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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近年似乎“盯”上了“物事”，继《天香》 （2011）对刺绣工艺的精描细写和《考工记》 （2018）对老宅“煮书亭”的雕琢刻画之后，近期发表的《一把刀，千个字》 （《收获》2020年第5期）又将目光转向了“厨艺”。这回藉“厨艺”写的是“淮扬菜”大厨陈诚（小名兔子，英文名“杰瑞”）及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在近半个世纪里的一番经历，一样地活在平淡的俗世，没有惊心动魄起伏跌宕的情节。循了《天香》和《考工记》的笔触，王安忆写“物事”实际还是在写“人”，写“人”的命运和情感，小小的争斗、摩擦、无奈和窃喜;转瞬即逝的记忆隐射在心灵之中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故事”，“厨艺”不过是讲述这些“故事”的“由头”或“话引”。只是王安忆这回把笔触从“沪上”延伸到了东北和美国，倒有点儿像是《天香》 《考工记》和在欧美转了一大圈的《向西，向西，向南》 （2017）的综合，“沪上”在其中成了连接东北和美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接点。
《一把刀，千个字》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讲述陈诚在美国从旧金山唐人街的“黑户”到纽约法拉盛的私家“宴席订制”大厨的历程，下部则重点回溯陈诚父母在东北的“家史”及在运动年代的一番遭遇;如果说上部是写“今生”的话，下部就该当作“前世”来看了。不过，上、下部之间却也并非全然是“由果而因”的关系——陈诚的“今生”虽然与“前世”之“因”有关，但并不是“前世”遭遇的必然逻辑结果，反倒像是陈诚自己顺应了命运的某种自主的选择。
犹如生活本身的琐细碎片一样，王安忆讲述故事并不追求事件的完整和技巧上的曲折，所以，与其说她是在“讲故事”，不如说她其实是在挖掘和描摹各式人物的零散“记忆”;“蒙太奇”似的画面层层叠叠、时断时续、若有若无，仿佛清晰可辨却又混沌不明。如果依“前世/今生”的线索来看，大体的“故事”脉络可以梳理如下：父亲杨帆出身于扬州的一个小世家，为摆脱旧式家庭的烦扰，父亲考取了远在哈尔滨的工业大学，由此遇见了“校花级”的风云人物母亲。母亲生于哈市的一个教会家庭，天资聪慧、激情奔放，既是各类校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成绩优异令无数男性仰慕的“女神”。大学毕业后，父母各自都在哈市有了稳定的工作且机缘巧合地结成了夫妻，于是就有了姐姐鸽子和弟弟兔子（陈诚）。席卷全国的大运动来临之时，母亲参加了串联，回到哈市沉静地贴出了她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政权和群众运动”，由此入狱并彻底失去踪影。七岁的陈诚被母亲的大学同学送到了上海由单身的嬢嬢抚养，邂逅做厨师的舅公而开始帮厨，随后拜嬢嬢夫家的公公单先生为师正式学习淮扬菜厨艺。运动结束，母亲意外地被赐予了“烈士”的封号，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姐姐藉此被保送进了大学，并被公派留学美国，终至落户美国;陈诚则拒绝了所有优待，自行“下放”去了呼玛林场做了食堂的厨师，而后辗转也到了美国。由“黑户”到取得“绿卡”，陈诚从旧金山的饭店小厨师慢慢变成纽约法拉盛颇有名气的私家宴席订制大厨，娶了当年上海嬢嬢家邻居的女儿师师（师蓓蒂），解决了师师的居留问题，又帮父亲移民到了美国，然后一家人吵吵闹闹地过起了平淡无奇的小日子。
