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伯伯在草岚子监狱中已是我们的父亲廖鲁言的领导，后来在山西太原接办牺盟会、创建新军时又成为我们父母的领导。“文革”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我们的父亲又跟薄伯伯一起蒙难。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革”后簿伯伯对我们的妈妈陶桓馥及我们全家多方关照。在几十年风雨历程中，薄伯伯是我们父母的领导和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对敌人，对邪恶势力横眉冷对，坚强如钢；对战友，对晚辈言传身教，关爱有加，常常是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在薄伯伯百年寿诞来临之际，写下几件往事，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
　　
　　一件毛衣
　　
　　1948年，廖玉在河北省平山县古贤村的八一小学上学，新年来临之际，学校放几天假，廖玉便跟着同学何三红、李继宣及薄熙英到位于烟堡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去玩。到了烟堡，他们几个小孩白天看警卫班的战士训练，跟着队伍跑来跑去。廖玉最爱看解放军叔叔擦枪，看着他们把枪拆卸了擦拭干净又装好， 自己也跃跃欲试，总是把拆下来的零件拿在手中看来看去。廖玉想把枪要过来玩玩，便成天泡在警卫班。肚子饿了到大灶食堂吃饭，晚上困了，就在警卫班屋子里拉开一张帆布行军床睡觉，玩得好不快活。一天，忽然来了一位40多岁的伯伯，他看了看廖玉问道：“你是谁家的娃娃?”廖玉抬头看了看他，不认识， 回答：“廖鲁言家的。”
　　“你住在哪儿?”
　　“就住在这儿。”他指了指警卫班宿舍。
　　“这怎么行?走，跟我走，到我家去。”说着拉起廖玉的手就走。
　　“我不去，我就在这儿，这儿挺好。”
　　那人拉着廖玉，一边走一边说：
　　“这怎么行，跟我回家去吧，到我家过年。”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爸爸妈妈，走，跟我走。”
　　到了他们家，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薄熙英，廖玉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薄一波伯伯家，是薄伯伯拉着廖玉的手到他家过年，廖玉第一次认识了薄伯伯和胡明阿姨。胡明阿姨齐耳的短发，十分和蔼亲切。她一手抱着蹦蹦，一手拉着三岁的安安，欢迎廖玉的到来。床上放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
　　晚上睡觉时，廖玉脱了棉袄，胡明阿姨发现他赤膀露臂，连件衬衫都没穿。就一件空心棉袄，心疼地说：
　　“这娃娃， 怎么搞的?衬衣、毛衣都没有，冷不冷?”
　　“不冷，我原来有毛衣。”
　　“为什么不穿上?”
　　“毛衣上虱子太多，同学说把毛衣放到房顶上就能冻死虱子，我就把毛衣放到老乡家房顶上了。”那时八一小学的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9岁以上的孩子都是自己洗衣服，廖玉已经10岁了。
　　“虱子冻死了没有?”
　　“不知道。后来，傅作义部队来进攻了，老师带上我们紧急疏散，我跟着队伍跑了，忘了上房拿毛衣，毛衣就丢了。”廖玉有点惋惜。
　　薄伯伯和胡明阿姨听了廖玉讲的毛衣的故事。哭笑不得。第二天早起，廖玉看见胡明阿姨正坐在床前织毛衣，双手织得飞快。
　　廖玉每天跟何三红他们一起疯玩，晚上回来睡觉时，总看见胡明阿姨在煤油灯下飞快地织着毛衣。
　　一天早晨廖玉起床时，胡明阿姨笑吟吟地拿来了那件刚织好的新毛衣，一定叫廖玉穿上。廖玉看见他们家孩子多， 不好意思要，薄伯伯过来命令道：“穿上，快穿上!冻得直流鼻涕，还不快穿上!”廖玉这才穿上了这件红色的新毛衣。这毛衣一点也不扎，不像是过去妈妈用自己纺的粗毛线织的。很扎。廖玉暖暖和和地过了个年，不再冻得流鼻涕了……
　　长大以后，每当回想起这件事，廖玉总是说，那件毛农可能是用战利品毛线织的，而且可能是胡明阿姨给他们的女儿——廖玉的同班同学薄熙英织的，所以，给他穿也很合适。原是准备给自己女儿过年的新衣服，竟然变成了送给廖玉的新年礼物。战争岁月里薄伯伯和胡明阿姨给予的温暖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一份冰激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暑假随父母到北戴河去，我们家和薄伯伯家都住在保一路四号院。薄伯伯家孩子多，很热闹，廖五常到他们家去玩儿。有一天，孩子们正打扑克，薄伯伯忽然说：“走。咱们上起士林吃冰激凌去。”起士林是天津有名的西餐馆，在北戴河有一家分号。那里的冰激凌一份有两个球，味道特别好。一听说吃冰激凌，安安(洁莹)、蹦蹦(熙勇)、贝贝(熙诚)、喜来(熙来)都高兴得跳起来。于是他们全家7个孩子，加上廖玉共8个，跟着薄伯伯和胡明阿姨，浩浩荡荡走向起士林。到了起士林坐定，薄伯伯给每人要了一份冰激凌，贝贝吃得最快，不一会儿就吃完了，一双大眼睛盯着别人盘子里的冰激凌，露出一副馋样，廖玉看了忍不住说：
　　“薄伯伯，给贝贝再来一份吧!”
