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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怪诗？怎么读不懂呀！一头雾水”是很多读者读杜绿绿诗歌的第一反应。的确，和我们熟识的那些讲究整体性、有序性、明确性的中国新诗相比，杜绿绿的诗歌是零散的、无序的、模糊的，读者很难通过一到两次的阅读就快速予以辨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绿绿的诗歌无法辨识，在反复细读后，你会发现她的诗歌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及对人类精神肖像的勾画上，和以往的中国新诗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陌生的只是她的诗歌面孔和语言。
伊格尔顿指出：“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
下潜视线，梳理杜绿绿编织的语言蛛网，细读她诗中的语词和意象，这是挖掘杜绿绿诗歌陌生面孔下的生命逻辑以及诗艺转向的可靠途径。
一、错乱的叙述体
周伟池指出：“杜绿绿主要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写诗，有基本的人物和情节，有魔幻和超现实梦境，有时也加一些恐怖或惊悚的因素，她会在故事中制造玄念，留下线索，留下gap，让读者如侦探一般自己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去寻索答案。”在诗歌中建构一个秩序混乱、时空错杂的叙述语体形象，这是杜绿绿诗歌陌生面孔的第一个标识。
《不被驯服的》讲述7月发生的三个故事：“我”的邻居送给“我”一本地图册;“我”在动物园喂养动物;“我”在夜晚踏入海水。诗人故意切断三个故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时空连续性，将三个故事随意并置，任意连接，造成语体形象的错乱，给阅读带来障碍。但她又有意留下有迹可循的语词线索，这些语词线索似草蛇灰线，将杂乱的故事连成一个意义整体，为读者把握诗歌意义提供钥匙。这些语词线索有“失控”“无常”“失去节制”“不被驯服”等四个，前三个为理解故事提供语境线索，后一个出自标题，是理解人物行为的关键词。
“七月，植物阴沉失控/不断伸张的枝干暴露于/无常天气中。”“无边的夜晚/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节制。”失控无序的夏季，隐喻失控无序的现实，《不被驯服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对这样的语境，每个人都将做出自己的选择：“我”的邻居绘制并送给“我”一本通向陌生地的地图册，暗示逃离是应对失控无序语境的最佳策略;而“我”则在动物园里喂养那些被人类豢养起来的动物。根据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豢养与被豢养这一组关系深藏着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权力规训与惩罚。人类对动物从猎杀、屠宰到豢养，从残暴到温柔，看似对动物实施“人道”，实际上是人类管控动物的一种方式，旨在制造驯服的动物肉体。“我”和众多游客一样，成为这一权力运作体系中的帮凶：“我喂河马番薯，长颈鹿枝条”;游客围观动物们的驯服表演，从中获得乐趣。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虽不用承受肉体痛苦，但却难逃“被看”的精神痛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场人与动物的权力游戏最后出现了角色与意义的反转：狒狒“跳进水里/欺骗游客，毫无顾忌地嘲弄/我们自以为是的爱意”。金鱼则“在池子里跳跃，/活泼又适可而止”。洞悉人类企图的动物们，用虚假的驯服嘲弄人类的惩罚，用伪装的快乐反抗人类的规驯，人类角色从“看动物”演变为“被动物看”。
诗人在洞察人与动物关系的真相后，对自己的“投食”行为和“喜爱”情感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多么相似！我模仿动物们的行为，/模仿自己：像沙滩，坦然接受海浪。” 就像沙滩坦然接受海浪一样，“我”坦然接受着自己对动物虚假的模拟，对自己伪装的模仿。然而，“我”真的喜欢这样真假不明的隐藏吗？诗人答道，“我”不喜欢，正如“我”不喜欢“真相难以分辨”的海一样。
