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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界的反诘：美国要回到胡佛时代吗?
8月初，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以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严肃脸庞为内容的广告，旁边配以大号醒目字体提出的一个问题：“谁愿意回到胡佛时代的贸易政策?”
对美国经济学界而言，这张脸几乎代表了最黑暗的一页。1929年美国股市下滑，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案》(即斯穆特——霍利法案)。该法案建议对进口商品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关税。当时，尽管有1028名经济学家上书反对，该法案还是获得了胡佛总统的签署。随后，以这一法案为代表的贸易政策不断引起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导致美对外贸易萎缩、股市崩溃，并最终演变成美国以及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大萧条。
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呼唤
今年8月，也即经济大萧条过去77年后，美国一家名为“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的研究机构同样征集到了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合签名，强烈要求美国国会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此之前的2007年1～7月份，美国国会共通过67个涉华议案，基本内容就是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威胁对华实施惩罚性关税或者进行贸易制裁。两下对比，一场经济理性与政治思维的较量正在美国大地上展开。
在请愿书中，经济学家们历数中美贸易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切实好处，表达了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提案、反对国会中“似曾相识的可怕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法案”的立场。他们希望此举能让人们了解经济学界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意识到目前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已上升到了一个何等危险的阶段，而这其中尤以参议员鲍卡斯(Max Baucus)、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舒默(ChuckSchumer)和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的《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为代表。
增长俱乐部是一个相信自由经济能带来财富和机会的组织，主张通过促进立法、研究、培训和教育等多种形式促进经济增长，其主席Pat Toomey是一名46岁的共和党人，毕业于哈佛，曾供职于产业界和金融界，1999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过6年众议员。此次增长俱乐部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筹备，给全美的经济学家发邮件，要求他们将请愿信转发给自己的同事，在短时间内就收到了大量来自全国的回复。很多人对该组织这种以实际行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努力表示支持，在该组织网站上签名的经济学家还在持续增加。
此次征集到的签名中还包括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inn Kydland，Edward Prescott，Thomas Schelling以及Vernon Smith。他们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促进美国就业和经济，相反只能带来全球保护主义风潮，从而令世界经济陷入危机。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相生相伴
自由贸易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以自由贸易为基本出发点和前提。理性的经济学家们是一边倒地支持自由贸易的，因为它有利于国际分工，使本国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减少国民开支，提高国民福利，使本国消费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满足；同时自由贸易还有利于减少垄断，降低成本，增加资本积累。上述种种好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福祉有近乎完美的意义，是使贸易各方“共赢”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但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总能够成为政治思维的定势呢?从党派来讲，美国的自由贸易反对者中，民主党人有之，共和党人也有之，但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已完全摒弃了比尔·克林顿时期拥护自由贸易的立场(比如几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已表示了对自由贸易的反对)。究其根源，在当今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大规模经济活动在造福大众的同时，必定会伤害到某些特殊利益团体。而美国国会中的很多成员正好与这些特殊利益团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要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肯定会有一些团体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立法符合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虽可增进本国的整体福利，但也会给落后国家提供“后发优势”，缩小其与美国的差距，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短期内也会受到影响或者损害，这是经济压力引发政治压力的传递机制之一，也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思维的现实依据。
攻击中国的实质就是攻击自由贸易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与自由贸易之路密不可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两国经贸额就不会由1979年的25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62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尽管过去28年的中美贸易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贸易精神正在逐步融入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
美国政府虽多次施压中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但如站在全球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关税保护水平已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关税总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是39％；中国非农产品关税是9％，而全球是29％；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水平现在是6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我国也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坚定拥护者和支持者。无怪乎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拉特利奇都公开呼吁： “攻击中国的实质就是攻击自由贸易”。
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贸易利益必须让位于政治利益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一贯是美国外贸政策的主轴。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美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逐渐高于贸易利益考量，表现形式是对华自由贸易因素减少、 “公平贸易”因素上升。美一方面对中国的亚洲周边邻国实行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双边磋商、世贸组织诉讼、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手段、加大推动对华出口等多元化手段对华施压，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这些手段具有明显的单边性和极强的进攻性。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新一轮对华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冲击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向WTO起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力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施五起对华商品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出台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扩大高技术出口管制产品清单；宣布扩大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调查范围，拟对中国政府促进投资和出口的产业政策展开全面调查，等等。
与政府措施相比，美国国会更是丧失了基本的经济理性，完全进入了以政治思维挂帅的新时代，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对华贸易的密集立法行动：参院财政委员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参院银行委员会通过议案，严格政府对“货币操纵”的界定，取消了布什政府可以对中国不采取行动的豁免权。连美国媒体也极力迎合国会需要，大肆宣扬中国商品威胁论和煽动美国民众对中国商品产生不信任感，将贸易产品质量问题任意扩大化甚至政治化。
经济理性、贸易利益PK政治利益，孰胜孰负?
在美国大选渐近之际，也许经济理性、贸易利益PK政治利益的结局将不如我们希冀的那么美好。无论这一场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辩结果如何，如果经济理性在反华政治思维的强大攻势下，最终让位于政治考量，那么最终受损的也只是美国民众自己的长期经济福利。
8月初，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以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严肃脸庞为内容的广告，旁边配以大号醒目字体提出的一个问题：“谁愿意回到胡佛时代的贸易政策?”
