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海水 半是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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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盘点近一两年来国内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或事件,莫过于被媒体称之为“草根文化”的“全面崛起”:《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一大批电视“平民选秀”节目,以迅雷之势在全国四面八方蔓延开来,好不热闹;“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迅速“著名”,成为中国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相声大腕”;默默无闻的“胡戈”以《馒头血案》而一炮走红……这一系列的文化事件被称之是“草根文化的强势亮相”,并由此而成为“2006年的一大文化亮点”。“草根”这个称呼,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可谓出尽了风头。一时间,“草根文化”似乎成了处在社会底层“大众”的代名词、成了与精英文化相抗衡的一股新势力。对此现象,赞赏者称其为“不矫情,来自民间,贴近大众”,鄙视者批评说“粗俗,哗众取宠,难登大雅之堂”。面对“风起云涌”的“草根文化”的“全面崛起”和“强势亮相”,我们究竟持怎样的态度来审视这一文化现象,它的文化动因是什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大众审美价值趋向?笔者以为,只有对“草根文化”的来源及含义作一厘清,方可对这正“风起云涌”的“草根文化现象作出明晰的判断,进而揭示其在文化上的悖论。
  
  一
  
  当“草根”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引用时,其实越来越被我们所误读。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以“草”为首字的词条有66条,《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有76条,都没有收“草根”这个词。那么,究竟什么是“草根”?这个尚未收进汉语词典里的术语,却已广泛见诸“多媒体”的最新语汇。因此,首先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合乎实际,也应合乎国情的注脚。否则,被滥用起来,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一代,特别是“迷网一代”难免不入歧途,至少会影响他们对复杂纷纭的现实世界的清醒认识。
  追根溯源,“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把grass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根据美国学者威廉·萨弗尔的《新政治字典》,这个词最原本的意思指的是采矿时表层以下的土壤。草根一说,最早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彼时美国正浸于淘金狂潮,当时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后来“草根”一说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就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
  它在美国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反映大众的(通常也是乡村的)真实政治诉求。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消费主义的发展,“草根”同时也代表了一种理想有了新生的机会。这时,“草根”也有了更多的文化含义,在文化诉求上向更加自然的状态回归,减少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印记。比如说如今很著名的乡村音乐等。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个时代,现代文明和工业化对文化的影响日甚一日,电视更加普及,通讯技术更加发达了。
  到了今天,“草根”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当今的“草根文化”所依赖的载体已经是电脑和互联网。本来“草根”的含义是更加自然,减少对技术和工业文明的依赖,但当今“草根文化”的载体却是最先进的工业文明。
  “草根”这个词在中国早先出现在一部研究民间戏剧活动的著作《草根的力量》中。草根文化正如《草根的力量》所诠释的,草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本土文化、一种土生土长的原生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让草根自身感觉到了快乐。
  其实,在汉语里,与“草根”意义的相同或相近的说法古已有之,即“草”、“草民”也,因而也可以说,“草根”与中国的渊源关系更为久远。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草”旧指山野、民间,“草民”即平民(与贵族或特权阶层相对),可见,与“草根”意义大同小异。
  而且,在中国文化中,将小人物及其品格同“草”相比拟的情况早已有之,而且,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文化的尊师孔圣人曾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君子具有道德上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小人则居被动地位,就像草一样任风吹拂。再如像“草菅人命”等这类比喻。尽管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予了“草”以正面的含义,歌颂其顽强的生命力,但仍不过是“草民”之比。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草”或“草民”的含义多贬义,用来指称那些出身卑微、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不被尊重、甚或愚昧、无知的黎民百姓。
