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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不应成为文明交流的障碍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形成了以优秀民族文化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有益文明成果的文化发展格局。
我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才使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活日益精彩、充满生机,也才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知道了中国的孔子、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等等。
我们认为,文化的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在坚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将一如既往地兼收并蓄,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借鉴各国有益文化,进一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青年参考》)
文化不能失去礼敬和敬畏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最重视的一个概念是“敬”。“敬”不只是对他者而言,主要是一种内心的庄严。敬和诚相连接,无诚则不敬,不敬也就没有诚。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味的范畴。
刘梦溪说,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少有的德高望重之人,在人生的尽头居然也会被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芜杂纷扰,这在一个文化生态健康的社会里是不应该发生的。又比如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攻击,一旦有一个学术或其他领域的先进出现,都伴随着无止无休的无谓纠缠。
刘梦溪说,60多年前,郁达夫在《怀鲁迅》这篇短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个失去礼敬和敬畏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想,我们对大师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懂得“敬”,而这也正是文化重建的根本所在。 (《解放日报》)
文化产品不能“人民币投票”
作家海岩指出:在商业社会里,人类真善美的本性可能由于种种因素一时被忽略、被歪曲、被漠视。但是,人们内心应该有对真善美的渴望,有干净的理想,这才是健康的社会心态。
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前所未有地丰富,但是为什么人们却总觉得不满足、不幸福?是因为人们的心往往无处安放,我们可能渐渐失去理想、失去信念、遗失爱了。而安顿人心正是文化应该担当的一种责任。可惜,当下的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起到这方面作用的还不多。今天“北大才女”宣称要“革金庸的命”,明天“国学辣妹”声言要“勾引孔子”,还有男诗人赤身裸体出来朗诵诗歌。文化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形式和噱头;文化的质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营销手段。但求有人看你,哪怕是骂你,你也就赚到了,就怕没人理你。被“眼球经济”操控的文化,一定是挑事的文化。挑事的文化只会将文化逼入低俗、无序的绝境,只会使得社会越发暴躁易怒,这对文化的正常发展、社会的稳步前进没有好处。
海岩说,我的本行是做企业,我常说“顾客是上帝”。但对于文化产品,我们不能轻易说“观众是上帝”。观众有时候会带着一定的盲目性,如果一切以市场为首选,一切以收视率为目的,“人民投票”就会变成“人民币投票”,这是很可怕的。(《解放日报》)
作家的自审意识
作家从维熙撰文说,老李准在世的时候,让我最最感佩的一件事,是在对其红极一时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片叫好声中,来了个超前的自我否定。他说:那是图解政策之作,你们就别再给我心上添堵了,请高抬贵手,饶了我吧!记得,当时老李准之举,曾让文艺界有些人怏怏不快,但他却当了作家中自审的先行者,若干年后让作家们感佩至深。
这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之所以记忆被唤醒了,实因在读报时看见王安忆的一则新闻。她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康斯及另一作家马克思·蒙内交谈时,身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她,竟也语出惊人,她说她获得茅盾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她写得最糟糕的作品。这究竟是出于她的谦虚,还是出于她的真实感悟?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声响雷;在振聋发聩之余,她这种自我审视的人文情怀,令同行和读者刮目相看。(《解放日报》)
警惕作家的“中产阶级趣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清华日前发表言论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有一些作品保持了思想的能力,保持了对经验的追求,但是思想的品质却出现了可怕的下降。
张清华分析说,当今中国文学之所以思想性缺失、作家思想能力衰落,首先是文学创作主体解除了他们和时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思想性强,是因为作家跟现实的紧张关系还在,作家在身份上是时代的批评者。随着中国作家们从时代获得的利益日益增多,他们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与自身的思想能力便不再保持;其次,现在的经典化作家、诗人基本上是中年以上的人,中年的经验和人生体验面临着很多困境,身份有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思想的欲望、思想的穿透力就会出现问题,作家们的中产阶级趣味正是需要警惕的“思想的敌人”。
(《光明日报》)
大师的独立精神
在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巨擘同时去世后不久,华东师大教授、文学家教育家徐中玉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大师去一个少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产生新的大师。”他认为,“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现在的学术发言环境比过去好多了,可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犬儒主义,不敢把自己的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有些是过去搞怕了,有些是胆小,但你在学术界,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成研究的。”
徐中玉谈到了2003年去世的施蛰存先生。他说施先生之优秀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个独立特行的人。1930年,施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文的著名论战,那场论战中鲁迅骂施先生为“洋场恶少”,这对他之后数十年的坎坷人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施先生并不因逆境而放弃独立思考,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徐先生说,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一份坚守,因为坚守才能得到尊重。
徐中玉说,“季羡林先生送给我书,我读了其中一些文章很有感触。鲁迅先生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季先生很不赞成这个说法。梁实秋讲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有他的道理,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不要扯到政治上去。季羡林先生反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难道因为鲁迅先生对梁实秋有过意见,梁实秋就应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么?这就是季先生的独立思考。”
(《羊城晚报》)
“文学研讨”的期望
文学批评家阎纲撰文说,早年的研讨会,素得很,各抒己见,说完走人。后来搞研讨,管一顿饭,饭罢嘴一抹,走人。陈建功的京味小说开会,签名簿边立个投票箱,很显眼,投币10元,算是午饭的饭费。梁衡散文的研讨会上,陈荒煤、冯牧参加,大伙团团坐,一家人似的。冯牧发言时,戴着老花镜吃力地翻书找引文,你就是当面反驳他甚至弄得他下不了台他也不跟你急。
后来的研讨会,不只管饭,而且送红包,并且设主席台,正规得像是政治活动,政气有余而文气不足。前天,你是一般作家,昨天提为副部,今天,“您请主席台!”按说,这没什么不好,商品经济嘛。出奇的是后来有些研讨会,开场就是领导人关于该作家“创作道路”的长篇大论,给作家打高分,给新闻稿定调子。谁心里都很明白,领导忙得废寝忘食,此类研讨会近来一个也没落,你有功夫读人家哪怕一篇作品吗?某日,某领导讲话以后,我在某地报纸的报道里看到他授予被研讨者“伟大作家”的光环,第二天查对另一地发表的讲话全文,这个光环不见了。
我特别期望于评论家的,是独立思考,亲民不隔,个性化,让研讨会真正成为评论家自由研讨的现场,不致变成文坛表彰的大小庆典。(《人民日报》)
韩少功妙答文学的作用
经常遇到有人提问:文学有什么用?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包括一些犹犹豫豫考入文科的学子。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吗?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吗?
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
不过,岂止文学利薄,不赚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下棋和钓鱼赚钱吗?听音乐和逛山水赚钱吗?情投意合的朋友谈心赚钱吗?泪流满面的亲人思念赚钱吗?少年幻想与老人怀旧赚钱吗?做完义工后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赚钱吗?……这些事非但不赚钱,可能还费钱。但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会不会有些单调和空洞?
