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那就是尽管大学现在“衣分五色”，有所谓的985，211，“双一流”或“三非大学”的区分，但其实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风格。因为各个大学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老师和学生，让每所大学都既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有让人糟心的槽点。而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学校园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几年后总会沾染上这个学校的一些“味道”。这种大学的“味道”，若有若无，虽然自己人是入芝兰之室而不觉其香，可别的学校的人一嗅便知“非我族类”，而这就是所谓的“大学味”。
　　我这么说是受林语堂的啟发，他曾写过一篇《哈佛味》的文章，说一个大学就像一个人的文章一样是有味道的，这是由大学的“历史沿习风气之所造成”。但他觉得大学味主要还是大学的文化对人的熏染，“然大学之味，应系书香而已。”至于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些大学的做派，诸如“牛津之口腔（Oxford drawl），剑桥之蓝衣，耶律之拍肩，哈佛之白眼”，他认为只不过是一所大学的“风气”形成后的一些外在的“皮毛形态”罢了。
　　但有时，我们就是通过这些“皮毛形态”来感知一个大学的“大学味”的，就拿我比较熟悉的上海的几所大学来说，仅从“皮毛”上来说，给人的感觉就很不一样。1994年，我从南大研究生毕业，到交大教书，下车伊始，就被震撼了一下。因为当时不管是交大的系领导还是学校的领导，在给我们这些新入职的教师介绍校情时，都喜欢铿锵有力地来句口头禅，那就是“北清华，南交大”，勉励我们要为此口号而奋斗。我刚开始还以为听错了，以为是“北情怀，南交大”。因为当年大学老师工资很低，我想交大这是在勉励我们要多讲“情怀”，少讲钞票，到后来发现我的确听错了。可我之前却并没有听说过交大是南方的清华，当时交大的排名好像只有二十多名，而我听到的版本是浙大才是南方的清华，准确地说，还是“南方小清华”。交大离浙大这个“小清华”都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怎么可能是南方的清华呢？可我在交大工作了十几年，交大上上下下一直这么说，时间长了，我也不知不觉就这么当真了。比如，作为新时代交大中文系的创始人之一，我和同事们当时的理想就是把清华中文系当作对准目标的。有此“风气”溽染，交大的学生自然产生了除了清华舍我其谁的气概。
　　至于同城的复旦，并不在交大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交大建校历史悠久，而且出生就含着“国立大学”的“金勺子”，又以工科为主，什么机械，电机之类，搞的是实打实的“实学”和“实业”，是不屑于对接本来出身私立兼专业多为文理科等比较“虚”的专业的复旦的。九十年代随着南大和浙大这两个老牌国立大学再次崛起，复旦已经不敢再自称为“江南第一学府”了，只能含糊其辞地暗示自己是“上海第一学府”。而当时民间还有一种强烈的说法，那就是复旦如果没有新闻系，估计其声誉会回归到解放前，不要说上海第一学府了，就是上海第五六学府的地位也难以维持。可是，因为复旦文科力量雄厚，培养的学生多活动在社会表面曝光率比较高的皮肤上，如女人的酥胸般总是引入瞩目，所以也不为所动。他们又是搞辩论，又是写软文，讲故事，谈情怀，巧妙的把上海突然爆发的繁华和小资的浮华嫁接到了自己身上，让不了解内情的人总以为复旦代表了上海，是上海大学的老大。这偶尔让交大有点牙痒痒，可是却无从下口，后来只好也开始大办文科，欲“以夷制夷”，可罗马毕竟不可一日建成，犹如“伏地魔”一般的复旦的新闻系也非一夕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当然，交大的强大工科也不是吃素的，相信只是把交大的那些实验室建好再把里面的东西配置齐全，复旦估计一夜之间就会变成“负担”了，所以，大家都只好边走边唱了。
　　但当我十年前调到同济工作后，才发现同为理工科大学的同济，却对交大和复旦的强势不以为然，也很少与其争风吃醋。同济总是甘居上海“小三”的位置，不声不响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走，经常默默无闻地让人怀疑同济是否还在上海存在。时间长了，我才觉得这应该与同济这所学校的传统有关。因为同济是德国医生宝隆在1907年创办的德国医工学堂发展而来，有着浓厚的德国文化传统，老师们大多有留德背景，学生也大多学德语，所以养成了比较严谨和理性的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注重工匠精神。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济过去主要是以医学学科为主，1949年院系调整后又变成了所建大桥造房子的大学，而学生如果不严谨不讲求理性，不管是给人看病还是给人盖房子建大桥，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所以既不敢豪气干云一番也不敢忸怩作态一下，于是就养成了这种不温不火的“性冷淡风”。