在《造梦师的预感》中，诗人有意模糊梦幻与现实的区别，营造亦真亦幻的叙事语体形象。她从现实起笔，写造梦师因破败的梦境而出走新城。正当读者期待新城到来时，诗人却转写梦幻，“在梦里，她得心应手”，无论是纯静、良善、有趣、真挚的林中仙境，徐徐展开的完美油画，还是叶片上正在向“我”发出爱的呼唤的水珠，無不让人沉醉其中。可就在造梦师沉醉在梦幻之中的时候，诗人却像安徒生让童真男孩戳穿皇帝新衣的假象一样，让造梦师自拆梦幻：“她略微清醒地想：这不过是另一个梦。”
矗立诗中的造梦师，就像矗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面明镜，不但映照出梦幻华美现实粗粝的时代特征，也折射出诗人关于梦幻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思考。
杜绿绿的不少诗篇，都存在着类似这样看似混乱但内有逻辑的叙述语体形象。《真相》将影子与实体、谎言与真相、世故与朴实、徘徊与确定等充满对立与歧义的故事，置入同一个诗歌空间，表达在后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下寻找真相的艰难。《时间的真相》则采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复线交叉的叙述，抒发在日益剧变的当下，个体在时间认知与自我认同上的迷茫与困惑。
杜绿绿是智慧的。后现代语境下，在如何把握后现代语境下支离破碎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存以及丰富含混的意义上，错乱的叙述语体相较正常的叙述语体，更有优势。
二、反常的叙述者
用反常的叙述者来叙事和表意，这是杜绿绿诗歌陌生面孔的第二个标识。
“我将试图阐明大量存在于现当代小说中的反常叙述者，应对那些由怪异的文本所引发的关于叙述理论的问题，探讨反常的指代形式及其功能，继而集中探究一定程度上遭到经典叙述学忽略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视角’、‘多重人称叙述视角’、‘极端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等几种典型式样。”理查森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一书中，把“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视角”“多重人称叙述视角”“极端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等五种叙述者称为反常叙述者。
首先，杜绿绿爱用多重人称叙述视角来叙述和表意。
叙述人称是指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使用的人称，它体现了叙述者的立足位置和观察角度。常见的叙述人称有对应限知视角的第一人称与对应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杜绿绿在诗中爱用“我”“我们”“他”“它”“他们”“你”等多重叙述人称交错叙述，使读者与作者、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变得忽远忽近，诗歌的意义表达产生模糊含混。 《我们为什么爱你》叙述“爱”，思考“爱”，表达“爱”。第一节用第三人称艾米丽及其指代的“她”叙述对先生“你”的爱：“艾米丽为什么爱你，先生/她说：风不去问草儿为什么动摇，/闪电不问眼睛为什么闭上，所以/于是，她爱你。”因为是你，只能是你，不问先后，不问缘由。爱情降临的这种神秘体验，通过第三人称对第二人称的叙述，得以表达。这里的“爱”指爱情，叙述者与受述者均指向特定的个体。