在没有版税、稿酬、奖金、电视采访、委员头衔乃至出版业的漫长岁月,不过是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能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敞亮的文明之道。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
在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外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出现在眼前的新生之门。(《人民日报》)
影视化:文学主阵地的大规模转移
作家陈歆耕谈“当代文学及其变化趋势”的讲演稿中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人哀叹文学边缘化了,这显然是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现象。我们只能说,用纸质媒体表现的文学(诗歌、小说等)边缘化了。文学没有边缘化,而是主阵地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那就是影视文学的大行其道。
只要稍稍想想,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过去一部长篇小说,有几百万个读者在看,那么,今天有多少人在看电视剧?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影视业的有关人士,他们提供的数据说,中国现有13亿多人口,通常有十分之一的人看电视。因此,一部好的电视剧,有一亿多人收看,是有根据的。文学怎么就边缘化了呢?难道影视文学不叫文学?如何定义“文学”的概念,今天需要重新思考。
历史上话剧、歌剧都有很多经典,为何影视剧本不能成为文学的经典?另外,中国好的电视剧为何太少?为何中国的电视荧屏上“韩流”滚滚?因为,中国的影视剧水平整体低于韩国、日本,更不用说美国的好莱坞。原因就是大多数中国的作家,仍然不把影视文学看作文学的正宗。我们应该提倡更多优秀的作家重视投身这一领域,因为目前这是文学的主阵地,是普及率最高、为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文汇报》)
学者要写传世之作发警世之言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谈到学者和媒体的关系时说,媒体借用学者眼光,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点,这是可以的。学者的发言,能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起到正面宣示的作用。而媒体对学者观点的适当传播,也能提升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学术境界。
同时,秦绍德也指出,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学校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对此,我们有两句话:第一,要写传世之作;第二,要发警世之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学者应当发表真知灼见,提供给政府作决策参考,提供给社会行为和公民思维作参考。
当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意见,对于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的互动中,也要守住学术界限,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解放日报》)
百年名校对总统说不
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春季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但校方表示届时不会授予奥巴马荣誉学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女发言人沙伦·基勒表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对奥巴马的到来“欣喜若狂”,但除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出过两本畅销书外,奥巴马“没做任何应得荣誉学位的事”。
“我们的惯例是认可一个人的工作主体,他们长期在某一职位工作,”基勒说,“奥巴马的主要工作还没开始。这就是我们在他上任之初拒绝授予他荣誉学位的原因所在。”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克罗说,学校有不给在任政界人士颁发荣誉学位的规定,即便是奥巴马莅临,校方立场也不会改变。(《扬子晚报》)
作家的使命是勾勒民族灵魂
作家陈忠实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有人说《白鹿原》堪称一部民族史诗,而我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后来读者会如何评价。那些与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令我心生敬仰。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当然和当代很多作家一样,也想用自己的笔勾勒出这个民族的灵魂。因为民族间最好、最深刻的交流手段,就是文学。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是其他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读物都难以相比的。然而,在当今,作为一个作家要做到心无旁骛,名利什么的都不成为创作的干扰和妨碍,确实很难。但是,难也得坚持。因为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清醒的思考。(《解放日报》)
我们需要中国“手电筒”
作家贾平凹撰文说,今天的中国文学有着它的热闹和华丽,我们欣然着它的成就。但环顾四周,回头望去,我们的文学还存在相当大的缺憾。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心中并没有以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去从事写作。如果去问:我们“民族的”这三个字是什么内容?再问: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有多少人在研究甚至读过?我们常在抱怨外国对我们的文学了解不如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而我们自己又了解多少我们传统的东西?我们没有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的立场,我们的血液里没有了中国的哲学、美学,虽然使用的是汉语,但中国的味道不足,这是必然的。
我们之所以久久没有我们的文化立场,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太多,经历了外来的和内部的种种磨难,当我们觉醒了,需要站起来的时候,必然就得倾诉。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倾诉,我们诉说自己的丑陋,这样,我们习惯了这种倾诉,也养成了“外面世界寻找我们就要听我们倾诉”的习惯。我们需要倾诉我们苦难和种种丑陋去唤醒民众,但这如出售能源换取富裕一样,它不能保障长久的富裕和尊严。现在,当我们要面对全部人类,我们要有我们建立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独特的制造,即便这种制造还不大,哪怕是一个手电筒,但这手电筒是中国的,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中华读书报》)
文学的思想性尺度没有过时
学者李敬泽撰文说:“思想性”,现在不大谈了。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中,思想性差不多就等于概念化,常常被认为是创作中的负面因素;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谈“经验”,绝圣弃智,提供新鲜的经验、讲述新颖的故事就行了,殊不知故事怎么讲这本身已经是思想,任何叙事,即是人的行动过程也是精神过程,当我们放弃从思想性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和判断时,这未必会带来经验的丰盛,可能只是放纵了思想的懒惰、平庸、贫乏。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八十年代的文学在当时广受读者热爱,这固然有时代的文化条件的原因,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在那时站到了时代的思想前沿,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人们意识到生活原本是什么样,可能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文学不仅成为一个民族的感官,也成为民族头脑中最敏锐的一部分。
思想性,这个尺度没有过时,它内在地包含在文学性之中。当我们说文学的创新不足时,我们说的其实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思想贫乏,当作家没有来自生活、并且有力地解释着生活的独到思想时,他不会有富于创造力的角度、形式和语言。一代一代的作家都会以不同方式对这个尺度做出回应,逃避它甚至放弃它,这是对文学价值的根本贬损。(《中华读书报》)
靠“国学振国威”很离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撰文说,提倡国学,是为了拯救传统文化,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为了重振传统,用经学强国,就比较可笑了。同样,今天如果人们学点传统的东西,读读论语、孟子,念念唐诗宋词,尤其是跟自家孩子一起读,是个好事。总比闲来无事打麻将、赌博强上百倍。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益人心智。
可是,如果像某些提倡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重建儒学的独尊地位,把儒学尊为国教,靠儒学或者国学重振国威,治国平天下,那可就离谱了。国学如果能强国,近代中国就不可能总是受人欺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代接一代地引进西方的器物、学术和思想,艰难地在现代化之途上跋涉。
当今,在某些官员眼里,国学的某些成分,可以帮他们做好官,可以从中学会很多治人治国之术,也可以让下属学会怎样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国学,一般性地读读倒也无妨,如果真的迷进去了,忘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在上者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君,在下者毕恭毕敬权当自己是臣,就难免走火入魔了。(《中国经济时报》)
文化需要宽容
作者袁跃兴撰文说,湖北省新课改语文教材中,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而鲁迅作品则减少;2009年7月《人民文学》的新锐专号全都由80后作者组成;历经17年,贾平凹的《废都》经修改后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这些事件表明,我们的文化正走进一个日益宽容的时代。
梁实秋因曾与鲁迅论战,使不少人对其存有偏见。这次他的文章入选,便是打破了这种偏见,冲破了以文学与政治性、文学与阶级性二元对立的标准看待文学、历史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也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社会包容的时代的文化特征。
《人民文学》刊登郭敬明的小说,读者容易得出“严肃传统的文学刊物向商业化作家乃至向市场低头”的结论,自然争议也非常激烈。在一个经典文化和畅销文化并存的时代,如果再以简单化、单一的文学思维而缺乏一种多元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包容的文学心态,已难于解决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市场间复杂的文学问题。
《废都》曾因大量性描写而被禁。“解禁”是一种文学现象,但它更能说明一种文学宽容时代的到来。
文化走进“宽容”时代,呈现出宽松、包容、多元的气象。文化的“宽容”,最基本的体现就是一个生命个体没有精神上的紧衣,灵魂不被拘束着;文化的“宽容”,就是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极大地奔放发挥出来。一个社会的“宽容”将使文化思想不断地产生新生命。(《文汇读书周报》)
规范汉字请别瞎折腾
作者青青李子撰文说,对于44个汉字“动刀整形”的“规范”,我是反对派之一。理由很简单,这种折腾,看不出必须,麻烦却很多。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教训。当年硬要把“林荫道”改成“林阴道”,我也就认了。但把“唯一”改成“惟一”就让人很恼火了,根本想不明白改得有什么道理,很难记得住。后来又说二者可以通用,刚松了一口气,又说虽然可以通用,但其中某一个是首选词。我到现在还犯着糊涂呢,到底哪个是首选?