王安忆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共和国成立以后从不断运动到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描述中一般多呈现为控诉式的“伤痕”，或者追问式的“反思”，格调也基本以凝重和悲切为主。但在《一把刀，千个字》里，王安忆似乎刻意地淡化了这段历史可能带来的沉重，而将笔触伸向了几乎跟“宏大历史”毫不相干的诸多琐碎的“记忆”之中。在陈诚看来，父母属于“多快好省”的一代，他们所拥有的记忆都只是统一的“革命加儿女”，“政治信仰也影响着生活方式”。父亲是那种貌似有着坚定的信仰，实则只愿意顺应时代风潮随波逐流的小职员，所以对母亲的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不是提心吊胆，就是讳莫如深。在陈诚的记忆里，母亲也始终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连姓名都没有印象。少女时代的母亲在她的白俄音乐老师洛娃眼中，曾是美丽的“艾比娜”（法语“山楂花”）;在大学校园里，她是独辩众口的“贞德”;在工作单位，她是精通多门外语的顶级人才。母亲生前是监狱里死不悔改的罪犯，身后却又成了报纸专栏里和俗世人众心目中清醒而勇敢的“先知”、大无畏的“英雄”和“烈士”。但父母的一切对于陈诚来说似乎都毫无意义，反不如嬢嬢家床底下的食品罐、弄堂里小女孩跳皮筋时的歌吟、姐姐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溜冰的舞姿等等显得清晰切近。当历史被推进暗影里，切身体验的“记忆”就会格外醒目。如果说父母一代是依赖“历史”所赋予的“共名化”的“指称”（革命者/反革命者）来确认他们的“自我”身份的话，那么，陈诚则是靠对自身“记忆”的尽力捕捉来“拼凑”出其“自我”的模糊轮廓的;在面对“我到底是谁”的问题时，“被动接受”与“自主建构”为两代人划出了一个明确的边界。
幼年的陈诚一直是个沉静寡言的“乖孩子”，陈诚对出生地的哈市印象只停留在大列巴、红肠和姐姐的红色围巾上。陈诚的记忆开始于上海的单身嬢嬢居住的亭子间里，这里只有昏暗的阁楼、灰影里的沙发、散发着奶香味的饼干、分门别类的各式供应票据和整日里嘈杂喧闹的弄堂。“尼克松来了”和“尼克松走了”，留给他的记忆只有琳琅满目的富足物品却不准购买，以及数量有限凭票供应不得挑选的日常杂货和嬢嬢的精打细算。陈诚被带去扬州爷爷家时，最为深刻的记忆，是跟舅公的孙子黑皮一起借了月光在“个园”的竹影下踩“个”字。“竹枝摇曳，沙啦啦唱歌，无数‘个’字下雨般盖了层层叠叠。他和黑皮踩着地上的影，嘴里喊道：踏着一个，踏着一个！”这清晰的画面不时地会从梦中跳出来，后来被他一直带到了美国。黑皮要上学了，陈诚没有户口就只能随舅公帮厨;嬢嬢曾借一部《红楼梦》教陈诚识字记菜名，舅公则借一本黄历教会了陈诚算术、天文、地理和人情。穿行在大运河和高邮湖的周边，陈诚的眼中只有忙碌的人众和流水般的菜肴，偶尔来探望的父亲已经变得陌生而遥远。学了厨艺，回到上海嬢嬢家已能自食其力。物质依然紧缺，但一道“冰糖肘子”却也赢得了淮扬菜大师胡松源的外系后人单先生的首肯，陈诚终得虔心入門。母亲重获荣誉，陈诚得以返回东北哈市，却拒绝了继续上学，自行寻了个医院食堂的差事，醉心于改淮扬菜的“鲜”为东北菜的“香”;躲得开的是父亲与姐姐例行的争吵，躲不开的是无处不在的众人对“母亲”的追问和对自己异样的目光，陈诚索性躲去了呼玛林场，跟不谙汉语的鄂伦春人杂居在一起。“母亲”之于陈诚，几乎成了若有若无的符号，仿佛留存在记忆里，却又不是自己的记忆，既挥之不去又无法割舍。犹如在竹影下踩“个”字，似乎踏中却又空无一物。从哈市到上海和扬州，再回到东北，一圈辗转，陈诚记住的是不同地域的口味和菜肴，隐而未显的则是几乎无处不在的“母亲”的影子。“有个隐身人，是妈妈。……就在一夜之间，母亲的形象忽然变得清晰，在报纸头版，宣传栏橱窗，杂志封面，俯瞰着簇拥的人群，好像是全国人民的母亲，独独和他没关系。