　　但同济的朋友们也并非总是“冷血动物”。有一次我偶尔应邀参加了部分同济中高层男领导们的聚会，大家宴至酣处，基情澎湃，从桌子边站起来举杯祝酒，一桌人异口同声，忽然用德语喊了声“干杯”，可其间只有我呆若木鸡，像个聋子一样，不明就里。也就在这一刻，电光石火之间，我顿时明白，我在同济的仕途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不懂德语，这就好像阿里巴巴到了海盗们的藏宝洞却不会说“芝麻开门”一样，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之后我竟然也没能迷途知返，赶紧去学德语，以搭上同济的神经，相反，一直很任性的我却把法国理论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又去捡起了研究生时学的几句几乎要忘光了的法语穷搞起来。殊不知法国与德国自古就是冤家，于是我终于由绚烂复归平淡，至今日写这篇文章之际，我已经自动脱离中层干部的行列，变成了一名得过且过的教书匠。
　　不过，话虽如此，我倒是觉得，如果说上海的大学的“面子”是交大和复旦撑起来的话，可真正的“里子”，或者现在说最能体现时髦的“上海精神”的大学，那还是同济。这倒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同济教书就为同济说好话，而是因为在这里教书后，认识更深而已，这么说，当然也是在为同济说好话了。可举贤不避亲，我觉得，同济这个学校因为建校的传统的原因，就像上海一样很具有对外开放精神，对国外的各种文化都很包容。而现在同济的学生又以学建筑土木设计为主，没有交大的学生那么工科，那么“实”，多少还有点文艺，但又没有复旦的学生那么“虚”，因为最起码还会画个施工图，有个谋生的本领。所以，同济的领导从来不说我们要超越交大和复旦之类的大话，更是没人吹嘘自己是“南方的XX”了，而是上上下下的比较理性，比较务实，不是很喜欢争论，也不喜欢出风头，就像普通的上海人一样，踏踏实实，闷声发财，不像交大和复旦动辄追求一种轰动效应，而是追求一种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实实惠惠的小日子。这也就是同济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没有交大和复旦的张扬的原因。但我认为这并非实力使然，只是大家的美学风格不一样，或者说是大学味不同而已。 　　当然，一个大学的大学味的形成不仅与大学的历史和专业设置等有关，也与大学所在地的特点有关。因为大学很像植物，难免会受到所在地方风土人情的影响。如老舍就认为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就因为用“严肃”的德国兵营做校舍，并且青岛的冬天很冷，使得学校的空气很严肃，学生们也就养成了“严肃”和“朴素”的“风气”。
　　而同是水平和专业设置差不多的大学，哪怕相距不远，也会有差别。如上海的大学和南京的大学的大学味就不一样。南大因为过去是国立中央大学，又在六朝古都的南京，文气直可上溯至孙吴时的太学，难免有些古典气息，且总以传承国家文化的担当者自任，让人倍感厚重。有一次我看到南大的微信公众号有一句口号，叫“天开教泽，道启南雍”，不禁深深地被震撼了，因为这句话真的是浩然正气，自命不凡。同时也让我这个只能靠教書勉强糊口的校友深感羞愧和不安。而复旦早期则是民办大学，在上海这座大都市穷于谋生，自然不会去想到把国家的命运扛在肩上，而是就事论事，只能高唱“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了。但复旦因为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确实学术空气比较开放，崇洋而美外，且处事很灵活，有时给人一种很精明的生意人的感觉。南大则因为在南京这座古都，学术空气上多少有点保守，常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固执感，再加上有时又重名节而不重利益，有点书呆子气，也难免让像我这样的生活在上海的已经变得比较“海派”和“庸俗化”的校友感到“捉鸡”。
　　而这很像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风格。哥大的历史和学术传统及影响力不如哈佛，可因为哥大在纽约这座世界之都，学生在纽约眼界大开，追名逐利，随俗为变的本领很强，远非身在波士顿的迂腐的哈佛学生可比。近现代以来，中国有很多留学生就读于这两所学校，就读哈佛的有很多都成了很好的学者，比如林语堂，以及他在哈佛的“同椅”即同坐一条板凳的吴宓和楼光来，还有陈寅恪等人，可他们和哥大的毕业生如胡适等人比起来就显得不是那么长袖善舞了。别的不说，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校长或掌握校政的人几乎都是哥大的毕业生，如北大除胡适外，还有蒋梦麟，东南大学及其后的中央大学校长郭秉文与罗家伦，金陵大学的陈裕光，交通大学校长凌鸿勋，黎照寰，南开的张伯苓等。此外哥大也为中国外交界和政界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唐绍仪，顾维钧等，所以当时就有哈佛的学生没有哥大的学生“混的好”的说法。这当然也是与学校处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大学味有关。
