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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美国华裔女作家作品，多数以女性形象、母女关系为其重点描绘对象，而男性形象则是其作品中相对次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华人男性形象，但是选取男性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解读，会发现华裔女作家对男性的塑造解构和颠覆了男性形象在男性话语中的主体地位。谭恩美作为最成功的华裔作家之一，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几乎都为负面角色，他们或者平庸无能，或者丧心病狂，或者歹毒邪恶。本文主要依据谭恩美最畅销的三部小说来归纳整理分析其笔下的华人男性形象，以便更好理解作品及其相关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关键词：男性形象；他者化；女性意识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愿再受性别歧视，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因此出现了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美国作家，她们以独特的视角从女性主义立场描写女性经验，希望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她们的作品中涌现了一批或者软弱无能，或者抛弃妻子，或者奸诈残忍的男性形象。
一、个性鲜明的男性形象
1.贪恋女色的无耻男性
在传统中国文学作品中，主角一般为正直善良的男性。但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充满正义，品行端正的华人男性，相反阴险狡诈、歹毒可恶的男人却比比皆是，其中贪恋女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卑鄙小人也是她小说中男性人物刻画的重点。《接骨师之女》中的张老板可以说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张老板是宝姨一生悲剧的导火索，从外表来看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做事磊落，但其实内心贪图美色，阴险狡诈，残暴无情。好色的张老板初次遇到宝姨就被其美貌吸引，“他哈哈大笑，放肆地盯着宝姨看，仿佛宝姨是他的人，他爱把她怎么样都行”。 为了得到龙骨，他提出纳宝姨为妾。宝姨拼死反抗，他便原形毕露，在宝姨成亲当日，他甚至乔装成蒙古大盗，杀死宝姨的父亲和丈夫，抢走珍贵的龙骨。
2.软弱无能、身体不健全的男性
谭恩美笔下的男性软弱无能之辈处处可见，他们无力保护妻女，更无法赋予她们幸福的生活。在《喜福会》中，龚琳达的第一任丈夫洪天余是不成熟、性无能的男性的代表。从一开始，他就像军阀一般对待她，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性无能者，在新婚之夜，对于年轻貌美的妻子，他连碰都不敢碰。于是，龚琳达主动要求跟洪天余同床，可是他看到女人的身体却异常惊慌： “当晚，我坐在天余的床沿边，等着他来碰我，但他没有……又过了一天，我干脆脱光了躺在他身边……只见他惊惶地转过身去。他对我没有欲求，他根本还没成人……”洪天余是一个极其失败的男人，作为儿子，他无法为家族生养子嗣，传承香火；作为丈夫，他无法给妻子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胆小懦弱，身有缺陷的天余，其男性的缺失使女人们要面临更多的苦难，承受更多的责任。
3.欺压女性，欲壑难填的男性
在小说《灶神之妻》中，主要的篇幅已经不再是母女之间而是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相对于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这部小说中男性人物文福对其妻子江文丽的摧残与虐待让两性关系变得非正常甚至是扭曲。与江文丽结婚后，他动辄对她拳打脚踢，甚至纯粹将她当成泄欲的对象。他每天生活的内容就只是寻求自己身体上的快感，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即使在妻子怀孕期间，他也依舊毫无顾忌。他极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妻子没有说话的权利，更没有表达自己想法与反抗的权利。这样一个没有人性、冷酷无情的人，没有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没有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按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标准而言，他都是一个反面的典型。
二、如此刻画男性形象的原因
1.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
美国人习惯将陌生的人和事永久地陌生化、妖魔化，最后产生了一种原型意义上的对东方人的幻影，认为东方人生理上有缺陷，文化也是劣等落后的。萨义德在他著名的《东方学》中也写道：“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欧洲的东方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之上---这一意识从未遭到过挑战。” 作为一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华裔作家，其所生活的环境决定她的思想会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她在刻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就会很自然地带着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眼光，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2.华裔作家处于双重文化夹缝，只有迎合美国主流文化才得以求得自己的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无时无刻不在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谭恩美也不例外。作为第二代移民，她所经历的身份危机是不平等权力下的种族，性别以及文化上的“他者”。一方面她要接受母亲灌输给她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要接受美国的教育方式和主流文化。如何在这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确立身份，是她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她在美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白人社会的种种优越条件让她试图将自身和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相区别和分离，让自己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既而，她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所谓“迎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的人物刻画，因此她给读者展现的是美国社会中既定的华人男性形象：粗鄙、狡诈、欺辱妇女。而这一点也恰好符合白人文学作品中有关华人男性邪恶、残暴的描述。
3.华裔女作家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女性意识觉醒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谭恩美的创作即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中国移民家庭长大的谭恩美从母亲口中深知在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的压制下，中国旧社会妇女在父权制社会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因此，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谭恩美将女性作为写作的重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内心世界， 塑造了很多独当一面的妇女形象，从而弱化了男性形象，要么丑恶、狂暴，要么沉默不语，既而将妇女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改变了传统女性形象从属和“边缘化”的地位，建构女性主义的写作主体。
三、结语
谭恩美作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华裔作家，成长在美国，自幼接受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熏陶，所以她塑造的华人男性形象势必会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进入主流话语就必须要考虑读者尤其白人读者的喜好，以东方主义的标准塑造“华人男子”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 男性掌握着全部话语符号的创造权， 女性则一直处于被支配的无声地带。谭恩美通过丑化、隐退华人男性形象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其意在于解构禁锢妇女的传统中国文化，以来为旧中国的女性建构身份。但是，谭恩美作品中对华人男性的描述只是她凭借记忆对“他者”的一种虚构与想象，并非真实的中国男性的本色。我们要辩证、全面、客观地看待谭恩美笔下的中国男性形象，以偏概全万不可行，只有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将其与美国文化和华裔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创造出扎根于东西方文化、反映华裔真实生活的上乘作品， 才能让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殿堂。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10.
