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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萧军创作倾向和上海文坛左翼思潮的影响，萧红在《生死场》中有意识地引入了启蒙主义的相关视角。但丰富的童年经历与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活，让萧红在批判民间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其顽强的生命力。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巨大冲击，让民间话语在与启蒙主义的对决中展现了强大的隐性力量。
一、女性的双重人生苦难
也许是在创作《生死场》之前经历了失去第一个孩子的痛苦，萧红在《生死场》中借“五姑姑”对一个新生命从娘胎里诞生的可怖、恐惧与痛苦进行了真切的描写，充满了血污和血腥。在民间伦理的重压之下，妇女即便履行了繁衍生命的职责，也依然承受着无尽的苦难。在向周围的人讲述第一个孩子死去的情景时，一向受人尊重的王婆变成了能言的幽灵，场面诡异而恐怖。
在经历了服毒自杀却在钉上棺材前的一刻苏醒的“死而复生”后，王婆变得更加忧伤而沉默，性情更加恶劣。日本人占领村庄后，王婆在村里有了“红胡子”，有了女学生参加政党后才开始担忧女儿的命运。当李青山、二里半等人筹划组建革命军时，王婆在外面为他们把风。她甚至接受了代表进步的黑胡子交给她的零散纸张。
行文至此，王婆的形象似乎达到了未受系统启蒙教育的乡村农民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只可惜，村里人自发组织的革命军惨败而归，在向王婆哭诉独生子的惨死后，老祖母带着三岁的小孙女菱花上吊自杀。王婆是萧红着墨最多的人物，但萧红没有明确地写出王婆的结局。也许，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母亲，萧红也不忍心给她再添伤痛了。
即便是在产后遭到丈夫极度的虐待，五姑姑的姐姐依然那么怕她的男人。王婆选择了反抗，可她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最终随著革命军的失败而归为无意义。遵循启蒙主义思想，五姑姑和王婆本应是被启蒙的对象，但是，像王婆一样支持革命军已是乡村妇女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王婆的境况都尚且如此，其他妇女又怎能摆脱民间文化强大的制约力量呢？
五姑姑的孩子死了，她却活了下来，王婆也“死而复生”，但这幸运只是暂时的，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她们摆脱不了乱坟岗子的归宿。萧红看到了这些女性的心灵悲哀，对这些女性抱有深切的同情，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对她们本原、永恒苦难的感慨，也在无形中认可了民间文化的隐性力量。
二、逃离乡间文化的悲壮反抗
如果说王婆试图在民间文化内部反抗其施加给女性的悲剧人生，那金枝则是渴望在根本上改变女性在民间文化伦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她不顾周围的流言，频繁地与成业幽会。在发现自己怀孕后，她在又一次幽会时，按着肚子给成业看，男人却完全不关心，仍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萧红没有提及金枝的父亲，但金枝的大胆举动仍可以被视作对父权制的大胆反抗，可她再次使自己进入了夫权制的阴影。金枝出嫁后仅四个月，福发婶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二人的生活里除了本能的诉求，便是无尽的责骂与承受责骂，小金枝因此而早产，也因此而注定不幸——她死于母亲金枝之手。小金枝的死是金枝对男权社会的又一次大胆反抗，带来的却又是一次悲剧的结局，她不得不终生承受摔死亲生女儿的内心折磨。
日本人占领小村庄后，金枝去了哈尔滨。在城市，她靠着像乞丐一样的求救，才成了缝穷婆。即便如此，她也不能给母亲攒下两元钱，也逃脱不了沦为单身汉发泄性欲工具的宿命。羞愧把金枝赶回了乡村，可是因为一张彩色的一元票子，金枝仅回家住了一晚，母亲就催促她抓紧回到哈尔滨挣钱。家已经不能再为金枝提供任何的庇护，她想去做尼姑，可是庙庵早已空了，金枝已经无处可去了！