“我们为什么爱你？/先生……”在第二、三节，诗人将“爱”的叙述者从第三人称的“她”换成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变了，第一节建构起来的“爱”的含义，以及受述者“你”的指代功能也随之被解构，新的意义建构迫在眉睫。因为爱情视域里的“你”总是指向特定的某个个体，所以复数的“我们”所指代的“爱”不可能是狭义的爱情。那么，这个“爱”究竟意指什么呢？“嘿，像前苏联第一个摇滚歌手/维克多·崔的节奏/节制的踏步声，还有点甜。”诗人说这种“爱”就像前苏联摇滚歌手维克多·崔的摇滚节奏。维克多.崔被誉为前苏联的最后英雄，他外表严肃、孤独、谨慎，但内里藏着一颗反叛的心;他的摇滚旋律节奏里洋溢着放荡不羁的自由。可见，这里的“爱”意指自由，“先生”即是自由的化身，我们因爱自由而爱先生“你”。
第四、五节，诗人采用第一人称单数、复数混杂的叙述视角，叙述“我”“我们”对先生“你”的爱。叙述者除了“我”、“我们”外，还有蚂蚁及其指代的“它们”;受述者除了先生“你”外，还有“极乐世界”。作为弱势群体的蚁群，为了追逐理想的彼岸，甘冒被拍下的危险，爬上通达理想的桥梁——“我”的大腿。蚁群追求理想的忠诚、敏捷与勇敢，与我们爱先生“你”时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的“先生”象征着理想。
全诗写到这里，诗人已经完成从“她”—“我们”—“我”—“我们”—“它们”等多重叙述人称之间的平稳转换。作为单数的“她”与“我”，原本是单独的分散的个体，因为爱先生“你”而聚集在一起，越聚越多，最后汇聚成一个强有力的坚不可摧的“我们”群体：“我们迎着暴风雨前来的光芒/穿过茫茫草地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爱你，/先生。” 诗的最后一节，似百川归海，爱情之光、自由之光与理想之光汇聚成强大璀璨的“爱”之光芒，播散在先生“你”的身上，先生“你”因此光芒四射，耀眼夺目，这是我们爱上先生“你”的全部理由。
“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在短小的篇幅里，诗人通过多重叙述人称视角完成有关“爱”的多义表达。
其次，杜绿绿喜欢采用极端的叙述者叙述。
通常情况下，叙述者大多以“人”为原型，具备人的形态、思想和行为。但杜绿绿的《画中人》却采用了人与非人化错杂的叙述视角，来叙述在图画空间内外发生的故事。在图画外部，第三人称“她”叙述图画师绘制长卷的情景，这是以“人”为原型的叙述;在图画内部，第三人称复数“他们”在叙述“画中人”的命运。“画中人”虽然以“人”命名，但却是存在于图画里的纸上生命，属于 “非人化”的叙述者。在图画师的任意涂抹、随意摆布下，“画中人”无力摆脱被动生存的命运。“他们落入迷宫”，“他们伏上一片无声地飞行”，“他们正在人群中奔跑着形成”，“他们被两笔添置到大街一角”，“深埋了他们”，“旋转的笔尖让他们迷失”，“他们流淌进夜，/永不归来”。
事实上，在阐释“人的被动存在”这一主题上，“非人化”的叙述者实现了传统的“人”的叙述者达不到的奇妙效果。
三、独特的意象符号
意象是融入了作者主观情志的客观物象。“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是自古至今中国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创造意象的能力，也往往被看作是诗人最重要的能力。
赵爽静在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言说方式时，指出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新诗意象的所指大都具有通约性、固定性，而九十年代的诗歌意象则出现了个人性与即时性的变革。
杜绿绿对意象的使用表现出通约性与个人性、固定性与即时性的巧妙统一。
也许因为杜绿绿生在夏季的缘故，她对夏季里发生的生命律动格外敏感，“夏季”成为她突出的诗学意象符号。在《女演员来到夏季》里，诗人借助“夏季”和“心”意象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忧伤的生命情态的感知。诗歌从女演员来到夏季写起，但她从哪里来是诗人遗留的叙述空白。“黑暗的消去/明亮的，更加光灿。/让哀伤的人，/有能力承认心碎。”这几句诗暗示女演员也许来自暗黑的春季——她也许曾经揣着一颗破碎的心，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心灵的暗伤，在春季里踽踽独行。但当她行走至夏季，灿烂的阳光用它的明亮和热情，驱散了她心底的晦暗，使她有能力直面忧伤，并开始自我救赎：“女演员，/正剥开这颗心。/它们嘤嘤地求饶/以及欢乐。”“剥开”写出了女演员自揭伤疤、舔舐伤口的勇气;“求饶”与“欢乐”这两个语词并置，既写出了女演员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与破碎暗黑的内心之间挣扎的独特情态，也表现了她身心重生后的欢乐。
