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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日寺石经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最大的雕刻石群。海拔3300的青藏高原上，拥有世界石书艺术之最称号的石刻大藏经，坐落于德敦寺后山坡，距县府所在地75公里，北面由宁果公路可通过，距离约有10公里之远。
关于此石刻大藏经文字记载不多，因为很多文章来自于许多人的口述记录，因此，对寺院、石经墙、地名、人名的文字标法和称呼也很不一致。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之东和日乡境内，有一座宁静而沉默的寺院因为一个宏伟壮观的石经墙而闻名于世，那就是德敦寺，全称德敦寺大密光明法论洲。亦称德敦曲噶尔，曲噶尔为佛法林之意。近几年也有些人叫作和日寺，是因为附近的和日乡而得名。德敦寺按藏传佛教的分类属于宁玛派法脉。宁玛为旧教之意，也就是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没有诞生之前的藏传佛教为旧教，理论上，除了宁玛之外其他教派的总称为新教，可习惯上，宁玛被认为旧教，格鲁则为新教。藏传佛教里很多寺庙具有好几种名称，在不同名称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贵寺的许多信息，比如对德敦寺而言，从其名称中“德敦”二字来自于其创建人德敦大师之名，从此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是一座宁玛派的寺院，德敦是付藏大师之意，而付藏大师最多的就是宁玛派。
此寺有将近两百余年的历史，据说在十九世纪初，第一世德敦大师晋美纳措让卓创建德敦寺于宁秀噶龙山上，其弟子众多，一切有缘善男信女修持佛法，成就正果的也挺多，周围的和日四部六菱（旧社会部落名称，今属泽库县宁秀乡和和日乡）、夏朗六部（今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和贡三部（今属同德县唐果镇）等地区的信徒络绎不绝地到德敦寺听法修行。后来寺址迁移到如今的扎嘉龙智宗（地名）山谷，听说此后为了完善寺庙的风水，也大量推广石刻佛经的事业，而从那时起石刻艺术已经进入其佛教修行领域，很多人心目中石刻就是一种修行，而不是赚钱的工具，只是受持佛经，流布于世的一种精神。这种环境也就逐渐成为造就石刻大藏经的精神后盾。
石经墙，就是将经文、佛像等有关佛教的经典文学和图像刻在石片上，因其形状像一道城墙而被人们称为“石经墙”，来自于藏语“多赤”（石经台之意）。在和日德敦寺附近有好几个大小和规模不同的石经墙。
哈达嘛尼：大藏经刻用材料为雅玛石板，雅玛是藏语，一种风化石板的名称。德敦寺的东北几公里处，一山谷名为哈达。哈达山谷的雅玛石板极为适用刻佛经，至今仍用其石板，尤其是刻佛像，除了此地的石板之外，几乎找不到更好的材料。以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墙，人们叫它“哈达嘛尼”。嘛尼意味着观音心咒六字真言，可在那时候，当地人心目中嘛尼就是刻在石板上，嘛尼等于石经墙，因而可见当时的石刻佛经与人们生活的息息相关。其实哈达嘛尼，为此地一切石墙之母，被文革拆毁后，如今只剩下从泽库到和日公路边的此废墟。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哈达嘛尼，噶藏石经墙，大藏经石经墙和塔尔朵石经墙，其中最完整的以下三部石经墙。
