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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3年“隐形冠军”这一概念首次在中国内地见诸媒体，到现在已经16年过去了。绝大多数舶来的商业新名词在经历了如此漫长光阴的稀释之后，多半已经销声匿迹或者进入“长尾”阶段。但是这个概念却有些历久弥新、大器晚成的意思。最近5年来无论是以“隐形冠军”为关键词的新增网页数量，还是相关的论坛、评选活动都有显著上升的趋势。甚至连国家工信部2016年推出的制造业“单项冠军”评选都显然借鉴了这个概念的精髓。中国成为《隐形冠军》一书除发源地德国以外再版次数和销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其作者、年逾古稀的“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每年访问次数最多的亚洲目的地。
为何这样一个名词会在这样一个遥远的时空节点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回响？中国的隐形冠军式企业其基因与成长历程与德国隐形冠军有怎样的呼应与分野？未来的全球细分市场领导者们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应该有怎样的应对？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三个主题。
按照西蒙的原意，“隐形冠军”是指一群来自德国的全球细分市场领导者。它们占据了极高的市场份额和强大的市场地位，但是却往往在公众当中默默无闻。尽管这个定义中并没有刻意限定隐形冠军所在的具体行业，原著中也曾提及若干消费品（如Haribo，软糖）、软件（如SAP，管理软件）甚至服务业（如莱茵TüV，酒店认证）的公司，但绝大多数隐形冠军案例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机械、电子、化工、能源、医疗设备等B2B类型的行业。为了阐述和对比更加聚焦，下文中主要讨论的中国冠军企业也主要来自这些领域。
对笔者而言，“隐形冠军”的中国式解读大概可以用西蒙经历的两幕真实场景来概括。
10年前，在湖南长沙的一场论坛临近结束时，西蒙曾以“德国制造”一词的起源来勉励现场以制造业同仁为主的中国听众。故事是这样的：1885年，英国五金重镇谢菲尔德的一家刀具行业协会接到投诉称本地某些五金企业从德国进口廉价的刀具，然后打上“谢菲尔德生产”的标记在英国市场上售卖。于是生气的英国人修订了《商标法》，要求所有进口到大不列颠的商品都得注明原产国的名字。就这样，“Made in Germany”作为一个劣质低价甚至仿冒产品的标签而诞生了。但是后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一向被欧洲人视作乡巴佬的德国无论从经济总量、制造业的水准还是科技发达程度都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先进的国家。“Made in Germany”也脱胎换骨成为精湛工艺与严谨品质的代名词。这个故事中无论是作为后发工业国奋起直追时的卧薪尝胆、依靠低成本起步时的情非得已，还是品质征服世界的壮怀激烈，都让现场的中国听众感同身受。于是掌声雷动。这一幕生动折射出《隐形冠军》在中国得到认同的某种深层原因：它让许多有追求的中国企业家读出希望和尊严。
另一幕场景发生得更早一些。那是2004年西蒙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结束后，忽然有位听众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授，您的书里面提到的都是些成长了几十年、上百年但仍然只有可能百十来个员工、几千万产值的企业，她们算成功吗？她们值得我们学习吗？”唐突的问题背后折射的显然是21世纪初的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语境存在反差的另外一面。
行会（guild）主导的普鲁士手工业传统讲究百工百业泾渭分明，行业内部求专求精。某种意义上讲，行业地位是优先于绝对规模的企业目标。这样的文化底色为培养隐形冠军——“细分市场”的领导企业提供了土壤。即使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化的黄金年代，非相关的多元化在德国企业中也并不常见。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方面百废待兴、无事不可为，第一代的创业者们也没有太多行业传统可以依循；另一方面这里有庞大的单一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中有儒家修齐治平的抱负。所以这里的人们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快速成长的机遇，神往早日做进“世界500强”，似乎觉得做一个“隐形”的“中小企业”并非志存高远的表现。
对德国“隐形冠军”认同和不认同的两个侧面——无论是文化心态，还是它们背后的经济与社会现实——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行为，给中国式隐形冠军企业不同阶段的产生和成长印上了不同色泽的年轮。
1.0时期：出口导向型冠军公司初试啼声
19世纪中叶，德国钢铁、纺织、五金等企业借助德国较低的工资，学习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成为出口市场的引领者。这其中就包括钢铁大王克虏伯。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定程度上也重复了这个故事。当时萌芽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多数还缺少成为全球行业领导企业的实力。少数真正称得上世界级冠军企业的中国公司主要出现在产品各国通用、中国需求增长快、规模经济和低成本优势得以充分凸显的一些全球性行业（global industry），而且主要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两家与国际贸易和海洋运输密切相关的企业大概是最早进入西蒙视野的中国隐形冠军。1996年，总部位于深圳的中集集团（CIMC）首次超越韩国同行成为全球第一大干货集装箱制造商；2年以后，上海国企振华港机（ZPMC）成为全球第一大港口起重机供应商。而在随后的20余年当中，隨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份量不断提升，这两家企业的霸主地位也不断强化，主力产品迄今仍分别占据全球市场大约五成和八成的份额。
在民企群体中最早成为世界级冠军的代表之一是微波炉制造商格兰仕。这家以低成本战略著称的广东顺德乡镇企业从1996年开始为若干重要的欧美家电品牌做OEM代工，同时在国内市场以自有品牌格兰仕（Galanz）迅速扩张。1999年便成为全球产量第一的微波炉企业。高峰期格兰仕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1/3左右。格兰仕将1990年代末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最早获得的法国企业订单就是因为格兰仕可以将它的微波炉变压器从原本30美元的成本一步降到8美元。
