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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极为重视小说的空间塑造和叙事结构。她以蛮荒的草地空间为其空间建构，塑造在革命年代追逐理想和信仰的女性形象。但在牧马班女子牺牲与热忱背后，严歌苓也看到了在父权机制的运作中，女性如何无意识的被男权社会秩序操控，成为被异化的“他者”悲剧。
【关键词】他者;空间;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0-0007-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女性文学的超性别写作——以严歌苓为例”（项目编号：KYCX20_2700）。
严歌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了一个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牧马班的女子追逐理想与信仰的悲壮故事—— 《雌性的草地》。所有的事件都必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之中，而严歌苓则设置了一个神秘叵测又凶险魅惑的草地空间来承载她的记忆系统——她曾在这片草地上体验过的“铁女子牧马班”的放牧生活。她所设置的草地空间实现了“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不仅成为故事和叙述所必要的地点，还成了小说非线性时间展开的场所。
同时，草地也是严歌苓所塑造的一个独特的女性空间，她以她女性作家独有的视角来审视和关照这独特历史背景下的独特的女性群体。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小说中女性群体追逐理想和信仰时的坚毅和单纯，更可以感受到在权力和秩序面前女性作为“他者”时的情感转变和生命体验。
一、蛮荒的草地：“他者”的时空载体
《雌性的草地》中的草地空间，是作家对草原这一极富神性与原始特征的地域进行亲身的体验与感知、理解、想象后通过文字加工之后呈现出的一个文学空间。它有着现实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大草原中，在川、藏、陕、甘的交界处，名叫毛尔盖和若尔盖水草地[1]，荒芜广袤，远离乡村和城市，有着与现代化社会相隔绝的属性。故事中的草地也同样远离人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显得黑暗又冷酷。在作者的视角下，它不仅是对实际地理空间的映射和对照，同时也远远超出了它的物理属性，成为具有意义价值的时空载体。
在《雌性的草地》中，草地作为小说人物情节的展开场所，不仅仅是一种充满着神性与变化的有形空间，也形成女性生存极境的无形空间。流放的空间意象的形成得益于草原自身辽阔深远的自然属性。草原的原始与荒凉铸造了充满着力量的凶猛群兽，营造了严苛冷酷的季节和天气。牧马班的女子则在严苛的环境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她们与野兽洪水搏斗、学吃风干的肉和夹生的饭、在野地露营和解手。
严歌苓设置草地意象的用意不仅仅在于营造出严苛冷酷的气氛，她也为这种自然空间赋予了深刻的权力秩序。草地中存在的狼群、瘟疫、洪水都是权力的象征，他们成为牧马班女子生存的对立面。狼群咬死冬宰的猎物，剥夺了她们的物质生活空间;瘟疫和洪水毁掉了她们的生活家园，使她们不得不向草地的更深处迁徙。在环境的重压之下，她们的女性特质逐渐泯灭，身份也逐渐模糊化，逐渐被改造成了男性的外观，接受了弱肉强食的秩序法则。在长期的抵御状态中，面对着劲风和暴日，她们有了饱经风霜的外观和假装潇洒的姿态。“每天晚上，她们将粗糙的脸挤进同一面镜子，看着她们优良的皮肤怎样被东一块西一块地剥蚀殆尽。于是他们对着镜子嘎嘎地笑，对损失掉的少女的本来面目一笑了之。这时，小点儿必定缩在暗处，从她们豪迈的笑声里听出歇斯底里。”[2]草地空间压抑了她们本来的正常生活的面目，只剩下了虚妄的生存与战斗。
严歌苓笔下的草地不仅充斥着原始空间的冷酷与秩序，同时，草地魔幻神秘的色彩也使得小说混乱荒诞的时间线索和破碎的叙事片段得以呈现。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写道：“尤其是森林，由于它那从树干和树叶的帆布向外无限延伸开去的神秘空间，这个对眼睛来说被蒙蔽但对行动来说却是透明的空间。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学超越性。”[3]这片草地显然也具有如此的森林属性，它营造出的时空关系呈现出非现实、奇异的状态。
作者采用补叙的手法打通过去与现在，让沈红霞与死去三十多年的女红军芳姐子交流，与枉死的垦荒队成员陈黎明对话，“补叙为了补足情节和意境的完整性，而使时间超出现有的叙事中心，伸展到以后的叙事中心的时间范围。”[4]这种补叙的形式使得沈红霞的人生际遇和身世命运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同时，小说也在不断地打乱叙事片段。严歌苓对时间有极为熟练的操控性，她不仅用文本的章节设置和密度分布来把控读者对时间的感知，同时还不断地干扰、打断或倒装时间存在的持续性。
