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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使得農民工的阶层分化问题走进公众的视野，在学术界，农民工的界定已多有论述，然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不一而足。把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界定清楚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前提。农民市民化以及农民职业化将是未来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必然，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农民职业化对于解决农民市民化又是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分化；出路
多年来，学界关于社会分化、分层的研究中，农民工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固定的同一性群体，然而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事实上己经出现的分化，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内容往往被忽略。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存在，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确认，为农民工群体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契机。
农民工的出现及其界定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催生的一支新兴社会群体，他们是从农村社会分化出来的一支精英力量，主要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新型产业工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他们是一个边缘群体，正如其称谓所反映的那样，他们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农民工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
在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教授和王春光教授都认为可以从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地域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陆学艺认为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1]。王春光进一步解释“一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二是制度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三是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属于被雇佣者，雇佣他们的，可以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或外企老板，也可以是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其他拥有农业户口身份、从事非农活动、但不被他人雇用的人不属于农民工，而应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四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总之，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2]。卢海元认为，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业化从业人员，这样的论述与陆学艺、王春光等学者的判断不谋而合，在学界，以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地域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可以认为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
农民工的分化：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农民逐渐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并且开始向城市流动，民工进城现象开始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国家有限制地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80年代中期第一代农民工正式形成。
王春光于2000年选取温州、杭州和深圳三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识别出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首次确认，第一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指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之后王春光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作了修正：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2000年以后年龄在16～25岁之间的外出务工经商的农业流动人口[3]。2006年刘传江、徐玲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2007年许传新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特指年龄在25岁以下的农民工，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2008年刘传江、程建林根据2005年国务院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具体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2010年2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内涵首次作出了阐释：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其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4]。依据唐主任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细分为两个群体：其一，首次进城务工的80后，90后农民工即一般意义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二为农民工二代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该类农民工一般随父母生长生活在城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或是一直生活在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讲，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根据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现实，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则是基于这样几个基本点：第一，遵循陆学艺、王春光等对农民工的界定；第二，对“新生代”作出独特界定。也就是说，笔者认同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阶层的一部分，只是基于某些条件从农民工这一概念中分化出而独立存在。而这些条件主要基于这样几点：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1980年以后。按照王春光研究员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现今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已经有超过30岁的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年龄作为划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依据，还要参照其他因素进行判断。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重要标志，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一般经历了9年义务教育，根据教育部门关于98%以上的入学率，以及以及相关的调研，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经历过初中教育，还有较大的一部分经历过中等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也有部分是经历过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这主要由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经历所使然，农忙时节一般正是其上学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农民子弟正是由于学业而无法参加农业劳动。同时，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的扩展，失地农民不在少数，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也是重要标志之一。农民工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是否会在几年之后进行再一次分化，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二代”或是“XX农民工”，我们不得而知，农民工何时终结。 农民工的出路：农民职业化和市民化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单一性问题，已经涉及到“三农”、城市发展等宏观问题。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推动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归属才是根本。对此笔者有如下思考。
首先是农民职业化的问题：农民职业化是指将农业置于平等的行业竞争之中，交由掌握农业技术的人群从事农业生产，并使之转化为新型农民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农民是一种职业，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到了新中国我国的农业人口也一度超过90%，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是国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新型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之后，笔者认为传统农民也将不复存在，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也将铸就职业化农民。有学者认为，农民职业化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农民这种职业是由经营者或劳动者自我选择的，具有自主性，并能够充分就业、自由流动。二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益。三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可以认为，农民职业化意在强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象征，而仅作为一种职业标识；职业化的农民将专职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其来源不受行业限制，既可以是传统农民，也可以是非农产业中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也就是说，农民职业化的实质是职业身份的转化问题，并非简单的将现有农业人口归类，即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的问题。对于哪些人群可以有效进行农民职业化转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对一部分传统农民的进行数字化、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培训；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毋庸置疑是连接农业生产与现代化科技的天然桥梁，培养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致力于现代农民生产也将成为职业化农民的重要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学历，易于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利于新型农业的发展。三是农业科研人员，是农业现代化的智力保证，也就是说，促进农民科研人员实现农民职业化的转变将极大的有利于新型农业事业的发展。农民职业化也就不存在以户籍为限定的城乡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农民只是一种单纯的职业选择。