而在没有明显技术壁垒的家电零配件市场上，许多“野蛮生长”的中国草根企业曾经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低廉劳动力成本迅速地获得大量出口导向型市场的份额。但是也正因为缺乏技术和品牌的“护城河”，这些冠军企业往往昙花一现。要么被成本更低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蚕食消解（有的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企业史上留下姓名就已经湮没无闻），要么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向整机市场或者其它领域转型。浙江方太集团的前身飞翔公司和广东环保热能与燃气具企业长青集团就是后者的代表。在1990年代，它们曾经分别是“燃气具点火枪大王（巅峰时拥有50%的全球份额）”和“亚洲最大燃气具阀门生产商”。 在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的B2B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民营企业进入的时间一般比较晚。与格兰仕同样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的浙江万向集团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外。这家1983年就成为国内行业冠军的企业很早就有明确的聚焦与全球化战略取向。1994年就在美国成立实体子公司，而且在2000年成功收购了它的美国同行兼客户舍勒公司（Zeller）。这起并购比后来影响颇大的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以及TCL收购法国汤姆逊要早了4年。西蒙在书中说隐形冠军往往是全球化的先锋队，诚哉斯言。
2.0时期：进口替代型冠军大潮涌动
2003年，在湖南湘潭有一家叫恒欣实业的小公司开始尝试生产一种矿山载人运输设备，俗称“猴车”。短短十来年之后，恒欣已经占有中国“猴车”市场大约40%的份额，而中国的煤炭产量也占到全球总产量的45%～50%。简单折算下来，恒欣就在全球市场占有将近1/5的份额，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世界“猴车”大王。
与恒欣相类似的冠军故事在湖南并非罕见。湘北名城常德郊外一个名叫陬市的小镇上，坐落着一家叫做飞沃新能源的公司。这家2018年营业额2.7亿的新三板企业成立时间只有7年，但它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隐形冠军公司，占有风力发电机叶片预埋螺套这个细分市场中国70%、全球40%以上的份额。相应的行业背景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每年新增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左右。
恒欣和飞沃可以看作是“中国隐形冠军”2.0时代的两个缩影。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消费大国——而不再仅仅是生产大国——的迅速崛起。虽然人们常常认为2001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加入世贸，但今天回头来看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那一年中国政府把“鼓励汽车进入家庭”这8个字写入国家的十五规划。接下来的两年中，土地“招拍挂”制度出炉，房地产业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的支柱产业。“车子”、“房子”两大引擎的先后启动引领着各自身后庞大的产业链条，昭示着中国经济内需驱动时代的大幕开启。这一波人类历史上速度、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给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无可复制的伟大机遇。
三百六十行一路狂飙突进的结果就是到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终结了后者自1895年以来保持114年的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的记录。据统计，那一年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已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这些产能很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市场被消费。以全球制造业市场容量最大的产品——汽车为例，中国在2009年就以300多万辆的优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而对于上游的能源和初级工业产品来说中国市场更是份额惊人。比如，2009年全世界60.5%的生铁产自中国，而中国的消费量则占全球60.9%。
“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在制造业成千上万的细分市场中，“进口替代型”隐形冠军企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尤其是在诸如轨道交通、建筑机械、电力设施、安防监控等“得中国者得天下”的产业中，当中车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金风科技、海康威视、大族激光这样的世界级整机企业立上潮头之际，一大批像飞沃这样的零部件冠军企业也应运而生。我们可以拎出轨道交通和风力发电这两个行业的部分上市零部件企业简单罗列一二（见表1）。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使得许多中国隐形冠军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时刻提早到来，因为接下来的两三年当中众多行业都出现了一种中国市场一枝独秀的奇特场景。但是这种超常规的急速扩张也带来产能过剩的隐忧。
3.0时期：价值导向型冠军企业迎来春天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成为新发展时期的主题。同时，这一年中国经济在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低于7%的GDP增幅。明确的宏观信号意味着企业粗放式扩张的时代即将淡出历史舞台。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阶段中国企业中有更多创新引领的世界级冠军企业诞生。其中杰出的代表比如深圳大疆无人机、福建宁德时代。但这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在看似利空的大背景下，一批长期“潜水”、特立独行的“慢公司”反而感受到了春天的临近。
事事要“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张跃、张剑兄弟是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兄弟俩创办的远大公司也是199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技术领先的隐形冠军代表之一。1996年的远大空调已经成为溴化锂直燃式中央空调领域的全球领导企业。也是在这一年，35岁的弟弟张剑迷上了住宅产业化的概念，认为这是中国建筑行业的未来。于是他开始自立门户，探索用制造业的模式来建房子。谁知这一探索就是20年。强调环保、安全的装配式建筑在中国市场一直因为相对成本高而市场推广艰难。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特殊的房地产市场上，从商业模式设计到现场装配的施工细节都没有先例可循。当2016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出炉的时候，远大住工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作为中国PC（预制混凝土）构件和PC生產设备的“双料冠军”（分别占有15.9%和52.4%的全国市场份额）， 企业开始迎来井喷式的增长。
