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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金风送爽的1978年的秋天，离开已“插队”6年的平川堡返回城里的。2008年七月流火的夏天，已经60岁的我重返阔别30年的平川堡是去探亲访友。虽然在那里仅仅待了3天，但是通过今昔对比，使得我感慨万千。
在村头下车后，我顿时惊呆了，眼前的景象使我不敢迈步：左边的大水库里渔船横卧，右边的小花园里紫燕斜出；两排小红楼坐落有致，一条水泥路平坦无阻；楼下临窗的路两旁，站立着挺拔的常青树。36年前来“插队”时，我是在这里下车的吗?记得当时的倾盆大雨，泼打着低矮的茅草屋；刚下车烂泥就拔掉了我的黄胶鞋，风雨撕扯着我的旧军服；房东大娘打着一把破竹伞，为我护着挎包里的一捆书。……是平川堡呵!因为我突然发现了远处那座立着石碑的坟墓，当年，我的“知青”战友小李，就是在那里平原造梯田时被大石头砸碎了头骨。于是，我向小李的墓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进村。
进村后，还没走多远，迎面就来了接到我打的电话的房东大娘。大娘她老人家明显地老了，可看上去却比当年还要硬朗。一见面，大娘就谈笑风生，说起家常事更是喜气洋洋。她家已经成了养鸡专业户，头些天还受到了下乡来检查的县长的当面表扬。她已经为我准备了“百鸡宴”，让我尝尝她做的鸡汤还香不香。大娘一提起鸡汤，使我马上想起了“批林批孔”的那年8月的一天。我病倒在了大娘家的土炕上；大娘杀了她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给病中的我做了半锅热鸡汤；为了给我买药，她在窗下的小菜园子里摘了一筐绿豆角要上街去卖，却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队堵在了村中央；大娘她哭着把一筐豆角抛向天空。……何时跑来了一条老黄狗?在我身前身后摇头尾巴晃；能是那条饿倒在“大寨田”里的小黄狗吗?当时我还喂了它两块糠面干粮。“汪!汪!汪!”老黄狗突然叫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幸福”牌摩托车驶过了我的身旁。
来到平川堡的当天傍晚，在房东大娘家，昔日的伙伴们都来了，虽然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但个个却都西服革履；钱大宝腋下还夹着一部《复活》，向小强手里还拎着一台双卡收录机；我的今非昔比的平川堡的农民兄弟，见面后先为我播放了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面对着曾同我朝夕相处了6年的好朋友，使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当时我们虽然形影不离，但却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的机会。记得那时是撸一天锄杠，还得“斗私批修”，造半宿梯田，还得“大批判”去；有一回天下大雨不能出工，也是在房东大娘家，大伙都放松了警惕，正在听我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工作队长突然闯了进来，上纲上线的“帽子”是现成的。……久别重逢有多少话要说，可房东大娘却要领着大伙去学习。原来今天县里来了农业技术员，要给致富的农民讲述奔小康的好信息。于是，我穿上外衣扶着大娘，向着灯火辉煌的会场走去!
第二天当我去拜访三叔时，面对着砖门楼，我真不想举手去把门叩。就要见到三叔了，可一想起那段往事，我真内疚!当年三叔掰了生产队的五穗青苞米后，被“看青”的我堵在了进村的大路口。“孩子饿得直哭，我没有别的法子呵!……”他无地自容苦苦哀求。当时，我竞鬼使神差般丧失了良知，硬是把五穗青苞米全没收。就这样，三叔进了“地富反坏分子学习班”，半天劳改半天被游斗；又累又饿又羞的他寻了短见，朝自己的腿上砸了一块大石头；从那以后，三叔瘸了一条腿，我碰到他时总是绕道走。……这么多年了，老人家还能记恨我吗?我已经给他带来了五瓶御寒的陈年老酒。一见面，我刚开口说起当年事，三叔就笑得泪水顺着皱纹流，接着对我说：“咋的?你小子怕三叔我记仇!那年月，给咱们罪受的是江青、林秃头。世道早已好了，三叔我再也不去当‘小偷’，你看，没有钱哪能盖起这两层楼!”他说着，已把我拽进屋，就像见到了亲骨肉。
来到平川堡的第三天，我才在房东大娘家见到了村委会主任张爱涛。他进屋后，握住我的手连声向我道歉。我笑了，回答了他一句诙谐的话：“小民那敢随便叫一村之长来见面。”这是位“回乡”的“老三届”中的“老高三”毕业生，是“文革”的“黑色风暴”卷翻了他驶向清华大学的航船；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后，面对着一穷二白的家乡，他也想用智慧去改地换天；但是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却成了“造反派”眼中的一粒盐；1976年清明节后，因为传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为躲避抓捕，他曾跑到我在城里的家中躲了50多天。……同来的“主任助理”忙向我解釋，说村主任这两天是忙得“连轴转”：前天在村农技咨询站忙了半天，接着就去了打电井的工地；昨天同来订货的港商洽谈了一上午，下午又去乡政府开了半天会；晚上为了设计奶粉加工厂，绘草图又挑灯夜战到快亮天；若不是他“谎报军情”说我要走了，村主任现在早已到了勘查厂址的小河边。正说着，好客的乡亲们开来了面包车，请我去参观村办企业和丰收在望的承包田。于是，张爱涛就此匆匆地走了，虽然相见时间很短，但我却不遗憾，因为他已经向我传递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大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
