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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法瑞克·扎卡利亚在《未来属于中国吗？》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
但就在这样一个国家伟大复兴的事实面前，整个中国却诞生不出伟大的企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大国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2003年：重型化运动
从钢铁到铝业、从汽车到石化，民营企业在2003年发动了一场“重型化运动”，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2003年一开年，一场猝不及防的“非典”将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打乱，然而，也在让世界吃惊的速度中结束。更令人意外的是，该年中国GDP增长竟然达到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是什么支撑着中国经济成长呢？答案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各种能源价格一路飞涨。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
利益驱动投资，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最好的佐证是，当下游的众多民营企业因缺电愁眉苦脸时，大量聚集在上游资源型领域里的国有垄断企业全面复苏。2003年，国企利润冲到了4769亿元，是1998年213亿元的23倍之多，仅3家国有石油企业通过涨价就凭空得到了300多亿元的利润。在暴利的诱惑下，中国民营企业也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3月，只有小学文化的戴国芳在长江南岸的大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兴奋地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他准备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当时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地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原有产能大一倍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200万吨级冲到了840万吨，规模从占地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将铁本的840万吨项目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地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在2003年，戴国芳并不是唯一的“闯关者”，同期，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7月，刘永行在包头投资100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则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造车运动”。到2003年9月底，发改委先后收到了浙江40余家民营企业要求取得整车生产目录的申请。
即便是在国有资本最为强势的石油领域，也出现了民营资本的试水者。2003年，一家叫天发石油的民营企业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全国成品油牌照和原油进口牌照，成为唯一同时拥有两个牌照的民营石油企业。龚家龙对外高调宣布要成立一个“石油产业基金”，希望能够集聚百亿资金，到海外寻找油源。
2004：国进民退的逆转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几年，可以说成是一部“国退民进”的企业史。但在重型化运动的第二年，历史开始了逆转，“国进民退”铺天而来，宏观调控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宏观调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鸣响的，大闸则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并因此引发出激烈的争夺，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不同“等级”的政策待遇。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现在这份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他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史无前例：包括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在内的8名政府高层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戴国芳的家产8万元被查封。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诸如“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等铁本五大罪状。戏剧的是，两年之后，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戴国芳被控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指控证据均来自那份自查报告，当初进行查处的“五宗罪”无一被指控。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年度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着宏观经济的骤然趋冷，一个几乎没有悬念的伴生事件就是股票市场的雪崩。
股市的最大庄家德隆集团这次选择了率先领跌，从5月初起，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下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旦夕间蒸发将近160亿元之巨。到2004年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1266.5点和315.81点，比年初分别下降15.4%和16.6%，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点。
在三十年企业史上，2004年是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个“崩溃之年”，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除了铁本和德隆之外，相继爆发重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还有IT业的托普、房地产业的顺驰，以及顾雏军接手的科龙和张海收购的健力宝等。
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及国际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解读是：“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谁被点住，谁没有被点住，一目了然。
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性。
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毫米冷轧工程，还打算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投资将超过200亿元。
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似乎也没有停滞。就在戴国芳被拘押的3天后，在距常州仅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投资2.8亿澳元。公司总裁毛思民说：“一切顺利得出乎意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因为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投资2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审批，整个程序繁琐，没有一年半载不可能批得下来——这也是铁本被查处的原因之
一，博思格项目的神速实在让人惊叹。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当时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2005年：改革深水区
发生在2005年的所有经济事件和公司新闻，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互相依存而对立矛盾，彼此的坚硬和光泽正印衬出世事的荒诞。