日军的侵略是造成金枝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她承受的屈辱直接来自专制社会对她尊严的无情践踏，这甚至无法消解金枝内心朴素的抗日情绪。所以，金枝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在失去女儿和丈夫之后，金枝重获自由之身，但她还是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正是金枝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由于民间文化强大的隐性力量，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权话语，才能让自己的生命获得无意义的延长。试图逃离民间文化的任何反抗，都将以失败告终。
三、源自土地的“英雄情结”
即便是在封闭如死水的生死场，也有一些人因为对土地的依赖萌发出了“英雄情结”。赵三曾经在年轻时组建镰刀会，反抗加租，失败后，他过起了普通农民的生活：关心养牛和种地，渴望在城里发展一桩有希望的事业。因为高额的地租，他和李二婶子的丈夫盘算着打死地主。之后，赵三失手打折了闯入他家的小偷的腿骨，为了赔东家的钱，他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并开始为帮助自己出狱的地主说好话。
人们吃酒庆祝割新麦，赵三却哑默了，独自把玩着当年组建镰刀会剩下的镰刀。十年之后，村里迎来了伪满洲国，可年老的赵三没有当年的气力了，就连儿子也并不认同他极端、盲动的话语。最后，他茫然地望向远方。
启蒙，就是拿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武器来开启民众的心智，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赵三与平儿父子二人的人生轨迹，让人们看到了启蒙主义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可是，在与启蒙思想的两度对决中，出身地主家庭的萧红也敏锐地看到了民间生存法则对普通民众强大的规约力量——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让农民不可能彻底地反抗地主统治;缺乏思想引导，农民对社会变革难以长久地保持信心;豪迈的英雄锐气一旦冷却，他们的生活仍将恢复到最原初的状态。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困境，只能留下一曲悲壮的英雄之歌。
四、无结局的未知式反抗
不同于赵三和平儿父子的英雄情结，二里半在生死场中出场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老农民形象。即便是对于抗日救亡这样关乎自身命运的大事，他也依然不闻不问。当村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组建革命军救国时，老赵三快乐地不能入眠，大手掌翻了个终夜。同时，站在二里半的墙外可以数清他鼾声的拍子。
出发抗日前，众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告天盟誓，他们找不到公鸡，便决定杀与二里半相依为命的老羊，但当人们庄严地宣誓时，二里半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只公鸡，使自家的山羊免遭被宰杀祭天的命运。对于山河破碎，二里半似乎没什么伤心，那他就更不会在乎别人的眼睛了。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批判，因为萧红勾勒出二里半这个“亡国奴”形象的轮廓，就是为了揭示出潜藏于传统民间社会群体意识中的“深层结构”。在表达自己对民间生存法则认可的同时，作者亦让读者震撼于民间文化隐性的统摄力量。
本来已经要被人遗忘的二里半却突然向赵三打听起革命军的下落，并最终选择和李青山一起去寻找革命军。老太太给他的纸团起了多大的作用，人们不得而知。临行的前夜，二里半本欲立刻杀死老羊，以使自己无牵无挂。但最终他把老羊托付给了赵三哥，颠跌着自己不健全的腿，渐去渐远。
二里半的选择看似是对民间文化隐性力量的一种背离，实则仍没有摆脱民间文化的统摄。二里半虽然向着远离乡村的地方走去，但这足迹是远离乡村的直线，还是终将回到起点的圆圈，萧红在《生死场》中给出的是未知的结局。其实，萧红自己何尝没有答案——在启蒙思想与民间文化的对决中，二里半的离乡看似是启蒙思想的胜利，可是离乡之后的二里半又能做什么呢？对启蒙思想的靠拢，让萧红给了二里半一个“外出抗日”的结局，但萧红无法漠视民间文化的隐性力量。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出于调和的需要，萧红在小说的结尾给出了一个未知结局的结局。
五、结语
《生死场》创作过程的一波三折、上海文坛的整体创作背景、鲁迅和萧军等人的日常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死场》文本的前后断裂。但通过几个生活轨迹较为清晰的主要人物，萧红成功地表现了在愚昧闭塞的乡村，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和他们对抗命运苦难的尝试。通过自己原始、质朴的笔触，萧红对民间文化强大隐性力量的思考让人震撼。
