕煤集团。
　　回顾过去，我发现铜川矿务局的历史是辉煌的，曾有两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到矿务局视察工作，朱镕基总理欣然为铜川矿务局题词;还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铜川矿务局视察过，说明铜川矿务局在中国煤炭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也是无法代替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铜川矿务局是陕西乃至西北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铜川是西北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为陕西省乃至新中国的能源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去过王石凹、金华山、徐家沟、鸭口和东坡等煤矿，这些煤矿大都是国家“一五”和“二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如今已经关闭或濒临关闭，这些为新中国建设出过力的煤矿，和那些当年流过汗的煤矿工人一样，已经垂垂老矣。这些建在山沟里的煤矿，是几代煤矿人的家，如今他们从泥瓦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矿区资源却枯竭了，煤矿工人大部分分流到陕北、彬长的其他煤炭企业，他们大都来自五湖四海，已经有两三代人在这里定居了，在他们把铜川矿区当作家乡的时候，却要背井离乡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王石凹煤矿，这个煤矿是国家“一五”期间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由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提出初步设计方案，西安煤矿设计院承担技术设计，一九五七年开工建设，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建成移交生产，设计能力年产一百二十万吨，最高产量达到了一百六十六万吨，是铜川矿区煤炭生产的大型骨干矿井之一，也是当时我国西北地区第一座最大的机械化竖井。这个煤矿现已关闭，当年热闹的王石凹镇的经济支柱轰然倒下，经过铜川矿务局的努力，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王石凹煤矿列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经过改造后，将成为人们参观煤矿的工业遗址公园，也是人们了解煤矿的窗口和活教材。
　　二○○二年我下过王石凹煤矿，因为这个矿井已经开采了六十多年，从地面到工作面相当远，估计有十公里左右。我们先要换工作服，穿上雨靴，然后扎上腰带，别上蓄电池，再戴上头盔，头盔上有矿灯，还要在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我们一行人坐罐笼下到矿井，罐笼是一次可以乘三十人左右的提升机，类似电梯。下到井下后，要乘坐猴车到达井巷，猴车上面有滑道，伸下来一根钢管，离地面四五十公分有一个像自行车座的座位，人坐在上面，手抱着钢管，由绞车带动猴车在滑道里循环转动，可以转进去，也可以转出来。我想它之所以叫猴车，大概就是人抱着钢管像猴子一样坐在座位上面吧。到达井巷的一个平台之后，在这里换乘小火车，小火车类似我们常见的观光小火车，铁黑色，一米五左右高，带着十几个车厢，把人拉三四公里后放下，剩下的路程要靠步行。我们就在巷道里走，感觉路越走越长，走得我腿都疼了，可是大家都在坚持着，我也不能认?，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到工作面，一个单程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一个来回要三个小时，这说明煤矿工人上下班特别辛苦，要提前一个半小时下井，然后在指定时间去交接班。
　　我看见很多煤矿工人腰里别着一瓶矿泉水，怀里揣着两个馒头，在地下三五百米的地方，冷风飕飕，他们啃个馒头喝口矿泉水就算是一顿饭了。现在有的煤矿提供统一的送饭服务，有些有条件的煤矿还有井下休息室，有热水和方便面，可以吃点儿热乎的东西，也可以喝杯茶或者咖啡。井下是绝对禁止抽烟和喝酒的，所以他们出了井后就使劲抽，几乎所有的矿工都喝酒，酒量比一般人要大。我所知道的煤矿领导酒量都比较大，大多数人都是一斤以上的量，个别有二三斤的量。我听一个煤矿领导说，当年计划经济的时候，他们出去卖煤，电厂的领导指着平时大家用来喝水的玻璃杯说，你们喝几杯白酒，我们就买几车皮煤，他一连喝了七八下，最后真的就卖了七八车皮煤。风水轮流转，后来煤炭紧张的时候，电厂的领导来煤矿买煤，也是这个办法，电厂领导喝几杯白酒就卖给他们几车皮煤。
　　很多人對煤矿的印象就是脏乱差，到处堆着煤，一刮风整个矿区煤粉飞扬，矿工身上都是黑的。那也许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象，如今的现代化煤矿是看不见煤的，不仅地面上看不见煤，巷道也看不见煤。煤炭从工作面采下来后，经过溜子和皮带传到地面煤仓里，所以地面上没有煤，在地下有煤，地下就是煤海，但是地下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机电、运输、通风、防瓦斯等系统，只有工作面和运输大巷可以看到被采下来的煤，其他地方的煤被锚索、锚杆和铁丝网固定着，被支护系统管理着，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煤墙、煤柱和煤的巷道。