他有些躲她呢，却躲不开，从任何角度，那双眼睛都看着他，有话要说似的。”陈诚也尝试重建“母亲”的影像，却始终难以勾画出清晰的图景，如同相册里被拿走了照片留下来的空框;出走美国，实际也暗含了想彻底摆脱这种阴影的意味。但故土生长，记忆终究只能被千丝万缕的“根”系住，犹如美国的土地即使再肥沃，也生不出淮扬地界上的“软兜”（鳝鱼）。 在这部小说中，“个”字似乎是王安忆特别希望引起关注的一个关键字眼。竹影下的“个”字虽同为“个”，但每个“个”字却也有各自的不同;人生天地之间，虽然同样为“人”，仍有着不一样的差异。时代在强力地将每个人塑造成为“同一”的类型，王安忆却在尝试从切实的生活境遇中剥离出那种只属于个人的记忆与经验。陈诚和姐姐曾多次被人拿来与父母比照，看他们“谁”更“像”父亲或者母亲一些。血缘形貌或许有传承，但在脾气秉性上，姐弟俩都始终拒绝“活”成父母那般模样，“生活比血缘更有塑造力”，“他自觉做不了母亲的孩子”。这其实正是对中国文化中普遍的“趋同”意识的反思和抵制，正暗示着将“自我”从“群体”中剥离出来的渴望;也恰与鲁迅的《伤逝》中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信念遥相呼应，启蒙的要义即在于对作为个体的“自我主体”的自觉确认。生活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华人，乃至亚洲人，在美国人看来都是同一副面孔，一如华人看美国人也是同一种类别一样。但这些人自己却有着各自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来自形貌面相，而恰恰是出于各自的记忆对不同“自我”的塑造。身在美国的众多华人，有着同一的东方人的面孔，既是竹影下各自不同的“个”字，也带有东方民族特殊的印记;只不过这些印记都与历史的风云变幻无关，而只跟个人曾經的生活感受密切联系着。早年移民美国的文玩店主胡先生，在国内时有运动年代援越抗法，甚至偷渡越境香港未果的“革命”经历，但真正心仪的其实不过是“茶道”。越南籍华裔女子倩西身在大西洋赌场的工位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故乡菜肴的味道。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上海、扬州、哈市、呼玛，呈现在王安忆笔下的最为清晰的形象，都是这类身处历史之中，却又独立在时代之外的“一个一个”的人物。为追求自由婚姻反叛家庭甚至不惜孑然一身直至终老的嬢嬢，把“上海是个滩”当作口头禅的师傅单先生，机敏豪爽而特立独行的鄂伦春少年，胆怯害羞的上海知青栾志超，故意寻姐姐打口仗的师蓓蒂，憨厚朴实的铁厂工人爷叔和招娣。这些人物都生活在“同一”的历史进程中，却并没有如陈诚的父母一般为“历史”所左右，最终变成“同一”的革命人;他们自主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小”生活，由此让自己成了竹影下“一个一个”形貌各异的“个”字。就陈诚的一面来看，这些人都与自己有关系，但又都是跟自己迥异的“他者”;也正是借助了对这些“他者”的追忆和比照，陈诚才辨认出了那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个我”。而在王安忆的一面，她似乎倒是在刻意暗示：曾经的历史不一定都如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波澜起伏，生活赋予每个人的“记忆”其实并非完全相同;各自不同的“记忆”标记着每个人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而这些彼此迥异的“痕迹”才是证明各个不同的“个体”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它们远比“同一”的灰色历史要丰富鲜活得多。“小说”本就应该是街谈巷议、絮叨琐碎的载体，不能把“小说”变成政治或历史式的“大说”——王安忆一再强调小说家的责任是“讲故事”的核心意旨也许正在于此。