（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丁安琪（1997-），女，满族，辽宁本溪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女性的双重人生苦难
也许是在创作《生死场》之前经历了失去第一个孩子的痛苦，萧红在《生死场》中借“五姑姑”对一个新生命从娘胎里诞生的可怖、恐惧与痛苦进行了真切的描写，充满了血污和血腥。在民间伦理的重压之下，妇女即便履行了繁衍生命的职责，也依然承受着无尽的苦难。在向周围的人讲述第一个孩子死去的情景时，一向受人尊重的王婆变成了能言的幽灵，场面诡异而恐怖。
在经历了服毒自杀却在钉上棺材前的一刻苏醒的“死而复生”后，王婆变得更加忧伤而沉默，性情更加恶劣。日本人占领村庄后，王婆在村里有了“红胡子”，有了女学生参加政党后才开始担忧女儿的命运。当李青山、二里半等人筹划组建革命军时，王婆在外面为他们把风。她甚至接受了代表进步的黑胡子交给她的零散纸张。
行文至此，王婆的形象似乎达到了未受系统启蒙教育的乡村农民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只可惜，村里人自发组织的革命军惨败而归，在向王婆哭诉独生子的惨死后，老祖母带着三岁的小孙女菱花上吊自杀。王婆是萧红着墨最多的人物，但萧红没有明确地写出王婆的结局。也许，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母亲，萧红也不忍心给她再添伤痛了。
即便是在产后遭到丈夫极度的虐待，五姑姑的姐姐依然那么怕她的男人。王婆选择了反抗，可她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最终随著革命军的失败而归为无意义。遵循启蒙主义思想，五姑姑和王婆本应是被启蒙的对象，但是，像王婆一样支持革命军已是乡村妇女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王婆的境况都尚且如此，其他妇女又怎能摆脱民间文化强大的制约力量呢？
五姑姑的孩子死了，她却活了下来，王婆也“死而复生”，但这幸运只是暂时的，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她们摆脱不了乱坟岗子的归宿。萧红看到了这些女性的心灵悲哀，对这些女性抱有深切的同情，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对她们本原、永恒苦难的感慨，也在无形中认可了民间文化的隐性力量。
二、逃离乡间文化的悲壮反抗
如果说王婆试图在民间文化内部反抗其施加给女性的悲剧人生，那金枝则是渴望在根本上改变女性在民间文化伦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她不顾周围的流言，频繁地与成业幽会。在发现自己怀孕后，她在又一次幽会时，按着肚子给成业看，男人却完全不关心，仍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萧红没有提及金枝的父亲，但金枝的大胆举动仍可以被视作对父权制的大胆反抗，可她再次使自己进入了夫权制的阴影。金枝出嫁后仅四个月，福发婶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二人的生活里除了本能的诉求，便是无尽的责骂与承受责骂，小金枝因此而早产，也因此而注定不幸——她死于母亲金枝之手。小金枝的死是金枝对男权社会的又一次大胆反抗，带来的却又是一次悲剧的结局，她不得不终生承受摔死亲生女儿的内心折磨。
日本人占领小村庄后，金枝去了哈尔滨。在城市，她靠着像乞丐一样的求救，才成了缝穷婆。即便如此，她也不能给母亲攒下两元钱，也逃脱不了沦为单身汉发泄性欲工具的宿命。羞愧把金枝赶回了乡村，可是因为一张彩色的一元票子，金枝仅回家住了一晚，母亲就催促她抓紧回到哈尔滨挣钱。家已经不能再为金枝提供任何的庇护，她想去做尼姑，可是庙庵早已空了，金枝已经无处可去了！
日军的侵略是造成金枝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她承受的屈辱直接来自专制社会对她尊严的无情践踏，这甚至无法消解金枝内心朴素的抗日情绪。所以，金枝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在失去女儿和丈夫之后，金枝重获自由之身，但她还是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正是金枝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由于民间文化强大的隐性力量，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权话语，才能让自己的生命获得无意义的延长。试图逃离民间文化的任何反抗，都将以失败告终。