《雌性的草地》的章节长短不一，故事内容含量也各不相同，长章节里面发生的草地故事看似每个人都是主角，有完整的故事脉络和线索，但这些脉络和线索不断的交叉勾连。比如在小说的开篇就有写主人公小点儿披着雨衣在草地中走着，决心和乱伦的姑父一刀两断的叙事片段，但主人公接下来与牧马班的相遇却间隔了许多其他的叙事片段，在相距很远的下文中才被提到。这种破碎的片段通过时间顺序的变化来错综表达，有助于曲折情感的阐发。短章节里面的情景則设置得非常简短，如第七章节里面的故事作者简洁的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号来说明。这种简短的展示则营造了一种真实可信的效果。长短篇章的交织和时间的跳跃表达就将草地这个固定的空间复杂化，让小说在极具空间感的同时又突出了时间上的非线性展示，能够令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审美体验。这些破碎的叙事事件通过草地着片来对接呈现后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那便是女子的“他者”化过程。横向破碎的牧马班女子的生活和纵向的时空交错——芳姐子、陈黎明与沈红霞的草地交流这样的结构展示了小说的主题：女子牧马班这群坚韧的姑娘们所遭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是在他人的凝视中完成的一个理想试验。[5]
二、被消解的性别：女性的异化之悲 严歌苓在《从雌性出发》的后序中写道：“我写的还是一群女孩儿，尤其是主人公小点儿，次主人公沈红霞、柯丹、叔叔的命运……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6]严歌苓用“女修士”这个词来形容她笔下的人物是恰如其分的。在长期的草地生活中，牧马班女子的性别一直在被模糊化，甚至“男性化”“物化”。朱迪斯·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到，我们拥有的性别是社会文化为了延续发展而虚构出来的一个性别，她描述了性别如何被表现的规范。通常情况下，性别的规范表现为性别的突出强调，如男性被看作是身强力壮，女性被看作是柔弱顺从，我们应该摆脱现有的身份分类，有自己的身份自主选择权，消解传统性别规范。
在《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女子看似已经成功消解性别，女性展现出来了强健有力的体魄和果断坚韧的行事风格，如沈红霞为了拯救误入沼泽的绛杈，硬生生在冰冻硬化的沼泽地里冻掉了双腿，柯丹为了寻找马群独自一人和狼群搏斗，而牧马班姑娘平日里的生活也是在寥不见人的荒草地中与畜为伴，吃发黑的酱油膏和野菜沫，绝不是一支吃不得苦的弱者队伍。但是牧马班的选择并不是一种自主的身份选择，她们仍然渴望成为柔软的女性，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她们初到草地，仍旧坚持着梳头、洗脸、刷牙，打扮自己，一有回城的机会，姑娘们就暗地争抢，杜蔚蔚甚至借着生病的时机偷偷跑到场部排队等待返城的名額。所以在草地中性别是被动消解的，被消解的性别仍是一种对性别的规范和约束，她们在消解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自我的迷失。就像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说的那样：“女性通过忘却，抹杀性别走向战场，走向革命，流血牺牲后不复成为自我。[7]
这种被消解的性别实质是在男性话语权主导下的女性异化的过程。西蒙·波伏娃认为，从整个人类的进程看，“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质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8]在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牧马班的女子们反串男性的角色，不断进行性别的装扮，这种装扮不仅是在草原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对自我的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自我价值取向的迷失。在危机的时刻，毛娅假扮指导员叔叔躲过偷袭者的想入非非，但是也由此引发了姑娘们地带着哭腔的讨论：“牧马班日子太凶险了，得想法调走，不然日子长了，没准真会不男不女。”[9]