噶藏石经墙：位于寺庙的外环路西北方，这一部石经墙的修建具体时间无法可定，据寺僧和当地牧民世代的传说，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期，曲葛寺迁到这里。第二世德敦大师牟鹏噶伟罗珠之亲传弟子晋美秋吉尼玛和晋美多杰华悟之期，刻《广大解脱经》等经书。第三世寺主德尔顿（伏藏师）晋美桑俄合丹增为了弘扬佛法，决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储蓄，为寺院凿刻三部永世长存的石经。随后从数千里外的康区（有人说事果洛）请来了一位石雕师（具体时间不明），叫作阿拉多索（多索为石刻者之意）的刻字高僧，并雇了数十名男女牧民和寺僧给阿拉多索当雕刻技艺的学徒，并在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刻经。此人传下各种阳阴刻法，进一步丰富了石刻艺术风格开并改善了以前的热果玛字体，创始了如今刻用的美观而方便的木板字体。据说热果玛字体看起来框架很整齐，但字首不美观，刻起来不太方便。经过几十年的凿刻，终于将三部佛经刻成，功德圆满。被称之为“噶藏”的石经墙的名称来历跟一部经题。《贤劫经》的藏语简称为“噶藏”。由此可见，在几位高僧大德的推动下，用牦牛驮运雅玛石板，从噶藏石经墙展开了大规模的大藏经石刻。刻有《三昧王经》、《大般若经》、《贤劫经》、《五部箴言》等十几部经，外缘以六字真言围绕，长约15米，宽1米有余，也遭遇文革破坏，图为翻新恢复原貌之后。
大藏经石经墙：位于德敦寺后山，仿佛一条“经”龙沉卧在安静而巧妙的山丘背上。通常叫作甘朱尔，“甘”为佛经，“朱尔”为翻译，从印度翻译过来所有佛经的总称为“甘朱尔”。有一位活佛被人们称为阿拉嘛尼巴（嘛尼活佛之意），真名为晋美叶西宁博（无畏智慧藏之意），非常有名气，弟子众多。一时，他想修建一部石刻大藏经，问其上师白玛图都多杰，上师非常高兴地说“具足圆满的缘起，能完成大业。经过一场文革，别说石经墙，其有关资料也七零八碎，差一点从哪一年建都无法知道，幸好有个修行的老太太记得当年她才10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是1924年开始修建的。老太太名为贡确吉，今年（2014年）刚满90岁大寿，尚健在。那么，从那年，嘛尼活佛的具缘弟子，和日四部六岭为主的善男信女纷纷聚来，利用牦牛和人力驮运雅玛石板，有的自愿雕刻，有的资助他人刻经书，以众多之人信仰佛教的力量，凝聚在石刻大藏经的的善业上，共同修建此项闻名于世的佛教文化历史的产物。用近30年时间将《大藏经》刻制完成。至此，一部用石头刻成的“藏族大百科全书”完成。石经内容多为佛教名著经论，也有大量反映文法、诗歌、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律法、逻辑、建筑等方面的作品。除了文字内容外，还有大量刻有佛像、佛塔、佛教故事画、吉祥图案的石刻雕画。在经文的堆砌中，石经墙仿照条形藏文经书的式样垒叠起来，保持了纸制经书的风格，其“封面”和“封底”均由大型彩绘石板制成。闻名遐迩的“和日石经墙”来自于此石刻大藏经，藏文“甘丹多紫乾摩”，甘为《甘珠儿》，丹为《丹珠尔》，多紫为石墙，乾摩为大。此其内容以两套《甘珠儿》和一套《丹珠尔》为主。《甘珠儿》共一百零四或八卷，《丹珠尔》共二百一十八卷。据粗略估计，总页数约十三万多张，字数可达两亿，用石料多达3万有余，因而堪称于世无双的石刻大藏经。 塔尔朵石经墙：位于寺院外环内东北角，阿拉嘛尼巴的房子后方。塔尔朵也是一部经名，即《广大解脱经》之意，石经墙的内容皆为此经文。和日地区有一个习俗，父母亲戚等去世之后其子女或家属为了报答他们刻一部佛经，一般是固定一部经，也就是此《广大解脱经》。刻完佛经之后供放于此，久而久之，石经墙也变长、变厚。不知何年开始，但可以推断，自十九世纪中叶，德敦寺出了很多高僧大德，在当地影响巨大，跟他们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对石刻大藏经以及其他石刻经文的事业非常有兴趣，无论喇嘛还是老百姓，都爱好于，甚至信仰于此善业中。这种情况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精神资源的力量很强大，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造就了一个规模之大，字数之多，壮伟宏观，堪称华夏一奇，实为世界石书艺术之最的石刻大藏经。
