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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世纪。由于散文重在抒情写志，在翻天覆地的变动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它常能发挥一些特殊的作用，导致百年散文批评风风雨雨，留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廓清迷雾，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是散文批评的当务之急。同时，在实践中，散文的文类形象时常被人为地模糊，尽管五四时期批评家们把它和小说、诗歌、戏剧并列为文学四大文体，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常把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作品都囊括到散文之中，使它成为“残余的文类”、“次要文类”，加上散文理论话语的极度匮乏，给研究带来极大的障碍。国内外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目前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为此，有必要对20世纪散文批评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资源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评估，梳理其发展脉络，对各种流派作出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这对于确立散文文体独特的形象，推动新世纪的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鼎立的批评格局。
在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上，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散文批评逐渐为政治所同化，其结果，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指批评者按照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从政治需要出发，乃至动用国家机器，以行政措施来运作，借助对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来阐释和解决政治问题，实现政治意图和目的。它是散文批评和政治的联姻，属于一种边缘性批评，形式上是批评散文作家及散文，实质却是政治批评。它们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学术批评；另一类是属政治批评；还有一类是屈从权力意志，成为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政治化以颂扬鲁迅的形式开始，且从头到尾都和鲁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1933年瞿秋白编辑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作序，拉开了中国散文批评政治化的序幕。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批评范畴。瞿曾担任中共领导人，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把这篇序言视为一种政治代表的声音，但它不是道地的散文批评政治化的范本。瞿也是文学家，他对鲁迅杂感的批评处处闪耀着文学行家里手的智慧和光芒，加上他和鲁迅真诚友谊的激情的滋润，使得这篇序言成为中国散文批评中的一种方法的代表作。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散文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蜕变首先从“自我”的解冻开始，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先站出来为散文家呼吁“自我”解冻的是乐秀良的《日记何罪》。他呼吁：“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最能表现“自我”的散文中的日记的“自我”已经开始在解冻，散文批评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它还产生了一个效应，推动了日记文学的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的散文批评的理论思考，围绕的轴心始终不变：解冻“自我”。如果说乐秀良的《日记何罪》是呼吁社会对散文的“自我”解除禁闭，以保障散文作者的生存权来催化散文的“自我”解冻的话，那么巴金则是向内转，以彻底否定“自我”来敦促新的“自我”的诞生。他大声疾呼，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散文解冻“自我”正是一代散文家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随想录》在散文批评上的意义远远胜过散文创作的本身，尽管它还偏重在启蒙，而当时中国的散文批评需要的正是启蒙!
散文理论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起步。在散文批评转型的时刻，出现了一些重在对现代散文作家重新释读和对现代散文理论再度阐发的成果，如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和《现代六十家散文礼记》，佘树森和柯灵的现代散文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出版社更显得活跃，岳麓书社系统地出版了周作人的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对现代散文家的精品进行整理出版，打破了散文界的沉闷空气，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此时台湾的散文研究也逐步深入到散文文体类型的研究。台湾师大郑明教授在梳理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现代散文批评虚弱的根本原因是文类界定模糊，缺乏对于散文类型的基础认识。