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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自强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以“儿童本位”、“儿童的文学”为理论核心，重新审视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激昂的学术勇气和犀利的学术锐气。其中对周氏兄弟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问题的重新辨析，当属本书中典型的独创见解。作者以详实的第一手文史材料，细密严谨的对照论证，给予了周作人客观真实的评价：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的贡献上要大于鲁迅。
【关键词】《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周作人；鲁迅；儿童观
一、提出的背景
在政治命运决定一切的时代，周作人的学术光辉始终隐藏在鲁迅之下。后来，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评价工作虽然进步诸多，但在评价时有失公允，没有凸现出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内的真正价值。新时期的研究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的共识：鲁迅在儿童文学上的贡献要大于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是鲁迅影响了周作人。这不仅对周作人怀有“历史局限”的成见，而且连鲁迅自身都无法现出真实面貌。
基于此，朱自强认为周氏兄弟的儿童观、儿童文学馆的比较已是不能再延误的理论话题。他力图将周氏兄弟各自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真正清晰化，重新思考他们各自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的位置，提供一个包容性的视角去辨析周氏兄弟思想及文学观的异同。朱自强先生没有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亦摆脱时代的困扰，将鲁迅和周作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真正地位和价值从历史假象中剥离开来，为周作人得以正名。
二、“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儿童观比较
（一）“五四”期间
在“五四”新文学的建设中，周作人以翻译和“人的文学”的阐说，为新文学提供了现代理念，鲁迅以《狂人日记》在内的小说集《呐喊》，为新文学做出奠基和开创性贡献。启明、长庚一东一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双壁。
在“五四“儿童文学运动中，鲁迅与周作人配合默契，学术上相互影响。若想比较周氏兄弟的儿童观，首先要考察二人在“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上的主次、先后影响关系。但周作人与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往往同时进行，有时很难完全分清彼此。因此，朱自强先生引用和考察了大量的第一手新文学史料，从多个方面一一击破予以证明，从而正确解读周氏兄弟的儿童观，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一是从双方文章的发表时间先后来论定。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著名的儿童观“幼者本位”、“孩子本位”，研究者们尊鲁迅为倡导“幼者本位”的第一人。但经朱先生具体文献的辨识，发现在理念上的“儿童”的发现这一维度，是鲁迅受到了周作人的思想的直接影响。
早在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教育会月刊》上谈到儿童艺术教育问题，其中就已浮出“兒童本位”思想。其艺术思想无疑具有现代性和超越性，这与周作人六年后构建“儿童的文学”有着历史发生的逻辑性。
“儿童的发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内一件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此思想的提出也是周氏兄弟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的重要因素。周作人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已经反复论述到了儿童问题。1919年2月《每周评论》发表的《祖先崇拜》一文专门论述了“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的思想，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亲子观。而鲁迅则在1919年11月《新青年》刊物上登载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出现“幼者本位”、“孩子本位”思想，深受周作人前两篇文章观点的影响。朱自强先生将三篇文章择要进行罗列、比较，发现鲁迅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作人的思想观点和重要理论语言。虽也进行了一定发挥，如将周作人强调的“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父母义务具体化加工，将“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子孙崇拜”改造成“幼者本位”等，但始终未超越周作人的核心思想。
二是从双方理论兴趣和使用的语言工具的角度来比较。
由于周氏兄弟各自的气质和艺术性情不同，在对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关照上，他们采取不同的审视维度。周作人致力于纯粹的儿童文学艺术；鲁迅在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上颇有建树。周作人关注西方现代文学，着力于“人”的根本问题；鲁迅一生偏爱“弱小民族的文学”，其中不乏他对社会革命的兴趣。