这时的她们，只是进行一种模仿和装扮，这种扮装是一种性别的倒错，象征着“我”的外在面貌是男性，但“我”的内在仍然是女性。但在之后这种扮装却逐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性别倒错。她们被作为典型参观时，采访者远远地看到了一群男女不分的人，走进一看，却是一群又丑又呆的姑娘，她们的“外在面貌”又成了女性，但她们的内在却可悲地成了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气质。正如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没有男性的地方，女性就会生出男性的力量与男性的粗野，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自我补充。没有男性，女性就必定要为自己虚设一个对立面。”[10]
她们的异化不仅表现为性别的错位，也表现为一种隐秘的情感取向。在与世隔绝的草地中，她们情感上的欲望和需求无法受到解脱，这使得她们的情感开始出现偏差。指导员叔叔被牧马班集体看作是公有的，谁也不能占有他。而更为可怖的是在缺少男人的世界中，牧马班的姑娘把叔叔当成了神祇，以至于指导员对他们进行了精神上的虐待和身体上的诱奸行为时，大家仍浑然不觉，并把此当作一种奖励和证明自己女性身份的光荣。同时，对同性的爱慕和对自我的抚慰也同样是由性别的障碍所致。杜蔚蔚在无处排解的苦闷和躁动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寻找快乐，她故意找他人打架，获得心理上异样的满足。甚至接近人高马大的班长柯丹，黏在她的背上，和她同睡一个被窝，像恋人一样，撒娇赌气，表达自己的爱慕。杜蔚蔚所展现的并不是姐妹情谊，更多的是依恋和占有。这种求爱与同性的行为，同样是扭曲的环境之下女性异化的悲剧。
三、理想的祭坛：“他者”的命运之苦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把女性的地位总结为“第二性”，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1]父权的权威性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融入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之中，造成了女性的被动与弱小。《雌性的草地》中女性所遭受的磨难，是被权力和意志凝视成为“他者”的结果。作者站在女性的角度，通过描写牧马班女子的悲剧命运，来展示在虚无理想的感召下，女性是如何一步步被现实观念和集体意志制约自己的选择，丧失自我成为“他者”，异化成为理想的殉道者。
沈红霞是理想悲剧的核心人物，她一生的精神理念就是服从上级命令，驯好军马。在草原艰苦的磨砺中，她逐渐蜕变成了超人形象，无悲无喜，充满着神性和信仰的力量。但她这种坚毅无畏的性格却是自小在专断父权的管制中形成的。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描写沈红霞在家庭中受到的压制和规训。她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她的母亲在演出时被将军看上，即使怀着身孕也要服从命令跟着将军走。自此，“将军”便代替了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成了沈红霞生命中的一个能指符号，具有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意义，他引导也制约着沈红霞的人生选择。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 [12]沈红霞所有行动都在将军的掌控之中，当她想要去当兵时，她被母亲转达“那个人”的意思：“你应当走一条更艰巨的路。”[13]于是，她报名去了军马场。当沈红霞拒绝入党时，她的父亲也转达“那个人”的赞扬：“认为你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她现在很习惯这种没主语的病句），还认为你在思想上已入了党。”[14]她的人生按照那个巨大而无形的人的意思而活：“不要穿花里胡哨的衣服，争取拿更多的奖状，好好听老红军做报告，每天读报纸，跟学校下乡劳动时多干苦活。”[15]将军对沈红霞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传统伦理中君臣父子的要求，实则是在菲勒斯主义下，女性成了男性构筑自我形象的镜像：“你是我的女儿……你要记住，你是我的女儿。”[16]她永远是一个“他者”，不可能达到自在自为的状态，并在男性目光的缠绕中，成为男性生命的补充和附庸。 铁女子牧马班无疑是伟大的，她们以如此接近原始的生活方式诠释了最纯粹的理想信条。可讽刺的是朝圣的漫漫长途中，人物被神化的背后却是荒谬的理想支撑，女子牧马班的成立不过是老首长的一时兴起，他所追求的“女娃也能放牧”看似是对女娃的信任和肯定，实则是一种权力的宰制，是在男性话语权中让女性付出青春的血泪来成就的一场荒谬的表演，使得女性无意识的成为理想的牺牲品。这种命令看似平等，实则沾染着极强的男权意识形态，是将两性角色身份同质化，掩盖了女性与男性不同的历史存在与现实处境。