她致力于散文类型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反映了台湾散文批评开始重视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相比之下，香港的现当代散文批评较为薄弱，既没有形成一支队伍，也没有系统的散文理论研究的专著出现，但是以高校学者为主的散文研究家如卢玮銮、梁锡华等却一直关注香港散文创作，推动香港散文的理论批评。卢玮銮以挚爱关注研究散文著称，她偏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梁锡华在香港高校任教期间，时有散文研究论文面世，尤其对中国学者散文的研究和评述，显示了他的独特的见识和才华，在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香港散文中最有香港文类特色的是专栏文章。从80年代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争论，本地作者或评论人，各抒己见，非常热闹”。因此在香港散文批评中，专栏文章的批评显得较为成熟和深入。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散文创作已开始呈现出多元蜕变的旺势。以学者为主体创作的文化散文和学术随笔的兴起，引爆了90年代的“散文热”，加速了散文批评的多元蜕变的进程。
贾平凹及其主编的散文刊物《美文》，最先亮出了弘扬“大散文”的旗号，他把敬畏和推崇散文体裁的纯粹，作为80年代散文“浮靡甜腻”的风气之根源，在散文批评中进行了一场形式革命。他坚持对散文“删繁就简”，弃“分”求“合”，追求大格局大气魄大境界，貌似返祖和复古，从而实现了大气清正的更高层次的“合”，为散文批评多元蜕变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90年代的“散文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散文家从“文化热”中接受到了这样的洗礼：他们找到了表现“自我”的最好的话题，同时大批西方文化带来的话语也使他们耳目一新，获得了表达“自我”的最佳话语方式。如此，以世界和中华民族文化为大背景的文化反思酿造了大批的优秀文化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热”的领衔者。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同时，精神领域里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多次反复，散文从“造神运动”中脱落出来，在推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开始了新的精神理想的追求。神圣和倔强又重新回到散文之中，成为“散文热”的坚挺的支柱。这一切对散文批评来说是一个鼓舞和刺激。从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家如楼肇明和新生代的批评家的散文批评重心转向散文美学和本体研究，并逐步深入到分类研究。他们对新生代散文、女性散文和学者散文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散文史学研究也形成热潮，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散文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散文史研究的理论专著，其总量超过了前90年的总和，成为散文批评的一大景观。研究方法也开始破除原有的程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他们或重审美，或重文本，或重体验，或重效应，千姿百态，互相交融，自由竞争，蔚然成风。最主要的收获表现在对散文作家研究上，把他们放到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作为一个“人”，进行全方位透视，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散文批评从正反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正确开展散文批评的经验教训，留下了各种参考答案，方向愈来愈明确重视散文本体研究。诚然也留下了遗憾：一是散文文体形象的重塑，二是创建散文批评话语。新世纪散文批评应该重塑散文文体形象，鲜明地亮出“还我文学”、“还我艺术”的旗帜。上一世纪人为地模糊散文形象妨碍了散文理论的建设，典型的如30年代的小品文之争，双方争论的对象都说是散文，但实质各自论述的散文是两个不同的散文对象。散文批评没有共同的对象，就难以确立理论体系的建立。决不能笼统地把散文的子文体如杂文、序跋、书信、回忆录、随笔等笼统称之为散文。要重申原则，那就是它们中的能称为文学和艺术的那部分作品方能进入散文。散文不管如何革命，如何复兴，“文学散文”的旗帜不能放弃。散文是文学的，要有这个限制，理论体系的建设才有共同话题。创建批评话语，本来周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建树，但周作人后来躲进“极致”的宝塔尖里专心念他的“性灵”经，越念越玄，不重视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的研究，盲目照搬传统散文批评话语，这是一种敬畏和依赖心理胆怯的表现，阻碍他在散文批评话语的创建。鲁迅在长期斗争中创建了一套批评话语，如“匕首”、“投枪”等。它是特定斗争的产物，近似政治话语，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它的不足也就显而易见了。创建话语，要特别重视一些理论难点，如杂文和现实关系的研究，同时，认真地挖掘和清理古今中外的散文批评话语资源，并假借吸收其他文体中适合散文批评的话语资源，才能创建一套定型的成熟的批评话语。新世纪的散文批评理想在召唤着我们，在鲜明的文体意识的映照下，革新研究方法，加强对散文的人格、审美和文化等表现形态的研究，不断促成理论的生成与超越，最终完成散文理论体系的创建。
参考文献：
[1]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J].萌芽月刊，1930，(12)。
[2]周作人：知堂序跋[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A].柯灵.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Z].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A].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茅盾：关于小品文[J].文学，1943，(1)。