同样早在1990年代，张剑在哈工大学热能工程专业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边书平也开始了创业之旅。1998年边书平偶然出差德国看到德式木窗精美而环保，于是发誓要回中国做木窗。他和同伴们在哈尔滨创立的森鹰门窗也无形中成为中国木窗行业的开创者。结果，接下来的20年对边书平而言同样是商业理想和市场诱惑反复天人交战的20年。因为德式木窗价格高企，市场接受度有限，难以形成规模，于是企业一再试图通过做其它业务来贴补，又一再放弃。最大的一次放弃在2011年，边书平忍痛砍掉了已经做到两个多亿、占当时公司总营收一大半的木铝复合窗业务。2018年，森鹰虽然依旧是一个销售额7个亿的“小公司”，但是以中国市场最高端的产品拥有了25%的市场份额，成为木窗和被动式建筑（passive design）行业无可争议的冠军公司。森鹰几乎符合西蒙对德式隐形冠军公司战略特征的所有描述。尤其产业链的纵深，从原材料制作到客户服务一脉贯通，业内罕有其匹。 浙江义乌的楼仲平和张剑、边书平是同龄人。出身寒门的他在创业行业选择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幸运。1994年，因为偶然的机会受让了一台二手机器，楼仲平开始在义乌这个小商品之都制作一种最廉价的小商品——吸管。他曾说“创业就像投胎。这不是一个好行业，但这由不得我。”此后的20多年，他创办的双童公司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尽管也经历过多元化的诱惑，但都及时撤出。而且比坚守更可贵的是，他在这样一个看似毫无门槛、一成不变的行业中鼓捣出许多花样来。比如2003年突然放弃所有如沃尔玛一类的大客户，专攻小客户。因为供货大客户往往代表低附加值、低议价能力。又比如，2006年双童开发出可以折成各种花型的艺术吸管，毛利数十倍于普通塑料吸管；再比如，2019年2月当英国女王提出王室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新闻传出时，楼仲平在微信朋友圈乐此不疲地转发——因为双童已经在若干年前开发出 PLA可降解吸管和纸质吸管，他正巴不得行业升级早些到来。这间起草了中国吸管行业国家标准的小公司拥有150多项专利，据说占到全球同行业专利数的2/3。
如果说2.0时期进口替代型的冠军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借助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的话，那么这个时期进入人们视野的许多中国隐形冠军企业——无论做的是“高大上”的无人机还是不起眼的吸管——都已经彻底告别了价格竞争。他们的行业中可能也还有其它优秀的国内外同侪，但是无论市场份额、技术创新还是产品的附加值，放眼世界已经不再有高不可攀的标杆。他们自己就是标杆。
三个阶段梳理一遍之后，其实也就不难理解“隐形冠军”概念近年来重新被发现和得到重视的原因。新的发展时期到来的时候，也许年轻人在追逐共享经济、P2P或者比特币，但是制造业的“老鸟”们已经发现几乎每一个已知的市场都充满竞争，只有聚焦才能做强，只有做强才能继续做大甚至存活。“做世界500强”的激情冷却下来，但是“品质改变世界”的雄心还在。隐形冠军的道路成为现实的选择。
虽然聚焦的价值被肯定，但是对这个概念望文生义的误读仍然存在。比如人们还是会纠结“隐形”有什么意义。笔者看来，“隐形”与否完全不是重点——那只是B2B细分市场的行业属性决定的传播特征。甚至有时候市场份额也不是核心——你把行业/市场定义为“汽车”，那么特斯拉的份额微不足道；如果你把行业/市场定义为“高端纯电动汽车”，那么特斯拉就是冠军。“隐形冠军”和“德国制造”对于走在新长征路上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启示是下面这两件事：
纵横四海的空间视野
良品计划（无印良品的母公司）前社长松井忠三有许多关于企业全球化的名言警句。其中有两句是：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根本不存在‘不进入’这个选项。”
“到新地区开发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与那片土地相适应的速度。”
这两句话对于过去数十年当中错失了中国机遇的国际企业而言似乎是一个警示。当中国市场快速膨胀、本土冠军企业攻掠如火的时候，海外同行如果不能适应这样的节奏就可能失掉这一隅，而在中国市场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失掉这一隅就意味着全局的被动。
混凝土机械的全球冠军三一重工在其上市后的2004年，销售额为26.56亿元，大约相当于当时的“世界冠军”、令人尊敬的德国同行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昵称“大象”）同年销售额的40%。但是仅仅过了7年，中国市场占有率近50%且产品相关多元化的三一集团销售额已经暴涨30倍，达到了接近800亿元。而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象”企业规模仍然和当年差不多——虽然在世界其它市场仍有不错表现但中国市场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于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三一有机会以近27亿元的价格“迎娶”普茨迈斯特。
但是故事并沒有结束。2011年巅峰过后，三一重工和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一样马上迎来5年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最低迷时本土市场相较2011年萎缩了75%。而就在谷底的2016年，三一的海外市场贡献了总销售额的40%，这其中“大象”又占了一半。一定程度上讲，国际市场成了三一过冬的棉袄。
反过来，也有德国隐形冠军把中国市场当成过冬棉袄的案例。沙尔夫矿山机械公司（SMT Scharf）是全球矿山运输设备的领导企业之一，也是前文提到的“猴车”企业恒欣的同行。从一些重要的财务数据可以看出这家企业在过去10年里应该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从2008年到2018年，它的德国本土市场销售额萎缩到只剩1/6。总营收有4个年份出现下跌，其中包括连续三年每年20%左右的滑落。所幸的是它的中国子公司销售额持续增长，同期翻了6.3倍。他们察觉到中国矿山企业对传统单轨吊系统的青睐；他们与重要的矿山企业合作；他们用微信公众号展示他们在贵州盘江矿山安装的情况以及山东兖矿党员维修工的优秀事迹……如今，这家有近70年历史、员工人数不到400人的隐形冠军公司海外市场贡献率达到97%（其中中国市场为35%），成了一个彻底的全球化企业。
