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我在建筑工地出差。那里有个小食堂，灯光昏暗，油渍遍布。某次普通的集体进食过程，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对“进食”这一原始行为的厌恶情绪达到了顶峰。
　　那次进食，是正常的，也是异常的。掌管伙食的，是一个外省的老头，他笑嘻嘻地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盘盘煮好的食物——鱼，猪，鸡——用碟子盖好，放在圆桌中央。其他人还没到齐，我不能先吃。我多么想在他们到来前完成自己的午餐。慢慢地，在圆桌周围坐下的人越来越多，新进来的人不断分割圆周的空间，变得逼仄。当我们终于快要贴紧对方时，接下来的集体进食过程，对我来说近乎噩梦。他们疯狂地往嘴里塞食物，我的耳朵灌满“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像有千百只虫子在啃食。我却无法把斜倾的目光，从他们将食物往嘴里塞的行为上移开：那个本来用来说话、歌唱、亲吻的器官，忽然塞满了乱七八糟的食物。那瞬间的意识中，进食的基本功能与意义完全消失，变成了纯粹往身体的一个黑洞强行塞入异物。哦，一个嘴巴，为什么要拥有如此多迥异的、彼此矛盾的用途？一个肉体，被另一个肉体吞没——我害怕被填充，两者相互排斥，带来死亡。
　　然而，这样一个美感彻底崩塌与堕落的行为，正在维持我面前八个人的生命。那瞬间，我体验了这样偏执恐怖的状态，便立刻停住手中的动作，待到人群散去，才重新獲得进食的欲望。身体必要摄取的食物，在不寻常的心灵状态下，都成了身体的异物。可是，它们终将被身体同化，并可能改变了人的精神结构。
　　杨·史云梅耶的《梦魇疯人院》里，生肉也会爬行、接吻、跳舞、进食，与人无异。他曾表示：“食物是我常用的一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身的一个困扰。我对食物的困扰要回到我的童年，我是一个厌食者，曾经被送到疗养院强行喂食。人们对待食物和食用食物的方式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我们的文明。”
　　当我将目光转向内，转向童年，关于食物的奇异记忆与我祖母有关。我曾写过一篇叫《鼠汤》的小说，背景就来自我跟祖母独自生活的那段童年时光。我曾无数次回忆起祖母给我煮鼠汤喝的日子，那是艰难岁月里珍贵的记忆。我小小的身体竟受过一只老鼠血肉的滋养，潜藏着它敏感、谨慎的因子。现在我无法再接受一只老鼠肉体上的滋养，但那段有关祖母的童年记忆却没有给我带来不适。我想，那是因为“鼠汤”早已经同化进了我的记忆里，被时间浸染过，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表达。当陌生的集体进食场面出现时，当我在人群中不安时，食物的困扰再度出现，以更加原始赤裸的姿态。《鸦肉店》同样是这样一种“摄入、产出、交缠”的生命螺旋形式，充满怀疑、恐怖与同化。真实的鼠肉和虚构的乌鸦肉，不过是螺旋的一体两面。
　　在这样一个异物同化的过程中，我产生的困扰在提醒我关于身体的存在。在对峙中感受到的，是那种灵肉双生，亦相互厮杀的内在矛盾。我猜，《鼠汤》中女主人公与姨母之间从对峙到产生精神上的共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捕捉每一次厮杀过程中迸射出来的灵光，循着它的光的轨迹，最终会回到我的内在，掉入潜意识的海洋。在那里，我得以看见埋藏在童年里的秘密；在那里，我得以感受流淌在血液里基因的强大作用。当我被一种力量推动着去创作时，人物、情节、精神结构，是纯粹的虚构，还是遵循着内部的真实？我更倾向于后者。出现在《西鸟》这篇小说里的人物，无一不在家族狂热的遗传基因作用下，发挥自己对于事物强有力的控制与争夺，那是一种在锁链上的表演。正如我在医院检查出甲亢前，血液里多余的荷尔蒙就早已让我夜不能寐，必须与焦虑、抑郁和狂躁斗争。我回想起我妈妈家族的每个人都有甲亢，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冥冥捆绑的基因链条？
　　我们无法砍断这锁链，因为那是人类古老基因的链条，新时代的心灵只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在其上表演自己的舞蹈。链条锁得越紧，身体越痛苦，创造力就被激发得更加剧烈。
　　我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是文学的，但我无法摒弃肉体的存在。我曾体验过这样的灵肉分离状态：我的目光突然抽离身体，仿佛悬垂在上空，对自己成为人类，依靠肉体存活，需要进食，活在极度的世俗中感到绝望。那一刻，身体就是精神的异物。这样的感受通常只持续三秒便消失，这三秒的时间流逝让我觉得极度空虚、不真实。只有经历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后，我才会最终确认灵肉的共存体系。
　　突如其来的偏执，长久持续的敏感，灵肉分离瞬间的痛苦，是我自身的困扰，往外投射出去，所接触、所目睹的事物皆蒙上了变形的阴影，产生了入侵我的威胁。我不得已活在看似无缘由的提心吊胆中。在这种高压的钳制下，反抗中的文学之泉才得以井喷。我可以说，我小说拥有跟我自身绝对统一的气质和内在品格，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身体是母体，我的精神是它重要的子体。在这里，母体必然会反哺子体。这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反哺，而是所有我基于痛苦之由抗拒过的异物，最终以文学的形态反过来哺育我，被我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