兴起于1998年的“中国制造”，在2004年就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过了日本，2005年的数字达到1.4万亿美元。欧美消费者发现“Made in China”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了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而事实的另一面便是，在中国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的制造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全球每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因此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
就当中国商品在海外遭遇反倾销烦恼的时候，那些显赫的跨国品牌在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映照。宝洁、索尼、雀巢、戴尔等一向被视为学习典范的国际公司在中国连连遭遇公关危机，堪称跨国公司在华“问题年”。
其中颇为恶劣的是哈根达斯的“黑加工厂事件”。6月16日，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罗湖分局接到举报，称一家地下加工厂在生产著名的哈根达斯冰激凌蛋糕。执法人员迅即前往，本以为要端掉的是个冒牌窝点，没想到让人大吃一惊，这个无牌无证、卫生环境一塌糊涂的地下作坊，竟然就是哈根达斯深圳品牌经营店的正宗“加工厂”，且一个作坊供应着深圳哈根达斯全部5家品牌经营店的货源。
这真是一个“丑闻的季节”。它既体现出消费者、各级政府及传媒的日渐成熟，同时也显示出，国际公司已经渗透和参与到了中国市场的各个层面。
就在制造业遭遇麻烦时，中国的股市也于6月6日失守千点——无比冷酷地停在998．22点。正是在跌无可跌的低潮期，“否极泰来”，2005年4月29日，一场股权分置的霹雳改革迎来了最好的启动时刻。它被定义为“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家改革试点的企业是湖南的三一重工，该公司以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取得3股股票和8元现金的方案顺利通过了股改，被认为是一场“破冰之旅”。到一年多后的2006年9月，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达到92%。中国股市从熊市中猛然苏醒。
股改不但解决了资本市场的陈年顽疾，同时也带来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的财富暴涨。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为例，他持有三一重工39%的股权，随着非流通股份的上市及其后的股价上扬，其资产水涨船高：在2005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梁稳根的个人财富为22亿元，到2007年已经暴增到202亿元，位居全国富豪第24位。
除了财富的重组外，股权分置改革还给中国的商业社会带来了一些“意外”而陌生的气象，在股改过程中，一直任由宰割的小股东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10月下旬，以地产为主业的金丰投资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提出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10送3.2股，以获取全流通资格。此方案遭到流通股股东抵制，一个叫周梅森的著名作家连续发表了3封公开信，他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正作为牺牲者在亲历历史。上市公司等相关利益集团以其天然强势挟持了股改……股民朋友，千万珍惜您手上的否决权，一定要去投票！哪怕只有100股！”周梅森的口吻宛若草根资本在开口呐喊，在一个月后的方案表决中，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41％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被否决，也使得金丰投资成为第一家因中小股东维权而遭方案否决的上市公司。
除了国内的股改，2005年股市上最得意的互联网英雄要数李彦宏和他创办的百度公司。8月5日，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的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股价高达120美元，以破天荒高达354%的涨幅创造了美国股市213年以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记录。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神舟6号’的作用还不如百度上市来得大。百度上市，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百度员工中身家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
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年轻人。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对实现财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动。”
2006年：资本横扫千军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这一年的主题词是“你卖了吗”。
这一年，在资本的助推下，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一顶顶黄金桂冠落到中国企业的头上，再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国经济的强势以及垄断的力量。
8月1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移动以33.42美元收盘，市值达到1325.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公司。
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发行规模共达191亿美元，刷新了全球IPO的最高纪录。到2007年7月，工行的市值达到了惊人的2540亿美元，从而超过美国花旗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然而在这样一场盛宴中，真正受益的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华尔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颇有点羡慕地写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不是赚了很多钱，而是赚走了几乎所有的钱。”
比如，2006年5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英国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到2007年中期，交行市价接近10港元，汇丰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交行A股发行上市，汇丰又赚100多亿，共获得6倍多回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股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则显得要弱势得多。在这一年的企业界聚会上，流行的见面问候是“最近又有谁在准备卖企业啊”。
9月22日，中国最大的私营润滑油制造商统一石化公司把75％的股份卖给了壳牌，后者因此成为中国市场上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的第三大企业。统一总经理李嘉说：“我们是一个民营企业，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基础油供应），无法支撑下去了。统一润滑油一直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材料垄断所困。在中国，润滑油产业的最下游零售终端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产业的最上游原料基础油，则被中石油、中石化控制。而去海外采购则可能使成本增加20%左右。加入壳牌无疑可以成功突破国内两巨头的这种垄断，并且可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到2007年6月，全国90家民营油企正与9家跨国巨头谈判，其中15家已与外企签署收购意向协议。这些民营油企之所以出售，根本原因是一直没有固定油源，生存困难。
民营资本在重大行业重组的“资本盛宴”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已无可逆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颇为无奈地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2007年：崛起之惑
英国首相邱吉尔尝言：“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认真直面挑战。
在2007年初，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预言，到年底，中国的GDP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是自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中国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大国崛起首先反映在股市上。自2006年上证股指突破2000点之后，股市就一路高歌。在4~9月的半年时间里，股指连连上攻，热点频繁转换，市场价值呈几何级的膨胀，市盈率高达五六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股票相当之多。在这段时间里，新开户的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仅是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而是大学生、农民、小商贩和邻居的张大妈。到5月25日，沪深两市的账户总数突破1亿户。