诗人创造的“夏季”和“心”这两个意象，既依赖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又得益于诗人的自我发现。经过历代文化沉淀，“夏季”意象具有较为稳定的象征意义。传说中夏季由南方之神——朱雀神兽镇守，朱雀为火属性。红色、火热的朱雀，象征着热情、奋斗与躁动，此为“夏季”意象之一种传统意指。其他两种传统意指包括“夏季”之葱茏葳蕤所象征的希望与蓬勃，以及“夏种”之农事行为所象征的生长或成长等。《女演员来到夏季》里的“夏季”取义就来自传统的生长或成长意指，它是女演员蜕变成长经历与体验的客观对应物。而诗中那个一边嘤嘤求饶一边欢乐不已的碎裂的“心”意象，所携带的显然不是某种来自传统的固化情感，它更像是诗人在写作中突如其来的奇妙体验，带有很强的杜绿绿印记。
《赞美夏季》叙述异兽经受的心灵撕裂之苦。据神话典籍记载，“异兽”是不同于普通動物的奇异动物。草木茂盛、生机勃勃的夏季，是异兽赖以生存的理想家园。但异兽执意离开夏季去冬季历练，从此它的心灵便在夏季和冬季之间撕扯挣扎：它既想前去冬季建造新的石山秩序，又无法抑制对繁华盛景的夏季的怀念。这种撕扯与纠结，使异兽备受折磨，形销骨立。在这里，“夏季”不但是“异兽”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类精神追求过程的客观对应物。诗人借助神兽的纠结与矛盾，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撕扯人生与举步维艰的精神侧影。
《物化》表达“我”在物质主义时代的深刻迷思：“我”一方面享受着物质转化带来的快乐，并沉醉其中;另一方面，“我”又不断反思这种物质异化给人带来的主体消解。在物质主义和心灵主义的相互撕扯中，“我”“常在夜里辗转反侧”，但最终“居安而升起旗帜一面”，心安理得地接受 “自我物化是人们求生之道”。诗中的“物”意象，代表一种异己力量，成为异化的象征。诗人最终用反讽手法讽刺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物质主义的最终胜利。
综上所述，受后现代文化语境影响，当下现实呈现出不确定性、碎片化、非理性和多元裂化等特点。阐释复杂的当下现实，传统的诗歌模式往往显出表意上的束手无策。而杜绿绿在叙述语体、叙述者、意象等方面的诗艺新探索，为解决诗歌当下的表意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责编：郑小琼
伊格尔顿指出：“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
下潜视线，梳理杜绿绿编织的语言蛛网，细读她诗中的语词和意象，这是挖掘杜绿绿诗歌陌生面孔下的生命逻辑以及诗艺转向的可靠途径。
一、错乱的叙述体
周伟池指出：“杜绿绿主要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写诗，有基本的人物和情节，有魔幻和超现实梦境，有时也加一些恐怖或惊悚的因素，她会在故事中制造玄念，留下线索，留下gap，让读者如侦探一般自己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去寻索答案。”在诗歌中建构一个秩序混乱、时空错杂的叙述语体形象，这是杜绿绿诗歌陌生面孔的第一个标识。
《不被驯服的》讲述7月发生的三个故事：“我”的邻居送给“我”一本地图册;“我”在动物园喂养动物;“我”在夜晚踏入海水。诗人故意切断三个故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时空连续性，将三个故事随意并置，任意连接，造成语体形象的错乱，给阅读带来障碍。但她又有意留下有迹可循的语词线索，这些语词线索似草蛇灰线，将杂乱的故事连成一个意义整体，为读者把握诗歌意义提供钥匙。这些语词线索有“失控”“无常”“失去节制”“不被驯服”等四个，前三个为理解故事提供语境线索，后一个出自标题，是理解人物行为的关键词。