在村头下车后，我顿时惊呆了，眼前的景象使我不敢迈步：左边的大水库里渔船横卧，右边的小花园里紫燕斜出；两排小红楼坐落有致，一条水泥路平坦无阻；楼下临窗的路两旁，站立着挺拔的常青树。36年前来“插队”时，我是在这里下车的吗?记得当时的倾盆大雨，泼打着低矮的茅草屋；刚下车烂泥就拔掉了我的黄胶鞋，风雨撕扯着我的旧军服；房东大娘打着一把破竹伞，为我护着挎包里的一捆书。……是平川堡呵!因为我突然发现了远处那座立着石碑的坟墓，当年，我的“知青”战友小李，就是在那里平原造梯田时被大石头砸碎了头骨。于是，我向小李的墓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进村。
进村后，还没走多远，迎面就来了接到我打的电话的房东大娘。大娘她老人家明显地老了，可看上去却比当年还要硬朗。一见面，大娘就谈笑风生，说起家常事更是喜气洋洋。她家已经成了养鸡专业户，头些天还受到了下乡来检查的县长的当面表扬。她已经为我准备了“百鸡宴”，让我尝尝她做的鸡汤还香不香。大娘一提起鸡汤，使我马上想起了“批林批孔”的那年8月的一天。我病倒在了大娘家的土炕上；大娘杀了她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给病中的我做了半锅热鸡汤；为了给我买药，她在窗下的小菜园子里摘了一筐绿豆角要上街去卖，却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队堵在了村中央；大娘她哭着把一筐豆角抛向天空。……何时跑来了一条老黄狗?在我身前身后摇头尾巴晃；能是那条饿倒在“大寨田”里的小黄狗吗?当时我还喂了它两块糠面干粮。“汪!汪!汪!”老黄狗突然叫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幸福”牌摩托车驶过了我的身旁。
来到平川堡的当天傍晚，在房东大娘家，昔日的伙伴们都来了，虽然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但个个却都西服革履；钱大宝腋下还夹着一部《复活》，向小强手里还拎着一台双卡收录机；我的今非昔比的平川堡的农民兄弟，见面后先为我播放了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面对着曾同我朝夕相处了6年的好朋友，使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当时我们虽然形影不离，但却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的机会。记得那时是撸一天锄杠，还得“斗私批修”，造半宿梯田，还得“大批判”去；有一回天下大雨不能出工，也是在房东大娘家，大伙都放松了警惕，正在听我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工作队长突然闯了进来，上纲上线的“帽子”是现成的。……久别重逢有多少话要说，可房东大娘却要领着大伙去学习。原来今天县里来了农业技术员，要给致富的农民讲述奔小康的好信息。于是，我穿上外衣扶着大娘，向着灯火辉煌的会场走去!
第二天当我去拜访三叔时，面对着砖门楼，我真不想举手去把门叩。就要见到三叔了，可一想起那段往事，我真内疚!当年三叔掰了生产队的五穗青苞米后，被“看青”的我堵在了进村的大路口。“孩子饿得直哭，我没有别的法子呵!……”他无地自容苦苦哀求。当时，我竞鬼使神差般丧失了良知，硬是把五穗青苞米全没收。就这样，三叔进了“地富反坏分子学习班”，半天劳改半天被游斗；又累又饿又羞的他寻了短见，朝自己的腿上砸了一块大石头；从那以后，三叔瘸了一条腿，我碰到他时总是绕道走。……这么多年了，老人家还能记恨我吗?我已经给他带来了五瓶御寒的陈年老酒。一见面，我刚开口说起当年事，三叔就笑得泪水顺着皱纹流，接着对我说：“咋的?你小子怕三叔我记仇!那年月，给咱们罪受的是江青、林秃头。世道早已好了，三叔我再也不去当‘小偷’，你看，没有钱哪能盖起这两层楼!”他说着，已把我拽进屋，就像见到了亲骨肉。
来到平川堡的第三天，我才在房东大娘家见到了村委会主任张爱涛。他进屋后，握住我的手连声向我道歉。我笑了，回答了他一句诙谐的话：“小民那敢随便叫一村之长来见面。”这是位“回乡”的“老三届”中的“老高三”毕业生，是“文革”的“黑色风暴”卷翻了他驶向清华大学的航船；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后，面对着一穷二白的家乡，他也想用智慧去改地换天；但是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却成了“造反派”眼中的一粒盐；1976年清明节后，因为传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为躲避抓捕，他曾跑到我在城里的家中躲了50多天。……同来的“主任助理”忙向我解釋，说村主任这两天是忙得“连轴转”：前天在村农技咨询站忙了半天，接着就去了打电井的工地；昨天同来订货的港商洽谈了一上午，下午又去乡政府开了半天会；晚上为了设计奶粉加工厂，绘草图又挑灯夜战到快亮天；若不是他“谎报军情”说我要走了，村主任现在早已到了勘查厂址的小河边。正说着，好客的乡亲们开来了面包车，请我去参观村办企业和丰收在望的承包田。于是，张爱涛就此匆匆地走了，虽然相见时间很短，但我却不遗憾，因为他已经向我传递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大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