窥斑见豹，从沙尔夫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市场对于整个“德国制造”的意义。人们不要忘记2010年被中国取代之前，德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一直是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如果按人均出口额来排，则至今仍然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当中遥遥领先的第一名。而德国企业这种不怕路远、不嫌利薄的市场开拓精神其来有自。一百多年前“德国威胁论”的代表作——英国记者威廉姆斯（Ernest Edwin Williams）的名著《德国制造》无意中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少年时代的德国企业筚路蓝缕开拓海外市场的细节：“1891年，整个西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55，000人。这个荒烟蔓草的地方这一年居然进口了价值6，639英镑的乐器（注：那时候薪水最高的英国工人年收入大约也就六七百英镑），而这些乐器几乎全部来自德国……1892年，澳大利亚隔壁的新西兰进口了534架钢琴，其中446架是从德国人手里买的！”书中还有一个现实版“到非洲卖鞋”的故事，说的是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一位叫Theodor Sproesser的德国经理发现中国的纺织品需求在迅速增长，于是跑去推销他们公司的纺织染剂品红。万万没想到的是几乎没有使用化学染料经验的中国最后居然成为他们在德国之外全球最大的市场。
客观地说，德国企业之所以早年就在国际市场上劈荆斩棘，有其国内市场狭小带来的忧患意识。而中国市场渊深辽阔，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国际化并非近忧。但是如果缺乏提前布局的远虑，当城市化放缓、生育率降低、本土市场更加开放，中国企业的“主场红利”一定会淡去，国际化的压力定会加剧。对于隐形冠军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的竞争，我们也许用得上松井忠三的第三句话：“无法在世界成功的企业，在国内也将难以生存。”
图谋万世的时间格局
事实上，“德国制造”作为山寨产品标签的时代非常短暂。就在英国人修订商标法的时候，德国人创业大潮已经是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驱动的局面。笔者曾经请教隐形冠军研究者利伯特博士（Stefan Lippert）：“‘德国制造’究竟怎样完成蜕变？德国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呢？”他的回信委婉而骄傲：
“卡尔·奔驰1878年发明了汽车发动机，1885年发明了汽车。而在他的周围，尽是像戈特利布·戴姆勒（笔者注：第一辆四轮汽车发明者。下同）、威廉·迈巴赫（设计之王，发明第一个四缸汽车发动机）、鲁道夫·狄塞尔（Diesel，柴油机的名称就是此君姓氏）、卡尔·蔡司（光学巨子）、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指针式电报机、西门子公司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拜耳 （化工与医药巨头拜耳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钢铁和军火大王）这样的角色。一时可谓豪杰辈出，灿若星河。这些公司其实就是工业时代的谷歌和苹果，这些人物就是当年的硅谷英雄啊。在那个时空当中，所有成就卓越所需要的环境因素都已具备：第一流的大学、第一流的工程师、专利保护体系、风险资本……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所谓‘产业升级’这一说。”
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名字，其实就是当年的隐形冠军公司。只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的行业或者开创的利基后来变得庞大无伦，所以他们的名字才广为人知。有的直到今天仍然是隐形冠军，比如蔡司。但是无论他们今天的规模大或是小，很少有人离开过自己的本行，除非那个行业已经消失。
依靠创新创业的中国故事如今也早已不罕见。接下来的征途上，更值得借鉴的德国经验恐怕是依靠创新守业。
商学院里喜欢用柯达错失数码摄影的机遇来描述领导企业转身的笨拙。但是专业摄影器材行业的隐形冠军、来自慕尼黑的百年传奇阿莱（ARRI）毫不犹豫地拥抱了数码时代。2017年在法兰克福第三届隐形冠军峰会上作主题分享的阿莱执行董事克劳斯（Franz Kraus）把公司定义为“一家拥有精密机械工艺的数码公司”。他们1990年代就推出数码底片记录器ArriLaser，2003年推出第一代数码摄影机，然后不断更新产品。至今75%的好莱坞大片是由ARRI的摄影机拍摄的，包括《复仇者联盟4》。
技术变革时代的守业需要对研发的持续投入。而这正是“德国制造”另外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下面这段话是《德国制造》一书中最令人震撼的描述之一：
“在Elberfeld有一家工厂，有不少于60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组成了一个有固定建制的部门。这些先生們拥有设备优良的实验室，享受优渥的薪水，而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无所事事（不过德国人管这个叫“研发”）。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与企业日常业务有关的事情，只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试验、做分析，直到他们哪一天开发出来新的工艺流程，或者把某种我们视为废物的东西点石成金。可怕的是，Elberfeld这家工厂的做法不是孤例，而是整个德国化工行业的通例！比如说，曼海姆地区的巴登苯胺与苏打厂就雇用了‘无所事事’的化学家高达78位。”
顺便说一句，这个所谓的“巴登苯胺与苏打厂”德文开头字母缩写是BASF，也就是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康采恩——巴斯夫。还记得前面说的那位1885年跑去大清帝国卖染料的仁兄吗？他就是巴斯夫的销售经理。
最后，我们不妨用一家特别典型的德国“隐形冠军”的故事来总结一下：
格罗茨-贝克特（Groz-Beckert）是一家比巴斯夫更加古老的企业，1852年成立，最开始就做一根针——一根编织袜子用的钩针。20年后他们成为萨克森州最大的制针厂；40年后，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针厂；然后，经历一战、二战，工厂几乎完全被拆除，但关键时刻居然是因为法国的客户希望他们活着！于是他们又活了下来；再然后，他们继续做全世界工业用针的领导者：厚度仅 0.34 mm的Hofa-Spec针、迂回式针杆织针、低曲线迂回式针杆织针、现代横机用舌针、簇绒针……一代又一代。16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家百年前就已经员工过千的企业来说，他们今天的规模不算大，7.5亿欧元的销售额，但是他们充满自豪。有意思的是，公司的编年史上甚至写道：1888年，我们成为最早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的企业之一。
将来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拥有“隐形冠军”式的笃定、从容：清楚岁月漫长，始终有所坚守。如果那时候再来回答“什么是企业成功的标准”，相信会有更多人同意任正非谦虚而骄傲的表白：“经历九死一生你还活着，就是成功。”