　　不过，这个可能也要看人的性情，徐志摩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每天嚼“橡皮糖”，写Paper，看电影，看着纽约的汽车和工业文明的图腾的烟囱却觉得度日如年，他甚至觉得自己读的哥大是假的，直到离开哥大时还觉得自己是个“草包”。当他到了剑桥这所农村大学做了一名“挂单”的学生后，他才忽然感觉自己开了眼，读了一所真大学。在《吸烟与文化》这篇文章中，他以不乏诗意的口吻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更不要说他还为剑桥大学度身定制的妇孺皆知的那首《再别康桥》了。
　　可有的大学味却是“真”的。比如我的本科母校华中师大就坐落在武昌的桂子山上，秋日时至，满山遍野桂花盛开，整个校园都弥漫着醉人的芳香。尤其是夜晚，在秋天的凉爽的空气里，伴随着从南湖边吹来的看不见的夜风，清凉爽甘洌的桂花的香味一阵阵飘到教室里来，让人恍若置身于月桂蟾宫。以至于当年的我经常身不由己转头看着窗外的夜幕和明净的月光，禁不住掩卷叹息，有此桂香，又有此明月，不去找美女漫步，偏在这里看什么鸟书，人生有何意义？！可那时我并没有女朋友，只能叹口气后重又把头埋在书页之中，试图从中读出“颜如玉”来。
　　实际上，在我看来，每个大学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大学味的，只是有时大家身在其中，不注意而已。像我每次到华东师大去时，如果不急的话，就会到丽娃河边走走。我觉得只要有这条异国情调的经常出现在三十年代前后的作家们如茅盾等人的名著中的小河在流淌，华师大就自有其动人的风格。还有我前女友现妻子的母校武汉大学，其校园里依山傍水的中式传统建筑的壮观雄伟，在全国大学里自成一格，几乎无出其右者，再加上春天樱园的大道上盛开的樱花，就足可以傲视群雄。至于什么在NSC上发了几篇论文，又在什么大学排行榜排到前几名之类的玩意，对于学生来说，完全可以吼一声，见它的鬼去！
　　可说到底，大学味的本质还是林语堂说的那种“书香”。林语堂在《哈佛味》里曾幽默地引用别人嘲讽哈佛的话说，哈佛的人所受的教育不止四年，因为受了四年教育后变成了不“讲理”的人，毕业四年后才能重新变得“讲理”起来。而他觉得自己刚回国时就得了这种“哈佛病”，他可着劲批评中国的时政与文化，无不尖锐而深刻。比如他在《机器与精神》中奋力抨击当时流行的所谓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西方重物质文明的荒诞之语，大声疾呼：
　　我们若还要一味保存东方精神文明，去利用西方的物质，遵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狗屁不通的怪话，（体用本来不能分开，譬如以胃为体以肝为用，这成什么话）恐怕连拾人牙慧都拾不起来，将来还是非永远学海上寓公手里拿着一部《大学》《中庸》（体）去坐西人所造的汽车（用）不成。《大学》《中庸》尽管念的熟烂了，汽车还是自己制造不出来，除了买西洋汽车没有办法。
　　又比如他认为言论自由就是一个人“喊痛的自由”，一个人受了“压迫”，就应该像猫儿叫春一样自由地叫出来，而不是像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再比如他毫不留情地讥讽上海是个“铜臭”和“肉与舞”的大城，是“中西陋俗的总汇”，是个“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的城市。
　　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变得“讲理”了，因为他的“哈佛病”不治而愈了，他开始“幽默”了起来，谈起这些问题就开始变得俏皮了。比如他再说“中体西用”之谬，即以喷了西洋香水的中国美女为喻，赞其为“中体西用”，这么调侃虽不无“幽默”，可到底还是失去了之前的锐利的锋芒。而此后他渐行渐远，成为深情赞美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的使徒。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他在英文写就的《中国人》中，甚至对中国的妓女和纳妾制度也大加赞美，认为这样可以保全家庭的完整，使得社会和谐，不像西方动辄离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但我觉得林语堂这个“哈佛病人”重新成为“中国好人”，其实是件让人很难过的事。因为一个人只要读了大学，被“书香”熏陶了几年，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色彩，所以才会多多少少的有点不“讲理”。而正是因为他们在面对现实时的不“讲理”，才可能使得现实变得比现实要更美好一点，社会也会稍微前进那么一点点。可林语堂明知如此却又放弃了自己的“哈佛味”，不能不说有点遗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希望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味，同时也希望每个读过大学的人也都有点大学味，哪怕是像花露水一样的味道也好，因为花露水的味道虽然转瞬即逝，可也能让人多少闻到一丝清冽的香味，最不济，也可以让人提一下神，醒一下脑。