这一年起得晚却赶上了一个好集市的人，要数阿里巴巴的马云，他的公司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阿里巴巴上市的火爆景象着实让人吃惊。在国际配
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市值超过200亿美元,公司的市盈率达到惊人的300倍，如果以2006年的业绩来比较，市盈率则近1000倍。
如果说，股市的狂热已到了癫狂的地步，那么发生在楼市里的财富传奇则令人无言。10月1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四位均为大地产商，分别是杨惠妍（碧桂园）、许荣茂（世茂集团）、郭广昌（复星国际）和张力（富力集团），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与股市、房市的狂暴热浪相比，实业界的企业家们却都走在“缺氧的高原区”，所有的对手都是异族的面孔，而自己的那些经验却好像已经过时。
TCL的李东生正陷入苦战，他在2005年信誓旦旦要在18个月内实现购并盈利，而事实却是，每一项重组计划都不幸搁浅，他几乎使尽了所有的招数，但2006年依然净亏损高达18.4亿元，戴上“ST”的帽子，面临退市危机。2007年5月，李东生不得不关闭了欧洲工厂，宣布重新把重点移回中国市场。
在知名企业遭遇瓶颈时，中国制造也频频受到质疑，一场事关生死的信任危机突然袭来。
2007年8月11日，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这之前的8月2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向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佛山利达生产的96.7万件塑胶玩具，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利达被迫停产，2500名工人几乎无事可做，张树鸿承受重大压力，最终一死了之。张死后三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国产玩具数量增加到1820万件。
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在“中国制造”历经的敏感时刻，除了企业的发展，还有更大的责任。
5月29日，受蓝藻爆发影响，江苏省无锡市大批城区居民家中自来水水质骤然恶化，气味难闻，无法正常饮用，超市中纯净水被抢购一空。蓝藻事件震惊全国。蓝藻泛滥，完全是工业污染所致，太湖沿岸化工企业林立，污水排放没有监控，造成太湖水呈现严重的富营养化，平均氮、磷含量分别高于标准10倍以上。近两年，太湖流域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水年排放量达53亿吨，而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污染物总量已远远超过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
太湖之祸仅仅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面临极限挑战。根据专家计算，我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5.5%，但为此消耗的资源量却十分惊人，我们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和化肥的30％。由于资源消耗增长过快，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中国的高能耗，成为了全球能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出现了“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怪现象。与高能耗同时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火力供电煤耗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80千瓦时……
很显然，这是一种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2007年秋天，国家发改委安排了5.4亿元国债资金支持98个重点节能项目，国务院还与地方及中央重点企业签订了45份节能目标责任书，同时，新的《节能法》即将出台。■
（《中国企业史》连载完）
[编辑 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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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样一个国家伟大复兴的事实面前，整个中国却诞生不出伟大的企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大国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2003年：重型化运动
从钢铁到铝业、从汽车到石化，民营企业在2003年发动了一场“重型化运动”，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2003年一开年，一场猝不及防的“非典”将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打乱，然而，也在让世界吃惊的速度中结束。更令人意外的是，该年中国GDP增长竟然达到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是什么支撑着中国经济成长呢？答案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各种能源价格一路飞涨。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
利益驱动投资，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最好的佐证是，当下游的众多民营企业因缺电愁眉苦脸时，大量聚集在上游资源型领域里的国有垄断企业全面复苏。2003年，国企利润冲到了4769亿元，是1998年213亿元的23倍之多，仅3家国有石油企业通过涨价就凭空得到了300多亿元的利润。在暴利的诱惑下，中国民营企业也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3月，只有小学文化的戴国芳在长江南岸的大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兴奋地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他准备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当时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地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原有产能大一倍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200万吨级冲到了840万吨，规模从占地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将铁本的840万吨项目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地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在2003年，戴国芳并不是唯一的“闯关者”，同期，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7月，刘永行在包头投资100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则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造车运动”。到2003年9月底，发改委先后收到了浙江40余家民营企业要求取得整车生产目录的申请。
即便是在国有资本最为强势的石油领域，也出现了民营资本的试水者。2003年，一家叫天发石油的民营企业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全国成品油牌照和原油进口牌照，成为唯一同时拥有两个牌照的民营石油企业。龚家龙对外高调宣布要成立一个“石油产业基金”，希望能够集聚百亿资金，到海外寻找油源。