[2] 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谭恩美（著），张坤译.《接骨师之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关键词：男性形象；他者化；女性意识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愿再受性别歧视，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因此出现了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美国作家，她们以独特的视角从女性主义立场描写女性经验，希望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她们的作品中涌现了一批或者软弱无能，或者抛弃妻子，或者奸诈残忍的男性形象。
一、个性鲜明的男性形象
1.贪恋女色的无耻男性
在传统中国文学作品中，主角一般为正直善良的男性。但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充满正义，品行端正的华人男性，相反阴险狡诈、歹毒可恶的男人却比比皆是，其中贪恋女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卑鄙小人也是她小说中男性人物刻画的重点。《接骨师之女》中的张老板可以说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张老板是宝姨一生悲剧的导火索，从外表来看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做事磊落，但其实内心贪图美色，阴险狡诈，残暴无情。好色的张老板初次遇到宝姨就被其美貌吸引，“他哈哈大笑，放肆地盯着宝姨看，仿佛宝姨是他的人，他爱把她怎么样都行”。 为了得到龙骨，他提出纳宝姨为妾。宝姨拼死反抗，他便原形毕露，在宝姨成亲当日，他甚至乔装成蒙古大盗，杀死宝姨的父亲和丈夫，抢走珍贵的龙骨。
2.软弱无能、身体不健全的男性
谭恩美笔下的男性软弱无能之辈处处可见，他们无力保护妻女，更无法赋予她们幸福的生活。在《喜福会》中，龚琳达的第一任丈夫洪天余是不成熟、性无能的男性的代表。从一开始，他就像军阀一般对待她，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性无能者，在新婚之夜，对于年轻貌美的妻子，他连碰都不敢碰。于是，龚琳达主动要求跟洪天余同床，可是他看到女人的身体却异常惊慌： “当晚，我坐在天余的床沿边，等着他来碰我，但他没有……又过了一天，我干脆脱光了躺在他身边……只见他惊惶地转过身去。他对我没有欲求，他根本还没成人……”洪天余是一个极其失败的男人，作为儿子，他无法为家族生养子嗣，传承香火；作为丈夫，他无法给妻子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胆小懦弱，身有缺陷的天余，其男性的缺失使女人们要面临更多的苦难，承受更多的责任。
3.欺压女性，欲壑难填的男性
在小说《灶神之妻》中，主要的篇幅已经不再是母女之间而是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相对于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这部小说中男性人物文福对其妻子江文丽的摧残与虐待让两性关系变得非正常甚至是扭曲。与江文丽结婚后，他动辄对她拳打脚踢，甚至纯粹将她当成泄欲的对象。他每天生活的内容就只是寻求自己身体上的快感，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即使在妻子怀孕期间，他也依舊毫无顾忌。他极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妻子没有说话的权利，更没有表达自己想法与反抗的权利。这样一个没有人性、冷酷无情的人，没有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没有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按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标准而言，他都是一个反面的典型。
二、如此刻画男性形象的原因
1.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
美国人习惯将陌生的人和事永久地陌生化、妖魔化，最后产生了一种原型意义上的对东方人的幻影，认为东方人生理上有缺陷，文化也是劣等落后的。萨义德在他著名的《东方学》中也写道：“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欧洲的东方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之上---这一意识从未遭到过挑战。” 作为一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华裔作家，其所生活的环境决定她的思想会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她在刻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就会很自然地带着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眼光，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2.华裔作家处于双重文化夹缝，只有迎合美国主流文化才得以求得自己的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无时无刻不在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谭恩美也不例外。作为第二代移民，她所经历的身份危机是不平等权力下的种族，性别以及文化上的“他者”。一方面她要接受母亲灌输给她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要接受美国的教育方式和主流文化。如何在这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确立身份，是她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她在美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白人社会的种种优越条件让她试图将自身和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相区别和分离，让自己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既而，她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所谓“迎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的人物刻画，因此她给读者展现的是美国社会中既定的华人男性形象：粗鄙、狡诈、欺辱妇女。而这一点也恰好符合白人文学作品中有关华人男性邪恶、残暴的描述。
3.华裔女作家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女性意识觉醒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谭恩美的创作即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中国移民家庭长大的谭恩美从母亲口中深知在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的压制下，中国旧社会妇女在父权制社会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因此，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谭恩美将女性作为写作的重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内心世界， 塑造了很多独当一面的妇女形象，从而弱化了男性形象，要么丑恶、狂暴，要么沉默不语，既而将妇女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改变了传统女性形象从属和“边缘化”的地位，建构女性主义的写作主体。
三、结语
谭恩美作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华裔作家，成长在美国，自幼接受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熏陶，所以她塑造的华人男性形象势必会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进入主流话语就必须要考虑读者尤其白人读者的喜好，以东方主义的标准塑造“华人男子”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 男性掌握着全部话语符号的创造权， 女性则一直处于被支配的无声地带。谭恩美通过丑化、隐退华人男性形象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其意在于解构禁锢妇女的传统中国文化，以来为旧中国的女性建构身份。但是，谭恩美作品中对华人男性的描述只是她凭借记忆对“他者”的一种虚构与想象，并非真实的中国男性的本色。我们要辩证、全面、客观地看待谭恩美笔下的中国男性形象，以偏概全万不可行，只有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将其与美国文化和华裔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创造出扎根于东西方文化、反映华裔真实生活的上乘作品， 才能让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殿堂。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10.
[2] 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谭恩美（著），张坤译.《接骨师之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