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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那年，我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到国外学外语。
我和三个小朋友到了纽约，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学习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穿一件小衬衫，印着英文（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也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典礼上，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似的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坐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睡觉根本不算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两千多美元学费。那时，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图。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不把外宾当回事儿！我安顿下来后，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都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还做一些其他家务。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儿。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时，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好欺负，后来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样子，觉得我不正常。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只有两个卧室，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室里。睡觉的地方有了，但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就为我买了一个用硬纸壳做的简易小柜子，是我最喜欢的深蓝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盏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非常高兴，但想到使馆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的礼物时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搭建好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家庭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直至后来我回国后，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经过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吵架时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我哑口无言。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也不想让他17岁漂洋过海求学业，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孩子们午休时都去排队买，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在一边掉眼泪。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动物园去。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时，班主任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12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在动物园15分钟就让我一生没了饥饿感。
现在想想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移民了，国家的钱白花了。
（摘自《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图/贾雄虎）
我和三个小朋友到了纽约，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学习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穿一件小衬衫，印着英文（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也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典礼上，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似的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坐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睡觉根本不算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两千多美元学费。那时，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图。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不把外宾当回事儿！我安顿下来后，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都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还做一些其他家务。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儿。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时，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好欺负，后来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样子，觉得我不正常。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只有两个卧室，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室里。睡觉的地方有了，但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就为我买了一个用硬纸壳做的简易小柜子，是我最喜欢的深蓝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盏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非常高兴，但想到使馆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的礼物时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搭建好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家庭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直至后来我回国后，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经过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吵架时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我哑口无言。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也不想让他17岁漂洋过海求学业，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孩子们午休时都去排队买，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在一边掉眼泪。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动物园去。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时，班主任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12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在动物园15分钟就让我一生没了饥饿感。
现在想想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移民了，国家的钱白花了。
（摘自《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图/贾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