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祸首——美国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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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美国式管理由于过去的盛誉依然备受尊崇。现如今,自以为是和脱离实际的管理风格已经让其过去的光环日渐衰退。太多的CEO不是卷起袖子真抓实干,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别人干这干那,如果干不成,就打发下属走人。
  
  英文古谚云:“做事老套路,必然老结果”。美国经济亦是如此。
  问题俨然变成了解决方案。目前,美国政府对民众的做法与公司对员工的做法似乎如出一辙。由于只着眼于短期目标,几大汽车公司纷纷垮台;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意在延续寥寥数周的救市方案,目前也是举步维艰。
  我们一般把此种情况称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但是究其根本,这是一场管理危机。要理解这点,想想次贷危机就行了。
  首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次贷产品?更糟糕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业绩非常优异的公司被卷入次贷危机?答案昭然若揭。他们推出次贷产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拉升销售数字,从而获得高额奖金。至于这些产品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心知肚明,从他们尽快卖掉这些产品的表现中可见一斑。
  但是,一家认真经营的公司怎么会购买这些垃圾呢?或者更准确的说,公司怎么会容忍这样一帮人,不管是出于太过懒惰还是太过漠然,居然认识不到这些产品纯属垃圾?答案也非常简单:这些公司处于无管理状态——他们处于被“英雄”领导的状态。当然,领导的目标在于在短期内创造辉煌的业绩。关于次贷是不是垃圾,高管们不知道,员工们不关心。
  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式管理的失败。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美国式管理由于过去的盛誉依然备受尊崇。现如今,自以为是和脱离实际的管理风格已经让其过去的光环日渐衰退。太多的CEO不是卷起袖子真抓实干,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别人干这干那,如果干不成,就打发下属走人。
  
  花钱买破烂
  
  新一任美国政府是如何做的呢?危机之下,政府匆忙推出了重磅计划,由政府出资购买“垃圾”,认为巨量的流动资金会拉动经济走出困境。大部分资金不过是给奄奄一息的企业提供了一些短效药。应急的权宜之计拖垮了整个经济,而补救方法就是推出更多的权宜之计。
  问题浮在表面已经很长时间。高管薪酬是管理腐败最明显的表现。早在20多年前,《财富》杂志就提出高管薪酬值得商榷并历次重复,可惜一切呼吁都是徒劳。随着美国与“领导力”的爱恋逐日升级,企业领导人也因为日益高得离谱的薪酬而与员工渐行渐远,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在极力赞美团队精神,大谈特谈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于是所有的“裁员”也就不足为怪了:不管公司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没达到目标,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员工——那些所谓的“人力资源”被扫地出门。人力资源这个称呼真是方便之至,因为管理者在面对“人”的时候需要小心,而面对“人力资源”时就可以像对待其他资源一样任意处置了。
  而这又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代价非常之高,因为这些人承载着公司一大部分关键知识,以及公司的心和灵魂。一个稳健的企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群,而不是人力资源的简单集合体。
  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人们说美国经济是多么高产。好,我们来看看高产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裁掉大批人,让余下的人干所有的活,这就叫做高产。直到余下的人疲于支撑,长期后果开始凸显。这些长期后果对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美国经济在崩溃,因为美国企业在崩溃,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国家著名的企业精神在崩溃。
  要再次得到政府的援助,汽车公司必须提交重组计划。没有问题,美国公司擅长的就是制定计划,它们不擅长的,也就是造成问题的是执行计划。(还记得那些恢宏气派的车展吗?还有车展上那些从未推向市场的奇异的概念车?这叫做“计划报废”。)这些公司无法成功地执行计划,我们怎么能期望它们仅仅依靠制定计划就达到成功?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些计划会导致更多批次的裁员。真是一个挽救经济的好法子。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在试图延缓老企业的生命:给这个国家病症最深、年头最老的暮年企业发放老年药物。而更为迫切的是,政府需要给充满活力、不断创造工作机会的年轻企业提供儿科和产科药物。
  我们听到的理由是“公司太大,无法倒闭”,我看更像是“公司太大,无法成功”。几十年来,无论是从管理上还是从财务上,通用汽车都在痛苦地一步一步迈向破产的终点。新注入的资金只会延缓它的终结过程,美国人早晚都得面对现实。
  以我的观点,管理教育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一大原因。过去几十年来,商学院一直在推崇一种过分偏重分析、脱离实际的管理风格,这种管理风格正在削弱美国的组织群体。
  每十年,都有超过一百万的MBA从商学院毕业。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教室里坐了几年之后,他们已经有资格来管理所有事情。实际上,他们没有资格来管理任何事情。
  
  遍地自大狂
  
  管理是一项实践,必须在工作中习得。没有哪位管理者,更不用说哪位领导人是在教室里培养出来的。宣称培养领导人的项目实际上是在培养自大狂。目前这种自大的精神已经从商学院大范围地弥漫到整个美国企业界。
  哈佛商学院在其MBA网站上宣称,它“专注于一个目的——培养领导人”。在哈佛,学习如何当领导人的方式是研究成百上千篇简短的案例,今天学一篇案例,明天上台宣布这家公司应该如何运营。昨天,你对顶点公司(Acme Inc.)还一无所知;今天,你就要装模作样地决定它的前途。这种学习方式能培养出什么样的领导人?
  哈佛一向以多少位毕业生荣膺著名公司高管头衔为傲。在教室里学习如何发表意见当然有用,但是这些毕业生担任高管后的表现如何?哈佛没有问这个问题。于是我们着手进行了一番调查。
  从一本哈佛内部资深人士写的书中(1990),我和约瑟夫·兰佩尔发现了一份哈佛商学院超级明星毕业生的名单。我们跟踪了名单上的19位CEO,其中多位都是在商场上叱咤十余年的风云人物。经调查我们发现,其中10位遭遇了完全败局(公司破产、在CEO职位上被撤职、合并失败等等);4位的表现至多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只有5位似乎表现尚可。虽然调查范围有限,但这些数字还是非常令人震惊。
  在过去8年里,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管理着美国政府(小布什于1975年从哈佛商学院取得MBA学位)。哈佛有没有讨论过它对毕业生管理风格的影响?有过多少讨论?目前,哈佛商学院正在调整它的MBA项目,但是院长已经明确表态,案例研究的学习方法不在调整之列。
  至此,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的问题:不管是现在的经济危机,还是越战和伊拉克问题,甚至是“9·11”事件的可能起因,以及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和教育方式,无不体现了集体反思的完全缺失。这个国家似乎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换言之,美国社会似乎陷入了僵局。多亏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强大的说客,多亏深得很多人无条件信仰的经济和个人主义信条,美国的经济活动依然正常。除此之外,我们的星球和这个星球上的许多公司一样已经病入膏肓,但依然有人在呼吁我们恢复过去的消费水平。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挽救经济,但是继续忽略未来。只不过这次,我们消费的可能是我们自己。
  过去几十年,在变革能力和与时俱进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比肩。在技术变革方面,美国依然在引领潮流;但是在社会方面,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变革的能力。
  奥巴马能改变这点吗?我希望如此,但我不无担心。大量注资只会延缓经济危机的过程,而在这笔资金的掩护下,管理危机会持续恶化。最近,哈佛商学院院长表示,“我们必须参与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来”。美国政府也有同样的想法。混乱的制造者怎么有可能把我们拯救出混乱呢?大概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觉醒了,必须认识到,继续跟随美国的脚步是最为糟糕的战略。
  面对如此不妙的下场,我们真的需要步其后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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