“七月，植物阴沉失控/不断伸张的枝干暴露于/无常天气中。”“无边的夜晚/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节制。”失控无序的夏季，隐喻失控无序的现实，《不被驯服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对这样的语境，每个人都将做出自己的选择：“我”的邻居绘制并送给“我”一本通向陌生地的地图册，暗示逃离是应对失控无序语境的最佳策略;而“我”则在动物园里喂养那些被人类豢养起来的动物。根据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豢养与被豢养这一组关系深藏着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权力规训与惩罚。人类对动物从猎杀、屠宰到豢养，从残暴到温柔，看似对动物实施“人道”，实际上是人类管控动物的一种方式，旨在制造驯服的动物肉体。“我”和众多游客一样，成为这一权力运作体系中的帮凶：“我喂河马番薯，长颈鹿枝条”;游客围观动物们的驯服表演，从中获得乐趣。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虽不用承受肉体痛苦，但却难逃“被看”的精神痛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场人与动物的权力游戏最后出现了角色与意义的反转：狒狒“跳进水里/欺骗游客，毫无顾忌地嘲弄/我们自以为是的爱意”。金鱼则“在池子里跳跃，/活泼又适可而止”。洞悉人类企图的动物们，用虚假的驯服嘲弄人类的惩罚，用伪装的快乐反抗人类的规驯，人类角色从“看动物”演变为“被动物看”。
诗人在洞察人与动物关系的真相后，对自己的“投食”行为和“喜爱”情感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多么相似！我模仿动物们的行为，/模仿自己：像沙滩，坦然接受海浪。” 就像沙滩坦然接受海浪一样，“我”坦然接受着自己对动物虚假的模拟，对自己伪装的模仿。然而，“我”真的喜欢这样真假不明的隐藏吗？诗人答道，“我”不喜欢，正如“我”不喜欢“真相难以分辨”的海一样。
在《造梦师的预感》中，诗人有意模糊梦幻与现实的区别，营造亦真亦幻的叙事语体形象。她从现实起笔，写造梦师因破败的梦境而出走新城。正当读者期待新城到来时，诗人却转写梦幻，“在梦里，她得心应手”，无论是纯静、良善、有趣、真挚的林中仙境，徐徐展开的完美油画，还是叶片上正在向“我”发出爱的呼唤的水珠，無不让人沉醉其中。可就在造梦师沉醉在梦幻之中的时候，诗人却像安徒生让童真男孩戳穿皇帝新衣的假象一样，让造梦师自拆梦幻：“她略微清醒地想：这不过是另一个梦。”
矗立诗中的造梦师，就像矗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面明镜，不但映照出梦幻华美现实粗粝的时代特征，也折射出诗人关于梦幻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思考。
杜绿绿的不少诗篇，都存在着类似这样看似混乱但内有逻辑的叙述语体形象。《真相》将影子与实体、谎言与真相、世故与朴实、徘徊与确定等充满对立与歧义的故事，置入同一个诗歌空间，表达在后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下寻找真相的艰难。《时间的真相》则采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复线交叉的叙述，抒发在日益剧变的当下，个体在时间认知与自我认同上的迷茫与困惑。
杜绿绿是智慧的。后现代语境下，在如何把握后现代语境下支离破碎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存以及丰富含混的意义上，错乱的叙述语体相较正常的叙述语体，更有优势。
二、反常的叙述者
用反常的叙述者来叙事和表意，这是杜绿绿诗歌陌生面孔的第二个标识。
“我将试图阐明大量存在于现当代小说中的反常叙述者，应对那些由怪异的文本所引发的关于叙述理论的问题，探讨反常的指代形式及其功能，继而集中探究一定程度上遭到经典叙述学忽略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视角’、‘多重人称叙述视角’、‘极端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等几种典型式样。”理查森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一书中，把“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视角”“多重人称叙述视角”“极端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等五种叙述者称为反常叙述者。