  只是到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个性解放和科学、民主观念被引入中国,一大批具有草根意识的草根阶层迅速崛起,成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生力军,率领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草民”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一首《小草》唱响大江南北:“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我”虽没有高大的身躯和美丽的外表,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我”是一个生命个体,一个有着顽强意志力的独立生命”,这恰恰是新时代草根精神的写照。草根阶层的这种政治诉求与美国“草根”发展阶段的大众政治诉求虽然具体要求不一样,但他们在对自身的政治诉求的愿望却是惊人的一致,看来,二十世纪上半期在世界范围内,草根的大众政治诉求是一种普遍性的潮流,草根的行动自觉地纳入了世界行列。
  不过,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草根阶层的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乡土社会,农民或草民是社会的主体,城市的平民还不具备一支主要的社会力量,既使是城市平民也打上深深的乡土烙印。其实,就是到了当代,中国的这种乡土性仍没有多大改观,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几乎是全部可以说不出三代祖上都是农民出身。所以,一直以来,草根阶层主要是由农民阶层组成。到了近代,中国的大城市异军突起,城市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伴随着城市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也随之蔓延——主要受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草根的成份由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组成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重新崛起和日益繁荣,草根阶层由日益壮大的民工和城市市民享有了,而几千年来的“草民”已经被时代甩出了“草根”的队伍,成为一个新的阶层——最广大的弱势群体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无论是媒体给予的“草根”头衔还是自诩是“草根”的代言人,有几人真正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有几人从情感上能真正认同草根就是农民呢?看看那些在网上或其他媒体上冠之以“草根”名义的,有些的确是出身卑微,但有几个是农家子弟?其实,在社会的层面,早已将草根实际等同为大众、城市大众,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已悄悄地被排除在外了——尽管他们一直是实实在在的草根阶层。
  从“草根”一词的发源及发展的历程,我们是否对把它做合乎国情的注解:一方面是与政府或决策者等权力集团相对的基层民众,这是草根在社会或政治层面的诉求;另一方面是与主流、精英相对的弱势阶层,这是草根在文化层面的诉求。
  由此,就衍生出了“草根”阶层具有的特点:处于底层,附着于泥土,来自山野、民间,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普通,卑微,不引人注意,但无所不在;弱小,但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自发自生、自然的,不称著于庙堂与精英。
  自然,由草根阶层发展起来独具特色的文化就当是“草根文化”了,相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而言,它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共识,充满鲜活的生命力;是一种长期处于边缘性的、原生态的文化谱系。
  
  二
  
  以上对“草根”和“草根文化”的来源及特点做了阐述,下面就以此为衡量的标准,来谈谈“草根文化”的内在缺陷以及当下“草根文化”的变异——它的悖论之处。
  1. 俗”与“雅”的尴尬。“草根文化”令人喜之爱之的是它的给人带来的清新、活泼、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魅力,丝毫没有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的沉闷的、刻板的套式和死气沉沉的烦闷场面以及高高在上的扳起脸来的威严,它是大众的喜闻乐见的,贴近大众生活的,是“取之于民,乐之于民”。但是,让人诟病的也正是草根文化中取悦大众、娱乐大众、迎合大众的那部分内容,让它们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俗”并不可怕,如今被我们供奉在艺术殿堂里的“高雅艺术”当年也是“草根文化”,从《诗经》到《国风》、从元曲到京剧,无不来自民间,经历了一个由民间到官方、由草根到庙堂的发展过程。因此,所谓的“草根”发展到一定时期,很可能会影响主流文化甚至被后者吸收,从而真正步入艺术的殿堂。可是,当我们审视时下流行的草根文化,如,郭德纲就喜拿熟人和亲友开涮,甚至被告上法庭;上海走红的蔡嘎亮的“有色”笑话上电视就见光死等等。正如一些著名艺术家就批评郭德纲说,为了剧场效果不择手段,什么笑料都用,失去了艺术的追求。针对蔡嘎亮,上海市曲协主席说:“他们不是专业演员,他们说的不是曲艺”。可以说,草根文化中的那些取悦大众的内容,它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草根文化贴近大众、生命力顽强,也可能使其变成“伪文化”和“劣文化”。以原生态、充满生机活力而见长的“草根文化”因其粗、俗,正面临难登大雅之堂的真实困境。
  2. “民星”蜕变成“明星”。草根文化之所以能给大众带来欢娱、带来清新之感而深受大众喜爱,就是因它生长在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生机活力;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而保持了一种原生态的文化,自生自发,自娱自乐着那一方水土上的人们。在主流文化之外,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都有生动活波、具有生命力的草根文化在绵延、草根艺术在流传,如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音乐,以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如近年来火爆的东北二人转,晋、蒙交界地带的二人台,陕西的秦腔、信天游,河北梆子,河南豫剧,安徽黄梅戏,江浙地区的越剧等等。这些存在于边远地带和地方的民间艺术,都很少经过主流意识的规范和疏导而保持其民间特色,特别是边远地带的民间艺术更是保持其完好的原生态艺术样式。要不是去年的青歌赛着实让原生态音乐火了一把,人们真还难以感受川、滇、藏地区的那优美、沁人心脾的原生态艺术的魅力,这可以说是草根文化的地道的典范。