而沈红霞在被首长塑造为“他者”的同时，在女性的内部她又成了凝视牧马班的主体，牧马班的其他成员一致活在沈红霞权威的目光之中，被动的保持沉默或者服从于这种凝视目光。她们自己也感到奇怪，沈红霞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号召力和潜在的特权，凡是她说的一律算數，人们提高警惕来猜测“她说的‘是’其实是想说什么，说‘否’的时候实质是说了什么。”[17]沈红霞禁止在集体中搞出拉扯的亲昵关系，并在牧马班断粮想要集体吃马料时，制止她们并带头检讨，因为这样才能“突破女性固有形式”[18]。但牧马班的姑娘们又离不开沈红霞，她是她们集体的精神和意志，没有她，她们将失去信仰，生活将变得支离破碎。这种严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惩戒机制，映衬出她们的自私与卑俗，让她们的内心充满自责，于是便逐渐误将强权下要求的坚毅女性形象当做自己真实的人格，形成了在“他者”凝视下“似男似女”[19]的人。
而最后，沈红霞失去双腿双目失明，最后拦阻马群消失在了草原的深处;杜蔚蔚费尽心思终于病退回城，却在回城的路上咽掉了最后一口气;毛娅以婚姻为媒介真真正正的与土地结合，活成了一个草地老妪，多次生产、流产、哺乳，“把自己作为了一粒种子深埋了”[20];小点儿在救火途中自愿葬身火海以洗刷灵魂的罪恶。她们的选择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滚滚向前推去，时代的政治号召落实到真实的个体身上，变成了无法言喻的悲壮，而牧马班也以自身的牺牲和奉献，形成了一个有关信仰的神话。
总而言之，严歌苓以奇异魔幻的草地空间为载体，以她独特的人生阅历、丰富的想象、娴熟的文本创作技巧来展现严苛草地中知青女子的成长历程和生存状况，对“他者”的生存的限度与可能性进行表述，发掘女性在父权体制和悲壮的历史背景中独属于女性的情感和肉体之苦，以及她们面对理想和信仰的坚韧与勇敢。这种“他者”想象不仅是对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关照，更是表达了对历史长河中为信仰献身和牺牲的女性们的敬意。
参考文献：
[1][6]严歌苓.波西米亚楼[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
[2][9][10][13][14][15][16][17][18][19][20]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3]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38.
[4]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07.
[5]刘艳.严歌苓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81.
[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42.
[8][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5.
[12]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6.
作者简介：
张梦媛，女，汉族，河南洛阳人，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关键词】他者;空间;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0-0007-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女性文学的超性别写作——以严歌苓为例”（项目编号：KYCX20_2700）。
严歌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了一个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牧马班的女子追逐理想与信仰的悲壮故事—— 《雌性的草地》。所有的事件都必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之中，而严歌苓则设置了一个神秘叵测又凶险魅惑的草地空间来承载她的记忆系统——她曾在这片草地上体验过的“铁女子牧马班”的放牧生活。她所设置的草地空间实现了“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不仅成为故事和叙述所必要的地点，还成了小说非线性时间展开的场所。
同时，草地也是严歌苓所塑造的一个独特的女性空间，她以她女性作家独有的视角来审视和关照这独特历史背景下的独特的女性群体。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小说中女性群体追逐理想和信仰时的坚毅和单纯，更可以感受到在权力和秩序面前女性作为“他者”时的情感转变和生命体验。
一、蛮荒的草地：“他者”的时空载体