上海精神

　　大概是因为“上合组织”6月初在青島里提到“上海精神”的缘故，最近，只要谈到上海，“上海精神”这个词就会被人挂在嘴边。用官方的话来说，所谓“上海精神”，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个“上海精神”虽仰之弥高，可其所彰显的“正能量”也让我这个在上海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普通人感到与有荣焉。
　　因为作为一个学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人，深知“上海”长期以来并不被人待见。比如，据我所知，最早提到“上海精神”这个词的可能是周作人，1926年，他在《上海气》这篇散文里第一次提到了“上海精神”这个词。可他嘴里的“上海精神”不仅不高大上，而且几乎还是当时中国“负能量”的大荟萃。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
　　显然，在周作人看来，“上海精神”或“上海气”就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是“过了度”或“俗恶”的文化，并且既不“理性”，也不“风致”，即没有风雅和情调，而且，他在文章里还进一步指出，“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
　　别以为周作人是因为在东京留学多年受到日本人的茶道的影响，比较讲究日常生活的恬淡情调和其中所蕴含的清寂与刹那之美，才对上海这个华洋杂处喧嚣奢靡的大都市不以为然。他的朋友林语堂虽然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来到哈佛读过书，对比上海更为喧嚣的纽约也很熟悉，再后来还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了七八年，可是他对上海同样也是毫不客气。1933年，林语堂写了散文《上海之歌》，在他笔下，上海是个“著名的铜臭的大城”，是“中西陋俗的总汇”，犹如“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不伦不类，总之，一句闲话，上海是座“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的山寨版的西方城市，但却又结合了中国文化的阴暗面，所以变成了个令人作呕的四不像的地方。而且，林语堂还只怕老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早在1930年就用英文写了内容大同小异的《献给上海的赞美诗》（A Hymn to Shanghai ）来疯狂吐槽上海。
　　不过，对于我这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搞文学的人来说，个人认为打击最大的还不是周作人和林语堂这些人，甚至也不是沈从文1934年前后在《论“海派”》等文中当年所怒斥的上海的文学风气：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可我觉得，沈从文虽然批评海派文学和高大上的京派文学相比有点低俗，多少还承认上海是有文学的，但是还有一个人甚至对上海有无文学都提出了巨大的怀疑，他就是对上海最冷酷无情的钱钟书。用上海话来讲，他也是现代作家里最为“出壳”（tricky）的人，1946年，他在小说《猫》里非常“杀根”（Shocking）地说，和北京比起来，“如果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