对美国经济学界而言，这张脸几乎代表了最黑暗的一页。1929年美国股市下滑，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案》(即斯穆特——霍利法案)。该法案建议对进口商品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关税。当时，尽管有1028名经济学家上书反对，该法案还是获得了胡佛总统的签署。随后，以这一法案为代表的贸易政策不断引起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导致美对外贸易萎缩、股市崩溃，并最终演变成美国以及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大萧条。
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呼唤
今年8月，也即经济大萧条过去77年后，美国一家名为“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的研究机构同样征集到了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合签名，强烈要求美国国会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此之前的2007年1～7月份，美国国会共通过67个涉华议案，基本内容就是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威胁对华实施惩罚性关税或者进行贸易制裁。两下对比，一场经济理性与政治思维的较量正在美国大地上展开。
在请愿书中，经济学家们历数中美贸易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切实好处，表达了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提案、反对国会中“似曾相识的可怕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法案”的立场。他们希望此举能让人们了解经济学界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意识到目前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已上升到了一个何等危险的阶段，而这其中尤以参议员鲍卡斯(Max Baucus)、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舒默(ChuckSchumer)和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的《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为代表。
增长俱乐部是一个相信自由经济能带来财富和机会的组织，主张通过促进立法、研究、培训和教育等多种形式促进经济增长，其主席Pat Toomey是一名46岁的共和党人，毕业于哈佛，曾供职于产业界和金融界，1999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过6年众议员。此次增长俱乐部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筹备，给全美的经济学家发邮件，要求他们将请愿信转发给自己的同事，在短时间内就收到了大量来自全国的回复。很多人对该组织这种以实际行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努力表示支持，在该组织网站上签名的经济学家还在持续增加。
此次征集到的签名中还包括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inn Kydland，Edward Prescott，Thomas Schelling以及Vernon Smith。他们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促进美国就业和经济，相反只能带来全球保护主义风潮，从而令世界经济陷入危机。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相生相伴
自由贸易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以自由贸易为基本出发点和前提。理性的经济学家们是一边倒地支持自由贸易的，因为它有利于国际分工，使本国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减少国民开支，提高国民福利，使本国消费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满足；同时自由贸易还有利于减少垄断，降低成本，增加资本积累。上述种种好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福祉有近乎完美的意义，是使贸易各方“共赢”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但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总能够成为政治思维的定势呢?从党派来讲，美国的自由贸易反对者中，民主党人有之，共和党人也有之，但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已完全摒弃了比尔·克林顿时期拥护自由贸易的立场(比如几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已表示了对自由贸易的反对)。究其根源，在当今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大规模经济活动在造福大众的同时，必定会伤害到某些特殊利益团体。而美国国会中的很多成员正好与这些特殊利益团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要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肯定会有一些团体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立法符合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虽可增进本国的整体福利，但也会给落后国家提供“后发优势”，缩小其与美国的差距，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短期内也会受到影响或者损害，这是经济压力引发政治压力的传递机制之一，也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思维的现实依据。
攻击中国的实质就是攻击自由贸易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与自由贸易之路密不可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两国经贸额就不会由1979年的25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62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尽管过去28年的中美贸易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贸易精神正在逐步融入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
美国政府虽多次施压中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但如站在全球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关税保护水平已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关税总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是39％；中国非农产品关税是9％，而全球是29％；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水平现在是6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我国也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坚定拥护者和支持者。无怪乎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拉特利奇都公开呼吁： “攻击中国的实质就是攻击自由贸易”。
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贸易利益必须让位于政治利益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一贯是美国外贸政策的主轴。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美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逐渐高于贸易利益考量，表现形式是对华自由贸易因素减少、 “公平贸易”因素上升。美一方面对中国的亚洲周边邻国实行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双边磋商、世贸组织诉讼、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手段、加大推动对华出口等多元化手段对华施压，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这些手段具有明显的单边性和极强的进攻性。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新一轮对华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冲击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向WTO起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力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施五起对华商品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出台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扩大高技术出口管制产品清单；宣布扩大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调查范围，拟对中国政府促进投资和出口的产业政策展开全面调查，等等。
与政府措施相比，美国国会更是丧失了基本的经济理性，完全进入了以政治思维挂帅的新时代，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对华贸易的密集立法行动：参院财政委员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参院银行委员会通过议案，严格政府对“货币操纵”的界定，取消了布什政府可以对中国不采取行动的豁免权。连美国媒体也极力迎合国会需要，大肆宣扬中国商品威胁论和煽动美国民众对中国商品产生不信任感，将贸易产品质量问题任意扩大化甚至政治化。
经济理性、贸易利益PK政治利益，孰胜孰负?
在美国大选渐近之际，也许经济理性、贸易利益PK政治利益的结局将不如我们希冀的那么美好。无论这一场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辩结果如何，如果经济理性在反华政治思维的强大攻势下，最终让位于政治考量，那么最终受损的也只是美国民众自己的长期经济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