首先，杜绿绿爱用多重人称叙述视角来叙述和表意。
叙述人称是指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使用的人称，它体现了叙述者的立足位置和观察角度。常见的叙述人称有对应限知视角的第一人称与对应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杜绿绿在诗中爱用“我”“我们”“他”“它”“他们”“你”等多重叙述人称交错叙述，使读者与作者、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变得忽远忽近，诗歌的意义表达产生模糊含混。 《我们为什么爱你》叙述“爱”，思考“爱”，表达“爱”。第一节用第三人称艾米丽及其指代的“她”叙述对先生“你”的爱：“艾米丽为什么爱你，先生/她说：风不去问草儿为什么动摇，/闪电不问眼睛为什么闭上，所以/于是，她爱你。”因为是你，只能是你，不问先后，不问缘由。爱情降临的这种神秘体验，通过第三人称对第二人称的叙述，得以表达。这里的“爱”指爱情，叙述者与受述者均指向特定的个体。
“我们为什么爱你？/先生……”在第二、三节，诗人将“爱”的叙述者从第三人称的“她”换成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变了，第一节建构起来的“爱”的含义，以及受述者“你”的指代功能也随之被解构，新的意义建构迫在眉睫。因为爱情视域里的“你”总是指向特定的某个个体，所以复数的“我们”所指代的“爱”不可能是狭义的爱情。那么，这个“爱”究竟意指什么呢？“嘿，像前苏联第一个摇滚歌手/维克多·崔的节奏/节制的踏步声，还有点甜。”诗人说这种“爱”就像前苏联摇滚歌手维克多·崔的摇滚节奏。维克多.崔被誉为前苏联的最后英雄，他外表严肃、孤独、谨慎，但内里藏着一颗反叛的心;他的摇滚旋律节奏里洋溢着放荡不羁的自由。可见，这里的“爱”意指自由，“先生”即是自由的化身，我们因爱自由而爱先生“你”。
第四、五节，诗人采用第一人称单数、复数混杂的叙述视角，叙述“我”“我们”对先生“你”的爱。叙述者除了“我”、“我们”外，还有蚂蚁及其指代的“它们”;受述者除了先生“你”外，还有“极乐世界”。作为弱势群体的蚁群，为了追逐理想的彼岸，甘冒被拍下的危险，爬上通达理想的桥梁——“我”的大腿。蚁群追求理想的忠诚、敏捷与勇敢，与我们爱先生“你”时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的“先生”象征着理想。
全诗写到这里，诗人已经完成从“她”—“我们”—“我”—“我们”—“它们”等多重叙述人称之间的平稳转换。作为单数的“她”与“我”，原本是单独的分散的个体，因为爱先生“你”而聚集在一起，越聚越多，最后汇聚成一个强有力的坚不可摧的“我们”群体：“我们迎着暴风雨前来的光芒/穿过茫茫草地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爱你，/先生。” 诗的最后一节，似百川归海，爱情之光、自由之光与理想之光汇聚成强大璀璨的“爱”之光芒，播散在先生“你”的身上，先生“你”因此光芒四射，耀眼夺目，这是我们爱上先生“你”的全部理由。
“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在短小的篇幅里，诗人通过多重叙述人称视角完成有关“爱”的多义表达。
其次，杜绿绿喜欢采用极端的叙述者叙述。
通常情况下，叙述者大多以“人”为原型，具备人的形态、思想和行为。但杜绿绿的《画中人》却采用了人与非人化错杂的叙述视角，来叙述在图画空间内外发生的故事。在图画外部，第三人称“她”叙述图画师绘制长卷的情景，这是以“人”为原型的叙述;在图画内部，第三人称复数“他们”在叙述“画中人”的命运。“画中人”虽然以“人”命名，但却是存在于图画里的纸上生命，属于 “非人化”的叙述者。在图画师的任意涂抹、随意摆布下，“画中人”无力摆脱被动生存的命运。“他们落入迷宫”，“他们伏上一片无声地飞行”，“他们正在人群中奔跑着形成”，“他们被两笔添置到大街一角”，“深埋了他们”，“旋转的笔尖让他们迷失”，“他们流淌进夜，/永不归来”。
事实上，在阐释“人的被动存在”这一主题上，“非人化”的叙述者实现了传统的“人”的叙述者达不到的奇妙效果。