从陈诚及其相关人物的“故事”中不难看出，王安忆所关注的“物事”——厨艺确实只是某种“话引/由头”。干丝、熏鱼、糖醋小排、红烧甩水、油焖笋、腌笃鲜……一应被改造成“美国口味”的淮扬菜，引出的是对上海弄堂里嬢嬢家的林林总总的遥远记忆;装满五花肉、小黄鱼、八宝辣酱、荠菜豆腐、香肠鸡蛋的食盒，不过是追忆爷叔和招娣的线索;眼前是盛着凤鸡、咸鲞、腌肉、虾干、麻饼、油条的篮子，背后则是陈诚随着舅公走镇串乡的身影;“记忆不在大脑，而在舌头”，“培养口味的那道美食未必可食”，“口味最忌刁钻促狭”，“淮扬菜，好就好在大路朝天，一派正气，肉是肉，鱼是鱼，……绝无稀奇古怪，即便荤腥，也是茹素的荤腥。”“湘、皖、粤、鲁、川、扬、苏锡常，等等，……无论哪一派哪一系，凡做到顶级，就无大差别。”表面上说的是菜肴，实际里却牵引着人间百世。“菜肴”可以成为连接人物关系以引发“故事”的“先导”，比如咸蛋黄之于黑皮，后腿猪蹄之于小毛，酸菜饺子之于邻居阿姨;“菜肴”也可为“时间/历史”打下“标记”，比如食品匮乏年代的各式票据，市场开放时代的成捆大葱。无数的个人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年代吃着不同的食物，也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活泼泼的“故事”。
回到小说的标题《一把刀，千个字》，“一把刀”指的是“扬州三把刀”（菜刀、剃刀、修脚刀）中的“菜刀”，谓之“薄技在身”当可行遍天下自安衣食，既无关风云跌宕，也避免“嗟来”之羞。从随舅公帮厨，到拜师学艺，再到烹制东北大菜，直至在美国把“淮扬菜”改造成“美国口味”，陈诚借“一把菜刀”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独立而寻常的“个人”;这既是俗世的常态，也正是生活的“本相”。由“一把刀”引出的“千个字”，则出自袁枚的两句诗“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王安忆以之作为题记。月映竹叶，在地上“写”出千万的“个”字，踩“个”字只是陈诚和玩伴儿黑皮在童年时代的游戏，却也是陈诚（连同其他人众）试图“捕捉”那些摇曳恍惚的“记忆碎片”的某种通道;“记忆”是自证自身“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据此而言，王安忆真正希望落脚的也许恰恰是后半句诗中的“一身花”——命运的起起落落终究会在个人心灵的“布幔”上洒下星星点点、或浓或淡的“花”影，虽零散疏落，却总能够提醒自己在俗世间活出了“人”样儿，而不是个被时代标记出来的“符号”（如同被人们所称颂的“烈士”母亲）。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所书写的仍旧是市井俗人的“庸常”生活，这类生活在鲁迅看来，大抵属于“几乎无事的悲剧”。但在王安忆看来，振臂一呼而能应者云集的“英雄”毕竟不是常有的，小人物的“庸常”或许才是“生活”的本真常态，在这一点上，王安忆更近于张爱玲。不过，与张爱玲笔下的犀利、冷峻、苍凉和漠然相比，王安忆的笔尖透出的却是一种“人心”的热度。“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下。他害怕回来，怵的就是这个，可怵什么，来什么。……他不敢乱动，也不敢擦拭眼泪，那里面的液体不晓得蓄了多少时日，又是怎样的成分，滚烫的，烧得心痛。止也止不住，越触碰越汹涌，几成排山倒海之势。”