以上噶藏，甘珠尔，塔尔朵三个和日石经墙主体部分，围绕在德敦寺附近，常常磕头顶礼，转绕祈祷的信徒络绎不绝。德敦寺石刻大藏经或和日石经墙现在的状况就不用细说了，以上几张照片或眼见为实。但经过几次风雨之后，谁也无法想象原来模样，文革前的规模，此刻也无法具体说明，只知道在很多知情人的记忆中是这样的：整个石经墙分两部分，《甘珠尔》部分和《丹珠尔》部分。第一，《甘珠尔》部分，石墙：长约170米，宽约2.5米，高约3米，供经台周边围绕石刻千佛尊像、印度八十大成就者、君臣廿五尊、莲师八大称号、二胜六庄严尊、堪罗曲三尊、长寿三尊、三大菩萨、三根本、宗喀巴三师徒尊、玛米达三尊、索苏努三尊、三十五佛尊、二十一度母、十六罗汉、龙乾巴师徒尊、阿弥陀佛、金刚瑜伽母、大白伞盖、八大佛塔像、大圆满传承上师等共有大小不一的四千多尊佛像，大则约1米高，中则约30公分高。大、中共约一百二十余。小则约三十公分高，共三千九百多尊佛像，四周围绕石刻佛经，其中涂有彩色和金粉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第二，《丹珠尔》部分，石墙正方形，一方约15米，高约3、4米，比起《甘珠尔》显得很高，相当庄严。以上《丹珠尔》石墙之图不为近照里，尚未翻新修复的几年前照的。其实，之前也试图修复，甚至有一次已经开始做了此右图上的一部分，不知何因，放弃了其计划，进行了全面的修复。
在文革期间，各处大小石经墙均遭遇了严重性破坏。刻有经文和佛像的各种石板，搬运各地充当建造桥梁、牛羊圈等建筑材料。1981年，随着宗教政策的改善，群众自愿从各处运回原址，七零八凑地逐渐恢复，可未能达到原来的完整和庄严。
此时，第四世德敦晋美奥赛回到德敦寺，弘扬佛法，重修佛堂，建立僧团等各项事业日益发展，石刻经文，石雕佛像等佛教性的文化艺术也得以发展。尤其是其弟子贡博才丹带领石刻艺术的新弟子和许多信徒，按照原来的规模，策划各项工程，开始进行了石刻大藏经的恢复计划和石雕艺术的传承事业。我们一谈到德敦寺石刻艺术，贡博才丹（贡保才旦）真是值得一提。他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青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今年77岁高龄的贡博才丹身为德敦寺的僧人，是当地有名的雕刻高手，他从14岁开始入寺学习石刻技艺，至今已经60年了，创作了大量的石雕作品。60年代，一生追随艺术之梦的老人被迫离开寺院返乡劳动，劳作之余，他依然不忘自己钟爱的石雕艺术，自制雕刻工具偷偷练习刀法，他把原来单线阴刻刀法和斜着刻线，平拖抛光的简单工艺提高到采用刻、雕、凿、钻、打磨、镂空等复杂的技法，以藏族人特有的智慧和对佛教艺术的虔诚创作了许多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佛教人物形象。80年代，随着当地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以前不被重视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重视和恢复，老人的艺术创造潜能和激情也再一次被激发起来。在德敦寺的重建工作中，他先后绘制壁画、唐卡、墙裙、图案、装饰彩绘300余幅。他积极投身到保护和修缮和日石经墙的工作之中，他潜心钻研佛教其他流派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将众多的雕刻技巧融会贯通，又恢复了部分失传的技法，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先后创作出了石雕精品《唐东杰宝》、《四臂观音》、《不动佛》、《绿度母》、《和睦四瑞》等。老人最重要的作品还有六件石刻经版，其中一件作品花去了他将近20年的时间，另一幅《莲花生大师》的作品老人整整刻了3年才完成。老人家一辈子都在寺院里，脑子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他从来不想自己究竟在雕刻什么，为什么而雕刻？但是只要刻出一件好的作品心情就特别舒畅，这也让他的徒弟们体悟到只有清贫的地方才能够出现艺术大师，只有平静的地方才能有“活的东西”的道理。他们说师父的贡献已经淹没在数以万计的和日石经墙的经文中了，石经墙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石雕艺人们信仰和灵魂的栖息地。