话说在我供职杂志社时,每月出刊后,校对老师就会把每个编辑的字词错误列出来,然后,按错误多少进行处罚。对于一个受过正规教育、又从事文字工作十余年的人来说,经常有错字太不应该。可认真看看那个表格就会发现,你根本没办法避免出错。因为绝大多数错误,都是类似“唯一”和“惟一”这样改来改去造成的。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这次字形微调的依据。《通用规范汉字表》里还真明明白白写着,“本字表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笔形变异规则为依据”。“笔形变异规则”,好专业的说法,估计只是少数专家能明白的事。而我以为,汉字规范不应该唯专家马首是瞻,而应该尊重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如何使用汉字,应该成为汉字规范化的标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的用法,根本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地折腾。(《中国青年报》)
选择向谁致敬彰显价值取向
作者徐百柯撰文说,香港大学颁发一年一度的“名誉院士”称号时,名单中有一位,是港大食堂服务员,82岁的袁苏妹。因在家排行第三,袁被学生称为“三嫂”。她没受过教育,在港大当了44年服务员及厨师。数十年间,她对住宿生的照顾无微不至,除起居饮食,也“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堪称“宿舍灵魂人物”。港大选择用荣誉的头衔来表达对三嫂的珍视。颁奖词说:“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
几乎同时,北京大学毕业的俞敏洪在一次讲演中说,北大现在拿他以及百度的李彦宏作为这所大学的光荣的代表,他认为,这不合适。他和李彦宏是做生意成功的,但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灵魂,不应当是做生意的成功。排除这位新东方校长的自谦,至少,北大的光荣确应不仅仅是生意成功。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套用之:评判一所大学,看它选择向谁颁发荣誉表达敬意,则晓十之八九。 (《中国青年报》)
平常心看待当代文学
作家王蒙撰文说,过去30年的中国文学,比历史上许多阶段的文学,都更热闹、更活跃、更多姿多彩,但也更难以概括,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尽管如此,你又不能不承认,在今天,人们写得更深沉也更多样,更风格也更个性,更耐读也更艺术,更人性也更动情,更富有想象力与幽默感。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学是日益正常了。好的和差的,深刻的与浅薄的,独到的和迎合的,真诚的与虚伪的——正常的年代总是有好有坏,有真有伪,有毒素也有营养。当然,同样正常的,有对于假冒伪劣毒的揭露、批评与义愤。
有趣的是,20世纪后几年的作品中,越来越平常化、平淡化了。平常心,三个带有佛心禅意的汉字,现在变得大行其道。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的非凡高潮,往往和社会的郁积与历史的风暴联系在一起。而相对平稳的文学积累与拓展,则更富于渐进性与细无声的润物性。
沉迷于昨天高潮的同道,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甚而痛骂世人的庸俗市侩侏儒化。假定这种批评是适当的提醒,我们也还需以平常心,去面对渐渐非高潮化的社会,非高潮化的文学。你有时要懂得天道有常,与时俱化,经济建设、民生、市场等,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积极促成了自高潮化到正常化的移动。毕竟,耐心与静谧的阅读,终会取代急功近利及一时的喧嚣。(《人民日报·海外版》)
散文的自由与精神
作者朴素撰文说,散文是极容易写的,很像围棋,易学难精。有的人一辈子以散文家知名,但其文章仅仅是粉饰现实而已。有的人一辈子没写什么正经的散文,却能以其说真话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散文必须介入生活,但我所说的“介入”与萨特所说的“介入”有所不同,萨特的“介入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我所说的“介入”是对生活有一种批判性,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散文家不是“纸人”,他必须以散文的方式对生活发言。
据说现在已经是散文时代了,什么阿猫阿狗、什么风花雪月,一切无聊与空洞的文字全部汇聚到散文的旗下来,真正的散文却被遮蔽与掩盖了。自由是自由了,然而精神没有了。(《中国社会科学报》)
别让历史遗存变成文化空巢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考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时,忧心忡忡地表示,中国的古村落和历史街区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内涵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他说,近些年来,在许多地方考察时发现,一些历史村落与街区看似不错,远远看去,古建筑一幢幢优美地立在那里。可是如果穿门入户就会发现,历史只是在躯壳上,里边的家具什物早已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这恐怕是古村落和历史街区保护最致命的问题。历史村落与建筑,不能变成一个个干瘪的躯壳和空巢。
冯骥才说,奥地利有一家200年历史的鞋店,店主人觉得做鞋子的工具可能以后不会再用了,但里面的几百种东西,都是先辈人聪明才智的积累,应当保存下来,就把鞋店捐给了博物馆。博物馆直接原封不动地把鞋店搬了进去,也就把一段历史生活保存下来了。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各国随处可见。
冯骥才指出,我主张每一项文化遗产都应当有专门的博物馆。我们现在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的有一千多项,如果有相应的一千多家小型博物馆,就可以全方位地展现这些文化遗存,对文化遗产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艺术报》)
文学不应丢失“大道”
作家贾平凹撰文指出,文学不应丢失大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破坏与建设,贫穷与富有,庄严和戏谑,温柔与残忍,同情与仇恨等混淆着,复杂着。这样的年代,混沌而伟大。它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文学观念、文学审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在任何时候都有文学的基本。如同人类生存的主要食物仍是米和面。布料可以作多种装饰,但衣服的基本功能还是蔽体取暖。孙悟空虽然大闹天宫,而最后他依然是去西天取经。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
文章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有天下之说,有铁肩担道义之说,崇尚的是关心社会,忧患现实。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强调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你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有多种写法,但“大道”的东西不能丢。丢掉“大道”的东西,不可能写出杰出之作。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人民日报》)
当代文坛登龙七术
陈鲁民撰文说,章克标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过《文坛登龙术》,曝光文化人为出名而投机取巧之种种丑事,传播一时。时过境迁,文人在变化,文坛登龙术也在与时俱进,在下不才,辑成七条,供读者诸君一笑。
第一术:赤裸裸上阵,急匆匆成名。此术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所以当为登龙术首选。在北京“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的诗歌朗诵会上,男诗人苏某突然在台上脱掉衣服,裸身朗诵诗歌,结果一脱成名天下闻。第二术:欺师灭祖,一骂成名。以骂鲁迅而出名的文人,几乎年年都有,大概是尝到甜头,这两年叫骂的范围越来越大,迅翁之外,郭、茅、巴、老、曹无一幸免。北大还出了个“要革金庸的命”的才女,闹得沸沸扬扬,金庸的命没革掉,她却结结实实出了一回名。第三术:故出惊人之语,以大话出名。有一名为“国学辣妹”的女生,打着“重振国学”的旗号,在孔庙里搔首弄姿并声言想要“勾引孔子”。语出惊人,一时爆得大名。第四术:与名人攀关系,拉大旗作虎皮。常见有些文人,无心创作,有志钻营,谄媚之态,令人作呕。第五术:互送高帽,文人相捧。你捧我是著名作家,我吹你是当代鸿儒;你封我是小说之王,我指你为纪实文学大师;你称我是文坛神童前途广阔,我恭维你是文坛泰斗宝刀不老,端的是高帽满天飞,斯文尽扫地。第六术:以绯闻开路,靠八卦出名。湖南某作家,公开在网上声明要追刚离婚的某女明星,火辣辣情书一封封写,明星没追到,他却名声大震。第七术:自吹自擂,自我扬名。有些文人,刚写过几篇短文,就敢在名片上印“著名作家”。开篇善写忧国忧民文章者,敢称自己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下笔爱编个长短句现代诗的,则欣欣然以“东方泰戈尔”面世,至于“一不留神就是一部《红楼梦》,至少也是中国一《飘》”,早已成了文人吹牛的经典名言。
当代文坛登龙术,当然不限于上述几条,但只要运用纯熟,掌握好火候,想在文坛上快速出名,这几条也就足够了。不过,这种虚名、臭名、假名,只能骗人一时,热闹几天,早晚要露馅、现形、出丑,被世人唾弃。(《中华读书报》)
“申遗”最终为了“保护”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贺学军撰文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热爱度,我们已经从以前的淡漠或者不认识加强了。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但是申请那么多项目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和愿望,我们最终的目的和愿望,是要把这些优秀的文化瑰宝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
贺学军透露,我们现在已经公布了三批共1488位的国家级传承人名录,保护他们,不但是给他们生活上的保障,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传承他们应该传承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传承人的上接和下传。传承人下面的接班人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接班人对于所传承的技艺,不仅仅要会,更重要的是热爱。不仅仅是让它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的自觉。这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现在在文化自觉上提得还不够,做得不够,传承人没有这种自豪感。如果说接班人能感觉到,我所传承的技艺,对于我的国家,我的社区,我的村庄,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们就有了文化上的自觉。我们的保护就是不困难的。
贺学军指出,在我们的保护过程中间,并不是完全拒绝开发利用,但要有一个合理性,不能错位。错位是什么呢,错位就是脱离了你的根,脱离了你的基因。开发后的东西,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错位的。比如说我们的民间技艺捏面人,本来是靠艺人把一团面,一个一个捏出零件来,自己装配而成的。如果现在我做头,你做脚,他做身子,最后通过流水线组合起来,就完全脱离这项技艺的本质。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的保护,这样保护的话,我们就走到歧途上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学人能否“青出于蓝”考验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撰文说,一日之间,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者相继离去,让人唏嘘不已。许多人担心的是,他们身后,谁能继承衣钵?甚至有人发出“最后两位做学问的人走了”这样“今不如昔”的感叹。
现在的社会风气比以前浮躁很多,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就下结论,把所有的年轻人一竿子打倒。要看到,仍然有人甘于寂寞,潜心钻研。年轻一代里,还是有人在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青出于蓝,相信在各领域中,新的泰斗会不断涌现。