张爱玲的人物是在以功利之眼向生活讨要“所得”，王安忆的人物则是在以近于执拗的“执着”品味着“生活”的点滴甜苦;功利的尺度是在以对个人得失的维护将自身从群体中剥离出来——成为孤独的个体，品味生活则是借助对零星记忆的拼凑来完成对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确认——“个体”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个体”，“个体”借助与“他者”的关系来消除孤独。如果说“现代”社会正在以“同质化”的方式来消解个体的“差异性”的话，那么，王安忆似乎恰恰是在以重新“唤醒”生活中星星点点的“记忆”的策略，来重建个体对自身独立性的确认。从更为广泛的日趋同一的“全球化”生存境遇的角度来看，王安忆的这一书写向路确实是有其特定的“世界”意义的。
《一把刀，千个字》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讲述陈诚在美国从旧金山唐人街的“黑户”到纽约法拉盛的私家“宴席订制”大厨的历程，下部则重点回溯陈诚父母在东北的“家史”及在运动年代的一番遭遇;如果说上部是写“今生”的话，下部就该当作“前世”来看了。不过，上、下部之间却也并非全然是“由果而因”的关系——陈诚的“今生”虽然与“前世”之“因”有关，但并不是“前世”遭遇的必然逻辑结果，反倒像是陈诚自己顺应了命运的某种自主的选择。
犹如生活本身的琐细碎片一样，王安忆讲述故事并不追求事件的完整和技巧上的曲折，所以，与其说她是在“讲故事”，不如说她其实是在挖掘和描摹各式人物的零散“记忆”;“蒙太奇”似的画面层层叠叠、时断时续、若有若无，仿佛清晰可辨却又混沌不明。如果依“前世/今生”的线索来看，大体的“故事”脉络可以梳理如下：父亲杨帆出身于扬州的一个小世家，为摆脱旧式家庭的烦扰，父亲考取了远在哈尔滨的工业大学，由此遇见了“校花级”的风云人物母亲。母亲生于哈市的一个教会家庭，天资聪慧、激情奔放，既是各类校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成绩优异令无数男性仰慕的“女神”。大学毕业后，父母各自都在哈市有了稳定的工作且机缘巧合地结成了夫妻，于是就有了姐姐鸽子和弟弟兔子（陈诚）。席卷全国的大运动来临之时，母亲参加了串联，回到哈市沉静地贴出了她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政权和群众运动”，由此入狱并彻底失去踪影。七岁的陈诚被母亲的大学同学送到了上海由单身的嬢嬢抚养，邂逅做厨师的舅公而开始帮厨，随后拜嬢嬢夫家的公公单先生为师正式学习淮扬菜厨艺。运动结束，母亲意外地被赐予了“烈士”的封号，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姐姐藉此被保送进了大学，并被公派留学美国，终至落户美国;陈诚则拒绝了所有优待，自行“下放”去了呼玛林场做了食堂的厨师，而后辗转也到了美国。由“黑户”到取得“绿卡”，陈诚从旧金山的饭店小厨师慢慢变成纽约法拉盛颇有名气的私家宴席订制大厨，娶了当年上海嬢嬢家邻居的女儿师师（师蓓蒂），解决了师师的居留问题，又帮父亲移民到了美国，然后一家人吵吵闹闹地过起了平淡无奇的小日子。
王安忆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共和国成立以后从不断运动到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描述中一般多呈现为控诉式的“伤痕”，或者追问式的“反思”，格调也基本以凝重和悲切为主。但在《一把刀，千个字》里，王安忆似乎刻意地淡化了这段历史可能带来的沉重，而将笔触伸向了几乎跟“宏大历史”毫不相干的诸多琐碎的“记忆”之中。在陈诚看来，父母属于“多快好省”的一代，他们所拥有的记忆都只是统一的“革命加儿女”，“政治信仰也影响着生活方式”。父亲是那种貌似有着坚定的信仰，实则只愿意顺应时代风潮随波逐流的小职员，所以对母亲的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不是提心吊胆，就是讳莫如深。