[6]朱自清：论严肃[A].朱自清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7]李素伯：自己的话[J].文艺茶话，1934，(6)。
[8]沈从文：向现实学习[A].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9]章依萍：枕上随笔序[A].柯灵.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Z].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乐秀良：日记何罪[N].人民日报，1979-08-04(6)。
[11]巴金：把心交给读者[A].巴金.随想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7。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鼎立的批评格局。
在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上，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散文批评逐渐为政治所同化，其结果，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指批评者按照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从政治需要出发，乃至动用国家机器，以行政措施来运作，借助对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来阐释和解决政治问题，实现政治意图和目的。它是散文批评和政治的联姻，属于一种边缘性批评，形式上是批评散文作家及散文，实质却是政治批评。它们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学术批评；另一类是属政治批评；还有一类是屈从权力意志，成为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政治化以颂扬鲁迅的形式开始，且从头到尾都和鲁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1933年瞿秋白编辑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作序，拉开了中国散文批评政治化的序幕。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批评范畴。瞿曾担任中共领导人，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把这篇序言视为一种政治代表的声音，但它不是道地的散文批评政治化的范本。瞿也是文学家，他对鲁迅杂感的批评处处闪耀着文学行家里手的智慧和光芒，加上他和鲁迅真诚友谊的激情的滋润，使得这篇序言成为中国散文批评中的一种方法的代表作。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散文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蜕变首先从“自我”的解冻开始，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先站出来为散文家呼吁“自我”解冻的是乐秀良的《日记何罪》。他呼吁：“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最能表现“自我”的散文中的日记的“自我”已经开始在解冻，散文批评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它还产生了一个效应，推动了日记文学的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的散文批评的理论思考，围绕的轴心始终不变：解冻“自我”。如果说乐秀良的《日记何罪》是呼吁社会对散文的“自我”解除禁闭，以保障散文作者的生存权来催化散文的“自我”解冻的话，那么巴金则是向内转，以彻底否定“自我”来敦促新的“自我”的诞生。他大声疾呼，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散文解冻“自我”正是一代散文家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随想录》在散文批评上的意义远远胜过散文创作的本身，尽管它还偏重在启蒙，而当时中国的散文批评需要的正是启蒙!
散文理论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起步。在散文批评转型的时刻，出现了一些重在对现代散文作家重新释读和对现代散文理论再度阐发的成果，如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和《现代六十家散文礼记》，佘树森和柯灵的现代散文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出版社更显得活跃，岳麓书社系统地出版了周作人的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对现代散文家的精品进行整理出版，打破了散文界的沉闷空气，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此时台湾的散文研究也逐步深入到散文文体类型的研究。台湾师大郑明教授在梳理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现代散文批评虚弱的根本原因是文类界定模糊，缺乏对于散文类型的基础认识。她致力于散文类型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反映了台湾散文批评开始重视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相比之下，香港的现当代散文批评较为薄弱，既没有形成一支队伍，也没有系统的散文理论研究的专著出现，但是以高校学者为主的散文研究家如卢玮銮、梁锡华等却一直关注香港散文创作，推动香港散文的理论批评。卢玮銮以挚爱关注研究散文著称，她偏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梁锡华在香港高校任教期间，时有散文研究论文面世，尤其对中国学者散文的研究和评述，显示了他的独特的见识和才华，在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香港散文中最有香港文类特色的是专栏文章。从80年代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争论，本地作者或评论人，各抒己见，非常热闹”。因此在香港散文批评中，专栏文章的批评显得较为成熟和深入。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散文创作已开始呈现出多元蜕变的旺势。以学者为主体创作的文化散文和学术随笔的兴起，引爆了90年代的“散文热”，加速了散文批评的多元蜕变的进程。