他的作品很受人欢迎，有的曾被收录全国性的出版物中，有的供养了他上师们交代，给他信仰的归宿，有的交给亲戚朋友储藏保管，现在除了照片也无法直接观赏，也略为可惜。
石经群在全国各地多处发现，但“和日石经”可以说迄今发现的全国最大内容最全的石经群。虽然在“文革”中，整个石经墙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1982年被省考古队发现，并在《青海日报》上进行的报道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84年被列为省级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利用各个资源，前后做了不同程度的修复和保护工程。后来，中央和各地电视台先后播出了有关石刻大藏经和其石刻艺术的专题片，德敦寺石刻大藏经（石经墙）和部分石雕艺术作品照被收录在《中国藏族石刻艺术》中，在《华夏一奇》和《五省区教材》中也对和日石经墙有所介绍，并获得观众和读者的高度评价。前来观看德敦寺与石刻大藏经之人，不仅仅是观光历史文物参观者，还有对佛教文物的崇拜者和文化艺术的研究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光是国内外的游客，还有很多宗教文化与艺术的爱好者前来参观、研究有关石刻大藏经和和日文化艺术，再加上朝拜佛寺的信徒，来往人数不断地增长。
从此文物遗址，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民族文化的魅力，由此想见藏民族坚强不息的意志和才能及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发展趋势，也可以此研究藏文正楷字体的发展和当地人们与佛教文化的各种关系。总之，德敦寺与石刻大藏经给石刻艺术的发展以及很多文化历史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关于此石刻大藏经文字记载不多，因为很多文章来自于许多人的口述记录，因此，对寺院、石经墙、地名、人名的文字标法和称呼也很不一致。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之东和日乡境内，有一座宁静而沉默的寺院因为一个宏伟壮观的石经墙而闻名于世，那就是德敦寺，全称德敦寺大密光明法论洲。亦称德敦曲噶尔，曲噶尔为佛法林之意。近几年也有些人叫作和日寺，是因为附近的和日乡而得名。德敦寺按藏传佛教的分类属于宁玛派法脉。宁玛为旧教之意，也就是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没有诞生之前的藏传佛教为旧教，理论上，除了宁玛之外其他教派的总称为新教，可习惯上，宁玛被认为旧教，格鲁则为新教。藏传佛教里很多寺庙具有好几种名称，在不同名称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贵寺的许多信息，比如对德敦寺而言，从其名称中“德敦”二字来自于其创建人德敦大师之名，从此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是一座宁玛派的寺院，德敦是付藏大师之意，而付藏大师最多的就是宁玛派。
此寺有将近两百余年的历史，据说在十九世纪初，第一世德敦大师晋美纳措让卓创建德敦寺于宁秀噶龙山上，其弟子众多，一切有缘善男信女修持佛法，成就正果的也挺多，周围的和日四部六菱（旧社会部落名称，今属泽库县宁秀乡和和日乡）、夏朗六部（今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和贡三部（今属同德县唐果镇）等地区的信徒络绎不绝地到德敦寺听法修行。后来寺址迁移到如今的扎嘉龙智宗（地名）山谷，听说此后为了完善寺庙的风水，也大量推广石刻佛经的事业，而从那时起石刻艺术已经进入其佛教修行领域，很多人心目中石刻就是一种修行，而不是赚钱的工具，只是受持佛经，流布于世的一种精神。这种环境也就逐渐成为造就石刻大藏经的精神后盾。