除了兴趣、天赋这些学者自身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决定这些人的成功。比如,科研条件、生活保障等,都是社会可以提供、可以改变的。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让愿意做学问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潜心工作,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坐下来、学进去”。
此外,如果政府与社会舆论可以引导社会形成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尊重科研人员的风气,不但可以有效抑制如今的浮躁之风,更可以让那些做学问的人从社会地位、社会认可等方面得到补偿。一旦这种风气形成,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重新拾起他们的兴趣和专业,守住自己的“冷板凳”。(《人民日报》)
为什么文坛没有产生“干校文学”
作者李城外披露任继愈对“干校文学”的答问。他向任老提问道:“任老,为什么文坛有‘知青文学’,而没有产生‘干校文学’?”他解释说:“咱们还没听说‘五七’干校开个同学会,纪念干校成立多少年吧!因为它把人搞伤了!它的回忆往往是痛苦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校之处。我当年在社科院宗教所,下放在息县干校,同校不同连队的‘同学’有文学所的何其芳、戈宝权、钱钟书,那时搞群众运动,挖‘五一六’,互相揭发、斗争,许多人回京多年后,成见还没有消除……”
那么任老对干校时期的文化人又有何评价呢?他回答:“6000多文化人集中下放在咸宁向阳湖,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要不是发生‘文革’,各路人马凑不到一起来。那是知识最不值钱的年代,文化人不受尊重,用非所长,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但这些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可贵的一点是,返城后,大都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倍努力,弥补失去的光阴。翻译家多译一点,作家多写一点,教授们带好研究生,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各地干校回来的人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华。”说到这里,任老幽了一默,补充说:“但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人的专业知识并不是从干校学来的,要是都走这条路,恐怕不会有今天学术的繁荣。”(《人民日报海外版》)
“常识”最需要讨论
2009年的的广东省高考作文题目为《常识》。对此《南方都市报》刊登社论说,“常识”这个关键词现在以高考作文的形式提出,但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给所有公民出的一道作文题目。或许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审视一下,我们内心深信的观念到底有哪些,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幸保有的常识还有哪些。
文章说,常识的标准解释是普通的知识,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其二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共识。不言自明的常识,多半是事实性的,例如太阳东升西落;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则多半包含了价值判断。例如诚实是好的,欺骗是坏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损人利己是应该被惩罚的。
但是,常识并不稳固,它是被书写的,是被争夺的,因此需要经常讨论。文章说,一个腐败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于是甚至有人说腐败是发展阶段的必需,这个时候,“腐败是坏的”这一常识在哪里、怎么办?当历史被书写为明君贤臣的光荣荆棘路,常识就很容易表现为,美好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或一群道德完人和智力超人,而不是一个公正有效的制度。文章说,常识在当下,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开放平台自由发言的下一步就是辩论,常识再也不能继续充当一个不必讨论无可争议的武器,它本身正是一个最值得讨论的话题。(《南方都市报》)
文学:“三分天下”格局成形
就文学的整体特点和趋向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在《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前言”中做了如下的概括:“文学在进入新世纪,由整一的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成形并日益稳固。在这种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之中,不同板块都在碰撞中有所变异、有所进取,但发展较快、影响甚大的,却是新兴的以文学图书为主轴的市场化文学和以网络文学为主题的新媒体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文化遗产开发不是矿产开发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撰文说,他对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感到忧虑。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性缺乏认识,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资源,甚至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往往是某一遗产申报成功,列入名录,便大举开发。把文化遗产开发当做土地或矿产一样开发,其结果是热闹一时,不仅所获经济成果十分有限,而且会造成浪费,并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文章指出,当前一些不负责任的开发,大多来自“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商业策划。文化遗产被产业化了,赚到钱,就是得到了重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则被搁置一旁,比如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这部分遗产的保护责任,保护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人民日报》)
文化成长需要“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的异化,已是显然的事实:具有理性公正精神的批评“失语”了,争夺眼球的“炒作”热闹着——如何解读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解放日报解放周末》刊登该报记者黄玮与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对话。钱文忠说:当失语成为常态,评论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品格,甚至“受雇”于商业利益,为人吆喝叫卖变成了图书出版的依附物。只有炒作,没有批评。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炒作无所不在。有热点的炒作热点,没有热点的就制造热点。是与非、好与坏,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要的就是眼球、眼球。这是批评的可悲,更是文化的可悲。
有人一针见血说过,文化越是泛滥成灾,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现在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热热闹闹的浅层化,还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被滥用的情况。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厕所文化”。那文化成什么了?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冠上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文化被消解得差不多了。对文化,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存在,不要轻易地去触及它的尊严。
钱文忠说,文化是有是非的,当然这个是非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文化批评可以评论文化作品,可以评论各种文化现象,这有利于找到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比如时下的文化炒作、商业文化泛滥、学术浮躁等等现象,都值得广泛探讨。当你批评一种不妥当的现象时,你最好还包含有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包含有建设性的意见,是最珍贵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最需要的。
实现孔孟和马列两个文化平台的融合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坦言,“打倒孔家店”,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然而,五四运动90年后的今天,孔子却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何解读这一现象?他认为,“儒家文化当然不能开创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外王’在今天决不是靠‘内圣’打得开局面的。”但在一定层面上,儒家文化可以改造人心,恢复道德,规范诚信,抵制形而上学的诡辩。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或许是很大的。
对于当前兴起的儒学热,胡明是这么看的:中国文化确实存在危机,对此,有不少人提出要用孔孟之道来解决。尽管孔孟之道可以在克己复礼的层面上给我们中华民族搭起一个道德升华的平台,可以使我们在与外部世界的协调中、在与内心欲望的抗争中找到一条可以放心遵循、信心自守的路,但根本上,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任务是孔孟之道承担不了的。
胡明认为,现在我们在宣传策略的选择上碰到了一道难题。文化界、学术界一批人之所以要把孔子抬出来,只是他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一些行为背叛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道德传统。孔孟之道固然有狭隘保守的一面,也确实有封闭迂阔的所谓“陋”的毛病,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期它又有非常清新适时的、纯净人心的作用,可以解决一些哲学思维与伦理准则层面的现实的问题。
现在有些学者的眼光偏于一隅,情绪有些亢奋,简单化地偏执地从一头出发攻击另一头。有的人批判选择孔孟的人,认为这些人忘了马列主义基本的理论,是数典忘祖,但是孔孟是我们更早的祖先,到底谁是祖宗?这令主管部门的判断选择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有选择的回归孔孟固然是对的,服膺马列更是对的,但两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如何选择,这种矛盾我们怎样以非常智慧来化解,怎样把这两个文化平台融合成一个真正的理论核心体系?胡明说,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文化的课题上显然是非常艰难的。(《瞭望》)
希望“官场文学”越冷越好
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官场小说”再次热销。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在该社《命运》、《党校同学》、《仕途》等新书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中国‘官场小说’很好卖,并已形成了一个书系。”
对此,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谢不周认为,“‘官场文学’其实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官员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观照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置身于中国这种体制下,读者特别关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变化。”