在使用的语言工具方面，从鲁迅对外国语言的态度以及“书帐”中寥寥数本的外国书籍得知，他对西方思想文化没有强烈的意欲。周作人精通英、日等多国语言，所以他在学术领域的探索中，接触的都是本原性材料。他不仅在学问上广采博收，而且又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在儿童文学领域，英语圈的儿童文学创作是西方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所以周作人精通的英语技能具有压倒性优势，可以触及儿童文学本质及核心问题。
朱先生不遗余力地阐释周氏兄弟间儿童观影响的关系。佐证鲁迅1915年3月所发《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的开首思想不是出自鲁迅而是周作人。1914年3月20日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中，将人对儿童情感分为三级：实际、审美、研究，为渐进的关系，指出对儿童的态度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原因等，都被手中已有此文章的鲁迅参考移用。种种迹象表明，是周作人更多地影响了鲁迅。朱自强先生揭开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开创性和独特性，发现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领先时代的超前性，发表出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的贡献上要大于鲁迅的犀利见解。
（二）“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分歧，但兄弟二人在儿童文学的问题上仍然声息相通。朱自强先生批评了部分研究者采取两个标准分别评判周作人和鲁迅，并列举加以证明自己的结论。
对于反对童话里猫狗说话的荒谬倾向，周作人认为“其实这是杞忧”，儿童“听童话也并不会就变成痴子到老去找猫狗说话。”鲁迅的观点是“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孩子的的心“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上去做皇帝。”对中国社会对待儿童的现状，周作人认为“至少儿童总尚未发现”，鲁迅评说“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兄弟二人的思想仿佛出自一人，甚至情绪、语气、语言都很相像。虽然周氏兄弟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但对于儿童问题、儿童文学问题上却殊途同归。
三、结语
通过以上周作人和鲁迅儿童观的比较，我们可以得知周作人的儿童学对鲁迅思考儿童问题时的影响。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共同开垦儿童文学荒地，处于打头阵位置的是周作人而不是鲁迅，是周作人更多地影响了鲁迅。朱自强先生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投入到研究儿童文学的真髓之中，让周作人研究从鲁迅的背影后走出来，明确了“启明”与“长庚”各自在中国儿童文学星空中真正所处位置。相信只有公正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才是对诸位学术伟人的最大敬意。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
[2]俞义.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的开拓与创新——简评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J].新著论评，2011.
[3]朱自强.“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J].中国文学研究，2010.
作者简介：孙彤彤（1994— ），女，天津人，硕士，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周作人；鲁迅；儿童观
一、提出的背景
在政治命运决定一切的时代，周作人的学术光辉始终隐藏在鲁迅之下。后来，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评价工作虽然进步诸多，但在评价时有失公允，没有凸现出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内的真正价值。新时期的研究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的共识：鲁迅在儿童文学上的贡献要大于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是鲁迅影响了周作人。这不仅对周作人怀有“历史局限”的成见，而且连鲁迅自身都无法现出真实面貌。
基于此，朱自强认为周氏兄弟的儿童观、儿童文学馆的比较已是不能再延误的理论话题。他力图将周氏兄弟各自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真正清晰化，重新思考他们各自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的位置，提供一个包容性的视角去辨析周氏兄弟思想及文学观的异同。朱自强先生没有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亦摆脱时代的困扰，将鲁迅和周作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真正地位和价值从历史假象中剥离开来，为周作人得以正名。
二、“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儿童观比较
（一）“五四”期间
在“五四”新文学的建设中，周作人以翻译和“人的文学”的阐说，为新文学提供了现代理念，鲁迅以《狂人日记》在内的小说集《呐喊》，为新文学做出奠基和开创性贡献。启明、长庚一东一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双壁。
在“五四“儿童文学运动中，鲁迅与周作人配合默契，学术上相互影响。若想比较周氏兄弟的儿童观，首先要考察二人在“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上的主次、先后影响关系。但周作人与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往往同时进行，有时很难完全分清彼此。因此，朱自强先生引用和考察了大量的第一手新文学史料，从多个方面一一击破予以证明，从而正确解读周氏兄弟的儿童观，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一是从双方文章的发表时间先后来论定。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著名的儿童观“幼者本位”、“孩子本位”，研究者们尊鲁迅为倡导“幼者本位”的第一人。但经朱先生具体文献的辨识，发现在理念上的“儿童”的发现这一维度，是鲁迅受到了周作人的思想的直接影响。
