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赵柏田/1969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小说和随笔作家,文化学者。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多种。近年尤以“中华书局·赵柏田作品系列”在知识界和读者群中广为人知,被境内外媒体誉为“黄仁宇与史景迁的合体之作”。
一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有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给打湿了。到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江面的雾汽正在散去,那些像走钢丝一样站在船舷的农妇已经快要把一船船的白菜搬空了。初升的太阳把江面染得如一匹红练,农妇的脸,不知是出了汗还是江水映的,也都酡红着。船是带雨蓬的木帆船,蓬上的青箬是今年新摘的,还有着春天雨水的气息。潮水时涨时退,退潮时,船逐流而下,走得很快,两岸的树、村庄,还有河里的云的影子,在少年的眼里一闪就过去了。但当逆水行驶时,前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半天也赶不了十几里地。连着几天,看厌了河水和堤岸两边单调的树木庄稼,船上又没什么好解闷的,少年觉得时间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简直像这浑黄的河水一样没个尽头。
这一程从乡下到宁波的水路,算来竟走了三天两夜。到上海的船要晚上八点才开,余下的四五个钟头里,父亲带了他去逛了城隍庙,到江厦街买了晚上坐船吃的点心和准备送给上海亲友的咸货,还带着他去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北外滩,看了外国人造的教堂。教堂肃穆的外表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和印像。姚江逶迤西来,至此已到入海处,混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不远处的三江口,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折叠出一条长长的水线。海鸥像一只只明亮的梭子在水面上飞来飞去。
傍晚,吹着咸壳壳的海风,他们来到了江北外滩边的轮船码头。父亲在二等舱找好位置,放好行李,就带着他满船跑开了。
父亲像个好奇的孩子,在船上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一边不住地往纸上画着什么。这个绅士老爷还拉着少年走进了驾驶舱,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模样的人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来,告诉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他们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他们来到锅炉房,司炉正在铲煤,炉膛里腾射而出的火光映着父亲的脸,他的眼里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很久以后,少年都快要忘了这次海上的夜航了,父亲请了一帮木匠来到蒋村家里,让他们按照他画出的图纸打造一只大船。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计划造船。满地的刨花和木屑,院子里飘荡着好闻的树脂香气。船打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木工们往船身上了最后一道桐油,船就下水了。让少年吃惊的是,这艘木船简直是他和父亲一起乘坐过的招商局那艘轮船的缩微版,一样有着驾驶舱和高高的桅杆,只是它不是铁甲的,也没有锅炉房。
父亲把水轮改了好几次,希望能够加快船速,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更糟的是船行一段距离后,水草缠到了水轮上,而且越缠越多,最后连轮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那艘船一直停在村口的河湾里,水一退就搁了浅,船板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一层青苔。它好像被遗忘了,木轮让人拆掉了,桅杆也不知去向,或许是化作了哪一户人家烟囱口冒出的一缕炊烟吧。到少年离开蒋村去美国念书,船还在,那野渡横舟的景像几乎成了蒋村的一个标志。这时已有十年过去了,1908年,离开祖屋前一晚,少年流露出了不舍,父亲说,去吧,跟洋人多学点东西回来,他们精怪着呢,船都造得这么好!
二
蒋梦麟的出生地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六十来户人家,人口约三百人,三面环河,南面一条石板路通向附近的村庄和市镇。蒋氏族谱上说,蒋氏的祖先是在五百多年前的元末,先是从钱塘江源的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开垦江边的新生地。五百多年世代如落叶,蒋村却依然故我,这个村庄的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但这种环境将很快成为陈迹——半个世纪后,本文主人公这样描述这种变化:“这种转变首先是由外国商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文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太平天国时(蒋村人都叫闹长毛的年头),蒋的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成为了钱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蒋的祖父在鉴定币的真假上很有一手,让钱庄同行大为敬佩。可惜他盛年时出了一次意外,伤了一条腿,后来在动切除手术时因血液中毒去世。那一年,蒋的父亲蒋怀清才十二岁。祖父给他留下了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遗产。蒋怀清年未弱冠,由他未来的岳父照顾,由于投资得法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年增加,三十年后已经合到七万两银子了。
蒋怀清在乡下和钱庄业内都有很好的口碑。这个精力过人的地主和钱庄老板,一度迷恋上了风水和算命术,后来又成了一个无师自通的发明家。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照样打造。他设计过带院子和假山的中国老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造过西洋楼房(照着西洋一种过了时的式样),他不安份的脑子里有着种种稀奇八怪的想法。上面说的失败了的造轮船的事发生在蒋梦麟十岁之前,成年后,他把这件事看作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一个实例。
有必要再提一下蒋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背景中,她的美丽和才情已经和温情的中国传统融成了一体。 “一位有教养在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蒋成年后这样描述他的母亲。他清楚地记得,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竹丛的外面环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荫下长着一棵紫荆花树。母亲坐在客厅里,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乡下人说,这么美貌的妇人老是弹唱悲伤的歌是不吉利的。果然天妒红颜,她很年轻就去世了。
三
当约翰·杜威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在1919年的春天来到上海时,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心脏京师重地即将掀起一场风暴,并在短期内迅速席卷国内各大中城市的士子、商人和更广大的市民。当他被脸上盛开着温暖谦卑的笑容的得意门生蒋梦麟和胡适之、陶行知三人迎上岸住进沧州别墅,俯瞰着这座不夜之城的灯火,他还颇为情调地拥吻了他的太太,还像一个热恋中的青年一样,说了句真美啊这就是我梦中的东方。大师是抱着悠游东方的心态来的,并把到这个古老国度进行演讲看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他的游历行程安排是打算从上海到汉口,再上北京,如果藉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他还想逞逞口舌之欲多演讲几次。
3日,4日,大师在上海看市容,进行一些必要的拜会,去了几所院校演讲。5日,准备是由蒋陪同去杭州游玩、演讲的,就在那天一大早,借住在蒋寓的适之先生起床后,听见有人在急促地打门,开了门,进来《时事新报》等上海几家报纸的记者,一见面就递上一张油墨未干的报纸: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法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至此,蒋、胡两人才知道五月四日那天在遥远的京城发生了什么。隔几日,上海、苏杭等地的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使他们隐隐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蔓延,但大师游兴方浓,对东方古国的民情、习俗、制度、学风说实在的又不免隔膜,于是预订的出行线路和房间继续有效,杭州照旧去,西湖照旧游,讲稿照旧念,直到快一周后重新回到上海,这时他们才刚刚听说,蔡(元培)校长已经甩手不干了!
