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前秋天的一个早晨，我挎着布兜子从家里出来了。家在北京西北，挨着城墙，挨着护城河，而且挨着铁路。离家门口十几米的地方，每天每夜总有庞大的蒸汽车头划来划去。它们鸣笛的声音刺耳，放气的声音却动听，像老人在喘，喘不上几下，我家便笼罩在白雾中了。我的父亲是铁路警察，因而我们住在如此适宜的地方。他穿过铁路就上班，我穿过铁路往北走，穿过调车场往北走，一直往北走，走！嗅不出煤烟味儿的时候，我便踏在秋天的收获过的田野上了。
　　那个早晨没有吃饭。忘记母亲是怎么叮嘱的了，大意是饿不着，地里有的是没刨干净的白薯，一边捡一边吃就是了。母亲患肺痨，不能与我同行。我带着她的叮嘱和家里撮炉灰用的小铁铲，独自在落着霜的田野里游荡。我认真掘地，总觉得下一铲要挖出来了，下一铲就要挖出来了，下一铲就要挖出来了！可是没有白薯。隐隐地有点儿饿，紧接着便有一种微妙的感觉从心头撞上来。我突然间饿得非常厉害了。然后，确实没有白薯，地下异乎寻常的干净。
　　秋天的太阳很暖。我翻过一道土堤，见许多汗腾腾的女人在掘土，里面夹杂了几个少年。那是一块长条的薯地，地边堆着枯黑的秧蔓，有人盘腿坐着，把稍软的叶子撸到口袋里。掘土的人排成一排，挖一锹退一步，每人只有一肩宽的余地，但身后长长的一条显然是各归其主了。我拎着小铲子窜到地里，没等下手，便有粗声的少年吼我滚开。那种微妙的感觉再一次上涌。我滚到土堤上，饿着看他们，看他们锹上不时闪出的白薯。白薯像老鼠一样，出了洞就乱窜，有人像猫一样争夺起来了。我在他们翻剩的土里捡了一些白薯须子，那是白薯和薯蔓相交接的部位，有点粉，更有点白，很甜，至少我觉得很甜。我盯着那几个少年怕他们有谁窜出来揍我。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怜。果然，一个和我母亲岁数差不多的女人忍不住可怜我了。
　　她说，孩子，给你妈撸点白薯叶儿回去吧，焯软了包团子吃，香着呢！我不信她的话，站着没动。她又说了一遍，目光很奇怪，我觉得她马上就要递给我一块白薯了。然而她说完就不再理我了，别人更不理我。我的母亲不在，这世上有谁理我呢？我坐下来撸白薯叶，直到天色暗下来。回家的路上，大大的红红的太阳在西边悬了很久，我一边赶路一边老是忍不住看它，后来一下子就黑了。
　　刚跨上铁路线就听到母亲唤我，她等急了，见了我又气又喜，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说父亲找我去了。我把沉甸甸的布兜递给她，她惊得呀了一声，怜惜地摸我的后脑勺。进了家，她很快明白兜子里一块白薯也没有，却更加怜惜地摸我的脸和脑门，说你饿坏了吧？母亲不停地夸我，夸我真能干，夸我是有出息的孩子。母亲难过极了，她就这样安慰我，也安慰她自己。微妙的感觉再次袭来，我躲到门口去等我爸爸。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不能说我想哭。
　　那是一种比哭更平静也比哭更悲伤的情感，一种只能意会却难以言传的痛楚。除了童心，没有别的心灵能够体味这一脉了。
　　我看着父亲向我走来，在枕木上踮着脚。一列火车隔开了我们，车头在黑夜中放出白气。天上落下毛毛细雨般的凝固的蒸汽和碎沙般的煤粉，耳朵和领口里痒酥酥的。没有捡到白薯，以后还有无数空手而归的日子在等着我，然而母亲在夸我，父亲也笑眯眯的向我走来了。
　　前几天，妻子突然想吃烤白薯。我去买了两块，一大一小。我怕胃酸，捡小的吃。妻则狼吞虎咽，像剥一只动物一样将那只大白薯剥着吃掉了。薯肉红红的，是夕阳的那种颜色。我讲了六岁那年的早晨，一个秋天的日子。不知妻听得是否有趣，我自己是边讲边生了诧异，以为是捉到人生全盤性的一个写照了。
　　妻说好吃，真好吃。
　　我的胃却酸起来了。

为了一首诗

　　/[奥地利]里尔克
　　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么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
　　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分离;
　　——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病状离奇地发作;
　　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海;
　　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
　　——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
　　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
　　我们还有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音。
　　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还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