《雌性的草地》中的草地空间，是作家对草原这一极富神性与原始特征的地域进行亲身的体验与感知、理解、想象后通过文字加工之后呈现出的一个文学空间。它有着现实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大草原中，在川、藏、陕、甘的交界处，名叫毛尔盖和若尔盖水草地[1]，荒芜广袤，远离乡村和城市，有着与现代化社会相隔绝的属性。故事中的草地也同样远离人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显得黑暗又冷酷。在作者的视角下，它不仅是对实际地理空间的映射和对照，同时也远远超出了它的物理属性，成为具有意义价值的时空载体。
在《雌性的草地》中，草地作为小说人物情节的展开场所，不仅仅是一种充满着神性与变化的有形空间，也形成女性生存极境的无形空间。流放的空间意象的形成得益于草原自身辽阔深远的自然属性。草原的原始与荒凉铸造了充满着力量的凶猛群兽，营造了严苛冷酷的季节和天气。牧马班的女子则在严苛的环境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她们与野兽洪水搏斗、学吃风干的肉和夹生的饭、在野地露营和解手。
严歌苓设置草地意象的用意不仅仅在于营造出严苛冷酷的气氛，她也为这种自然空间赋予了深刻的权力秩序。草地中存在的狼群、瘟疫、洪水都是权力的象征，他们成为牧马班女子生存的对立面。狼群咬死冬宰的猎物，剥夺了她们的物质生活空间;瘟疫和洪水毁掉了她们的生活家园，使她们不得不向草地的更深处迁徙。在环境的重压之下，她们的女性特质逐渐泯灭，身份也逐渐模糊化，逐渐被改造成了男性的外观，接受了弱肉强食的秩序法则。在长期的抵御状态中，面对着劲风和暴日，她们有了饱经风霜的外观和假装潇洒的姿态。“每天晚上，她们将粗糙的脸挤进同一面镜子，看着她们优良的皮肤怎样被东一块西一块地剥蚀殆尽。于是他们对着镜子嘎嘎地笑，对损失掉的少女的本来面目一笑了之。这时，小点儿必定缩在暗处，从她们豪迈的笑声里听出歇斯底里。”[2]草地空间压抑了她们本来的正常生活的面目，只剩下了虚妄的生存与战斗。
严歌苓笔下的草地不仅充斥着原始空间的冷酷与秩序，同时，草地魔幻神秘的色彩也使得小说混乱荒诞的时间线索和破碎的叙事片段得以呈现。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写道：“尤其是森林，由于它那从树干和树叶的帆布向外无限延伸开去的神秘空间，这个对眼睛来说被蒙蔽但对行动来说却是透明的空间。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学超越性。”[3]这片草地显然也具有如此的森林属性，它营造出的时空关系呈现出非现实、奇异的状态。
作者采用补叙的手法打通过去与现在，让沈红霞与死去三十多年的女红军芳姐子交流，与枉死的垦荒队成员陈黎明对话，“补叙为了补足情节和意境的完整性，而使时间超出现有的叙事中心，伸展到以后的叙事中心的时间范围。”[4]这种补叙的形式使得沈红霞的人生际遇和身世命运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同时，小说也在不断地打乱叙事片段。严歌苓对时间有极为熟练的操控性，她不仅用文本的章节设置和密度分布来把控读者对时间的感知，同时还不断地干扰、打断或倒装时间存在的持续性。
《雌性的草地》的章节长短不一，故事内容含量也各不相同，长章节里面发生的草地故事看似每个人都是主角，有完整的故事脉络和线索，但这些脉络和线索不断的交叉勾连。比如在小说的开篇就有写主人公小点儿披着雨衣在草地中走着，决心和乱伦的姑父一刀两断的叙事片段，但主人公接下来与牧马班的相遇却间隔了许多其他的叙事片段，在相距很远的下文中才被提到。这种破碎的片段通过时间顺序的变化来错综表达，有助于曲折情感的阐发。短章节里面的情景則设置得非常简短，如第七章节里面的故事作者简洁的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号来说明。这种简短的展示则营造了一种真实可信的效果。长短篇章的交织和时间的跳跃表达就将草地这个固定的空间复杂化，让小说在极具空间感的同时又突出了时间上的非线性展示，能够令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审美体验。这些破碎的叙事事件通过草地着片来对接呈现后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那便是女子的“他者”化过程。横向破碎的牧马班女子的生活和纵向的时空交错——芳姐子、陈黎明与沈红霞的草地交流这样的结构展示了小说的主题：女子牧马班这群坚韧的姑娘们所遭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是在他人的凝视中完成的一个理想试验。[5]
二、被消解的性别：女性的异化之悲 严歌苓在《从雌性出发》的后序中写道：“我写的还是一群女孩儿，尤其是主人公小点儿，次主人公沈红霞、柯丹、叔叔的命运……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6]严歌苓用“女修士”这个词来形容她笔下的人物是恰如其分的。在长期的草地生活中，牧马班女子的性别一直在被模糊化，甚至“男性化”“物化”。朱迪斯·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到，我们拥有的性别是社会文化为了延续发展而虚构出来的一个性别，她描述了性别如何被表现的规范。通常情况下，性别的规范表现为性别的突出强调，如男性被看作是身强力壮，女性被看作是柔弱顺从，我们应该摆脱现有的身份分类，有自己的身份自主选择权，消解传统性别规范。
