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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珊· S· 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将叙事行为研究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打破了学科界限，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本文就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旨在分析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苏珊· S· 兰瑟 女性主义叙事学 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 S· 兰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发表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1986年，苏珊· S· 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宣言性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名称，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2年, 兰瑟发表了《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书中她进一步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随后，兰瑟还发表了《性别叙事学：建构叙述声音的性别诗学》(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虚构与“人权”》（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和著作。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兰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新兴的理论学说在批评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为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
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必然性，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聪明”为例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義叙事学的必然性
女性主义批评是借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沃尔特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歪曲和诋毁妇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性别意识，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两大学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潮影响，法国学派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着力于文本中的语言、心理和哲学等问题的批评；而英美学派则关注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侧重于细读和阐释文本；二者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注重从性别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文本的意义。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注重文本的结构形式，注重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而忽视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模仿的角度来看文本，其特点是“印象式的，评价式的以及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科学的，描述性的，非意识形态的”。[3]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指责叙事学无视性属区分，并将其视为是一种父权制的理论。因为，叙事学研究选取的叙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当做男性文本对待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叙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虑妇女书写、性别差异或女性视角，也就无法意识到叙事学的局限性；而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等理论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引入如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等问题。对此，兰瑟提出应该“对叙事学进行重写以便能够把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文本阐释者的女性考虑进去。”[4]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压制了小说的表征层面，强调其符号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进行着模仿性地解读，过多地关注人物而不是叙述层面。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两套系统的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恰好能调合二者的对立。就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共同面对的挑战是认识到叙事作品的双重性质，摸索出一套术语和类型区分。这些术语和区分既有对结构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又有具体性和模仿性，对于将文学置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批评家来说也有应用价值”。[5]因此，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入叙事学研究；人们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叙事学的符号解读和女性主义的模仿性解读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地。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兰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为例，进行深入详细地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这是新婚的年轻女士写给自己闺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当时她所写的信必须向丈夫公开，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写了这封有着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书信：
．．．．．．
我已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
丝毫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
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
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之视为
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
只能一门心思地想着服从；
而只能分分场合，互敬互谅。[6]
．．．．．．
兰瑟认为，这封信的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三方面：
1. 叙述声音
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声音”这个术语，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不同的声音”，发出“另一种声音”，或者寻找“失落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所指的这个“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而叙事学中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着（teller），以此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也就是说，叙事学中的“声音”通常是指“形式结构，与具体叙述行为的原因、意识形态或社会寓意无关”。[7]这封信有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两个文本，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叙述声音：表层文本是对新婚丈夫的赞扬，发出的是女性的声音，采用的是柔弱无力的“女性语言”，卑微无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明，隔行阅读，就出现了一个隐含的文本，发出的则是男性的声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权威的“男性语言”，强健理智、铿锵有力地控诉着丈夫的缺陷，抨击其男权思想。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软弱无力，缺乏权威性，事实上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卑微无助，以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依赖，以此来获得“裂变的极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颠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实际上 “就成了对付异化隔离和新闻检查的巧妙办法，成了躲避现实威胁的有效途径”。[8]
2. 叙述情景
如果依据热奈特的异故事叙述和内故事叙述层次理论来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其叙事层次分为：外叙事层和内叙事层（也成为元叙事层）。热奈特的叙述层次理论只涉及叙事内部形式而并未涉及叙事历史语境。因此，兰瑟以热奈特的叙事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叙事模式分为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公开型叙述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外即公众读者进行叙述；而私下叙述则是指文本内的受述者进行叙述。兰瑟认为区分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为父权制文学传统上对妇女文学的压制在于禁止女性对公众写作；而隐含文本是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层文本将其公众化，将女性“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仅要考虑叙事形式，更要考虑叙事情景。如果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写给闺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这种隐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检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缚有压迫的真实处境；如果把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话，那么这封信就是对审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这封信看作对女性问题的戏拟文本的话，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女子的聪明，不仅躲避了丈夫的检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的艺术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进行了有力抨击。
3. 叙述情节
一般的叙述性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那么，依据这样的概念来判断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女性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无情节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层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险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因此，传统上的情节理论是建立在男权统治话语之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情节理论标准是专门为男性设置的。对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对情节有了新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女性作为讲述者来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讲述行为都可以构成情节；女性文本写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期待与期待实现的过程，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无论妻子是否幸福，写作本身成为愿望的满足；她的经历激发了读者自己的故事，而闺中密友不仅是叙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情节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情节也由叙事内转移到叙事外。因此，这封信中的“无情节”叙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情节，一种分享经历的颠覆性情节，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为讲述者的故事的延续，与此同时信息也传达给了读者，那么读者也介入了叙事，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有了交流的空间。“换言之，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9]正如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中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抑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从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迈进，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评价式的弱点。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1月
[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3][4][5] Susan ·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 from Theory of Fiction. Edited
by Chen Xilin Sichuan University P109, P111, P112