2004：国进民退的逆转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几年，可以说成是一部“国退民进”的企业史。但在重型化运动的第二年，历史开始了逆转，“国进民退”铺天而来，宏观调控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宏观调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鸣响的，大闸则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并因此引发出激烈的争夺，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不同“等级”的政策待遇。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现在这份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他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史无前例：包括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在内的8名政府高层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戴国芳的家产8万元被查封。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诸如“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等铁本五大罪状。戏剧的是，两年之后，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戴国芳被控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指控证据均来自那份自查报告，当初进行查处的“五宗罪”无一被指控。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年度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着宏观经济的骤然趋冷，一个几乎没有悬念的伴生事件就是股票市场的雪崩。
股市的最大庄家德隆集团这次选择了率先领跌，从5月初起，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下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旦夕间蒸发将近160亿元之巨。到2004年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1266.5点和315.81点，比年初分别下降15.4%和16.6%，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点。
在三十年企业史上，2004年是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个“崩溃之年”，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除了铁本和德隆之外，相继爆发重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还有IT业的托普、房地产业的顺驰，以及顾雏军接手的科龙和张海收购的健力宝等。
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及国际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解读是：“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谁被点住，谁没有被点住，一目了然。
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性。
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毫米冷轧工程，还打算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投资将超过200亿元。
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似乎也没有停滞。就在戴国芳被拘押的3天后，在距常州仅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投资2.8亿澳元。公司总裁毛思民说：“一切顺利得出乎意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因为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投资2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审批，整个程序繁琐，没有一年半载不可能批得下来——这也是铁本被查处的原因之
一，博思格项目的神速实在让人惊叹。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当时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2005年：改革深水区
发生在2005年的所有经济事件和公司新闻，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互相依存而对立矛盾，彼此的坚硬和光泽正印衬出世事的荒诞。
兴起于1998年的“中国制造”，在2004年就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过了日本，2005年的数字达到1.4万亿美元。欧美消费者发现“Made in China”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了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而事实的另一面便是，在中国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的制造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全球每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因此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
就当中国商品在海外遭遇反倾销烦恼的时候，那些显赫的跨国品牌在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映照。宝洁、索尼、雀巢、戴尔等一向被视为学习典范的国际公司在中国连连遭遇公关危机，堪称跨国公司在华“问题年”。
其中颇为恶劣的是哈根达斯的“黑加工厂事件”。6月16日，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罗湖分局接到举报，称一家地下加工厂在生产著名的哈根达斯冰激凌蛋糕。执法人员迅即前往，本以为要端掉的是个冒牌窝点，没想到让人大吃一惊，这个无牌无证、卫生环境一塌糊涂的地下作坊，竟然就是哈根达斯深圳品牌经营店的正宗“加工厂”，且一个作坊供应着深圳哈根达斯全部5家品牌经营店的货源。
这真是一个“丑闻的季节”。它既体现出消费者、各级政府及传媒的日渐成熟，同时也显示出，国际公司已经渗透和参与到了中国市场的各个层面。
就在制造业遭遇麻烦时，中国的股市也于6月6日失守千点——无比冷酷地停在998．22点。正是在跌无可跌的低潮期，“否极泰来”，2005年4月29日，一场股权分置的霹雳改革迎来了最好的启动时刻。它被定义为“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家改革试点的企业是湖南的三一重工，该公司以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取得3股股票和8元现金的方案顺利通过了股改，被认为是一场“破冰之旅”。到一年多后的2006年9月，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达到92%。中国股市从熊市中猛然苏醒。
股改不但解决了资本市场的陈年顽疾，同时也带来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的财富暴涨。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为例，他持有三一重工39%的股权，随着非流通股份的上市及其后的股价上扬，其资产水涨船高：在2005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梁稳根的个人财富为22亿元，到2007年已经暴增到202亿元，位居全国富豪第24位。
除了财富的重组外，股权分置改革还给中国的商业社会带来了一些“意外”而陌生的气象，在股改过程中，一直任由宰割的小股东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10月下旬，以地产为主业的金丰投资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提出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10送3.2股，以获取全流通资格。此方案遭到流通股股东抵制，一个叫周梅森的著名作家连续发表了3封公开信，他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正作为牺牲者在亲历历史。上市公司等相关利益集团以其天然强势挟持了股改……股民朋友，千万珍惜您手上的否决权，一定要去投票！哪怕只有100股！”周梅森的口吻宛若草根资本在开口呐喊，在一个月后的方案表决中，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41％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被否决，也使得金丰投资成为第一家因中小股东维权而遭方案否决的上市公司。
除了国内的股改，2005年股市上最得意的互联网英雄要数李彦宏和他创办的百度公司。8月5日，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的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股价高达120美元，以破天荒高达354%的涨幅创造了美国股市213年以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记录。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神舟6号’的作用还不如百度上市来得大。百度上市，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百度员工中身家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
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年轻人。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对实现财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动。”