在《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女子看似已经成功消解性别，女性展现出来了强健有力的体魄和果断坚韧的行事风格，如沈红霞为了拯救误入沼泽的绛杈，硬生生在冰冻硬化的沼泽地里冻掉了双腿，柯丹为了寻找马群独自一人和狼群搏斗，而牧马班姑娘平日里的生活也是在寥不见人的荒草地中与畜为伴，吃发黑的酱油膏和野菜沫，绝不是一支吃不得苦的弱者队伍。但是牧马班的选择并不是一种自主的身份选择，她们仍然渴望成为柔软的女性，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她们初到草地，仍旧坚持着梳头、洗脸、刷牙，打扮自己，一有回城的机会，姑娘们就暗地争抢，杜蔚蔚甚至借着生病的时机偷偷跑到场部排队等待返城的名額。所以在草地中性别是被动消解的，被消解的性别仍是一种对性别的规范和约束，她们在消解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自我的迷失。就像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说的那样：“女性通过忘却，抹杀性别走向战场，走向革命，流血牺牲后不复成为自我。[7]
这种被消解的性别实质是在男性话语权主导下的女性异化的过程。西蒙·波伏娃认为，从整个人类的进程看，“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质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8]在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牧马班的女子们反串男性的角色，不断进行性别的装扮，这种装扮不仅是在草原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对自我的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自我价值取向的迷失。在危机的时刻，毛娅假扮指导员叔叔躲过偷袭者的想入非非，但是也由此引发了姑娘们地带着哭腔的讨论：“牧马班日子太凶险了，得想法调走，不然日子长了，没准真会不男不女。”[9]
这时的她们，只是进行一种模仿和装扮，这种扮装是一种性别的倒错，象征着“我”的外在面貌是男性，但“我”的内在仍然是女性。但在之后这种扮装却逐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性别倒错。她们被作为典型参观时，采访者远远地看到了一群男女不分的人，走进一看，却是一群又丑又呆的姑娘，她们的“外在面貌”又成了女性，但她们的内在却可悲地成了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气质。正如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没有男性的地方，女性就会生出男性的力量与男性的粗野，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自我补充。没有男性，女性就必定要为自己虚设一个对立面。”[10]
她们的异化不仅表现为性别的错位，也表现为一种隐秘的情感取向。在与世隔绝的草地中，她们情感上的欲望和需求无法受到解脱，这使得她们的情感开始出现偏差。指导员叔叔被牧马班集体看作是公有的，谁也不能占有他。而更为可怖的是在缺少男人的世界中，牧马班的姑娘把叔叔当成了神祇，以至于指导员对他们进行了精神上的虐待和身体上的诱奸行为时，大家仍浑然不觉，并把此当作一种奖励和证明自己女性身份的光荣。同时，对同性的爱慕和对自我的抚慰也同样是由性别的障碍所致。杜蔚蔚在无处排解的苦闷和躁动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寻找快乐，她故意找他人打架，获得心理上异样的满足。甚至接近人高马大的班长柯丹，黏在她的背上，和她同睡一个被窝，像恋人一样，撒娇赌气，表达自己的爱慕。杜蔚蔚所展现的并不是姐妹情谊，更多的是依恋和占有。这种求爱与同性的行为，同样是扭曲的环境之下女性异化的悲剧。
三、理想的祭坛：“他者”的命运之苦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把女性的地位总结为“第二性”，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1]父权的权威性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融入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之中，造成了女性的被动与弱小。《雌性的草地》中女性所遭受的磨难，是被权力和意志凝视成为“他者”的结果。作者站在女性的角度，通过描写牧马班女子的悲剧命运，来展示在虚无理想的感召下，女性是如何一步步被现实观念和集体意志制约自己的选择，丧失自我成为“他者”，异化成为理想的殉道者。
