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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八年
作者: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主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6月
六十多年前,昆明西南聯大宣告结束,很多师生匆匆返回平津之际,还有一批校友没有动身,其中联大《除夕副刊》社的一群伙伴正埋头编辑出版《联大八年》。据后记,我们得知这本书能够付梓,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在那个人人都期盼和平却又深感战后阴云密布危机四伏的年代,他们又是一群穷书生,资金方面捉襟见肘,只有“四方挪借集凑”;全书原本打算印成三册,“终不得已,乃删掉第三册的后一部分《联大精神》,而拼其前一部分《联大教授》入第二册,这样我们可以省去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因筹备工作比较仓促,随着校友同学的流散,“稿件不能任意选择”,加上印刷条件也不济,“像联大校歌及地图则根本无法印入”。尽管有这种种缺陷和遗憾,依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不说这仍是一部反映联大精神风貌乃至时代风云的真实记录。
我前几年就读过这本书。书是请人从北大图书馆帮忙借出来读的,不过读得不是特别认真,因为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上竖排繁体的字迹很模糊,好几处还有缺页,要一字不漏地看下来,肯定会把眼睛累得发酸。之所以会读这本小书,是因为当时正在翻译易社强(John Israel)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中译本已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这本书被西南联大的杰出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而易先生投入研究的契机就是当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偶然读到一册《联大八年》。最近我向他报告,我在新星出版社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联大八年》,刚刚度过七十五岁华诞的老先生不忘提醒我,有的原书主编写的不是“除夕社”而是“the Party”(共产党),实际上除夕社就是独立于共产党的一个左翼社团——这在联大后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过我所借阅的《联大八年》写的都是“除夕副刊主编”。看来这本小书背后的故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其实该书最早的选题策划者不是我,而是止庵先生。这是本书即将付印阶段止庵先生在一次选题会上“争功”泄露的。
在编辑过程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可以说一说。本书腰封有一句文案是这样写的:“1946年初版,60年后首次完整再版。”在我的选题通过之后(此前并不知道《联大八年》已经通过选题论证了),恰好《读库》(1002)面世,其中谢家荣先生整理的《联大教授》就选自《联大八年》。谢先生整理这篇文章自然很花了一番心血,不过百密难免一疏。譬如,第204页“蒋硕民先生”的介绍词就有几处讹误。兹摘抄原文如下:“与陈毓淮先生同生长于德国,而受壶哥廷根大学的严格训练,蒋先生是国民党闻人蒋作宾的公子。专攻偏微分方程(Partail Differentail Equation)。蒋先生在联大超乎寻常的快,一星期至少有十五个以上的习题,每隔四星期必考一次。”这段话至少有四处错误。一、“而受壶”应为“同受过”;二、“国民党”的原文为“国党”,与“共党”(即共产党)相对,不必加一“民”字;三、偏微分方程正确的英文拼写是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四是最后一句话只抄了一半,《联大八年》原文为:“蒋先生在联大讲授高等代数,两周之后,退选的人达三分之二,可见对同学之紧。讲书时从无一句废话,而又超乎寻常的快,一星期至少有十五个以上的习题,每隔四星期必考一次。”《读库》上的这篇《联大教授》可以说是《联大八年》一次篇幅比较大的摘录。此前也有,最有名的要数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这篇演讲词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念书时还读过。不过这篇文章有一处非常严重的删节,就是文中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这跟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相抵触,遂被阉割掉了。此外,《联大八年》还有部分文章被选入《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一书,这次编辑核对时也发现有个别地方存在删节。比如说,走幸田的《我住在新校舍——衣食住行及其他》中有一段就很离奇地消失了:“说到女同学,我很自然的想起了男同学中普遍谈话的资料。我不知道女同学当男同学不在场时,是否也常谈到男同学。男同学互相碰在一起,常常是要谈论到女同学或是女人的。说来很奇怪,也许就是所谓人的本性,谈别的问题,假若是几个人在一起,其中有几个人特别感兴趣,也许会有几个人觉得索然寡味;而一谈到女人,大家就一致兴味盎然。战时几年大部分的青年学生都离开了家庭,政治环境给予青年无端的苦闷,在女人身上找出路,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现在看来这是人性之常,可是在《笳吹弦诵在春城》出版的年头可能还弥漫着“文革”的余绪,这种“诬蔑”西南联大男女同学“纯洁”友情的文字就只好任其湮灭了。
原书封面很干净,闻一多题的“联大八年”四字安安静静地立在左下方,素朴中流出一缕典雅的民国风韵。新星版这次也采用闻先生的题词作封面,不过这期间也有曲折——原先的封面设计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坚持要用闻先生的字,不用我觉得太可惜了——这么娟秀的书法与西南联大这所极具传奇色彩的大学相配,真的是珠联璧合。闻先生写的是隶书,“联大八年”四个字看似简单,但我们担心读者不认识,为此专门在微博和QQ群里做调查,结果还算不错,但也的确有很雷人的发现:所谓名牌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也有不认识隶体的“联大八年”的。