早在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教育会月刊》上谈到儿童艺术教育问题，其中就已浮出“兒童本位”思想。其艺术思想无疑具有现代性和超越性，这与周作人六年后构建“儿童的文学”有着历史发生的逻辑性。
“儿童的发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内一件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此思想的提出也是周氏兄弟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的重要因素。周作人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已经反复论述到了儿童问题。1919年2月《每周评论》发表的《祖先崇拜》一文专门论述了“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的思想，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亲子观。而鲁迅则在1919年11月《新青年》刊物上登载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出现“幼者本位”、“孩子本位”思想，深受周作人前两篇文章观点的影响。朱自强先生将三篇文章择要进行罗列、比较，发现鲁迅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作人的思想观点和重要理论语言。虽也进行了一定发挥，如将周作人强调的“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父母义务具体化加工，将“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子孙崇拜”改造成“幼者本位”等，但始终未超越周作人的核心思想。
二是从双方理论兴趣和使用的语言工具的角度来比较。
由于周氏兄弟各自的气质和艺术性情不同，在对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关照上，他们采取不同的审视维度。周作人致力于纯粹的儿童文学艺术；鲁迅在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上颇有建树。周作人关注西方现代文学，着力于“人”的根本问题；鲁迅一生偏爱“弱小民族的文学”，其中不乏他对社会革命的兴趣。
在使用的语言工具方面，从鲁迅对外国语言的态度以及“书帐”中寥寥数本的外国书籍得知，他对西方思想文化没有强烈的意欲。周作人精通英、日等多国语言，所以他在学术领域的探索中，接触的都是本原性材料。他不仅在学问上广采博收，而且又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在儿童文学领域，英语圈的儿童文学创作是西方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所以周作人精通的英语技能具有压倒性优势，可以触及儿童文学本质及核心问题。
朱先生不遗余力地阐释周氏兄弟间儿童观影响的关系。佐证鲁迅1915年3月所发《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的开首思想不是出自鲁迅而是周作人。1914年3月20日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中，将人对儿童情感分为三级：实际、审美、研究，为渐进的关系，指出对儿童的态度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原因等，都被手中已有此文章的鲁迅参考移用。种种迹象表明，是周作人更多地影响了鲁迅。朱自强先生揭开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开创性和独特性，发现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领先时代的超前性，发表出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的贡献上要大于鲁迅的犀利见解。
（二）“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分歧，但兄弟二人在儿童文学的问题上仍然声息相通。朱自强先生批评了部分研究者采取两个标准分别评判周作人和鲁迅，并列举加以证明自己的结论。
对于反对童话里猫狗说话的荒谬倾向，周作人认为“其实这是杞忧”，儿童“听童话也并不会就变成痴子到老去找猫狗说话。”鲁迅的观点是“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孩子的的心“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上去做皇帝。”对中国社会对待儿童的现状，周作人认为“至少儿童总尚未发现”，鲁迅评说“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兄弟二人的思想仿佛出自一人，甚至情绪、语气、语言都很相像。虽然周氏兄弟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但对于儿童问题、儿童文学问题上却殊途同归。
三、结语
通过以上周作人和鲁迅儿童观的比较，我们可以得知周作人的儿童学对鲁迅思考儿童问题时的影响。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共同开垦儿童文学荒地，处于打头阵位置的是周作人而不是鲁迅，是周作人更多地影响了鲁迅。朱自强先生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投入到研究儿童文学的真髓之中，让周作人研究从鲁迅的背影后走出来，明确了“启明”与“长庚”各自在中国儿童文学星空中真正所处位置。相信只有公正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才是对诸位学术伟人的最大敬意。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
[2]俞义.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的开拓与创新——简评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J].新著论评，2011.
[3]朱自强.“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J].中国文学研究，2010.
作者简介：孙彤彤（1994— ），女，天津人，硕士，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