为何这样一个名词会在这样一个遥远的时空节点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回响？中国的隐形冠军式企业其基因与成长历程与德国隐形冠军有怎样的呼应与分野？未来的全球细分市场领导者们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应该有怎样的应对？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三个主题。
按照西蒙的原意，“隐形冠军”是指一群来自德国的全球细分市场领导者。它们占据了极高的市场份额和强大的市场地位，但是却往往在公众当中默默无闻。尽管这个定义中并没有刻意限定隐形冠军所在的具体行业，原著中也曾提及若干消费品（如Haribo，软糖）、软件（如SAP，管理软件）甚至服务业（如莱茵TüV，酒店认证）的公司，但绝大多数隐形冠军案例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机械、电子、化工、能源、医疗设备等B2B类型的行业。为了阐述和对比更加聚焦，下文中主要讨论的中国冠军企业也主要来自这些领域。
从“德国制造”到“中国制造”
对笔者而言，“隐形冠军”的中国式解读大概可以用西蒙经历的两幕真实场景来概括。
10年前，在湖南长沙的一场论坛临近结束时，西蒙曾以“德国制造”一词的起源来勉励现场以制造业同仁为主的中国听众。故事是这样的：1885年，英国五金重镇谢菲尔德的一家刀具行业协会接到投诉称本地某些五金企业从德国进口廉价的刀具，然后打上“谢菲尔德生产”的标记在英国市场上售卖。于是生气的英国人修订了《商标法》，要求所有进口到大不列颠的商品都得注明原产国的名字。就这样，“Made in Germany”作为一个劣质低价甚至仿冒产品的标签而诞生了。但是后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一向被欧洲人视作乡巴佬的德国无论从经济总量、制造业的水准还是科技发达程度都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先进的国家。“Made in Germany”也脱胎换骨成为精湛工艺与严谨品质的代名词。这个故事中无论是作为后发工业国奋起直追时的卧薪尝胆、依靠低成本起步时的情非得已，还是品质征服世界的壮怀激烈，都让现场的中国听众感同身受。于是掌声雷动。这一幕生动折射出《隐形冠军》在中国得到认同的某种深层原因：它让许多有追求的中国企业家读出希望和尊严。
另一幕场景发生得更早一些。那是2004年西蒙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结束后，忽然有位听众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授，您的书里面提到的都是些成长了几十年、上百年但仍然只有可能百十来个员工、几千万产值的企业，她们算成功吗？她们值得我们学习吗？”唐突的问题背后折射的显然是21世纪初的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语境存在反差的另外一面。
行会（guild）主导的普鲁士手工业传统讲究百工百业泾渭分明，行业内部求专求精。某种意义上讲，行业地位是优先于绝对规模的企业目标。这样的文化底色为培养隐形冠军——“细分市场”的领导企业提供了土壤。即使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化的黄金年代，非相关的多元化在德国企业中也并不常见。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方面百废待兴、无事不可为，第一代的创业者们也没有太多行业传统可以依循；另一方面这里有庞大的单一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中有儒家修齐治平的抱负。所以这里的人们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快速成长的机遇，神往早日做进“世界500强”，似乎觉得做一个“隐形”的“中小企业”并非志存高远的表现。
对德国“隐形冠军”认同和不认同的两个侧面——无论是文化心态，还是它们背后的经济与社会现实——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行为，给中国式隐形冠军企业不同阶段的产生和成长印上了不同色泽的年轮。
来自中国的“隐形冠军”
1.0时期：出口导向型冠军公司初试啼声
19世纪中叶，德国钢铁、纺织、五金等企业借助德国较低的工资，学习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成为出口市场的引领者。这其中就包括钢铁大王克虏伯。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定程度上也重复了这个故事。当时萌芽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多数还缺少成为全球行业领导企业的实力。少数真正称得上世界级冠军企业的中国公司主要出现在产品各国通用、中国需求增长快、规模经济和低成本优势得以充分凸显的一些全球性行业（global industry），而且主要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两家与国际贸易和海洋运输密切相关的企业大概是最早进入西蒙视野的中国隐形冠军。1996年，总部位于深圳的中集集团（CIMC）首次超越韩国同行成为全球第一大干货集装箱制造商；2年以后，上海国企振华港机（ZPMC）成为全球第一大港口起重机供应商。而在随后的20余年当中，隨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份量不断提升，这两家企业的霸主地位也不断强化，主力产品迄今仍分别占据全球市场大约五成和八成的份额。
在民企群体中最早成为世界级冠军的代表之一是微波炉制造商格兰仕。这家以低成本战略著称的广东顺德乡镇企业从1996年开始为若干重要的欧美家电品牌做OEM代工，同时在国内市场以自有品牌格兰仕（Galanz）迅速扩张。1999年便成为全球产量第一的微波炉企业。高峰期格兰仕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1/3左右。格兰仕将1990年代末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最早获得的法国企业订单就是因为格兰仕可以将它的微波炉变压器从原本30美元的成本一步降到8美元。
而在没有明显技术壁垒的家电零配件市场上，许多“野蛮生长”的中国草根企业曾经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低廉劳动力成本迅速地获得大量出口导向型市场的份额。但是也正因为缺乏技术和品牌的“护城河”，这些冠军企业往往昙花一现。要么被成本更低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蚕食消解（有的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企业史上留下姓名就已经湮没无闻），要么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向整机市场或者其它领域转型。浙江方太集团的前身飞翔公司和广东环保热能与燃气具企业长青集团就是后者的代表。在1990年代，它们曾经分别是“燃气具点火枪大王（巅峰时拥有50%的全球份额）”和“亚洲最大燃气具阀门生产商”。 在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的B2B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民营企业进入的时间一般比较晚。与格兰仕同样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的浙江万向集团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外。这家1983年就成为国内行业冠军的企业很早就有明确的聚焦与全球化战略取向。1994年就在美国成立实体子公司，而且在2000年成功收购了它的美国同行兼客户舍勒公司（Zeller）。这起并购比后来影响颇大的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以及TCL收购法国汤姆逊要早了4年。西蒙在书中说隐形冠军往往是全球化的先锋队，诚哉斯言。