以上就是《联大八年》的“幕后秘辛”。
作者: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主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6月
六十多年前,昆明西南聯大宣告结束,很多师生匆匆返回平津之际,还有一批校友没有动身,其中联大《除夕副刊》社的一群伙伴正埋头编辑出版《联大八年》。据后记,我们得知这本书能够付梓,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在那个人人都期盼和平却又深感战后阴云密布危机四伏的年代,他们又是一群穷书生,资金方面捉襟见肘,只有“四方挪借集凑”;全书原本打算印成三册,“终不得已,乃删掉第三册的后一部分《联大精神》,而拼其前一部分《联大教授》入第二册,这样我们可以省去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因筹备工作比较仓促,随着校友同学的流散,“稿件不能任意选择”,加上印刷条件也不济,“像联大校歌及地图则根本无法印入”。尽管有这种种缺陷和遗憾,依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不说这仍是一部反映联大精神风貌乃至时代风云的真实记录。
我前几年就读过这本书。书是请人从北大图书馆帮忙借出来读的,不过读得不是特别认真,因为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上竖排繁体的字迹很模糊,好几处还有缺页,要一字不漏地看下来,肯定会把眼睛累得发酸。之所以会读这本小书,是因为当时正在翻译易社强(John Israel)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中译本已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这本书被西南联大的杰出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而易先生投入研究的契机就是当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偶然读到一册《联大八年》。最近我向他报告,我在新星出版社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联大八年》,刚刚度过七十五岁华诞的老先生不忘提醒我,有的原书主编写的不是“除夕社”而是“the Party”(共产党),实际上除夕社就是独立于共产党的一个左翼社团——这在联大后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过我所借阅的《联大八年》写的都是“除夕副刊主编”。看来这本小书背后的故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其实该书最早的选题策划者不是我,而是止庵先生。这是本书即将付印阶段止庵先生在一次选题会上“争功”泄露的。
在编辑过程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可以说一说。本书腰封有一句文案是这样写的:“1946年初版,60年后首次完整再版。”在我的选题通过之后(此前并不知道《联大八年》已经通过选题论证了),恰好《读库》(1002)面世,其中谢家荣先生整理的《联大教授》就选自《联大八年》。谢先生整理这篇文章自然很花了一番心血,不过百密难免一疏。譬如,第204页“蒋硕民先生”的介绍词就有几处讹误。兹摘抄原文如下:“与陈毓淮先生同生长于德国,而受壶哥廷根大学的严格训练,蒋先生是国民党闻人蒋作宾的公子。专攻偏微分方程(Partail Differentail Equation)。蒋先生在联大超乎寻常的快,一星期至少有十五个以上的习题,每隔四星期必考一次。”这段话至少有四处错误。一、“而受壶”应为“同受过”;二、“国民党”的原文为“国党”,与“共党”(即共产党)相对,不必加一“民”字;三、偏微分方程正确的英文拼写是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四是最后一句话只抄了一半,《联大八年》原文为:“蒋先生在联大讲授高等代数,两周之后,退选的人达三分之二,可见对同学之紧。讲书时从无一句废话,而又超乎寻常的快,一星期至少有十五个以上的习题,每隔四星期必考一次。”《读库》上的这篇《联大教授》可以说是《联大八年》一次篇幅比较大的摘录。此前也有,最有名的要数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这篇演讲词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念书时还读过。不过这篇文章有一处非常严重的删节,就是文中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这跟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相抵触,遂被阉割掉了。此外,《联大八年》还有部分文章被选入《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一书,这次编辑核对时也发现有个别地方存在删节。比如说,走幸田的《我住在新校舍——衣食住行及其他》中有一段就很离奇地消失了:“说到女同学,我很自然的想起了男同学中普遍谈话的资料。我不知道女同学当男同学不在场时,是否也常谈到男同学。男同学互相碰在一起,常常是要谈论到女同学或是女人的。说来很奇怪,也许就是所谓人的本性,谈别的问题,假若是几个人在一起,其中有几个人特别感兴趣,也许会有几个人觉得索然寡味;而一谈到女人,大家就一致兴味盎然。战时几年大部分的青年学生都离开了家庭,政治环境给予青年无端的苦闷,在女人身上找出路,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现在看来这是人性之常,可是在《笳吹弦诵在春城》出版的年头可能还弥漫着“文革”的余绪,这种“诬蔑”西南联大男女同学“纯洁”友情的文字就只好任其湮灭了。
原书封面很干净,闻一多题的“联大八年”四字安安静静地立在左下方,素朴中流出一缕典雅的民国风韵。新星版这次也采用闻先生的题词作封面,不过这期间也有曲折——原先的封面设计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坚持要用闻先生的字,不用我觉得太可惜了——这么娟秀的书法与西南联大这所极具传奇色彩的大学相配,真的是珠联璧合。闻先生写的是隶书,“联大八年”四个字看似简单,但我们担心读者不认识,为此专门在微博和QQ群里做调查,结果还算不错,但也的确有很雷人的发现:所谓名牌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也有不认识隶体的“联大八年”的。
以上就是《联大八年》的“幕后秘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