石经墙，就是将经文、佛像等有关佛教的经典文学和图像刻在石片上，因其形状像一道城墙而被人们称为“石经墙”，来自于藏语“多赤”（石经台之意）。在和日德敦寺附近有好几个大小和规模不同的石经墙。
哈达嘛尼：大藏经刻用材料为雅玛石板，雅玛是藏语，一种风化石板的名称。德敦寺的东北几公里处，一山谷名为哈达。哈达山谷的雅玛石板极为适用刻佛经，至今仍用其石板，尤其是刻佛像，除了此地的石板之外，几乎找不到更好的材料。以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墙，人们叫它“哈达嘛尼”。嘛尼意味着观音心咒六字真言，可在那时候，当地人心目中嘛尼就是刻在石板上，嘛尼等于石经墙，因而可见当时的石刻佛经与人们生活的息息相关。其实哈达嘛尼，为此地一切石墙之母，被文革拆毁后，如今只剩下从泽库到和日公路边的此废墟。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哈达嘛尼，噶藏石经墙，大藏经石经墙和塔尔朵石经墙，其中最完整的以下三部石经墙。
噶藏石经墙：位于寺庙的外环路西北方，这一部石经墙的修建具体时间无法可定，据寺僧和当地牧民世代的传说，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期，曲葛寺迁到这里。第二世德敦大师牟鹏噶伟罗珠之亲传弟子晋美秋吉尼玛和晋美多杰华悟之期，刻《广大解脱经》等经书。第三世寺主德尔顿（伏藏师）晋美桑俄合丹增为了弘扬佛法，决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储蓄，为寺院凿刻三部永世长存的石经。随后从数千里外的康区（有人说事果洛）请来了一位石雕师（具体时间不明），叫作阿拉多索（多索为石刻者之意）的刻字高僧，并雇了数十名男女牧民和寺僧给阿拉多索当雕刻技艺的学徒，并在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刻经。此人传下各种阳阴刻法，进一步丰富了石刻艺术风格开并改善了以前的热果玛字体，创始了如今刻用的美观而方便的木板字体。据说热果玛字体看起来框架很整齐，但字首不美观，刻起来不太方便。经过几十年的凿刻，终于将三部佛经刻成，功德圆满。被称之为“噶藏”的石经墙的名称来历跟一部经题。《贤劫经》的藏语简称为“噶藏”。由此可见，在几位高僧大德的推动下，用牦牛驮运雅玛石板，从噶藏石经墙展开了大规模的大藏经石刻。刻有《三昧王经》、《大般若经》、《贤劫经》、《五部箴言》等十几部经，外缘以六字真言围绕，长约15米，宽1米有余，也遭遇文革破坏，图为翻新恢复原貌之后。
大藏经石经墙：位于德敦寺后山，仿佛一条“经”龙沉卧在安静而巧妙的山丘背上。通常叫作甘朱尔，“甘”为佛经，“朱尔”为翻译，从印度翻译过来所有佛经的总称为“甘朱尔”。有一位活佛被人们称为阿拉嘛尼巴（嘛尼活佛之意），真名为晋美叶西宁博（无畏智慧藏之意），非常有名气，弟子众多。一时，他想修建一部石刻大藏经，问其上师白玛图都多杰，上师非常高兴地说“具足圆满的缘起，能完成大业。经过一场文革，别说石经墙，其有关资料也七零八碎，差一点从哪一年建都无法知道，幸好有个修行的老太太记得当年她才10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是1924年开始修建的。老太太名为贡确吉，今年（2014年）刚满90岁大寿，尚健在。那么，从那年，嘛尼活佛的具缘弟子，和日四部六岭为主的善男信女纷纷聚来，利用牦牛和人力驮运雅玛石板，有的自愿雕刻，有的资助他人刻经书，以众多之人信仰佛教的力量，凝聚在石刻大藏经的的善业上，共同修建此项闻名于世的佛教文化历史的产物。用近30年时间将《大藏经》刻制完成。至此，一部用石头刻成的“藏族大百科全书”完成。石经内容多为佛教名著经论，也有大量反映文法、诗歌、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律法、逻辑、建筑等方面的作品。