2.0时期：进口替代型冠军大潮涌动
“隐形冠军”是指一群来自德国的全球细分市场领导者。它们占据了极高的市场份额和强大的市场地位，但是却往往在公众当中默默无闻。
2003年，在湖南湘潭有一家叫恒欣实业的小公司开始尝试生产一种矿山载人运输设备，俗称“猴车”。短短十来年之后，恒欣已经占有中国“猴车”市场大约40%的份额，而中国的煤炭产量也占到全球总产量的45%～50%。简单折算下来，恒欣就在全球市场占有将近1/5的份额，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世界“猴车”大王。
与恒欣相类似的冠军故事在湖南并非罕见。湘北名城常德郊外一个名叫陬市的小镇上，坐落着一家叫做飞沃新能源的公司。这家2018年营业额2.7亿的新三板企业成立时间只有7年，但它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隐形冠军公司，占有风力发电机叶片预埋螺套这个细分市场中国70%、全球40%以上的份额。相应的行业背景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每年新增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左右。
恒欣和飞沃可以看作是“中国隐形冠军”2.0时代的两个缩影。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消费大国——而不再仅仅是生产大国——的迅速崛起。虽然人们常常认为2001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加入世贸，但今天回头来看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那一年中国政府把“鼓励汽车进入家庭”这8个字写入国家的十五规划。接下来的两年中，土地“招拍挂”制度出炉，房地产业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的支柱产业。“车子”、“房子”两大引擎的先后启动引领着各自身后庞大的产业链条，昭示着中国经济内需驱动时代的大幕开启。这一波人类历史上速度、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给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无可复制的伟大机遇。
三百六十行一路狂飙突进的结果就是到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终结了后者自1895年以来保持114年的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的记录。据统计，那一年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已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这些产能很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市场被消费。以全球制造业市场容量最大的产品——汽车为例，中国在2009年就以300多万辆的优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而对于上游的能源和初级工业产品来说中国市场更是份额惊人。比如，2009年全世界60.5%的生铁产自中国，而中国的消费量则占全球60.9%。
“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在制造业成千上万的细分市场中，“进口替代型”隐形冠军企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尤其是在诸如轨道交通、建筑机械、电力设施、安防监控等“得中国者得天下”的产业中，当中车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金风科技、海康威视、大族激光这样的世界级整机企业立上潮头之际，一大批像飞沃这样的零部件冠军企业也应运而生。我们可以拎出轨道交通和风力发电这两个行业的部分上市零部件企业简单罗列一二（见表1）。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使得许多中国隐形冠军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时刻提早到来，因为接下来的两三年当中众多行业都出现了一种中国市场一枝独秀的奇特场景。但是这种超常规的急速扩张也带来产能过剩的隐忧。
3.0时期：价值导向型冠军企业迎来春天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成为新发展时期的主题。同时，这一年中国经济在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低于7%的GDP增幅。明确的宏观信号意味着企业粗放式扩张的时代即将淡出历史舞台。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阶段中国企业中有更多创新引领的世界级冠军企业诞生。其中杰出的代表比如深圳大疆无人机、福建宁德时代。但这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在看似利空的大背景下，一批长期“潜水”、特立独行的“慢公司”反而感受到了春天的临近。
事事要“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张跃、张剑兄弟是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兄弟俩创办的远大公司也是199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技术领先的隐形冠军代表之一。1996年的远大空调已经成为溴化锂直燃式中央空调领域的全球领导企业。也是在这一年，35岁的弟弟张剑迷上了住宅产业化的概念，认为这是中国建筑行业的未来。于是他开始自立门户，探索用制造业的模式来建房子。谁知这一探索就是20年。强调环保、安全的装配式建筑在中国市场一直因为相对成本高而市场推广艰难。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特殊的房地产市场上，从商业模式设计到现场装配的施工细节都没有先例可循。当2016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出炉的时候，远大住工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作为中国PC（预制混凝土）构件和PC生產设备的“双料冠军”（分别占有15.9%和52.4%的全国市场份额）， 企业开始迎来井喷式的增长。