　　只有深入到井下，才能知道煤是怎么被采下来的，才能知道煤矿工人的辛苦。煤矿工人是很难见到阳光的，白班天没亮就下了井，出井时天已经黑了，夜班工人白天出井后洗个澡吃完饭后就去睡觉，他的白天其实也是黑夜，他们的世界除了黑的煤，就是黑的夜，他们把青春乃至人生都贡献在煤矿，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便利，他们不仅是最可爱的人，也是最应该受到尊敬的人。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上对煤矿工人却是鄙视和轻蔑，因为他们脸上和衣服上经常是黑的，工作危险系数大，而且又脏又苦又累，生活黑白颠倒，他们找不到对象，大多数人只能在老家农村找对象。铜川矿务局在一九八三年在册职工人数最多，达到六万五千零四十六人，也就是说，大约有五六万煤矿工人从事采煤工作，这个队伍是庞大的，加上职工家属，整个铜川矿务局养活了二十万人，所以说铜川是一个煤城，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因为有一个英雄的铜川矿务局。 　　在深入了解了铜川之后，我认为铜川的煤矿文化在全国应该是最出名的，比如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姚筱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的演唱，很快流传全国，几十年久唱不衰，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歌曲之一。著名作家路遥曾兼任铜川矿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鸭口煤矿体验生活，在陈家山煤矿医院会议室写出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书里的“铜城”就是铜川，“大牙湾煤矿”指的就是鸭口煤矿，“安锁子”的原型就是其本人，他被原名原姓写入了小说之中。我在参观鸭口煤矿“路遥纪念馆”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珍贵史料，路遥的照片和生活痕迹历历在目，人却已英年早逝。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铜川就吸引了很多作家和诗人，如田汉、冯至、贺敬之、魏钢焰、李若冰等人，他们写下了很多关于铜川的诗篇和文章;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也多处写到刘志丹在铜川地区的革命活动;著名作家贾平凹到铜川后写了散文《陈炉》和《宜君记》，并以陈炉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古炉》，他的长篇小说《废都》就是在耀县桃曲坡水库完成的。从铜川走出的作家也不少，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朱文杰、刘新中、黄卫平、钟平、芦苇、秦凤岗、李祥云、郭建民等人，有六七十年代的唐云岗、刘平安、吴川淮、吕俊涛、王宏哲、王维亚、安黎、第五建平、劉爱玲、王可田、王成祥等人，他们是目前铜川文学界的中坚力量，有的人现在省级文化机构任职，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
　　铜川矿务局有一支六十多人的管乐团，水平相当了得，曾获得过全国第八届非职业优秀（交响）管乐团队展演银奖。我曾在西安音乐学院演出大厅观看过他们的演出，乐团阵容强大、服装整齐，演出震撼人心、精彩纷呈，各位团员紧密配合，奏响了十几支中外名曲，曲声悠扬、跌宕起伏、优美动人，让我有人间天籁般的音乐享受。我想，我们的煤矿工人能把管乐演奏到这个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铜川矿务局能有这样一支管乐队伍，说明我们煤炭系统人才济济，煤矿人不仅能挖煤，还能写作、绘画和演奏音乐。
　　每一次去铜川，我都有不同的感想，每一次都有新的认识，铜川在不断地发展，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环境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靓丽。铜川是陕西最年轻的一个地级市，建市六十年整，但它在陕西煤炭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如陕西第一家煤矿、第一个千万吨煤炭企业等，为陕西省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情况下，铜川市被确定为全国资源型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社会转型发展，“一黑二白”（一黑：煤炭，二白：水泥、电解铝）现象得到很大改善，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现在铜川新区的建设已成规模，新的产业在布局发展，可以说铜川是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范例，一个新的铜川正在崛起，“渭北明珠”的称谓依然响亮。
　　秦人：本名张春喜，男，1970年出生，陕西武功县人。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学》副主编，陕西省文化厅“陕西文学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鲁迅文学院煤矿作家高研班学员，榆林学院兼职教授。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篇，获得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第六、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文学奖项四十余次，作品被选入三十多个选集，出版个人作品集六部，主编教育类图书四部，发表长篇小说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