除了文字内容外，还有大量刻有佛像、佛塔、佛教故事画、吉祥图案的石刻雕画。在经文的堆砌中，石经墙仿照条形藏文经书的式样垒叠起来，保持了纸制经书的风格，其“封面”和“封底”均由大型彩绘石板制成。闻名遐迩的“和日石经墙”来自于此石刻大藏经，藏文“甘丹多紫乾摩”，甘为《甘珠儿》，丹为《丹珠尔》，多紫为石墙，乾摩为大。此其内容以两套《甘珠儿》和一套《丹珠尔》为主。《甘珠儿》共一百零四或八卷，《丹珠尔》共二百一十八卷。据粗略估计，总页数约十三万多张，字数可达两亿，用石料多达3万有余，因而堪称于世无双的石刻大藏经。 塔尔朵石经墙：位于寺院外环内东北角，阿拉嘛尼巴的房子后方。塔尔朵也是一部经名，即《广大解脱经》之意，石经墙的内容皆为此经文。和日地区有一个习俗，父母亲戚等去世之后其子女或家属为了报答他们刻一部佛经，一般是固定一部经，也就是此《广大解脱经》。刻完佛经之后供放于此，久而久之，石经墙也变长、变厚。不知何年开始，但可以推断，自十九世纪中叶，德敦寺出了很多高僧大德，在当地影响巨大，跟他们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对石刻大藏经以及其他石刻经文的事业非常有兴趣，无论喇嘛还是老百姓，都爱好于，甚至信仰于此善业中。这种情况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精神资源的力量很强大，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造就了一个规模之大，字数之多，壮伟宏观，堪称华夏一奇，实为世界石书艺术之最的石刻大藏经。
以上噶藏，甘珠尔，塔尔朵三个和日石经墙主体部分，围绕在德敦寺附近，常常磕头顶礼，转绕祈祷的信徒络绎不绝。德敦寺石刻大藏经或和日石经墙现在的状况就不用细说了，以上几张照片或眼见为实。但经过几次风雨之后，谁也无法想象原来模样，文革前的规模，此刻也无法具体说明，只知道在很多知情人的记忆中是这样的：整个石经墙分两部分，《甘珠尔》部分和《丹珠尔》部分。第一，《甘珠尔》部分，石墙：长约170米，宽约2.5米，高约3米，供经台周边围绕石刻千佛尊像、印度八十大成就者、君臣廿五尊、莲师八大称号、二胜六庄严尊、堪罗曲三尊、长寿三尊、三大菩萨、三根本、宗喀巴三师徒尊、玛米达三尊、索苏努三尊、三十五佛尊、二十一度母、十六罗汉、龙乾巴师徒尊、阿弥陀佛、金刚瑜伽母、大白伞盖、八大佛塔像、大圆满传承上师等共有大小不一的四千多尊佛像，大则约1米高，中则约30公分高。大、中共约一百二十余。小则约三十公分高，共三千九百多尊佛像，四周围绕石刻佛经，其中涂有彩色和金粉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第二，《丹珠尔》部分，石墙正方形，一方约15米，高约3、4米，比起《甘珠尔》显得很高，相当庄严。以上《丹珠尔》石墙之图不为近照里，尚未翻新修复的几年前照的。其实，之前也试图修复，甚至有一次已经开始做了此右图上的一部分，不知何因，放弃了其计划，进行了全面的修复。
在文革期间，各处大小石经墙均遭遇了严重性破坏。刻有经文和佛像的各种石板，搬运各地充当建造桥梁、牛羊圈等建筑材料。1981年，随着宗教政策的改善，群众自愿从各处运回原址，七零八凑地逐渐恢复，可未能达到原来的完整和庄严。
此时，第四世德敦晋美奥赛回到德敦寺，弘扬佛法，重修佛堂，建立僧团等各项事业日益发展，石刻经文，石雕佛像等佛教性的文化艺术也得以发展。尤其是其弟子贡博才丹带领石刻艺术的新弟子和许多信徒，按照原来的规模，策划各项工程，开始进行了石刻大藏经的恢复计划和石雕艺术的传承事业。我们一谈到德敦寺石刻艺术，贡博才丹（贡保才旦）真是值得一提。他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青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今年77岁高龄的贡博才丹身为德敦寺的僧人，是当地有名的雕刻高手，他从14岁开始入寺学习石刻技艺，至今已经60年了，创作了大量的石雕作品。