同样早在1990年代，张剑在哈工大学热能工程专业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边书平也开始了创业之旅。1998年边书平偶然出差德国看到德式木窗精美而环保，于是发誓要回中国做木窗。他和同伴们在哈尔滨创立的森鹰门窗也无形中成为中国木窗行业的开创者。结果，接下来的20年对边书平而言同样是商业理想和市场诱惑反复天人交战的20年。因为德式木窗价格高企，市场接受度有限，难以形成规模，于是企业一再试图通过做其它业务来贴补，又一再放弃。最大的一次放弃在2011年，边书平忍痛砍掉了已经做到两个多亿、占当时公司总营收一大半的木铝复合窗业务。2018年，森鹰虽然依旧是一个销售额7个亿的“小公司”，但是以中国市场最高端的产品拥有了25%的市场份额，成为木窗和被动式建筑（passive design）行业无可争议的冠军公司。森鹰几乎符合西蒙对德式隐形冠军公司战略特征的所有描述。尤其产业链的纵深，从原材料制作到客户服务一脉贯通，业内罕有其匹。 浙江义乌的楼仲平和张剑、边书平是同龄人。出身寒门的他在创业行业选择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幸运。1994年，因为偶然的机会受让了一台二手机器，楼仲平开始在义乌这个小商品之都制作一种最廉价的小商品——吸管。他曾说“创业就像投胎。这不是一个好行业，但这由不得我。”此后的20多年，他创办的双童公司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尽管也经历过多元化的诱惑，但都及时撤出。而且比坚守更可贵的是，他在这样一个看似毫无门槛、一成不变的行业中鼓捣出许多花样来。比如2003年突然放弃所有如沃尔玛一类的大客户，专攻小客户。因为供货大客户往往代表低附加值、低议价能力。又比如，2006年双童开发出可以折成各种花型的艺术吸管，毛利数十倍于普通塑料吸管；再比如，2019年2月当英国女王提出王室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新闻传出时，楼仲平在微信朋友圈乐此不疲地转发——因为双童已经在若干年前开发出 PLA可降解吸管和纸质吸管，他正巴不得行业升级早些到来。这间起草了中国吸管行业国家标准的小公司拥有150多项专利，据说占到全球同行业专利数的2/3。
如果说2.0时期进口替代型的冠军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借助了“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的话，那么3.0时期进入人们视野的许多中国隐形冠军企业——无论做的是“高大上”的无人机还是不起眼的吸管——都已经彻底告别了价格竞争。
如果说2.0时期进口替代型的冠军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借助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的话，那么这个时期进入人们视野的许多中国隐形冠军企业——无论做的是“高大上”的无人机还是不起眼的吸管——都已经彻底告别了价格竞争。他们的行业中可能也还有其它优秀的国内外同侪，但是无论市场份额、技术创新还是产品的附加值，放眼世界已经不再有高不可攀的标杆。他们自己就是标杆。
新长征路上
三个阶段梳理一遍之后，其实也就不难理解“隐形冠军”概念近年来重新被发现和得到重视的原因。新的发展时期到来的时候，也许年轻人在追逐共享经济、P2P或者比特币，但是制造业的“老鸟”们已经发现几乎每一个已知的市场都充满竞争，只有聚焦才能做强，只有做强才能继续做大甚至存活。“做世界500强”的激情冷却下来，但是“品质改变世界”的雄心还在。隐形冠军的道路成为现实的选择。
虽然聚焦的价值被肯定，但是对这个概念望文生义的误读仍然存在。比如人们还是会纠结“隐形”有什么意义。笔者看来，“隐形”与否完全不是重点——那只是B2B细分市场的行业属性决定的传播特征。甚至有时候市场份额也不是核心——你把行业/市场定义为“汽车”，那么特斯拉的份额微不足道；如果你把行业/市场定义为“高端纯电动汽车”，那么特斯拉就是冠军。“隐形冠军”和“德国制造”对于走在新长征路上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启示是下面这两件事：
纵横四海的空间视野
良品计划（无印良品的母公司）前社长松井忠三有许多关于企业全球化的名言警句。其中有两句是：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根本不存在‘不进入’这个选项。”
“到新地区开发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与那片土地相适应的速度。”
这两句话对于过去数十年当中错失了中国机遇的国际企业而言似乎是一个警示。当中国市场快速膨胀、本土冠军企业攻掠如火的时候，海外同行如果不能适应这样的节奏就可能失掉这一隅，而在中国市场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失掉这一隅就意味着全局的被动。
混凝土机械的全球冠军三一重工在其上市后的2004年，销售额为26.56亿元，大约相当于当时的“世界冠军”、令人尊敬的德国同行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昵称“大象”）同年销售额的40%。但是仅仅过了7年，中国市场占有率近50%且产品相关多元化的三一集团销售额已经暴涨30倍，达到了接近800亿元。而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象”企业规模仍然和当年差不多——虽然在世界其它市场仍有不错表现但中国市场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于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三一有机会以近27亿元的价格“迎娶”普茨迈斯特。
但是故事并沒有结束。2011年巅峰过后，三一重工和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一样马上迎来5年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最低迷时本土市场相较2011年萎缩了75%。而就在谷底的2016年，三一的海外市场贡献了总销售额的40%，这其中“大象”又占了一半。一定程度上讲，国际市场成了三一过冬的棉袄。
反过来，也有德国隐形冠军把中国市场当成过冬棉袄的案例。沙尔夫矿山机械公司（SMT Scharf）是全球矿山运输设备的领导企业之一，也是前文提到的“猴车”企业恒欣的同行。从一些重要的财务数据可以看出这家企业在过去10年里应该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从2008年到2018年，它的德国本土市场销售额萎缩到只剩1/6。总营收有4个年份出现下跌，其中包括连续三年每年20%左右的滑落。所幸的是它的中国子公司销售额持续增长，同期翻了6.3倍。他们察觉到中国矿山企业对传统单轨吊系统的青睐；他们与重要的矿山企业合作；他们用微信公众号展示他们在贵州盘江矿山安装的情况以及山东兖矿党员维修工的优秀事迹……如今，这家有近70年历史、员工人数不到400人的隐形冠军公司海外市场贡献率达到97%（其中中国市场为35%），成了一个彻底的全球化企业。
