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钦差大臣”、“巡察官员”，今有“巡视组”。时空变幻，但有的东西仍古今通用。
　　13个人，20余天，开销80多万元，相当于200多名农民全年收入的总和——这是日前媒体在报道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屈原故里秭归时“扫荡”当地的描述。那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而是国家级贫困县。
　　在回应媒体时，秭归县只承认花了11万多元。但是，对于送给巡视组价值不菲的手机、运动服、电脑等物品，没有进行“澄清”。
　　在权力的垂直架构中，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或“巡察”），在中国历史相当悠久，传说从尧、舜、禹時代就开始了，那时候玩的是“巡狩”，国家元首往往亲自出马。到“封建社会”后，“巡视”（或“巡察”）制度更是相当完备。当然，皇帝已不需要劳烦自己，中央监察机关定期都会有监察官巡视地方。另外，比如在一省之内，上级政府官员到下级视察指导工作，也算“巡视”。
　　巡视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考察下级的“勤政廉政”，加强对下级的监督，顺便获得下级政绩的信息。在上级和下级的信息不对称中，这是一种在权力体系内进行自我控制的手段，防止下级权力的出轨。当然，“巡视”的官员，对于地方基层政府官员，也就具有了合法的加害，或是造福的权力。因此，“巡察大员”到下面巡视，基本上就是搜刮一次的机会。
　　 巡视的权力本身也是需要约束的。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规定，严禁巡视工作人员“利用巡视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或者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也写明，公务接待的“住宿费”、“伙食费”，接待对象回来报销。就是说，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让秭归县如此“出血”，无论是否涉嫌“受贿”，已严重违反中央规定。
　　 “巡视”的权力本身也从制度中脱轨，在和被监督者的默契配合中挫败“巡视”的目的，是巡视制度的一个悖论。破解这个悖论，还得让民众参与——本来就应该由他们来“巡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勤政廉政”，而且还可以自带干粮天天“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