在陈诚的记忆里，母亲也始终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连姓名都没有印象。少女时代的母亲在她的白俄音乐老师洛娃眼中，曾是美丽的“艾比娜”（法语“山楂花”）;在大学校园里，她是独辩众口的“贞德”;在工作单位，她是精通多门外语的顶级人才。母亲生前是监狱里死不悔改的罪犯，身后却又成了报纸专栏里和俗世人众心目中清醒而勇敢的“先知”、大无畏的“英雄”和“烈士”。但父母的一切对于陈诚来说似乎都毫无意义，反不如嬢嬢家床底下的食品罐、弄堂里小女孩跳皮筋时的歌吟、姐姐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溜冰的舞姿等等显得清晰切近。当历史被推进暗影里，切身体验的“记忆”就会格外醒目。如果说父母一代是依赖“历史”所赋予的“共名化”的“指称”（革命者/反革命者）来确认他们的“自我”身份的话，那么，陈诚则是靠对自身“记忆”的尽力捕捉来“拼凑”出其“自我”的模糊轮廓的;在面对“我到底是谁”的问题时，“被动接受”与“自主建构”为两代人划出了一个明确的边界。
幼年的陈诚一直是个沉静寡言的“乖孩子”，陈诚对出生地的哈市印象只停留在大列巴、红肠和姐姐的红色围巾上。陈诚的记忆开始于上海的单身嬢嬢居住的亭子间里，这里只有昏暗的阁楼、灰影里的沙发、散发着奶香味的饼干、分门别类的各式供应票据和整日里嘈杂喧闹的弄堂。“尼克松来了”和“尼克松走了”，留给他的记忆只有琳琅满目的富足物品却不准购买，以及数量有限凭票供应不得挑选的日常杂货和嬢嬢的精打细算。陈诚被带去扬州爷爷家时，最为深刻的记忆，是跟舅公的孙子黑皮一起借了月光在“个园”的竹影下踩“个”字。“竹枝摇曳，沙啦啦唱歌，无数‘个’字下雨般盖了层层叠叠。他和黑皮踩着地上的影，嘴里喊道：踏着一个，踏着一个！”这清晰的画面不时地会从梦中跳出来，后来被他一直带到了美国。黑皮要上学了，陈诚没有户口就只能随舅公帮厨;嬢嬢曾借一部《红楼梦》教陈诚识字记菜名，舅公则借一本黄历教会了陈诚算术、天文、地理和人情。穿行在大运河和高邮湖的周边，陈诚的眼中只有忙碌的人众和流水般的菜肴，偶尔来探望的父亲已经变得陌生而遥远。学了厨艺，回到上海嬢嬢家已能自食其力。物质依然紧缺，但一道“冰糖肘子”却也赢得了淮扬菜大师胡松源的外系后人单先生的首肯，陈诚终得虔心入門。母亲重获荣誉，陈诚得以返回东北哈市，却拒绝了继续上学，自行寻了个医院食堂的差事，醉心于改淮扬菜的“鲜”为东北菜的“香”;躲得开的是父亲与姐姐例行的争吵，躲不开的是无处不在的众人对“母亲”的追问和对自己异样的目光，陈诚索性躲去了呼玛林场，跟不谙汉语的鄂伦春人杂居在一起。“母亲”之于陈诚，几乎成了若有若无的符号，仿佛留存在记忆里，却又不是自己的记忆，既挥之不去又无法割舍。犹如在竹影下踩“个”字，似乎踏中却又空无一物。从哈市到上海和扬州，再回到东北，一圈辗转，陈诚记住的是不同地域的口味和菜肴，隐而未显的则是几乎无处不在的“母亲”的影子。“有个隐身人，是妈妈。……就在一夜之间，母亲的形象忽然变得清晰，在报纸头版，宣传栏橱窗，杂志封面，俯瞰着簇拥的人群，好像是全国人民的母亲，独独和他没关系。他有些躲她呢，却躲不开，从任何角度，那双眼睛都看着他，有话要说似的。”陈诚也尝试重建“母亲”的影像，却始终难以勾画出清晰的图景，如同相册里被拿走了照片留下来的空框;出走美国，实际也暗含了想彻底摆脱这种阴影的意味。但故土生长，记忆终究只能被千丝万缕的“根”系住，犹如美国的土地即使再肥沃，也生不出淮扬地界上的“软兜”（鳝鱼）。 在这部小说中，“个”字似乎是王安忆特别希望引起关注的一个关键字眼。竹影下的“个”字虽同为“个”，但每个“个”字却也有各自的不同;人生天地之间，虽然同样为“人”，仍有着不一样的差异。时代在强力地将每个人塑造成为“同一”的类型，王安忆却在尝试从切实的生活境遇中剥离出那种只属于个人的记忆与经验。陈诚和姐姐曾多次被人拿来与父母比照，看他们“谁”更“像”父亲或者母亲一些。