窥斑见豹，从沙尔夫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市场对于整个“德国制造”的意义。人们不要忘记2010年被中国取代之前，德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一直是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如果按人均出口额来排，则至今仍然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当中遥遥领先的第一名。而德国企业这种不怕路远、不嫌利薄的市场开拓精神其来有自。一百多年前“德国威胁论”的代表作——英国记者威廉姆斯（Ernest Edwin Williams）的名著《德国制造》无意中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少年时代的德国企业筚路蓝缕开拓海外市场的细节：“1891年，整个西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55，000人。这个荒烟蔓草的地方这一年居然进口了价值6，639英镑的乐器（注：那时候薪水最高的英国工人年收入大约也就六七百英镑），而这些乐器几乎全部来自德国……1892年，澳大利亚隔壁的新西兰进口了534架钢琴，其中446架是从德国人手里买的！”书中还有一个现实版“到非洲卖鞋”的故事，说的是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一位叫Theodor Sproesser的德国经理发现中国的纺织品需求在迅速增长，于是跑去推销他们公司的纺织染剂品红。万万没想到的是几乎没有使用化学染料经验的中国最后居然成为他们在德国之外全球最大的市场。
对于隐形冠军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的竞争，我们也许用得上良品计划前社长松井忠三的一句话：“无法在世界成功的企业，在国内也将难以生存。”
客观地说，德国企业之所以早年就在国际市场上劈荆斩棘，有其国内市场狭小带来的忧患意识。而中国市场渊深辽阔，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国际化并非近忧。但是如果缺乏提前布局的远虑，当城市化放缓、生育率降低、本土市场更加开放，中国企业的“主场红利”一定会淡去，国际化的压力定会加剧。对于隐形冠军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的竞争，我们也许用得上松井忠三的第三句话：“无法在世界成功的企业，在国内也将难以生存。”
图谋万世的时间格局
事实上，“德国制造”作为山寨产品标签的时代非常短暂。就在英国人修订商标法的时候，德国人创业大潮已经是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驱动的局面。笔者曾经请教隐形冠军研究者利伯特博士（Stefan Lippert）：“‘德国制造’究竟怎样完成蜕变？德国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呢？”他的回信委婉而骄傲：
“卡尔·奔驰1878年发明了汽车发动机，1885年发明了汽车。而在他的周围，尽是像戈特利布·戴姆勒（笔者注：第一辆四轮汽车发明者。下同）、威廉·迈巴赫（设计之王，发明第一个四缸汽车发动机）、鲁道夫·狄塞尔（Diesel，柴油机的名称就是此君姓氏）、卡尔·蔡司（光学巨子）、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指针式电报机、西门子公司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拜耳 （化工与医药巨头拜耳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钢铁和军火大王）这样的角色。一时可谓豪杰辈出，灿若星河。这些公司其实就是工业时代的谷歌和苹果，这些人物就是当年的硅谷英雄啊。在那个时空当中，所有成就卓越所需要的环境因素都已具备：第一流的大学、第一流的工程师、专利保护体系、风险资本……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所谓‘产业升级’这一说。”
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名字，其实就是当年的隐形冠军公司。只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的行业或者开创的利基后来变得庞大无伦，所以他们的名字才广为人知。有的直到今天仍然是隐形冠军，比如蔡司。但是无论他们今天的规模大或是小，很少有人离开过自己的本行，除非那个行业已经消失。
依靠创新创业的中国故事如今也早已不罕见。接下来的征途上，更值得借鉴的德国经验恐怕是依靠创新守业。
商学院里喜欢用柯达错失数码摄影的机遇来描述领导企业转身的笨拙。但是专业摄影器材行业的隐形冠军、来自慕尼黑的百年传奇阿莱（ARRI）毫不犹豫地拥抱了数码时代。2017年在法兰克福第三届隐形冠军峰会上作主题分享的阿莱执行董事克劳斯（Franz Kraus）把公司定义为“一家拥有精密机械工艺的数码公司”。他们1990年代就推出数码底片记录器ArriLaser，2003年推出第一代数码摄影机，然后不断更新产品。至今75%的好莱坞大片是由ARRI的摄影机拍摄的，包括《复仇者联盟4》。
技术变革时代的守业需要对研发的持续投入。而这正是“德国制造”另外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下面这段话是《德国制造》一书中最令人震撼的描述之一：
“在Elberfeld有一家工厂，有不少于60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组成了一个有固定建制的部门。这些先生們拥有设备优良的实验室，享受优渥的薪水，而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无所事事（不过德国人管这个叫“研发”）。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与企业日常业务有关的事情，只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试验、做分析，直到他们哪一天开发出来新的工艺流程，或者把某种我们视为废物的东西点石成金。可怕的是，Elberfeld这家工厂的做法不是孤例，而是整个德国化工行业的通例！比如说，曼海姆地区的巴登苯胺与苏打厂就雇用了‘无所事事’的化学家高达78位。”
顺便说一句，这个所谓的“巴登苯胺与苏打厂”德文开头字母缩写是BASF，也就是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康采恩——巴斯夫。还记得前面说的那位1885年跑去大清帝国卖染料的仁兄吗？他就是巴斯夫的销售经理。
最后，我们不妨用一家特别典型的德国“隐形冠军”的故事来总结一下：
格罗茨-贝克特（Groz-Beckert）是一家比巴斯夫更加古老的企业，1852年成立，最开始就做一根针——一根编织袜子用的钩针。20年后他们成为萨克森州最大的制针厂；40年后，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针厂；然后，经历一战、二战，工厂几乎完全被拆除，但关键时刻居然是因为法国的客户希望他们活着！于是他们又活了下来；再然后，他们继续做全世界工业用针的领导者：厚度仅 0.34 mm的Hofa-Spec针、迂回式针杆织针、低曲线迂回式针杆织针、现代横机用舌针、簇绒针……一代又一代。16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家百年前就已经员工过千的企业来说，他们今天的规模不算大，7.5亿欧元的销售额，但是他们充满自豪。有意思的是，公司的编年史上甚至写道：1888年，我们成为最早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的企业之一。
将来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拥有“隐形冠军”式的笃定、从容：清楚岁月漫长，始终有所坚守。如果那时候再来回答“什么是企业成功的标准”，相信会有更多人同意任正非谦虚而骄傲的表白：“经历九死一生你还活着，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