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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性”这一概念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的产物，是西方舶来品，直到近代才由日本传入中国。然而这个话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有识之士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人心中引发了从未有过的关于民族生存境遇的危机意识，并纷纷从主体层面进行了深度思考。
关键词：近代中国；生存危机；国民性
中国国民问题的研究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也是救亡与启蒙发展史中需要加以精心描绘的时代论题。面对西方世界的勃勃生机和中国家园的羸弱残破，国民性问题的凸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仁人志士设计救国方略重点关注的话题，国民性的认知、批判以及改造、重塑成为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時代主题之一。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的历史原因
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最深层次原因，它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由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逐渐摸索到国民性改造的精神层面，使他们对国民性改造的呼声愈高，要求愈迫切，推动着国民性改造思想在目标模式、改革内容、方式、主体与对象等内容的不断深人。
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接连失败，则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直接动因。经济、政治制度层面改革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失败的原因所在。
中西国民素质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强了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国民性改造的决心。特别是对严复、梁启超等有过留洋经历的思想家而言，中西国民素质的差距，直接刺激着他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外国人对客居的中国留学生的屈辱言行，更激发了他们改善中国国民形象、提高国民素质的强烈愿望。
当时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批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推动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以西方资本主义国民形象为标准，深刻分析、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不仅在于能够为中国国民的性格给予一种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当长期闭锁的国门突然被打开，天朝臣民在丧权辱国的痛楚中开眼看世界，其震惊足以让先进的中国人获得主动研究域外情形的动力，进而唤醒自我反思、自我认知的强烈欲望，展开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和新型国民性重塑，也就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中国人摸索中国救亡与启蒙道路的时代主题。
二、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最早使用“国民”这一概念的是康有为 ，但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严复坚信中华民族终会有强大之时， 但强大必须建立在优异的民族素质基础之上。 但是目前的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 因此他认为“民智、民力、民德”三者才是强国之本，其中“民智”尤为“最急” 。他对民智、民力、民德的强调，奠定了晚清启蒙主义的基调，也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前奏。但是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始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学术改造和教育更新是他改造国民性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继承了严复由立人而立国的思想。其流亡日本后所主办或参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国民性批判思潮的重镇。1901年，《清议报》连载梁启超的长文《积弱溯源论》，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方面，分析了中国积弱的根源。他认为，爱国心的缺乏，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 。如果说《积弱溯源论》是梁启超为中国的病所作的诊断，那么1902年《新民丛报》自创刊号开始连载的另一篇长文《新民说》，则是他针对中国之病开的药方，简言之，就是“新民”，即改造国民性。“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心政府，无新国家！” 顺着这一思路，可以看到梁启超后来倡导新小说的逻辑：新国，须先新民；新民，须先新风俗、道德；新风俗道德，须先新文学……文学最终担当起改造文化、重塑国民灵魂的具体职责。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游历欧洲后，将社会改革的重心从国民性批判转移到国民参政、立法等制度文化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十几年前的国民性批判理论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多小说家的天赋，真正贯彻梁启超“小说救国”思想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郁达夫说：“要了解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鲁迅被称为“针贬民族性的国手”，他既有一篇篇如匕首的 “随感录”，又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也有振聋发聩的小说。一部《阿Q正传》，就是他对国民病症的一次大解剖、大示众。阿Q的性格代表了近代国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病态——丧失了自尊和自信，用瞒和骗来掩饰并使自己安于落后与被奴役的现状。看客心态也是中国国民性的一大顽症和痼疾。鲁迅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作品中都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看客的形象，把冷漠麻木、丑恶卑猥的看客心态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重点来揭露和批判。鲁迅的杂文则更为直接地揭露和批判了自私虚伪、卑怯奴性、因循保守等国民劣根性，他自己也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陈独秀受严复、梁启超影响，在其思想早期，他主要是提倡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例如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所宣传的思想，以及其提出的对中国戏曲等恶俗的改造。辛亥革命失败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很大一批知识分子都消沉了下来，正是在这闷的透不过气来的黑暗王国里，最先是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看来，改造国民性，一要以“民主”观念取代“民奴”意识，任何个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二要提倡科学，克服愚昧。三要发展教育，提高民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最后唯一工具”。
三、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评价与反思
近代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以一种自揭伤疤的勇气回应了西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冲击。无论这一思潮的价值关照在于“立国”还是“立人”，它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人近代意义上的自我反省历史。但是，国人的自我反省和解放远没有也不应该随着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消退而结束。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利益多元化，中国将何以应对？中国人又将何以应对？改造国民性思潮也许不能给我们答案，却能给予我们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改造国民性思潮在今日的中国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梁景和考证，康有为1898年呈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首先使用了“国民”这个概念。见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原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5]《原强》，《严复集》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6]《原强》，《严复集》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7]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8]《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第14页.