毋庸置疑，农民职业化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化分工，加速农业区域专业化进程，进而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同时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其择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农民职业化一方面要有大量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走向非农产业，这就必然要求土地规模经营。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农村人口比重大，目前农业基本上还属传统生计农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还占大部分。这就决定了规模农业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扩散的，小规模分散的农业生产形式极大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扩散及应用和产业化进程。同时，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民职业化意味着超过大量剩余农业人口将脱离农业生产，那么如此巨大的传统农业人口该何去何从。
这就是笔者将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过程。农民市民化将解决大量原有农业人口的去处。笔者认为农民市民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在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措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将大范围的开启农民市民化的大门，这是优化我国社会分层，实现合理社会结构构造的重要步骤。农民的市民化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突破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的必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城市生活多年，对城市具有较为强烈的认同，只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有稳定的工作，市民化便成为必然。现在大规模的推动农民、农民工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然而，推动其市民化是一种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大规模的市民化必将给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严峻的挑战：新市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是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农民工或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条件的允许市民化是现今比较可行的方法，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等大城市正逐步的推动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是农民的市民化的有条件允许正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笔者期待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以此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解放”。二是留守农民的市民化，分为有地农民的市民化和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两个方面。农民的市民化与城市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城市化一般指较大城市用地扩大，城市人口增加，社會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是实现城市化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小工业城镇的城镇化对农村的“侵吞”和“占有”，以及城镇化对农业用地的扩张，这使得依赖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农民不得不转移，迫使农民市民化，或将成为“新市民”；或将另觅生产资料，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论是城市近郊因城市用地而形成的失地农民，还是因小城镇扩张而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两者由于城市发展而被动市民化；或是两者自觉的、主动市民化过程，不论过程如何，两者都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路径选择。然而，新市民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将接踵而至。如何使新市民在城市中生根立足，融于城市社会生活和生产才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当务之急。工业化的推动是化解农民市民化归属的传统动力，然而现代城市的发展，更倾向于工业生产的科技化、信息化，无疑被动的市民化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化发展的需求，工业化的城市人口消解能力也将逐步削弱；不过，现代城市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更多的服务产业与之相匹配，农民市民化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更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机会。
结语
农民工及其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急剧转型的社会流变中找准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根据农民工的阶层划分，明确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特征，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恰当的处理，必然是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当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是较为合理的，依据两类不同农民工的特征对症下药即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第一步。同时笔者认为，在几年之内还会有农民工的阶层分化，因而找到农民工出现的根源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或将成为推动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民工荒”现象[J].求实，2005（7）.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7—308.
[3]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
[4]中国网.中央正式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2010.
【关键词】农民工；分化；出路
多年来，学界关于社会分化、分层的研究中，农民工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固定的同一性群体，然而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事实上己经出现的分化，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内容往往被忽略。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存在，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确认，为农民工群体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契机。
农民工的出现及其界定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催生的一支新兴社会群体，他们是从农村社会分化出来的一支精英力量，主要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新型产业工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他们是一个边缘群体，正如其称谓所反映的那样，他们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农民工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
在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教授和王春光教授都认为可以从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地域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陆学艺认为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1]。王春光进一步解释“一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二是制度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三是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属于被雇佣者，雇佣他们的，可以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或外企老板，也可以是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其他拥有农业户口身份、从事非农活动、但不被他人雇用的人不属于农民工，而应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四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总之，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2]。卢海元认为，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业化从业人员，这样的论述与陆学艺、王春光等学者的判断不谋而合，在学界，以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地域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可以认为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
农民工的分化：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农民逐渐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并且开始向城市流动，民工进城现象开始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国家有限制地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80年代中期第一代农民工正式形成。
王春光于2000年选取温州、杭州和深圳三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识别出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首次确认，第一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指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之后王春光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作了修正：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2000年以后年龄在16～25岁之间的外出务工经商的农业流动人口[3]。2006年刘传江、徐玲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2007年许传新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特指年龄在25岁以下的农民工，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2008年刘传江、程建林根据2005年国务院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具体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2010年2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内涵首次作出了阐释：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其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4]。依据唐主任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细分为两个群体：其一，首次进城务工的80后，90后农民工即一般意义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二为农民工二代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该类农民工一般随父母生长生活在城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或是一直生活在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讲，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根据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现实，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则是基于这样几个基本点：第一，遵循陆学艺、王春光等对农民工的界定；第二，对“新生代”作出独特界定。