60年代，一生追随艺术之梦的老人被迫离开寺院返乡劳动，劳作之余，他依然不忘自己钟爱的石雕艺术，自制雕刻工具偷偷练习刀法，他把原来单线阴刻刀法和斜着刻线，平拖抛光的简单工艺提高到采用刻、雕、凿、钻、打磨、镂空等复杂的技法，以藏族人特有的智慧和对佛教艺术的虔诚创作了许多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佛教人物形象。80年代，随着当地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以前不被重视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重视和恢复，老人的艺术创造潜能和激情也再一次被激发起来。在德敦寺的重建工作中，他先后绘制壁画、唐卡、墙裙、图案、装饰彩绘300余幅。他积极投身到保护和修缮和日石经墙的工作之中，他潜心钻研佛教其他流派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将众多的雕刻技巧融会贯通，又恢复了部分失传的技法，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先后创作出了石雕精品《唐东杰宝》、《四臂观音》、《不动佛》、《绿度母》、《和睦四瑞》等。老人最重要的作品还有六件石刻经版，其中一件作品花去了他将近20年的时间，另一幅《莲花生大师》的作品老人整整刻了3年才完成。老人家一辈子都在寺院里，脑子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他从来不想自己究竟在雕刻什么，为什么而雕刻？但是只要刻出一件好的作品心情就特别舒畅，这也让他的徒弟们体悟到只有清贫的地方才能够出现艺术大师，只有平静的地方才能有“活的东西”的道理。他们说师父的贡献已经淹没在数以万计的和日石经墙的经文中了，石经墙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石雕艺人们信仰和灵魂的栖息地。
他的作品很受人欢迎，有的曾被收录全国性的出版物中，有的供养了他上师们交代，给他信仰的归宿，有的交给亲戚朋友储藏保管，现在除了照片也无法直接观赏，也略为可惜。
石经群在全国各地多处发现，但“和日石经”可以说迄今发现的全国最大内容最全的石经群。虽然在“文革”中，整个石经墙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1982年被省考古队发现，并在《青海日报》上进行的报道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84年被列为省级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利用各个资源，前后做了不同程度的修复和保护工程。后来，中央和各地电视台先后播出了有关石刻大藏经和其石刻艺术的专题片，德敦寺石刻大藏经（石经墙）和部分石雕艺术作品照被收录在《中国藏族石刻艺术》中，在《华夏一奇》和《五省区教材》中也对和日石经墙有所介绍，并获得观众和读者的高度评价。前来观看德敦寺与石刻大藏经之人，不仅仅是观光历史文物参观者，还有对佛教文物的崇拜者和文化艺术的研究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光是国内外的游客，还有很多宗教文化与艺术的爱好者前来参观、研究有关石刻大藏经和和日文化艺术，再加上朝拜佛寺的信徒，来往人数不断地增长。
从此文物遗址，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民族文化的魅力，由此想见藏民族坚强不息的意志和才能及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发展趋势，也可以此研究藏文正楷字体的发展和当地人们与佛教文化的各种关系。总之，德敦寺与石刻大藏经给石刻艺术的发展以及很多文化历史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