2006年：资本横扫千军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这一年的主题词是“你卖了吗”。
这一年，在资本的助推下，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一顶顶黄金桂冠落到中国企业的头上，再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国经济的强势以及垄断的力量。
8月1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移动以33.42美元收盘，市值达到1325.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公司。
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发行规模共达191亿美元，刷新了全球IPO的最高纪录。到2007年7月，工行的市值达到了惊人的2540亿美元，从而超过美国花旗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然而在这样一场盛宴中，真正受益的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华尔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颇有点羡慕地写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不是赚了很多钱，而是赚走了几乎所有的钱。”
比如，2006年5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英国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到2007年中期，交行市价接近10港元，汇丰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交行A股发行上市，汇丰又赚100多亿，共获得6倍多回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股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则显得要弱势得多。在这一年的企业界聚会上，流行的见面问候是“最近又有谁在准备卖企业啊”。
9月22日，中国最大的私营润滑油制造商统一石化公司把75％的股份卖给了壳牌，后者因此成为中国市场上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的第三大企业。统一总经理李嘉说：“我们是一个民营企业，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基础油供应），无法支撑下去了。统一润滑油一直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材料垄断所困。在中国，润滑油产业的最下游零售终端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产业的最上游原料基础油，则被中石油、中石化控制。而去海外采购则可能使成本增加20%左右。加入壳牌无疑可以成功突破国内两巨头的这种垄断，并且可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到2007年6月，全国90家民营油企正与9家跨国巨头谈判，其中15家已与外企签署收购意向协议。这些民营油企之所以出售，根本原因是一直没有固定油源，生存困难。
民营资本在重大行业重组的“资本盛宴”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已无可逆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颇为无奈地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2007年：崛起之惑
英国首相邱吉尔尝言：“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认真直面挑战。
在2007年初，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预言，到年底，中国的GDP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是自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中国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大国崛起首先反映在股市上。自2006年上证股指突破2000点之后，股市就一路高歌。在4~9月的半年时间里，股指连连上攻，热点频繁转换，市场价值呈几何级的膨胀，市盈率高达五六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股票相当之多。在这段时间里，新开户的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仅是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而是大学生、农民、小商贩和邻居的张大妈。到5月25日，沪深两市的账户总数突破1亿户。
这一年起得晚却赶上了一个好集市的人，要数阿里巴巴的马云，他的公司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阿里巴巴上市的火爆景象着实让人吃惊。在国际配
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市值超过200亿美元,公司的市盈率达到惊人的300倍，如果以2006年的业绩来比较，市盈率则近1000倍。
如果说，股市的狂热已到了癫狂的地步，那么发生在楼市里的财富传奇则令人无言。10月1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四位均为大地产商，分别是杨惠妍（碧桂园）、许荣茂（世茂集团）、郭广昌（复星国际）和张力（富力集团），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与股市、房市的狂暴热浪相比，实业界的企业家们却都走在“缺氧的高原区”，所有的对手都是异族的面孔，而自己的那些经验却好像已经过时。
TCL的李东生正陷入苦战，他在2005年信誓旦旦要在18个月内实现购并盈利，而事实却是，每一项重组计划都不幸搁浅，他几乎使尽了所有的招数，但2006年依然净亏损高达18.4亿元，戴上“ST”的帽子，面临退市危机。2007年5月，李东生不得不关闭了欧洲工厂，宣布重新把重点移回中国市场。
在知名企业遭遇瓶颈时，中国制造也频频受到质疑，一场事关生死的信任危机突然袭来。
2007年8月11日，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这之前的8月2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向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佛山利达生产的96.7万件塑胶玩具，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利达被迫停产，2500名工人几乎无事可做，张树鸿承受重大压力，最终一死了之。张死后三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国产玩具数量增加到1820万件。
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在“中国制造”历经的敏感时刻，除了企业的发展，还有更大的责任。
5月29日，受蓝藻爆发影响，江苏省无锡市大批城区居民家中自来水水质骤然恶化，气味难闻，无法正常饮用，超市中纯净水被抢购一空。蓝藻事件震惊全国。蓝藻泛滥，完全是工业污染所致，太湖沿岸化工企业林立，污水排放没有监控，造成太湖水呈现严重的富营养化，平均氮、磷含量分别高于标准10倍以上。近两年，太湖流域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水年排放量达53亿吨，而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污染物总量已远远超过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
太湖之祸仅仅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面临极限挑战。根据专家计算，我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5.5%，但为此消耗的资源量却十分惊人，我们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和化肥的30％。由于资源消耗增长过快，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中国的高能耗，成为了全球能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出现了“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怪现象。与高能耗同时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火力供电煤耗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80千瓦时……
很显然，这是一种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2007年秋天，国家发改委安排了5.4亿元国债资金支持98个重点节能项目，国务院还与地方及中央重点企业签订了45份节能目标责任书，同时，新的《节能法》即将出台。■
（《中国企业史》连载完）
[编辑 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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