《命运》是陆天明继《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之后的又一部政治题材作品。陆天明表示,“中国的官场左右了老百姓两千多年,和每个人的命运关系太大了。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运作、官员怎么活着,老百姓想窥探一些东西,这造成了官场小说的大热。”
“其实,我个人希望‘官场文学’越冷越好。”陆天明说,“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以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官为中心。”(《中国青年报》)
文化也决定座次
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的馆长,照例要一起开会。一位馆长进了会场大门,有人上前问:“您那儿有多少一级(国家级)文物?”“5件。”“您前排就座。”又进来一位馆长,同样的问题。“抱歉,我没有。”“您后头站着去。”……
“决定城市座次,不仅看经济,还要看文化。”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说,“巴黎有一间奶酪店生意非常火爆,究其原因,店员指着大门的门框,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个有四百年历史’。80多年前保留下来的0.8平方公里老城区,现在成了最令当地人自豪的地方,全世界每年有上千万人来看这个老斯德哥尔摩。”
舒乙先生认为,“文化能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它与经济不同,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赶上。丢掉了文化。将来就要倒霉。”(《联合时报》)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形成了以优秀民族文化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有益文明成果的文化发展格局。
我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才使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活日益精彩、充满生机,也才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知道了中国的孔子、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等等。
我们认为,文化的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在坚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将一如既往地兼收并蓄,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借鉴各国有益文化,进一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青年参考》)
文化不能失去礼敬和敬畏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最重视的一个概念是“敬”。“敬”不只是对他者而言,主要是一种内心的庄严。敬和诚相连接,无诚则不敬,不敬也就没有诚。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味的范畴。
刘梦溪说,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少有的德高望重之人,在人生的尽头居然也会被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芜杂纷扰,这在一个文化生态健康的社会里是不应该发生的。又比如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攻击,一旦有一个学术或其他领域的先进出现,都伴随着无止无休的无谓纠缠。
刘梦溪说,60多年前,郁达夫在《怀鲁迅》这篇短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个失去礼敬和敬畏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想,我们对大师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懂得“敬”,而这也正是文化重建的根本所在。 (《解放日报》)
文化产品不能“人民币投票”
作家海岩指出:在商业社会里,人类真善美的本性可能由于种种因素一时被忽略、被歪曲、被漠视。但是,人们内心应该有对真善美的渴望,有干净的理想,这才是健康的社会心态。
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前所未有地丰富,但是为什么人们却总觉得不满足、不幸福?是因为人们的心往往无处安放,我们可能渐渐失去理想、失去信念、遗失爱了。而安顿人心正是文化应该担当的一种责任。可惜,当下的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起到这方面作用的还不多。今天“北大才女”宣称要“革金庸的命”,明天“国学辣妹”声言要“勾引孔子”,还有男诗人赤身裸体出来朗诵诗歌。文化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形式和噱头;文化的质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营销手段。但求有人看你,哪怕是骂你,你也就赚到了,就怕没人理你。被“眼球经济”操控的文化,一定是挑事的文化。挑事的文化只会将文化逼入低俗、无序的绝境,只会使得社会越发暴躁易怒,这对文化的正常发展、社会的稳步前进没有好处。
海岩说,我的本行是做企业,我常说“顾客是上帝”。但对于文化产品,我们不能轻易说“观众是上帝”。观众有时候会带着一定的盲目性,如果一切以市场为首选,一切以收视率为目的,“人民投票”就会变成“人民币投票”,这是很可怕的。(《解放日报》)
作家的自审意识
作家从维熙撰文说,老李准在世的时候,让我最最感佩的一件事,是在对其红极一时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片叫好声中,来了个超前的自我否定。他说:那是图解政策之作,你们就别再给我心上添堵了,请高抬贵手,饶了我吧!记得,当时老李准之举,曾让文艺界有些人怏怏不快,但他却当了作家中自审的先行者,若干年后让作家们感佩至深。
这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之所以记忆被唤醒了,实因在读报时看见王安忆的一则新闻。她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康斯及另一作家马克思·蒙内交谈时,身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她,竟也语出惊人,她说她获得茅盾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她写得最糟糕的作品。这究竟是出于她的谦虚,还是出于她的真实感悟?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声响雷;在振聋发聩之余,她这种自我审视的人文情怀,令同行和读者刮目相看。(《解放日报》)
警惕作家的“中产阶级趣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清华日前发表言论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有一些作品保持了思想的能力,保持了对经验的追求,但是思想的品质却出现了可怕的下降。
张清华分析说,当今中国文学之所以思想性缺失、作家思想能力衰落,首先是文学创作主体解除了他们和时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思想性强,是因为作家跟现实的紧张关系还在,作家在身份上是时代的批评者。随着中国作家们从时代获得的利益日益增多,他们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与自身的思想能力便不再保持;其次,现在的经典化作家、诗人基本上是中年以上的人,中年的经验和人生体验面临着很多困境,身份有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思想的欲望、思想的穿透力就会出现问题,作家们的中产阶级趣味正是需要警惕的“思想的敌人”。
(《光明日报》)
大师的独立精神
在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巨擘同时去世后不久,华东师大教授、文学家教育家徐中玉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大师去一个少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产生新的大师。”他认为,“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现在的学术发言环境比过去好多了,可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犬儒主义,不敢把自己的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有些是过去搞怕了,有些是胆小,但你在学术界,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成研究的。”
徐中玉谈到了2003年去世的施蛰存先生。他说施先生之优秀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个独立特行的人。1930年,施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文的著名论战,那场论战中鲁迅骂施先生为“洋场恶少”,这对他之后数十年的坎坷人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施先生并不因逆境而放弃独立思考,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徐先生说,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一份坚守,因为坚守才能得到尊重。
徐中玉说,“季羡林先生送给我书,我读了其中一些文章很有感触。鲁迅先生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季先生很不赞成这个说法。梁实秋讲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有他的道理,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不要扯到政治上去。季羡林先生反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难道因为鲁迅先生对梁实秋有过意见,梁实秋就应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么?这就是季先生的独立思考。”
(《羊城晚报》)
“文学研讨”的期望
文学批评家阎纲撰文说,早年的研讨会,素得很,各抒己见,说完走人。后来搞研讨,管一顿饭,饭罢嘴一抹,走人。陈建功的京味小说开会,签名簿边立个投票箱,很显眼,投币10元,算是午饭的饭费。梁衡散文的研讨会上,陈荒煤、冯牧参加,大伙团团坐,一家人似的。冯牧发言时,戴着老花镜吃力地翻书找引文,你就是当面反驳他甚至弄得他下不了台他也不跟你急。
后来的研讨会,不只管饭,而且送红包,并且设主席台,正规得像是政治活动,政气有余而文气不足。前天,你是一般作家,昨天提为副部,今天,“您请主席台!”按说,这没什么不好,商品经济嘛。出奇的是后来有些研讨会,开场就是领导人关于该作家“创作道路”的长篇大论,给作家打高分,给新闻稿定调子。谁心里都很明白,领导忙得废寝忘食,此类研讨会近来一个也没落,你有功夫读人家哪怕一篇作品吗?某日,某领导讲话以后,我在某地报纸的报道里看到他授予被研讨者“伟大作家”的光环,第二天查对另一地发表的讲话全文,这个光环不见了。
我特别期望于评论家的,是独立思考,亲民不隔,个性化,让研讨会真正成为评论家自由研讨的现场,不致变成文坛表彰的大小庆典。(《人民日报》)
韩少功妙答文学的作用
经常遇到有人提问:文学有什么用?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包括一些犹犹豫豫考入文科的学子。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吗?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吗?
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
不过,岂止文学利薄,不赚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下棋和钓鱼赚钱吗?听音乐和逛山水赚钱吗?情投意合的朋友谈心赚钱吗?泪流满面的亲人思念赚钱吗?少年幻想与老人怀旧赚钱吗?做完义工后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赚钱吗?……这些事非但不赚钱,可能还费钱。但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会不会有些单调和空洞?
