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开始了艰苦卓绝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大别山地区是较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区，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但是，由于我们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后紧接着进行了战略转移，因此每次撤走后，国民党反动派都会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围剿”、血腥的镇压，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大别山里常常是“十里无人烟，到处无鸡鸣”。长期的“拉据战”和国民党的反攻，使得这里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到他们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老百姓都不敢接近刘邓大军，更别说是请他们来支援前方抬担架了，就连找个向导都很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在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多打胜仗，“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10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这一条很快做到了。二是严守群众纪律，“这是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我军）的先决条件”。为了落实这一条措施，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给挺进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邓小平还亲自部署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含泪枪毙赵连长
　　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邓小平直接下令枪毙一个违纪的老八路。
　　这个老八路名叫赵桂良，是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三连的副连长，是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功臣。有一天，他到一个名叫总路嘴的镇上买东西，见店里没人，就拿了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了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回了连队。据直接调查此事的总部保卫科科长张立轩向邓小平报告，赵桂良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为了给连里最小的战士牛原平做棉衣，牛原平身材瘦小，经不住冻；拿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板报用；拿的粉条是准备给一位喜欢吃炖粉条的首长改善一下伙食……邓小平听后，长叹一声：“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张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刘伯承也知道，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特别勇敢。刘伯承用痛苦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嘱咐保卫科科长：“你对他讲，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痛心，希望他能理解。”
　　这天下午，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村前的平场上举行。会场的一侧是部队，整齐肃穆，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跑到山里躲避大军闻讯赶回来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大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人啊！”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的手被颤巍巍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员，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
　　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老妈妈的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再也按捺不住，再次去请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邓小平说：“那位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他望向刘伯承，征求这个老搭档的意见，只见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公判场上的枪声响了！邓小平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泪水，说：“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激发全军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士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警卫三连的官兵们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一口厚棺材，安葬了他们的副连长。总路嘴镇里上了年纪的居民至今还记得70年前的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被鲜血染红了的刘邓大军铁的纪律！
　　派人送回两块银元
　　刘伯承、邓小平在亲自抓纪律搞整顿的同时，还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自己制定的群众纪律。
　　1947年10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来到湖北浠县三角山的半山腰，部队休息时，警卫员康理找了个向阳背风的旮旯儿，铺上干草，扶刘伯承坐下。刘伯承突然听见自己的衣襟里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仔细一摸，发现有两块银元缝在了他前襟的补丁里。刘伯承撕开补丁：“我刘伯承真是老眼昏花喽！这一定是房东大娘给补进去的。糟糕糟糕！”
　　警卫员康理也想起来了。刘伯承和邓小平住在山脚下张家榜的一户老乡家里。早上，刘伯承正在俯案研究地图，房东老大爷泡了一壶茶端上来，谁知水装得太满，不小心洒在了地图上。房东见闯了祸，慌忙用袖子擦地图，结果又把紫砂茶壶碰到地上摔碎了。“不要紧，不要紧。这叫碎碎（岁岁）平安嘛！”刘伯承一边弯腰收拾茶壶碎片，一边说着当地的吉利话，又掏出两块银元：“你是为照顾我们摔碎了自家的东西，应该由我们赔偿。”房东说什么也不肯收。刘伯承就把钱塞进他的衣袋里：“损坏东西要賠偿，这是我们的纪律。你要是不收下，我心里会不安的。”房东老大爷没了主意，赶忙回屋去找老伴。康理在院子里听见房东大娘骂她老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东西是你自己摔坏的，能让人家赔吗？再说，还收人家两块银元，你那把破壶能值那么多钱吗？”过了一会儿，房东大娘又端上两碗茶水，递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她发现刘伯承的衣襟上破了一个大口子，叹道：“你们这些当兵打仗的人呐，就像薛平贵，衣裳破了都没人缝补。快脱下来，我帮你补补。”刘伯承难却大娘的好意，就把军装交给了大娘，没想到老大娘把银元缝在了衣襟里。 　　有一天，被刘伯承、邓小平派到地方担任区长的肖明到各村去布置工作，被敌人盯上了。一时无法脱身，他就跑到殷鹏庙湾，一个叫肖本银的汉子把他藏在家里。刚藏好，尾随而来的敌人就进了村。肖本银的妻子为把敌人引开，不顾自己已有五个月的身孕，扭头就往山上跑，她在山上跟敌人兜了一天的圈子。最后，肖明脱险了，她却流产了……
　　受刘邓大军派遣任麻城东木区副书记兼武装工作队队长的赵金良，有一天正在乡下布置土改工作，敌人突然进了村。一时间弄得鸡飞狗跳，村子大乱。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他拔腿就朝村外跑。上百名敌人追出村，赵金良一口气跑到李家，敌人跟着进了村。赵金良越墙、跳房，跑了半个村子也没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敌人堵住了所有出村的路口。他忽然看到一家门口贴着大红喜字，就抬腿闯了进去。正房中间坐着一圈人，正举杯为新郎官祝酒。满屋子人大眼瞪小眼，惊呆了。赵金良说：“打扰了！”然后三两步跨进了洞房。洞房里新娘子一个人坐在床上，见慌慌张张地进来一个陌生人，又羞又怕，浑身哆嗦。赵金良亮明自己的身份，说实在无奈才来此暂避，叫她不要怕，敌人如进房搜查，就说新郎不胜酒力，在床休息。
　　赵金良脱了棉衣藏好。刚钻进新人的被窝，敌人就闯进了外屋，问：“刚才有个人跑到你们家里来了吗？”老百姓七嘴八舌：“没有哇！老总辛苦了，快来喝杯喜酒暖暖身子。”“老总，赶上了，让弟兄们来喝一盅吧。”“喜酒，大吉大利……”洞房的门帘被挑开，敌人凶狠地问：“床上睡的是什么人？”新娘从容答道：“我男人，酒喝多了，睡着了。”
　　看着新娘神态自若，敌人信以为真，退去了。天黑后，这家大爺到村子周围看看确实没有敌人了，才送赵金良出了村。赵金良记得那家男主人姓詹，新娘姓胡。他说：“大别山的乡亲们一次又一次给了我生命，我没齿难忘！”
　　具有拥军光荣传统的大别山人民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他们仍然尽最大力量支援部队，有的群众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下锅的米拿出来送给部队。部队行军作战需要穿鞋，许多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衣服剪掉做鞋。战时，群众还热情地为部队运粮食、抬担架、送伤员。当年，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向霍山展开时，当地政府立即筹粮300多石、担架几百副，安置伤员300多人。张家店战斗时，参战民工和地方武装达2000多人，仅晓天一个地方就筹措大米100多石。
　　部队流动性大，许多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将伤病员接到家里养伤。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负伤后就隐蔽在群众家里。老百姓虽然生活很苦，却四处寻求鸡蛋和大米为他增加营养。在乡亲们的严密保护和精心调养下，郑国仲很快痊愈并重返前线。有这样几句话，是对大别山军民鱼水情的最好写照：最后一把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
　　在大别山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刘邓大军愈战愈勇，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打响解放战争迎接新中国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写下了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