贾平凹及其主编的散文刊物《美文》，最先亮出了弘扬“大散文”的旗号，他把敬畏和推崇散文体裁的纯粹，作为80年代散文“浮靡甜腻”的风气之根源，在散文批评中进行了一场形式革命。他坚持对散文“删繁就简”，弃“分”求“合”，追求大格局大气魄大境界，貌似返祖和复古，从而实现了大气清正的更高层次的“合”，为散文批评多元蜕变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90年代的“散文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散文家从“文化热”中接受到了这样的洗礼：他们找到了表现“自我”的最好的话题，同时大批西方文化带来的话语也使他们耳目一新，获得了表达“自我”的最佳话语方式。如此，以世界和中华民族文化为大背景的文化反思酿造了大批的优秀文化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热”的领衔者。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同时，精神领域里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多次反复，散文从“造神运动”中脱落出来，在推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开始了新的精神理想的追求。神圣和倔强又重新回到散文之中，成为“散文热”的坚挺的支柱。这一切对散文批评来说是一个鼓舞和刺激。从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家如楼肇明和新生代的批评家的散文批评重心转向散文美学和本体研究，并逐步深入到分类研究。他们对新生代散文、女性散文和学者散文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散文史学研究也形成热潮，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散文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散文史研究的理论专著，其总量超过了前90年的总和，成为散文批评的一大景观。研究方法也开始破除原有的程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他们或重审美，或重文本，或重体验，或重效应，千姿百态，互相交融，自由竞争，蔚然成风。最主要的收获表现在对散文作家研究上，把他们放到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作为一个“人”，进行全方位透视，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散文批评从正反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正确开展散文批评的经验教训，留下了各种参考答案，方向愈来愈明确重视散文本体研究。诚然也留下了遗憾：一是散文文体形象的重塑，二是创建散文批评话语。新世纪散文批评应该重塑散文文体形象，鲜明地亮出“还我文学”、“还我艺术”的旗帜。上一世纪人为地模糊散文形象妨碍了散文理论的建设，典型的如30年代的小品文之争，双方争论的对象都说是散文，但实质各自论述的散文是两个不同的散文对象。散文批评没有共同的对象，就难以确立理论体系的建立。决不能笼统地把散文的子文体如杂文、序跋、书信、回忆录、随笔等笼统称之为散文。要重申原则，那就是它们中的能称为文学和艺术的那部分作品方能进入散文。散文不管如何革命，如何复兴，“文学散文”的旗帜不能放弃。散文是文学的，要有这个限制，理论体系的建设才有共同话题。创建批评话语，本来周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建树，但周作人后来躲进“极致”的宝塔尖里专心念他的“性灵”经，越念越玄，不重视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的研究，盲目照搬传统散文批评话语，这是一种敬畏和依赖心理胆怯的表现，阻碍他在散文批评话语的创建。鲁迅在长期斗争中创建了一套批评话语，如“匕首”、“投枪”等。它是特定斗争的产物，近似政治话语，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它的不足也就显而易见了。创建话语，要特别重视一些理论难点，如杂文和现实关系的研究，同时，认真地挖掘和清理古今中外的散文批评话语资源，并假借吸收其他文体中适合散文批评的话语资源，才能创建一套定型的成熟的批评话语。新世纪的散文批评理想在召唤着我们，在鲜明的文体意识的映照下，革新研究方法，加强对散文的人格、审美和文化等表现形态的研究，不断促成理论的生成与超越，最终完成散文理论体系的创建。
参考文献：
[1]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J].萌芽月刊，1930，(12)。
[2]周作人：知堂序跋[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A].柯灵.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Z].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A].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茅盾：关于小品文[J].文学，1943，(1)。
[6]朱自清：论严肃[A].朱自清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7]李素伯：自己的话[J].文艺茶话，1934，(6)。
[8]沈从文：向现实学习[A].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9]章依萍：枕上随笔序[A].柯灵.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Z].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乐秀良：日记何罪[N].人民日报，1979-08-04(6)。
[11]巴金：把心交给读者[A].巴金.随想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