在没有版税、稿酬、奖金、电视采访、委员头衔乃至出版业的漫长岁月,不过是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能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敞亮的文明之道。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
在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外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出现在眼前的新生之门。(《人民日报》)
影视化:文学主阵地的大规模转移
作家陈歆耕谈“当代文学及其变化趋势”的讲演稿中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人哀叹文学边缘化了,这显然是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现象。我们只能说,用纸质媒体表现的文学(诗歌、小说等)边缘化了。文学没有边缘化,而是主阵地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那就是影视文学的大行其道。
只要稍稍想想,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过去一部长篇小说,有几百万个读者在看,那么,今天有多少人在看电视剧?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影视业的有关人士,他们提供的数据说,中国现有13亿多人口,通常有十分之一的人看电视。因此,一部好的电视剧,有一亿多人收看,是有根据的。文学怎么就边缘化了呢?难道影视文学不叫文学?如何定义“文学”的概念,今天需要重新思考。
历史上话剧、歌剧都有很多经典,为何影视剧本不能成为文学的经典?另外,中国好的电视剧为何太少?为何中国的电视荧屏上“韩流”滚滚?因为,中国的影视剧水平整体低于韩国、日本,更不用说美国的好莱坞。原因就是大多数中国的作家,仍然不把影视文学看作文学的正宗。我们应该提倡更多优秀的作家重视投身这一领域,因为目前这是文学的主阵地,是普及率最高、为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文汇报》)
学者要写传世之作发警世之言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谈到学者和媒体的关系时说,媒体借用学者眼光,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点,这是可以的。学者的发言,能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起到正面宣示的作用。而媒体对学者观点的适当传播,也能提升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学术境界。
同时,秦绍德也指出,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学校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对此,我们有两句话:第一,要写传世之作;第二,要发警世之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学者应当发表真知灼见,提供给政府作决策参考,提供给社会行为和公民思维作参考。
当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意见,对于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的互动中,也要守住学术界限,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解放日报》)
百年名校对总统说不
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春季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但校方表示届时不会授予奥巴马荣誉学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女发言人沙伦·基勒表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对奥巴马的到来“欣喜若狂”,但除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出过两本畅销书外,奥巴马“没做任何应得荣誉学位的事”。
“我们的惯例是认可一个人的工作主体,他们长期在某一职位工作,”基勒说,“奥巴马的主要工作还没开始。这就是我们在他上任之初拒绝授予他荣誉学位的原因所在。”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克罗说,学校有不给在任政界人士颁发荣誉学位的规定,即便是奥巴马莅临,校方立场也不会改变。(《扬子晚报》)
作家的使命是勾勒民族灵魂
作家陈忠实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有人说《白鹿原》堪称一部民族史诗,而我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后来读者会如何评价。那些与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令我心生敬仰。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当然和当代很多作家一样,也想用自己的笔勾勒出这个民族的灵魂。因为民族间最好、最深刻的交流手段,就是文学。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是其他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读物都难以相比的。然而,在当今,作为一个作家要做到心无旁骛,名利什么的都不成为创作的干扰和妨碍,确实很难。但是,难也得坚持。因为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清醒的思考。(《解放日报》)
我们需要中国“手电筒”
作家贾平凹撰文说,今天的中国文学有着它的热闹和华丽,我们欣然着它的成就。但环顾四周,回头望去,我们的文学还存在相当大的缺憾。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心中并没有以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去从事写作。如果去问:我们“民族的”这三个字是什么内容?再问: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有多少人在研究甚至读过?我们常在抱怨外国对我们的文学了解不如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而我们自己又了解多少我们传统的东西?我们没有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的立场,我们的血液里没有了中国的哲学、美学,虽然使用的是汉语,但中国的味道不足,这是必然的。
我们之所以久久没有我们的文化立场,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太多,经历了外来的和内部的种种磨难,当我们觉醒了,需要站起来的时候,必然就得倾诉。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倾诉,我们诉说自己的丑陋,这样,我们习惯了这种倾诉,也养成了“外面世界寻找我们就要听我们倾诉”的习惯。我们需要倾诉我们苦难和种种丑陋去唤醒民众,但这如出售能源换取富裕一样,它不能保障长久的富裕和尊严。现在,当我们要面对全部人类,我们要有我们建立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独特的制造,即便这种制造还不大,哪怕是一个手电筒,但这手电筒是中国的,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中华读书报》)
文学的思想性尺度没有过时
学者李敬泽撰文说:“思想性”,现在不大谈了。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中,思想性差不多就等于概念化,常常被认为是创作中的负面因素;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谈“经验”,绝圣弃智,提供新鲜的经验、讲述新颖的故事就行了,殊不知故事怎么讲这本身已经是思想,任何叙事,即是人的行动过程也是精神过程,当我们放弃从思想性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和判断时,这未必会带来经验的丰盛,可能只是放纵了思想的懒惰、平庸、贫乏。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八十年代的文学在当时广受读者热爱,这固然有时代的文化条件的原因,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在那时站到了时代的思想前沿,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人们意识到生活原本是什么样,可能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文学不仅成为一个民族的感官,也成为民族头脑中最敏锐的一部分。
思想性,这个尺度没有过时,它内在地包含在文学性之中。当我们说文学的创新不足时,我们说的其实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思想贫乏,当作家没有来自生活、并且有力地解释着生活的独到思想时,他不会有富于创造力的角度、形式和语言。一代一代的作家都会以不同方式对这个尺度做出回应,逃避它甚至放弃它,这是对文学价值的根本贬损。(《中华读书报》)
靠“国学振国威”很离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撰文说,提倡国学,是为了拯救传统文化,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为了重振传统,用经学强国,就比较可笑了。同样,今天如果人们学点传统的东西,读读论语、孟子,念念唐诗宋词,尤其是跟自家孩子一起读,是个好事。总比闲来无事打麻将、赌博强上百倍。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益人心智。
可是,如果像某些提倡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重建儒学的独尊地位,把儒学尊为国教,靠儒学或者国学重振国威,治国平天下,那可就离谱了。国学如果能强国,近代中国就不可能总是受人欺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代接一代地引进西方的器物、学术和思想,艰难地在现代化之途上跋涉。
当今,在某些官员眼里,国学的某些成分,可以帮他们做好官,可以从中学会很多治人治国之术,也可以让下属学会怎样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国学,一般性地读读倒也无妨,如果真的迷进去了,忘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在上者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君,在下者毕恭毕敬权当自己是臣,就难免走火入魔了。(《中国经济时报》)
文化需要宽容
作者袁跃兴撰文说,湖北省新课改语文教材中,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而鲁迅作品则减少;2009年7月《人民文学》的新锐专号全都由80后作者组成;历经17年,贾平凹的《废都》经修改后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这些事件表明,我们的文化正走进一个日益宽容的时代。
梁实秋因曾与鲁迅论战,使不少人对其存有偏见。这次他的文章入选,便是打破了这种偏见,冲破了以文学与政治性、文学与阶级性二元对立的标准看待文学、历史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也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社会包容的时代的文化特征。
《人民文学》刊登郭敬明的小说,读者容易得出“严肃传统的文学刊物向商业化作家乃至向市场低头”的结论,自然争议也非常激烈。在一个经典文化和畅销文化并存的时代,如果再以简单化、单一的文学思维而缺乏一种多元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包容的文学心态,已难于解决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市场间复杂的文学问题。
《废都》曾因大量性描写而被禁。“解禁”是一种文学现象,但它更能说明一种文学宽容时代的到来。
文化走进“宽容”时代,呈现出宽松、包容、多元的气象。文化的“宽容”,最基本的体现就是一个生命个体没有精神上的紧衣,灵魂不被拘束着;文化的“宽容”,就是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极大地奔放发挥出来。一个社会的“宽容”将使文化思想不断地产生新生命。(《文汇读书周报》)
规范汉字请别瞎折腾
作者青青李子撰文说,对于44个汉字“动刀整形”的“规范”,我是反对派之一。理由很简单,这种折腾,看不出必须,麻烦却很多。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教训。当年硬要把“林荫道”改成“林阴道”,我也就认了。但把“唯一”改成“惟一”就让人很恼火了,根本想不明白改得有什么道理,很难记得住。后来又说二者可以通用,刚松了一口气,又说虽然可以通用,但其中某一个是首选词。我到现在还犯着糊涂呢,到底哪个是首选?