　　当年我看到钱钟书的这句话时，几乎晕厥，因为这比一万点暴击给人带来的伤害要多好几万倍！没想到我好不容易从南大研究生毕业到了上海的交通大学教书，自以为自己好像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文化了，却被钱钟书这句话无情地一笔勾销了。可钱钟书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要讲高雅的文艺学术，上海当年的大学的实力不仅比不上北京，就是比南京的也差了很多。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1942年1943年搞了两次部聘教授的选拔，先后入选的45名教授都是当时各个学科的大佬，其中人文方面的来自北京和南京的大学的教授占了大头，如西南联大有陈寅恪、冯友兰等，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有提出著名的中国东西地理人文分界线即“瑷珲—腾冲一线”的胡焕庸，还有国学大师胡小石等，来自上海的大学几乎剃了个光头。而之后1948年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中，在人文组的28个院士里，上海的人文学者入选的除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外，也几乎等于零。
　　对此，我除了徒叹奈何之外，也只能暗自庆幸，还好我来的上海已经不是民国的上海了。再说当时的我也来不及“思想”这些高雅的东西，我首先得像每个上海人一样利用自己的“手足”和“腰腹”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生活下去。那时还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区的道路还很狭窄和弯曲，地铁还只有两根线，最长的一号线也才只通到锦江乐园。而我住在和郊区无异的上海东北角的五角场，每次我到自己工作的交大闵行校区上课时，都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骑自行车或者换乘一天到晚挤满人的公交车到徐家汇的交大本部，然后再换学校的总是充满了柴油味的班车颠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闵行的分部。这还是顺利的，有次因为各种堵车，又加上没有赶上班车，我居然用了四个小时才从家里赶到学校，而这时我的课早已经结束了。所以，有次我给关心我的大学同学写信说，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在上海工作，而是在镇江工作。因为从上海乘火车的话，四个小时就可以到镇江了。 　　可是，这对那时没有来过上海的朋友来说，实在是很难理解了。因为大家想象不到上海到底有多大，而当时的交通又有多么不方便。我工作没多久，我的一个在内地工作的南大师兄来上海出差，他晚上到了上海后，迫不及待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备课。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来上海了，因为是第一次来，他马上要和同事去逛外滩的夜景。他让我立即到外滩去和他碰头，因为他在邮电局工作，特地给有集邮爱好的我带了几本内部的集邮册。这当然是免费的。我一方面对师兄这么多年还没有忘记我的小癖好感动的几乎要潸然泪下，可一方面我却不得不冷静下来，因为第二天早上一二节我有课，也就是说，我第二天五点就得起床，赶早班公交车到交大本部，再赶班车到闵行，这样才能在八点之前走入教室，传道授业。而且，那时我还没有手机，他要我到外滩的茫茫人海中去找他，并且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我只能忍痛拒绝了。果然是师兄，他很善解人意地对我说，我晚上可以到他住的宾馆去见他，这样可以和我像在南大时一样连床夜话，然后明天从宾馆直接去交大上课。可是他住的宾馆却在浦东，从浦东到交大的路我一点也不熟悉，而且和他连床夜话一宿之后，我必定真气外泄，第二天估计和学生上课聊天的力气恐怕一丝一毫也没有了。我只好再一次痛苦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邀请。随着电话里传来咔嚓一声，我知道，我和师兄的同床之谊就此告一段落了。之后，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插播一条寻人启示，希望多年后能看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师兄可以原谅我当初的非礼，并请直接加我微信，以告诉我当年的那套集邮册还在不在？我要坦诚地说，这是我二十多年来最牵肠挂肚的事情了。所以，请师兄加我微信遇到验证时，直接回“集邮册还在”就可以了。
　　所以，在上海工作没多久我就发现，在上海，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提前说好才行。因為上海实在太大了，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很有限，不可能过随机的生活。诗人穆旦在1976年写的《冥想》里有两句诗，“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我觉得虽然用在这里不是很合适，但却很能表达我这么多年在上海生活的心声。我想，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在上海生活，几乎没一个不得不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的，但这也只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而已。可能正是这样，上海人在生活中比较理性，不大会因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去浪费自己的情感和精力，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就难免给人一种为人处事很精明也很冷淡的印象。其实，这其中既有文化的关系，也有生活本身的不得已。因为即便是超人，在上海忙忙碌碌一天后，也没多少精力再去做别的事情，以及再勉强打起精神对别人热情相待了。