也就是说，笔者认同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阶层的一部分，只是基于某些条件从农民工这一概念中分化出而独立存在。而这些条件主要基于这样几点：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1980年以后。按照王春光研究员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现今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已经有超过30岁的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年龄作为划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依据，还要参照其他因素进行判断。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重要标志，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一般经历了9年义务教育，根据教育部门关于98%以上的入学率，以及以及相关的调研，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经历过初中教育，还有较大的一部分经历过中等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也有部分是经历过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这主要由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经历所使然，农忙时节一般正是其上学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农民子弟正是由于学业而无法参加农业劳动。同时，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的扩展，失地农民不在少数，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也是重要标志之一。农民工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是否会在几年之后进行再一次分化，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二代”或是“XX农民工”，我们不得而知，农民工何时终结。 农民工的出路：农民职业化和市民化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单一性问题，已经涉及到“三农”、城市发展等宏观问题。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推动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归属才是根本。对此笔者有如下思考。
首先是农民职业化的问题：农民职业化是指将农业置于平等的行业竞争之中，交由掌握农业技术的人群从事农业生产，并使之转化为新型农民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农民是一种职业，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到了新中国我国的农业人口也一度超过90%，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是国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新型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之后，笔者认为传统农民也将不复存在，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也将铸就职业化农民。有学者认为，农民职业化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农民这种职业是由经营者或劳动者自我选择的，具有自主性，并能够充分就业、自由流动。二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益。三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可以认为，农民职业化意在强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象征，而仅作为一种职业标识；职业化的农民将专职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其来源不受行业限制，既可以是传统农民，也可以是非农产业中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也就是说，农民职业化的实质是职业身份的转化问题，并非简单的将现有农业人口归类，即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的问题。对于哪些人群可以有效进行农民职业化转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对一部分传统农民的进行数字化、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培训；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毋庸置疑是连接农业生产与现代化科技的天然桥梁，培养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致力于现代农民生产也将成为职业化农民的重要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学历，易于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利于新型农业的发展。三是农业科研人员，是农业现代化的智力保证，也就是说，促进农民科研人员实现农民职业化的转变将极大的有利于新型农业事业的发展。农民职业化也就不存在以户籍为限定的城乡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农民只是一种单纯的职业选择。
毋庸置疑，农民职业化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化分工，加速农业区域专业化进程，进而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同时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其择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农民职业化一方面要有大量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走向非农产业，这就必然要求土地规模经营。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农村人口比重大，目前农业基本上还属传统生计农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还占大部分。这就决定了规模农业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扩散的，小规模分散的农业生产形式极大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扩散及应用和产业化进程。同时，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民职业化意味着超过大量剩余农业人口将脱离农业生产，那么如此巨大的传统农业人口该何去何从。
这就是笔者将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过程。农民市民化将解决大量原有农业人口的去处。笔者认为农民市民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在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措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将大范围的开启农民市民化的大门，这是优化我国社会分层，实现合理社会结构构造的重要步骤。农民的市民化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突破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的必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城市生活多年，对城市具有较为强烈的认同，只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有稳定的工作，市民化便成为必然。现在大规模的推动农民、农民工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然而，推动其市民化是一种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大规模的市民化必将给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严峻的挑战：新市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是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农民工或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条件的允许市民化是现今比较可行的方法，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等大城市正逐步的推动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是农民的市民化的有条件允许正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笔者期待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以此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解放”。二是留守农民的市民化，分为有地农民的市民化和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两个方面。农民的市民化与城市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城市化一般指较大城市用地扩大，城市人口增加，社會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是实现城市化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小工业城镇的城镇化对农村的“侵吞”和“占有”，以及城镇化对农业用地的扩张，这使得依赖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农民不得不转移，迫使农民市民化，或将成为“新市民”；或将另觅生产资料，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论是城市近郊因城市用地而形成的失地农民，还是因小城镇扩张而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两者由于城市发展而被动市民化；或是两者自觉的、主动市民化过程，不论过程如何，两者都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路径选择。然而，新市民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将接踵而至。如何使新市民在城市中生根立足，融于城市社会生活和生产才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当务之急。工业化的推动是化解农民市民化归属的传统动力，然而现代城市的发展，更倾向于工业生产的科技化、信息化，无疑被动的市民化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化发展的需求，工业化的城市人口消解能力也将逐步削弱；不过，现代城市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更多的服务产业与之相匹配，农民市民化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更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机会。
结语
农民工及其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急剧转型的社会流变中找准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根据农民工的阶层划分，明确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特征，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恰当的处理，必然是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当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是较为合理的，依据两类不同农民工的特征对症下药即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第一步。同时笔者认为，在几年之内还会有农民工的阶层分化，因而找到农民工出现的根源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或将成为推动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民工荒”现象[J].求实，2005（7）.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7—308.
[3]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
[4]中国网.中央正式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