话说在我供职杂志社时,每月出刊后,校对老师就会把每个编辑的字词错误列出来,然后,按错误多少进行处罚。对于一个受过正规教育、又从事文字工作十余年的人来说,经常有错字太不应该。可认真看看那个表格就会发现,你根本没办法避免出错。因为绝大多数错误,都是类似“唯一”和“惟一”这样改来改去造成的。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这次字形微调的依据。《通用规范汉字表》里还真明明白白写着,“本字表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笔形变异规则为依据”。“笔形变异规则”,好专业的说法,估计只是少数专家能明白的事。而我以为,汉字规范不应该唯专家马首是瞻,而应该尊重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如何使用汉字,应该成为汉字规范化的标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的用法,根本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地折腾。(《中国青年报》)
选择向谁致敬彰显价值取向
作者徐百柯撰文说,香港大学颁发一年一度的“名誉院士”称号时,名单中有一位,是港大食堂服务员,82岁的袁苏妹。因在家排行第三,袁被学生称为“三嫂”。她没受过教育,在港大当了44年服务员及厨师。数十年间,她对住宿生的照顾无微不至,除起居饮食,也“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堪称“宿舍灵魂人物”。港大选择用荣誉的头衔来表达对三嫂的珍视。颁奖词说:“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
几乎同时,北京大学毕业的俞敏洪在一次讲演中说,北大现在拿他以及百度的李彦宏作为这所大学的光荣的代表,他认为,这不合适。他和李彦宏是做生意成功的,但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灵魂,不应当是做生意的成功。排除这位新东方校长的自谦,至少,北大的光荣确应不仅仅是生意成功。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套用之:评判一所大学,看它选择向谁颁发荣誉表达敬意,则晓十之八九。 (《中国青年报》)
平常心看待当代文学
作家王蒙撰文说,过去30年的中国文学,比历史上许多阶段的文学,都更热闹、更活跃、更多姿多彩,但也更难以概括,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尽管如此,你又不能不承认,在今天,人们写得更深沉也更多样,更风格也更个性,更耐读也更艺术,更人性也更动情,更富有想象力与幽默感。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学是日益正常了。好的和差的,深刻的与浅薄的,独到的和迎合的,真诚的与虚伪的——正常的年代总是有好有坏,有真有伪,有毒素也有营养。当然,同样正常的,有对于假冒伪劣毒的揭露、批评与义愤。
有趣的是,20世纪后几年的作品中,越来越平常化、平淡化了。平常心,三个带有佛心禅意的汉字,现在变得大行其道。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的非凡高潮,往往和社会的郁积与历史的风暴联系在一起。而相对平稳的文学积累与拓展,则更富于渐进性与细无声的润物性。
沉迷于昨天高潮的同道,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甚而痛骂世人的庸俗市侩侏儒化。假定这种批评是适当的提醒,我们也还需以平常心,去面对渐渐非高潮化的社会,非高潮化的文学。你有时要懂得天道有常,与时俱化,经济建设、民生、市场等,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积极促成了自高潮化到正常化的移动。毕竟,耐心与静谧的阅读,终会取代急功近利及一时的喧嚣。(《人民日报·海外版》)
散文的自由与精神
作者朴素撰文说,散文是极容易写的,很像围棋,易学难精。有的人一辈子以散文家知名,但其文章仅仅是粉饰现实而已。有的人一辈子没写什么正经的散文,却能以其说真话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散文必须介入生活,但我所说的“介入”与萨特所说的“介入”有所不同,萨特的“介入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我所说的“介入”是对生活有一种批判性,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散文家不是“纸人”,他必须以散文的方式对生活发言。
据说现在已经是散文时代了,什么阿猫阿狗、什么风花雪月,一切无聊与空洞的文字全部汇聚到散文的旗下来,真正的散文却被遮蔽与掩盖了。自由是自由了,然而精神没有了。(《中国社会科学报》)
别让历史遗存变成文化空巢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考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时,忧心忡忡地表示,中国的古村落和历史街区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内涵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他说,近些年来,在许多地方考察时发现,一些历史村落与街区看似不错,远远看去,古建筑一幢幢优美地立在那里。可是如果穿门入户就会发现,历史只是在躯壳上,里边的家具什物早已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这恐怕是古村落和历史街区保护最致命的问题。历史村落与建筑,不能变成一个个干瘪的躯壳和空巢。
冯骥才说,奥地利有一家200年历史的鞋店,店主人觉得做鞋子的工具可能以后不会再用了,但里面的几百种东西,都是先辈人聪明才智的积累,应当保存下来,就把鞋店捐给了博物馆。博物馆直接原封不动地把鞋店搬了进去,也就把一段历史生活保存下来了。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各国随处可见。
冯骥才指出,我主张每一项文化遗产都应当有专门的博物馆。我们现在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的有一千多项,如果有相应的一千多家小型博物馆,就可以全方位地展现这些文化遗存,对文化遗产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艺术报》)
文学不应丢失“大道”
作家贾平凹撰文指出,文学不应丢失大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破坏与建设,贫穷与富有,庄严和戏谑,温柔与残忍,同情与仇恨等混淆着,复杂着。这样的年代,混沌而伟大。它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文学观念、文学审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在任何时候都有文学的基本。如同人类生存的主要食物仍是米和面。布料可以作多种装饰,但衣服的基本功能还是蔽体取暖。孙悟空虽然大闹天宫,而最后他依然是去西天取经。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
文章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有天下之说,有铁肩担道义之说,崇尚的是关心社会,忧患现实。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强调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你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有多种写法,但“大道”的东西不能丢。丢掉“大道”的东西,不可能写出杰出之作。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人民日报》)
当代文坛登龙七术
陈鲁民撰文说,章克标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过《文坛登龙术》,曝光文化人为出名而投机取巧之种种丑事,传播一时。时过境迁,文人在变化,文坛登龙术也在与时俱进,在下不才,辑成七条,供读者诸君一笑。
第一术:赤裸裸上阵,急匆匆成名。此术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所以当为登龙术首选。在北京“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的诗歌朗诵会上,男诗人苏某突然在台上脱掉衣服,裸身朗诵诗歌,结果一脱成名天下闻。第二术:欺师灭祖,一骂成名。以骂鲁迅而出名的文人,几乎年年都有,大概是尝到甜头,这两年叫骂的范围越来越大,迅翁之外,郭、茅、巴、老、曹无一幸免。北大还出了个“要革金庸的命”的才女,闹得沸沸扬扬,金庸的命没革掉,她却结结实实出了一回名。第三术:故出惊人之语,以大话出名。有一名为“国学辣妹”的女生,打着“重振国学”的旗号,在孔庙里搔首弄姿并声言想要“勾引孔子”。语出惊人,一时爆得大名。第四术:与名人攀关系,拉大旗作虎皮。常见有些文人,无心创作,有志钻营,谄媚之态,令人作呕。第五术:互送高帽,文人相捧。你捧我是著名作家,我吹你是当代鸿儒;你封我是小说之王,我指你为纪实文学大师;你称我是文坛神童前途广阔,我恭维你是文坛泰斗宝刀不老,端的是高帽满天飞,斯文尽扫地。第六术:以绯闻开路,靠八卦出名。湖南某作家,公开在网上声明要追刚离婚的某女明星,火辣辣情书一封封写,明星没追到,他却名声大震。第七术:自吹自擂,自我扬名。有些文人,刚写过几篇短文,就敢在名片上印“著名作家”。开篇善写忧国忧民文章者,敢称自己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下笔爱编个长短句现代诗的,则欣欣然以“东方泰戈尔”面世,至于“一不留神就是一部《红楼梦》,至少也是中国一《飘》”,早已成了文人吹牛的经典名言。
当代文坛登龙术,当然不限于上述几条,但只要运用纯熟,掌握好火候,想在文坛上快速出名,这几条也就足够了。不过,这种虚名、臭名、假名,只能骗人一时,热闹几天,早晚要露馅、现形、出丑,被世人唾弃。(《中华读书报》)
“申遗”最终为了“保护”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贺学军撰文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热爱度,我们已经从以前的淡漠或者不认识加强了。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但是申请那么多项目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和愿望,我们最终的目的和愿望,是要把这些优秀的文化瑰宝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
贺学军透露,我们现在已经公布了三批共1488位的国家级传承人名录,保护他们,不但是给他们生活上的保障,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传承他们应该传承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传承人的上接和下传。传承人下面的接班人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接班人对于所传承的技艺,不仅仅要会,更重要的是热爱。不仅仅是让它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的自觉。这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现在在文化自觉上提得还不够,做得不够,传承人没有这种自豪感。如果说接班人能感觉到,我所传承的技艺,对于我的国家,我的社区,我的村庄,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们就有了文化上的自觉。我们的保护就是不困难的。
贺学军指出,在我们的保护过程中间,并不是完全拒绝开发利用,但要有一个合理性,不能错位。错位是什么呢,错位就是脱离了你的根,脱离了你的基因。开发后的东西,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错位的。比如说我们的民间技艺捏面人,本来是靠艺人把一团面,一个一个捏出零件来,自己装配而成的。如果现在我做头,你做脚,他做身子,最后通过流水线组合起来,就完全脱离这项技艺的本质。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的保护,这样保护的话,我们就走到歧途上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学人能否“青出于蓝”考验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撰文说,一日之间,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者相继离去,让人唏嘘不已。许多人担心的是,他们身后,谁能继承衣钵?甚至有人发出“最后两位做学问的人走了”这样“今不如昔”的感叹。
现在的社会风气比以前浮躁很多,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就下结论,把所有的年轻人一竿子打倒。要看到,仍然有人甘于寂寞,潜心钻研。年轻一代里,还是有人在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青出于蓝,相信在各领域中,新的泰斗会不断涌现。
除了兴趣、天赋这些学者自身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决定这些人的成功。比如,科研条件、生活保障等,都是社会可以提供、可以改变的。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让愿意做学问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潜心工作,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坐下来、学进去”。
此外,如果政府与社会舆论可以引导社会形成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尊重科研人员的风气,不但可以有效抑制如今的浮躁之风,更可以让那些做学问的人从社会地位、社会认可等方面得到补偿。一旦这种风气形成,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重新拾起他们的兴趣和专业,守住自己的“冷板凳”。(《人民日报》)
为什么文坛没有产生“干校文学”