  可是,令人担忧的是,就是那些没有经过主流文化疏导和规范的草根文化,那些传唱着草根艺术的草根艺人由娱乐草根的“民星”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疏导下正蜕变成大众的“明星”。由“民星”走向“明星”的草根艺人在2005-2006年的草根文化的“全面崛起”中已不乏其人。2006年红过半边天的草根艺人当数以一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唱红的阿宝了。依托央视“星光大道”的巨大影响力,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放羊汉成了一个“草根明星”。2007年的“草根明星”则要数“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了。当然,能娱乐大众,给大众带来快乐,这是好事。可是,当一些“草根民星”变成“大众明星”之后,成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宠儿,俨然成为一个精英分子,到处当嘉宾、做形象代言人,一夜之间铜臭味十足。郭德纲的出现,起初确实给越来越不景气的相声界带来了些活力;可是,他火了以后,反而在相声界看不到他的身影,电视剧,主持人,代言人……德纲可是忙得不亦乐乎。更甚的是,成了“大家”的郭德纲,却成为了一个娱乐暴发户,哪还有当初草根民星的半点踪影。
  由此禁不住思忖,是草根文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谄媚气象,希望早日被主流文化“招安”,由边缘走向中心,使自己早日名正言顺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分子?还是主流文化的强大攻势?抑或是市场的巨大诱惑?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文化资源基本上为政府垄断,文化人才基本上归属于国有事业单位,群众性的文化参与与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是完全两个层面,由于体制的隔膜,两者之间难有交汇融通的渠道。文艺人才只有拼命往专业团体挤,挤不上只有转业,基本上不再对曾向往的艺术事业抱希望,大大挫伤了相当一部分有才华、没机遇的文艺人才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事业改革加快,市场化程度加深,给有才华的文艺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包括电视歌手大奖赛,以及近年兴起的PK式选拔等,都有助于有才华者脱颖而出。但市场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个歌手或演员一旦成名,就立刻脱离了原来的“草根”层,摇身一变成“星儿”、“腕儿”,其艺术味道也随之而变,只为市场而演,草根文化的创造力和活力不断下降乃至丧失,给草根文化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看来,说到底还是艺术与功利的问题。草根文化要独立生存,除了要与主流文化的不断规范做较量,还要与强大的市场做长期的搏斗。
  3. 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草根文化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文化程式。也可以说,它是在农业文明状态下形成的一种自足文化。但是,当与以工业文明为主的西方文化遭遇时,特别是带有电、声、光系统的现代电子产品,古老的草根文化就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曾经流传了几百年或上千年的民间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各地都兴起了保护地方戏、民间艺术的活动,无不与此有密切关系。如晋、陕、蒙地带传唱了几百年的信天游、二人台民间小调正受到后继无人的困扰和尴尬境地。其他地方的一些民间艺术也不同程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正因此,草根阶层在文化上希冀回归自然、减少对工业文明的依赖成为自然的诉求。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草根文化在遭受工业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草根文化却在利用工业文明的成果——互联网作为载体来张扬个性、表现自我。如前所述,在我们的社会中,“草民”是没有“个人表达”的权力和空间,“民间”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不被规定的、不被导演的“简单的快乐”往往难求,而今天互联网不断创新的传播和娱乐平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激发了民众的智慧和幽默的天赋;只有到了今天,文字才真正脱离了英雄主义的色彩,变成了个人主义的东西。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里,语言文字推动了它高高在上的地位。从以前的“博客”到现在的“播客”,甚至以后的“维客”,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自己的“网络报纸”、“网络广播”或“网络电视”。正如超级女声在电视上“想唱就唱”,人们在网上也可以“想写就写”、“想说就说”,甚至“想秀就秀”,网络成为了草根民众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最佳场所。即使如芙蓉姐姐这样的普通女孩,只要敢于张扬、勇于表达,也可以一夜成名。互联网时代为草根民众的自我表达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其实,能在网络上表达自我的网民也仅局限在城市里,而真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草根是没有机会享受这等自由的。如前所述,这里的草根只是城市里的大众,也就是有机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包括一部分民工。因此,这里的“草根文化”不妨说是大众参与的文化,是城市大众参与的文化,是城市市民的一次集体自我狂欢。
  通过上文所述,正如笔者在开头说的,我们引用“草根“这个词越多的时候,误读也越深。至此,我们可以说,媒体所谓的“草根文化”的“全面崛起”,是媒体为一些阶层加上去的标签,所谓的“草根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大众文化、或者是大众运用新媒体的参与文化,真正的草根文化却正受到挑战和冲击,真正的草根还蛰伏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所谓的“草根文化”的“全面崛起”实际上是媒体、主流文化和商业利益者三方操纵下的大众的自我吟唱罢了。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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