沈红霞是理想悲剧的核心人物，她一生的精神理念就是服从上级命令，驯好军马。在草原艰苦的磨砺中，她逐渐蜕变成了超人形象，无悲无喜，充满着神性和信仰的力量。但她这种坚毅无畏的性格却是自小在专断父权的管制中形成的。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描写沈红霞在家庭中受到的压制和规训。她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她的母亲在演出时被将军看上，即使怀着身孕也要服从命令跟着将军走。自此，“将军”便代替了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成了沈红霞生命中的一个能指符号，具有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意义，他引导也制约着沈红霞的人生选择。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 [12]沈红霞所有行动都在将军的掌控之中，当她想要去当兵时，她被母亲转达“那个人”的意思：“你应当走一条更艰巨的路。”[13]于是，她报名去了军马场。当沈红霞拒绝入党时，她的父亲也转达“那个人”的赞扬：“认为你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她现在很习惯这种没主语的病句），还认为你在思想上已入了党。”[14]她的人生按照那个巨大而无形的人的意思而活：“不要穿花里胡哨的衣服，争取拿更多的奖状，好好听老红军做报告，每天读报纸，跟学校下乡劳动时多干苦活。”[15]将军对沈红霞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传统伦理中君臣父子的要求，实则是在菲勒斯主义下，女性成了男性构筑自我形象的镜像：“你是我的女儿……你要记住，你是我的女儿。”[16]她永远是一个“他者”，不可能达到自在自为的状态，并在男性目光的缠绕中，成为男性生命的补充和附庸。 铁女子牧马班无疑是伟大的，她们以如此接近原始的生活方式诠释了最纯粹的理想信条。可讽刺的是朝圣的漫漫长途中，人物被神化的背后却是荒谬的理想支撑，女子牧马班的成立不过是老首长的一时兴起，他所追求的“女娃也能放牧”看似是对女娃的信任和肯定，实则是一种权力的宰制，是在男性话语权中让女性付出青春的血泪来成就的一场荒谬的表演，使得女性无意识的成为理想的牺牲品。这种命令看似平等，实则沾染着极强的男权意识形态，是将两性角色身份同质化，掩盖了女性与男性不同的历史存在与现实处境。
而沈红霞在被首长塑造为“他者”的同时，在女性的内部她又成了凝视牧马班的主体，牧马班的其他成员一致活在沈红霞权威的目光之中，被动的保持沉默或者服从于这种凝视目光。她们自己也感到奇怪，沈红霞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号召力和潜在的特权，凡是她说的一律算數，人们提高警惕来猜测“她说的‘是’其实是想说什么，说‘否’的时候实质是说了什么。”[17]沈红霞禁止在集体中搞出拉扯的亲昵关系，并在牧马班断粮想要集体吃马料时，制止她们并带头检讨，因为这样才能“突破女性固有形式”[18]。但牧马班的姑娘们又离不开沈红霞，她是她们集体的精神和意志，没有她，她们将失去信仰，生活将变得支离破碎。这种严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惩戒机制，映衬出她们的自私与卑俗，让她们的内心充满自责，于是便逐渐误将强权下要求的坚毅女性形象当做自己真实的人格，形成了在“他者”凝视下“似男似女”[19]的人。
而最后，沈红霞失去双腿双目失明，最后拦阻马群消失在了草原的深处;杜蔚蔚费尽心思终于病退回城，却在回城的路上咽掉了最后一口气;毛娅以婚姻为媒介真真正正的与土地结合，活成了一个草地老妪，多次生产、流产、哺乳，“把自己作为了一粒种子深埋了”[20];小点儿在救火途中自愿葬身火海以洗刷灵魂的罪恶。她们的选择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滚滚向前推去，时代的政治号召落实到真实的个体身上，变成了无法言喻的悲壮，而牧马班也以自身的牺牲和奉献，形成了一个有关信仰的神话。
总而言之，严歌苓以奇异魔幻的草地空间为载体，以她独特的人生阅历、丰富的想象、娴熟的文本创作技巧来展现严苛草地中知青女子的成长历程和生存状况，对“他者”的生存的限度与可能性进行表述，发掘女性在父权体制和悲壮的历史背景中独属于女性的情感和肉体之苦，以及她们面对理想和信仰的坚韧与勇敢。这种“他者”想象不仅是对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关照，更是表达了对历史长河中为信仰献身和牺牲的女性们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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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梦媛，女，汉族，河南洛阳人，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