作者李城外披露任继愈对“干校文学”的答问。他向任老提问道:“任老,为什么文坛有‘知青文学’,而没有产生‘干校文学’?”他解释说:“咱们还没听说‘五七’干校开个同学会,纪念干校成立多少年吧!因为它把人搞伤了!它的回忆往往是痛苦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校之处。我当年在社科院宗教所,下放在息县干校,同校不同连队的‘同学’有文学所的何其芳、戈宝权、钱钟书,那时搞群众运动,挖‘五一六’,互相揭发、斗争,许多人回京多年后,成见还没有消除……”
那么任老对干校时期的文化人又有何评价呢?他回答:“6000多文化人集中下放在咸宁向阳湖,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要不是发生‘文革’,各路人马凑不到一起来。那是知识最不值钱的年代,文化人不受尊重,用非所长,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但这些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可贵的一点是,返城后,大都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倍努力,弥补失去的光阴。翻译家多译一点,作家多写一点,教授们带好研究生,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各地干校回来的人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华。”说到这里,任老幽了一默,补充说:“但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人的专业知识并不是从干校学来的,要是都走这条路,恐怕不会有今天学术的繁荣。”(《人民日报海外版》)
“常识”最需要讨论
2009年的的广东省高考作文题目为《常识》。对此《南方都市报》刊登社论说,“常识”这个关键词现在以高考作文的形式提出,但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给所有公民出的一道作文题目。或许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审视一下,我们内心深信的观念到底有哪些,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幸保有的常识还有哪些。
文章说,常识的标准解释是普通的知识,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其二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共识。不言自明的常识,多半是事实性的,例如太阳东升西落;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则多半包含了价值判断。例如诚实是好的,欺骗是坏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损人利己是应该被惩罚的。
但是,常识并不稳固,它是被书写的,是被争夺的,因此需要经常讨论。文章说,一个腐败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于是甚至有人说腐败是发展阶段的必需,这个时候,“腐败是坏的”这一常识在哪里、怎么办?当历史被书写为明君贤臣的光荣荆棘路,常识就很容易表现为,美好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或一群道德完人和智力超人,而不是一个公正有效的制度。文章说,常识在当下,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开放平台自由发言的下一步就是辩论,常识再也不能继续充当一个不必讨论无可争议的武器,它本身正是一个最值得讨论的话题。(《南方都市报》)
文学:“三分天下”格局成形
就文学的整体特点和趋向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在《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前言”中做了如下的概括:“文学在进入新世纪,由整一的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成形并日益稳固。在这种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之中,不同板块都在碰撞中有所变异、有所进取,但发展较快、影响甚大的,却是新兴的以文学图书为主轴的市场化文学和以网络文学为主题的新媒体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文化遗产开发不是矿产开发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撰文说,他对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感到忧虑。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性缺乏认识,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资源,甚至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往往是某一遗产申报成功,列入名录,便大举开发。把文化遗产开发当做土地或矿产一样开发,其结果是热闹一时,不仅所获经济成果十分有限,而且会造成浪费,并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文章指出,当前一些不负责任的开发,大多来自“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商业策划。文化遗产被产业化了,赚到钱,就是得到了重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则被搁置一旁,比如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这部分遗产的保护责任,保护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人民日报》)
文化成长需要“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的异化,已是显然的事实:具有理性公正精神的批评“失语”了,争夺眼球的“炒作”热闹着——如何解读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解放日报解放周末》刊登该报记者黄玮与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对话。钱文忠说:当失语成为常态,评论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品格,甚至“受雇”于商业利益,为人吆喝叫卖变成了图书出版的依附物。只有炒作,没有批评。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炒作无所不在。有热点的炒作热点,没有热点的就制造热点。是与非、好与坏,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要的就是眼球、眼球。这是批评的可悲,更是文化的可悲。
有人一针见血说过,文化越是泛滥成灾,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现在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热热闹闹的浅层化,还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被滥用的情况。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厕所文化”。那文化成什么了?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冠上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文化被消解得差不多了。对文化,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存在,不要轻易地去触及它的尊严。
钱文忠说,文化是有是非的,当然这个是非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文化批评可以评论文化作品,可以评论各种文化现象,这有利于找到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比如时下的文化炒作、商业文化泛滥、学术浮躁等等现象,都值得广泛探讨。当你批评一种不妥当的现象时,你最好还包含有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包含有建设性的意见,是最珍贵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最需要的。
实现孔孟和马列两个文化平台的融合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坦言,“打倒孔家店”,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然而,五四运动90年后的今天,孔子却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何解读这一现象?他认为,“儒家文化当然不能开创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外王’在今天决不是靠‘内圣’打得开局面的。”但在一定层面上,儒家文化可以改造人心,恢复道德,规范诚信,抵制形而上学的诡辩。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或许是很大的。
对于当前兴起的儒学热,胡明是这么看的:中国文化确实存在危机,对此,有不少人提出要用孔孟之道来解决。尽管孔孟之道可以在克己复礼的层面上给我们中华民族搭起一个道德升华的平台,可以使我们在与外部世界的协调中、在与内心欲望的抗争中找到一条可以放心遵循、信心自守的路,但根本上,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任务是孔孟之道承担不了的。
胡明认为,现在我们在宣传策略的选择上碰到了一道难题。文化界、学术界一批人之所以要把孔子抬出来,只是他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一些行为背叛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道德传统。孔孟之道固然有狭隘保守的一面,也确实有封闭迂阔的所谓“陋”的毛病,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期它又有非常清新适时的、纯净人心的作用,可以解决一些哲学思维与伦理准则层面的现实的问题。
现在有些学者的眼光偏于一隅,情绪有些亢奋,简单化地偏执地从一头出发攻击另一头。有的人批判选择孔孟的人,认为这些人忘了马列主义基本的理论,是数典忘祖,但是孔孟是我们更早的祖先,到底谁是祖宗?这令主管部门的判断选择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有选择的回归孔孟固然是对的,服膺马列更是对的,但两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如何选择,这种矛盾我们怎样以非常智慧来化解,怎样把这两个文化平台融合成一个真正的理论核心体系?胡明说,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文化的课题上显然是非常艰难的。(《瞭望》)
希望“官场文学”越冷越好
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官场小说”再次热销。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在该社《命运》、《党校同学》、《仕途》等新书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中国‘官场小说’很好卖,并已形成了一个书系。”
对此,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谢不周认为,“‘官场文学’其实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官员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观照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置身于中国这种体制下,读者特别关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变化。”
《命运》是陆天明继《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之后的又一部政治题材作品。陆天明表示,“中国的官场左右了老百姓两千多年,和每个人的命运关系太大了。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运作、官员怎么活着,老百姓想窥探一些东西,这造成了官场小说的大热。”
“其实,我个人希望‘官场文学’越冷越好。”陆天明说,“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以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官为中心。”(《中国青年报》)
文化也决定座次
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的馆长,照例要一起开会。一位馆长进了会场大门,有人上前问:“您那儿有多少一级(国家级)文物?”“5件。”“您前排就座。”又进来一位馆长,同样的问题。“抱歉,我没有。”“您后头站着去。”……
“决定城市座次,不仅看经济,还要看文化。”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说,“巴黎有一间奶酪店生意非常火爆,究其原因,店员指着大门的门框,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个有四百年历史’。80多年前保留下来的0.8平方公里老城区,现在成了最令当地人自豪的地方,全世界每年有上千万人来看这个老斯德哥尔摩。”
舒乙先生认为,“文化能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它与经济不同,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赶上。丢掉了文化。将来就要倒霉。”(《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