关键词：近代中国；生存危机；国民性
中国国民问题的研究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也是救亡与启蒙发展史中需要加以精心描绘的时代论题。面对西方世界的勃勃生机和中国家园的羸弱残破，国民性问题的凸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仁人志士设计救国方略重点关注的话题，国民性的认知、批判以及改造、重塑成为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時代主题之一。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的历史原因
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最深层次原因，它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由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逐渐摸索到国民性改造的精神层面，使他们对国民性改造的呼声愈高，要求愈迫切，推动着国民性改造思想在目标模式、改革内容、方式、主体与对象等内容的不断深人。
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接连失败，则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直接动因。经济、政治制度层面改革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失败的原因所在。
中西国民素质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强了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国民性改造的决心。特别是对严复、梁启超等有过留洋经历的思想家而言，中西国民素质的差距，直接刺激着他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外国人对客居的中国留学生的屈辱言行，更激发了他们改善中国国民形象、提高国民素质的强烈愿望。
当时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批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推动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以西方资本主义国民形象为标准，深刻分析、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不仅在于能够为中国国民的性格给予一种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当长期闭锁的国门突然被打开，天朝臣民在丧权辱国的痛楚中开眼看世界，其震惊足以让先进的中国人获得主动研究域外情形的动力，进而唤醒自我反思、自我认知的强烈欲望，展开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和新型国民性重塑，也就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中国人摸索中国救亡与启蒙道路的时代主题。
二、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最早使用“国民”这一概念的是康有为 ，但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严复坚信中华民族终会有强大之时， 但强大必须建立在优异的民族素质基础之上。 但是目前的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 因此他认为“民智、民力、民德”三者才是强国之本，其中“民智”尤为“最急” 。他对民智、民力、民德的强调，奠定了晚清启蒙主义的基调，也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前奏。但是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始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学术改造和教育更新是他改造国民性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继承了严复由立人而立国的思想。其流亡日本后所主办或参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国民性批判思潮的重镇。1901年，《清议报》连载梁启超的长文《积弱溯源论》，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方面，分析了中国积弱的根源。他认为，爱国心的缺乏，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 。如果说《积弱溯源论》是梁启超为中国的病所作的诊断，那么1902年《新民丛报》自创刊号开始连载的另一篇长文《新民说》，则是他针对中国之病开的药方，简言之，就是“新民”，即改造国民性。“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心政府，无新国家！” 顺着这一思路，可以看到梁启超后来倡导新小说的逻辑：新国，须先新民；新民，须先新风俗、道德；新风俗道德，须先新文学……文学最终担当起改造文化、重塑国民灵魂的具体职责。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游历欧洲后，将社会改革的重心从国民性批判转移到国民参政、立法等制度文化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十几年前的国民性批判理论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多小说家的天赋，真正贯彻梁启超“小说救国”思想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郁达夫说：“要了解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鲁迅被称为“针贬民族性的国手”，他既有一篇篇如匕首的 “随感录”，又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也有振聋发聩的小说。一部《阿Q正传》，就是他对国民病症的一次大解剖、大示众。阿Q的性格代表了近代国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病态——丧失了自尊和自信，用瞒和骗来掩饰并使自己安于落后与被奴役的现状。看客心态也是中国国民性的一大顽症和痼疾。鲁迅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作品中都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看客的形象，把冷漠麻木、丑恶卑猥的看客心态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重点来揭露和批判。鲁迅的杂文则更为直接地揭露和批判了自私虚伪、卑怯奴性、因循保守等国民劣根性，他自己也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陈独秀受严复、梁启超影响，在其思想早期，他主要是提倡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例如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所宣传的思想，以及其提出的对中国戏曲等恶俗的改造。辛亥革命失败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很大一批知识分子都消沉了下来，正是在这闷的透不过气来的黑暗王国里，最先是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看来，改造国民性，一要以“民主”观念取代“民奴”意识，任何个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二要提倡科学，克服愚昧。三要发展教育，提高民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最后唯一工具”。
三、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评价与反思
近代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以一种自揭伤疤的勇气回应了西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冲击。无论这一思潮的价值关照在于“立国”还是“立人”，它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人近代意义上的自我反省历史。但是，国人的自我反省和解放远没有也不应该随着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消退而结束。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利益多元化，中国将何以应对？中国人又将何以应对？改造国民性思潮也许不能给我们答案，却能给予我们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改造国民性思潮在今日的中国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梁景和考证，康有为1898年呈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首先使用了“国民”这个概念。见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原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5]《原强》，《严复集》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6]《原强》，《严复集》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7]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8]《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