[6] [7] [8] [9] [10] 蘇珊· S· 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9-10, P4, P13, P18, P15-16
关键词：苏珊· S· 兰瑟 女性主义叙事学 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 S· 兰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发表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1986年，苏珊· S· 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宣言性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名称，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2年, 兰瑟发表了《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书中她进一步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随后，兰瑟还发表了《性别叙事学：建构叙述声音的性别诗学》(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虚构与“人权”》（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和著作。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兰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新兴的理论学说在批评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为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
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必然性，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聪明”为例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義叙事学的必然性
女性主义批评是借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沃尔特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歪曲和诋毁妇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性别意识，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两大学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潮影响，法国学派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着力于文本中的语言、心理和哲学等问题的批评；而英美学派则关注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侧重于细读和阐释文本；二者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注重从性别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文本的意义。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注重文本的结构形式，注重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而忽视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模仿的角度来看文本，其特点是“印象式的，评价式的以及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科学的，描述性的，非意识形态的”。[3]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指责叙事学无视性属区分，并将其视为是一种父权制的理论。因为，叙事学研究选取的叙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当做男性文本对待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叙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虑妇女书写、性别差异或女性视角，也就无法意识到叙事学的局限性；而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等理论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引入如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等问题。对此，兰瑟提出应该“对叙事学进行重写以便能够把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文本阐释者的女性考虑进去。”[4]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压制了小说的表征层面，强调其符号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进行着模仿性地解读，过多地关注人物而不是叙述层面。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两套系统的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恰好能调合二者的对立。就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共同面对的挑战是认识到叙事作品的双重性质，摸索出一套术语和类型区分。这些术语和区分既有对结构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又有具体性和模仿性，对于将文学置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批评家来说也有应用价值”。[5]因此，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入叙事学研究；人们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叙事学的符号解读和女性主义的模仿性解读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地。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兰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为例，进行深入详细地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这是新婚的年轻女士写给自己闺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当时她所写的信必须向丈夫公开，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写了这封有着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书信：
．．．．．．
我已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
丝毫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
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
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之视为
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
只能一门心思地想着服从；
而只能分分场合，互敬互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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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瑟认为，这封信的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三方面：
1. 叙述声音
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声音”这个术语，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不同的声音”，发出“另一种声音”，或者寻找“失落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所指的这个“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而叙事学中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着（teller），以此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也就是说，叙事学中的“声音”通常是指“形式结构，与具体叙述行为的原因、意识形态或社会寓意无关”。[7]这封信有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两个文本，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叙述声音：表层文本是对新婚丈夫的赞扬，发出的是女性的声音，采用的是柔弱无力的“女性语言”，卑微无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明，隔行阅读，就出现了一个隐含的文本，发出的则是男性的声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权威的“男性语言”，强健理智、铿锵有力地控诉着丈夫的缺陷，抨击其男权思想。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软弱无力，缺乏权威性，事实上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卑微无助，以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依赖，以此来获得“裂变的极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颠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实际上 “就成了对付异化隔离和新闻检查的巧妙办法，成了躲避现实威胁的有效途径”。[8]
2. 叙述情景
如果依据热奈特的异故事叙述和内故事叙述层次理论来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其叙事层次分为：外叙事层和内叙事层（也成为元叙事层）。热奈特的叙述层次理论只涉及叙事内部形式而并未涉及叙事历史语境。因此，兰瑟以热奈特的叙事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叙事模式分为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公开型叙述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外即公众读者进行叙述；而私下叙述则是指文本内的受述者进行叙述。兰瑟认为区分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为父权制文学传统上对妇女文学的压制在于禁止女性对公众写作；而隐含文本是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层文本将其公众化，将女性“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仅要考虑叙事形式，更要考虑叙事情景。如果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写给闺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这种隐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检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缚有压迫的真实处境；如果把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话，那么这封信就是对审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这封信看作对女性问题的戏拟文本的话，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女子的聪明，不仅躲避了丈夫的检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的艺术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进行了有力抨击。
3. 叙述情节
一般的叙述性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那么，依据这样的概念来判断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女性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无情节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层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险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因此，传统上的情节理论是建立在男权统治话语之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情节理论标准是专门为男性设置的。对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对情节有了新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女性作为讲述者来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讲述行为都可以构成情节；女性文本写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期待与期待实现的过程，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无论妻子是否幸福，写作本身成为愿望的满足；她的经历激发了读者自己的故事，而闺中密友不仅是叙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情节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情节也由叙事内转移到叙事外。因此，这封信中的“无情节”叙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情节，一种分享经历的颠覆性情节，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为讲述者的故事的延续，与此同时信息也传达给了读者，那么读者也介入了叙事，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有了交流的空间。“换言之，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9]正如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中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抑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从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迈进，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评价式的弱点。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1月
[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3][4][5] Susan ·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 from Theory of Fiction. Edited
by Chen Xilin Sichuan University P109, P111, P112
[6] [7] [8] [9] [10] 蘇珊· S· 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9-10, P4, P13, P18, P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