三、源自土地的“英雄情结”
即便是在封闭如死水的生死场，也有一些人因为对土地的依赖萌发出了“英雄情结”。赵三曾经在年轻时组建镰刀会，反抗加租，失败后，他过起了普通农民的生活：关心养牛和种地，渴望在城里发展一桩有希望的事业。因为高额的地租，他和李二婶子的丈夫盘算着打死地主。之后，赵三失手打折了闯入他家的小偷的腿骨，为了赔东家的钱，他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并开始为帮助自己出狱的地主说好话。
人们吃酒庆祝割新麦，赵三却哑默了，独自把玩着当年组建镰刀会剩下的镰刀。十年之后，村里迎来了伪满洲国，可年老的赵三没有当年的气力了，就连儿子也并不认同他极端、盲动的话语。最后，他茫然地望向远方。
启蒙，就是拿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武器来开启民众的心智，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赵三与平儿父子二人的人生轨迹，让人们看到了启蒙主义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可是，在与启蒙思想的两度对决中，出身地主家庭的萧红也敏锐地看到了民间生存法则对普通民众强大的规约力量——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让农民不可能彻底地反抗地主统治;缺乏思想引导，农民对社会变革难以长久地保持信心;豪迈的英雄锐气一旦冷却，他们的生活仍将恢复到最原初的状态。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困境，只能留下一曲悲壮的英雄之歌。
四、无结局的未知式反抗
不同于赵三和平儿父子的英雄情结，二里半在生死场中出场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老农民形象。即便是对于抗日救亡这样关乎自身命运的大事，他也依然不闻不问。当村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组建革命军救国时，老赵三快乐地不能入眠，大手掌翻了个终夜。同时，站在二里半的墙外可以数清他鼾声的拍子。
出发抗日前，众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告天盟誓，他们找不到公鸡，便决定杀与二里半相依为命的老羊，但当人们庄严地宣誓时，二里半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只公鸡，使自家的山羊免遭被宰杀祭天的命运。对于山河破碎，二里半似乎没什么伤心，那他就更不会在乎别人的眼睛了。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批判，因为萧红勾勒出二里半这个“亡国奴”形象的轮廓，就是为了揭示出潜藏于传统民间社会群体意识中的“深层结构”。在表达自己对民间生存法则认可的同时，作者亦让读者震撼于民间文化隐性的统摄力量。
本来已经要被人遗忘的二里半却突然向赵三打听起革命军的下落，并最终选择和李青山一起去寻找革命军。老太太给他的纸团起了多大的作用，人们不得而知。临行的前夜，二里半本欲立刻杀死老羊，以使自己无牵无挂。但最终他把老羊托付给了赵三哥，颠跌着自己不健全的腿，渐去渐远。
二里半的选择看似是对民间文化隐性力量的一种背离，实则仍没有摆脱民间文化的统摄。二里半虽然向着远离乡村的地方走去，但这足迹是远离乡村的直线，还是终将回到起点的圆圈，萧红在《生死场》中给出的是未知的结局。其实，萧红自己何尝没有答案——在启蒙思想与民间文化的对决中，二里半的离乡看似是启蒙思想的胜利，可是离乡之后的二里半又能做什么呢？对启蒙思想的靠拢，让萧红给了二里半一个“外出抗日”的结局，但萧红无法漠视民间文化的隐性力量。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出于调和的需要，萧红在小说的结尾给出了一个未知结局的结局。
五、结语
《生死场》创作过程的一波三折、上海文坛的整体创作背景、鲁迅和萧军等人的日常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死场》文本的前后断裂。但通过几个生活轨迹较为清晰的主要人物，萧红成功地表现了在愚昧闭塞的乡村，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和他们对抗命运苦难的尝试。通过自己原始、质朴的笔触，萧红对民间文化强大隐性力量的思考让人震撼。
（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丁安琪（1997-），女，满族，辽宁本溪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