血缘形貌或许有传承，但在脾气秉性上，姐弟俩都始终拒绝“活”成父母那般模样，“生活比血缘更有塑造力”，“他自觉做不了母亲的孩子”。这其实正是对中国文化中普遍的“趋同”意识的反思和抵制，正暗示着将“自我”从“群体”中剥离出来的渴望;也恰与鲁迅的《伤逝》中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信念遥相呼应，启蒙的要义即在于对作为个体的“自我主体”的自觉确认。生活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华人，乃至亚洲人，在美国人看来都是同一副面孔，一如华人看美国人也是同一种类别一样。但这些人自己却有着各自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来自形貌面相，而恰恰是出于各自的记忆对不同“自我”的塑造。身在美国的众多华人，有着同一的东方人的面孔，既是竹影下各自不同的“个”字，也带有东方民族特殊的印记;只不过这些印记都与历史的风云变幻无关，而只跟个人曾經的生活感受密切联系着。早年移民美国的文玩店主胡先生，在国内时有运动年代援越抗法，甚至偷渡越境香港未果的“革命”经历，但真正心仪的其实不过是“茶道”。越南籍华裔女子倩西身在大西洋赌场的工位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故乡菜肴的味道。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上海、扬州、哈市、呼玛，呈现在王安忆笔下的最为清晰的形象，都是这类身处历史之中，却又独立在时代之外的“一个一个”的人物。为追求自由婚姻反叛家庭甚至不惜孑然一身直至终老的嬢嬢，把“上海是个滩”当作口头禅的师傅单先生，机敏豪爽而特立独行的鄂伦春少年，胆怯害羞的上海知青栾志超，故意寻姐姐打口仗的师蓓蒂，憨厚朴实的铁厂工人爷叔和招娣。这些人物都生活在“同一”的历史进程中，却并没有如陈诚的父母一般为“历史”所左右，最终变成“同一”的革命人;他们自主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小”生活，由此让自己成了竹影下“一个一个”形貌各异的“个”字。就陈诚的一面来看，这些人都与自己有关系，但又都是跟自己迥异的“他者”;也正是借助了对这些“他者”的追忆和比照，陈诚才辨认出了那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个我”。而在王安忆的一面，她似乎倒是在刻意暗示：曾经的历史不一定都如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波澜起伏，生活赋予每个人的“记忆”其实并非完全相同;各自不同的“记忆”标记着每个人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而这些彼此迥异的“痕迹”才是证明各个不同的“个体”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它们远比“同一”的灰色历史要丰富鲜活得多。“小说”本就应该是街谈巷议、絮叨琐碎的载体，不能把“小说”变成政治或历史式的“大说”——王安忆一再强调小说家的责任是“讲故事”的核心意旨也许正在于此。
从陈诚及其相关人物的“故事”中不难看出，王安忆所关注的“物事”——厨艺确实只是某种“话引/由头”。干丝、熏鱼、糖醋小排、红烧甩水、油焖笋、腌笃鲜……一应被改造成“美国口味”的淮扬菜，引出的是对上海弄堂里嬢嬢家的林林总总的遥远记忆;装满五花肉、小黄鱼、八宝辣酱、荠菜豆腐、香肠鸡蛋的食盒，不过是追忆爷叔和招娣的线索;眼前是盛着凤鸡、咸鲞、腌肉、虾干、麻饼、油条的篮子，背后则是陈诚随着舅公走镇串乡的身影;“记忆不在大脑，而在舌头”，“培养口味的那道美食未必可食”，“口味最忌刁钻促狭”，“淮扬菜，好就好在大路朝天，一派正气，肉是肉，鱼是鱼，……绝无稀奇古怪，即便荤腥，也是茹素的荤腥。”