　　“那可不行，我家不比你家，你家两个部长养两个娃娃，人少钱多……我家，你看看， 我和你胡阿姨要养一个班的人马呀!……”廖玉看看那一桌孩子，又看见贝贝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十分同情，没再说什么。是啊，薄伯伯家7个孩子，9口人过日子，负担重。别看是副总理家，生活过得非常节俭，他家饭菜比不上我们家。衣服鞋子是大孩子穿过小孩子穿，而且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能到起士林吃冰激凌是他们家暑假中一次奢侈的享受，所以兄弟姐妹好像过节一样喜庆。廖玉回到家，把这事说了一遍，弟弟廖侯也非常同情贝贝，过了两天，廖侯带着贝贝又一次到起士林去，给他买了两份冰激凌，终于让这个馋小弟吃了个够。
　　清正廉洁、节约俭朴在老一辈革命家队伍中蔚然成风，也是薄家的家风。记得“四人帮”倒台后，廖玉到国务院二招去看望薄伯伯， 薄伯伯留饭， 点的就是最普通的饭菜，饭菜量也就刚刚够吃。 当大家放下筷子时，盘子里还剩下一个小馒头，薄伯伯指着说：“玉。你把这吃了，咱家不许浪费。”接着又打趣道：“你也知道，我是山西人，”这句话意味深长，大家都笑起来。
　　
　　一封唁函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两家也断了联系，但是都互相惦记、互相牵挂着，打听着彼此的消息。“文革”结束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 中央决定给我们的父亲廖鲁言和徐于荣、王其梅、胡锡魁、刘锡五等五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部级干部平反，在政协礼堂补开追悼会，李先念副主席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刚刚获得平反的薄伯伯、杨献珍伯伯等都亲率子女出席了追悼会，对死难的战友表示哀悼，对妈妈和我们及各家家属表示慰问。
　　1938年我妈妈陶桓馥曾在山西薄伯伯领导的军政训练班女生连(11连)担任过政治工作员，和刘亚雄阿姨一起做女生连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了一批女干部。“文革”结束后，11连的女同学庆祝劫后余生，请妈妈去参 加聚会。薄伯伯也来出席，并发表了热诚洋溢的讲话，还和大家合影留念。
　　薄伯伯对我们的妈妈十分尊敬，见面总是“陶大姐、陶大姐”叫个不停。他曾来到木樨地我们家中看望我们的妈妈， 嘘寒问暖。当他得知我妈妈住房未达标，住得比较拥挤时，又让国管局给妈妈分了补差房。1997年2月27日我妈妈于96周岁上病故，薄伯伯听到噩耗，写了一封吊唁信，让安安送给我们，表达了他对妈妈的哀悼之情。信中写道：
　　痛悉陶桓馥同志逝世，谨请转达我对她的孩子们及亲属的慰悼!
　　桓馥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北伐战争。入党后，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三零年回国后，在上海、河南等地做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及妇女工作，表现很好。一九三六年她来到山西，与廖鲁言同志都在太原工作，楦馥同志任我党领导的山西军政训练班女生连政治工作员，为我党抗日工作培养大批女干部作出了成绩。从此我们也就成为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后，桓馥同志又到四川、延安等地，一直从事党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桓馥同志对抗日救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将永远怀念桓馥同志!
　　薄伯伯回顾了妈妈的革命生涯，表达了对战友的追念之情，使我们感到温暖与慰藉。
　　
　　永远的歌声
　　
　　每年薄伯伯过生日的时候，都要邀请我们去团聚，我们先是带着儿子、后来又带着孙子，捧着鲜花去给他老人家拜寿。每次。我们看见薄伯伯面色红润、精神健旺，都很高兴；老人看见我们儿孙都有出息，也非常欣慰。
　　2006年春节后，安安来电话通知我们到协和医院去跟薄伯伯一起欢度元宵节，我们如约而至。薄伯伯虽然身患沉疴，但仍然快乐如常，和大家一起欢笑，在安安鼓动下，薄伯伯还高兴地唱了一首山西民歌，大家热烈鼓掌欢迎，薄伯伯意犹未尽，又唱起了他最爱唱的抗日歌曲(五月纳鲜花)：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为顽强的抗战不歇。
　　老人低沉而有力的歌声，响彻病室。歌声唤起我们对父辈们峥嵘岁月的向往，在场的人们不禁为薄伯伯战斗的歌声鼓掌，并随声歌唱，气氛十分热烈。我们被老人的乐观精神感染、激励，同时也在内心深处为老人的健康长寿祝福。
　　当时我们想，薄伯伯精神这么健旺，我们一定要好好为他老人家庆贺百岁诞辰，和老人一起高唱《五月的鲜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老人家的歌唱。
　　正如一首诗中所写：战士自有战士的歌声，他可以停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薄伯伯——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他唱着战歌，战斗了一生，他那低沉而浑厚的歌声，至今还萦绕于我们的耳际，永远给我们以激励。
　　
　　(廖玉，核工业部高级工程师；金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　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