　　当然，这也是为何上海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分寸感的原因，因为上海太大了，没有谁敢夸口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事情。而每个人也因此感觉到自己的限度，这种限度使得上海人一般不会为人太甚，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也常常给别人留下空间。这个特点或许是让自认为“中庸主义”的周作人吃惊的地方，因为现在的上海人以及文化的最大的特质就是“中庸”，一切都并不追求“过度”，而是追求适可而止。这也许是上海现在已经不是“冒险家的乐园”的原因，首先是上海已无险可冒，其次是上海人一般也不愿意去冒险。
　　很多年前，一个北京的朋友到上海来玩，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当他谈到上海有个朋友的文学观点时，认为很无厘头，他还随口说如果这个朋友在北京对文学作这样的批评的话，可能就叫人给“封杀”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事，且不说上海很少有这样“见义勇为”的人，而是只要他的意见没有影响到自己，大家的态度都是“让伊去”。而即使真的对方批评了自己，最多也是力所能及地吵一吵，骂一骂，决不可能把对方给“封杀”了。上海这么大，不仅谁也不可能“封杀”别人，而且谁也不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所以，张爱玲1943年在《到底是上海人》里说，上海人虽然受到“近代高压生活”的挤压，“新旧文化”的“畸形”的交流，可却养成了“一种奇艺的智慧”，那就是做坏人也是有分寸的：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其实，这也是因为上海比较大，谁也不能一手遮天的缘故。因为恨，也是需要有实力的。可在上海，谁也没有把一个人“恨死”的能力。大家彼此也只好相安无事了。
　　就以我熟悉的上海的大学来说，因为不仅数量多，隶属关系也比较多元，所以只要愿意，一个人在这个大学不高兴了，总可以换个大学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总有口饭吃。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上海，每个人只要有人讨厌，就会有人喜欢，所以，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也只能忍着。这个特点往好点说，就是文化上比较宽容。这也许是上海过去因为华洋杂处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一点，可能是当年批评上海这座城市是“猪油做的西洋点心”的林语堂想不到的。
　　我想，可能也就是这些原因，使得“上海精神”和“北京精神”宏大却失之空疏，或“南京精神”的质朴有余而失之古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就我个人的感受，“上海精神”是比较生活化的，那就是为人处事不会很过分，而是多少都会有点分寸感，不是很容易为情感所左右，再就是比较有包容性了。
　　当然，上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洋派”了。比如，很多年前，上海本地人对外地人一律称之为“乡下人”，随着这些年来的开放，上海本地的朋友忽然发现很多外地人其实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于是就用了“YP”来代替。所谓“YP”，有人说是上海话“洋盘”的缩写，即不了解上海世面的“外国人”，有时也说有点糊涂的本地人，可也有人说是电脑“硬盘”的缩写，表示和上海人这个比较灵活的“软件”相比，有点缺心眼的意思。
　　但这些解释我觉得皆无不可。不瞒大家，有人也说过我是个“YP”，不过，我不仅不生气反而莞尔一笑，因为人家说的没错，我本来就是个“YP”。再次，就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能用大写的“YP”来称呼我这样的人，举目四顾，在中国，也还是比较洋气的上海才能有的。所以，我真心地觉得，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