“湘、皖、粤、鲁、川、扬、苏锡常，等等，……无论哪一派哪一系，凡做到顶级，就无大差别。”表面上说的是菜肴，实际里却牵引着人间百世。“菜肴”可以成为连接人物关系以引发“故事”的“先导”，比如咸蛋黄之于黑皮，后腿猪蹄之于小毛，酸菜饺子之于邻居阿姨;“菜肴”也可为“时间/历史”打下“标记”，比如食品匮乏年代的各式票据，市场开放时代的成捆大葱。无数的个人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年代吃着不同的食物，也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活泼泼的“故事”。
回到小说的标题《一把刀，千个字》，“一把刀”指的是“扬州三把刀”（菜刀、剃刀、修脚刀）中的“菜刀”，谓之“薄技在身”当可行遍天下自安衣食，既无关风云跌宕，也避免“嗟来”之羞。从随舅公帮厨，到拜师学艺，再到烹制东北大菜，直至在美国把“淮扬菜”改造成“美国口味”，陈诚借“一把菜刀”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独立而寻常的“个人”;这既是俗世的常态，也正是生活的“本相”。由“一把刀”引出的“千个字”，则出自袁枚的两句诗“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王安忆以之作为题记。月映竹叶，在地上“写”出千万的“个”字，踩“个”字只是陈诚和玩伴儿黑皮在童年时代的游戏，却也是陈诚（连同其他人众）试图“捕捉”那些摇曳恍惚的“记忆碎片”的某种通道;“记忆”是自证自身“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据此而言，王安忆真正希望落脚的也许恰恰是后半句诗中的“一身花”——命运的起起落落终究会在个人心灵的“布幔”上洒下星星点点、或浓或淡的“花”影，虽零散疏落，却总能够提醒自己在俗世间活出了“人”样儿，而不是个被时代标记出来的“符号”（如同被人们所称颂的“烈士”母亲）。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所书写的仍旧是市井俗人的“庸常”生活，这类生活在鲁迅看来，大抵属于“几乎无事的悲剧”。但在王安忆看来，振臂一呼而能应者云集的“英雄”毕竟不是常有的，小人物的“庸常”或许才是“生活”的本真常态，在这一点上，王安忆更近于张爱玲。不过，与张爱玲笔下的犀利、冷峻、苍凉和漠然相比，王安忆的笔尖透出的却是一种“人心”的热度。“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下。他害怕回来，怵的就是这个，可怵什么，来什么。……他不敢乱动，也不敢擦拭眼泪，那里面的液体不晓得蓄了多少时日，又是怎样的成分，滚烫的，烧得心痛。止也止不住，越触碰越汹涌，几成排山倒海之势。”张爱玲的人物是在以功利之眼向生活讨要“所得”，王安忆的人物则是在以近于执拗的“执着”品味着“生活”的点滴甜苦;功利的尺度是在以对个人得失的维护将自身从群体中剥离出来——成为孤独的个体，品味生活则是借助对零星记忆的拼凑来完成对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确认——“个体”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个体”，“个体”借助与“他者”的关系来消除孤独。如果说“现代”社会正在以“同质化”的方式来消解个体的“差异性”的话，那么，王安忆似乎恰恰是在以重新“唤醒”生活中星星点点的“记忆”的策略，来重建个体对自身独立性的确认。从更为广泛的日趋同一的“全球化”生存境遇的角度来看，王安忆的这一书写向路确实是有其特定的“世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