三、独特的意象符号
意象是融入了作者主观情志的客观物象。“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是自古至今中国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创造意象的能力，也往往被看作是诗人最重要的能力。
赵爽静在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言说方式时，指出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新诗意象的所指大都具有通约性、固定性，而九十年代的诗歌意象则出现了个人性与即时性的变革。
杜绿绿对意象的使用表现出通约性与个人性、固定性与即时性的巧妙统一。
也许因为杜绿绿生在夏季的缘故，她对夏季里发生的生命律动格外敏感，“夏季”成为她突出的诗学意象符号。在《女演员来到夏季》里，诗人借助“夏季”和“心”意象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忧伤的生命情态的感知。诗歌从女演员来到夏季写起，但她从哪里来是诗人遗留的叙述空白。“黑暗的消去/明亮的，更加光灿。/让哀伤的人，/有能力承认心碎。”这几句诗暗示女演员也许来自暗黑的春季——她也许曾经揣着一颗破碎的心，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心灵的暗伤，在春季里踽踽独行。但当她行走至夏季，灿烂的阳光用它的明亮和热情，驱散了她心底的晦暗，使她有能力直面忧伤，并开始自我救赎：“女演员，/正剥开这颗心。/它们嘤嘤地求饶/以及欢乐。”“剥开”写出了女演员自揭伤疤、舔舐伤口的勇气;“求饶”与“欢乐”这两个语词并置，既写出了女演员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与破碎暗黑的内心之间挣扎的独特情态，也表现了她身心重生后的欢乐。
诗人创造的“夏季”和“心”这两个意象，既依赖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又得益于诗人的自我发现。经过历代文化沉淀，“夏季”意象具有较为稳定的象征意义。传说中夏季由南方之神——朱雀神兽镇守，朱雀为火属性。红色、火热的朱雀，象征着热情、奋斗与躁动，此为“夏季”意象之一种传统意指。其他两种传统意指包括“夏季”之葱茏葳蕤所象征的希望与蓬勃，以及“夏种”之农事行为所象征的生长或成长等。《女演员来到夏季》里的“夏季”取义就来自传统的生长或成长意指，它是女演员蜕变成长经历与体验的客观对应物。而诗中那个一边嘤嘤求饶一边欢乐不已的碎裂的“心”意象，所携带的显然不是某种来自传统的固化情感，它更像是诗人在写作中突如其来的奇妙体验，带有很强的杜绿绿印记。
《赞美夏季》叙述异兽经受的心灵撕裂之苦。据神话典籍记载，“异兽”是不同于普通動物的奇异动物。草木茂盛、生机勃勃的夏季，是异兽赖以生存的理想家园。但异兽执意离开夏季去冬季历练，从此它的心灵便在夏季和冬季之间撕扯挣扎：它既想前去冬季建造新的石山秩序，又无法抑制对繁华盛景的夏季的怀念。这种撕扯与纠结，使异兽备受折磨，形销骨立。在这里，“夏季”不但是“异兽”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类精神追求过程的客观对应物。诗人借助神兽的纠结与矛盾，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撕扯人生与举步维艰的精神侧影。
《物化》表达“我”在物质主义时代的深刻迷思：“我”一方面享受着物质转化带来的快乐，并沉醉其中;另一方面，“我”又不断反思这种物质异化给人带来的主体消解。在物质主义和心灵主义的相互撕扯中，“我”“常在夜里辗转反侧”，但最终“居安而升起旗帜一面”，心安理得地接受 “自我物化是人们求生之道”。诗中的“物”意象，代表一种异己力量，成为异化的象征。诗人最终用反讽手法讽刺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物质主义的最终胜利。
综上所述，受后现代文化语境影响，当下现实呈现出不确定性、碎片化、非理性和多元裂化等特点。阐释复杂的当下现实，传统的诗歌模式往往显出表意上的束手无策。而杜绿绿在叙述语体、叙述者、意象等方面的诗艺新探索，为解决诗歌当下的表意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