蔡元培年长于蒋二十岁,当蒋走出杭州湾边的小村来到绍兴中西学堂接受最初的新式教育时,蔡正担任着这所学校的监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著名学者(前朝进士)的身上却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蒋曾经满怀着崇敬之情为他的恩师描绘过这样一幅生动的肖像:他那从眼镜上而各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著;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一样的尖锐。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
一周后,亲日官员迫于朝野压力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歇止,大家都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太平了,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元培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辞职离开了北京。
蔡元培悄然到了杭州西湖。他希望像传统的文士一样就此息影山林。大家一劝再劝,他还是不愿意回到北大。他如是反问那些劝他回京的人:你不知道北京是个臭虫窠吗,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去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蒋梦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推上了北大这艘风雨中的危舟。
当校长的滋味又如何呢? “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迅速增加的白发。”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飞虫投到了蛛网里,一不小心就有蜘蛛从屋角爬出来咬上一口。五四之后,实际是蒋在主持北大(蔡复出后,他的职务是总务长),“大学自蒋博士来后,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汤尔和日记),而蒋也是把保存大学以使薪火有传作为了一等一的事来做。“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把原因归之于“大度能容”“思想自由”的“北大之精神”。经历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他觉得自己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淡淡遥望著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入据北京。这个军人政府的首脑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利爪随时准备伸向他不喜欢的人和他垂涎的漂亮女人。《京报》记者邵飘萍遭枪杀后,蒋偶然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出逃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对美国使馆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蒋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每天只以写字消缱都快闷出病来,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太太的掩护下,搭上了一列去天津的火车,再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回到杭州。就像七年前他的前任蔡元培一样,湖光山色中的杭州似乎一直是这些南方文人失意后的安慰。
四
1943年初春的昆明,当五十八岁的蒋梦麟在经由记忆的河道回望上个世纪末杭州湾边的那个小村庄,他一定觉得自己驶入了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时,在中国内陆西南的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跑警报”成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每日的功课,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着还将破碎下去。大学如狂涛落日中的一叶孤舟已由北平迁长沙再迁昆明,喧嚣的战尘把他们驱赶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尽管战前最后一次回乡他这样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蒋自己还是感到迷惘。这在早过了知天命而年的他是少有的。在原北大、清华、天津南开这三所大学战时混合组成的这艘“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里,校务上的事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使他终于有余暇来想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于是他进入了回忆。
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蒋梦麟在进入这项工作时决定,他回忆的应该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并上溯到近世中国的一百年,像所有身处乱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
于是近一百年来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荡,都在这本像自传、像回忆录又像近代史的叫《西潮》的书中风云际会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是蒋看世界的一双清凉之眼。他看到了一百年来国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满、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时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于事无补——哀怨出自情感的蕴蓄与抑制——不如明辨真相。这一切来自于他事必亲历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这个时代,在中西潮交汇的锋面上,在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中。“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他在这本名之曰《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几年前在南岳衡山经历的一次日出:那个像桔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他把这看作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
一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有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给打湿了。到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江面的雾汽正在散去,那些像走钢丝一样站在船舷的农妇已经快要把一船船的白菜搬空了。初升的太阳把江面染得如一匹红练,农妇的脸,不知是出了汗还是江水映的,也都酡红着。船是带雨蓬的木帆船,蓬上的青箬是今年新摘的,还有着春天雨水的气息。潮水时涨时退,退潮时,船逐流而下,走得很快,两岸的树、村庄,还有河里的云的影子,在少年的眼里一闪就过去了。但当逆水行驶时,前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半天也赶不了十几里地。连着几天,看厌了河水和堤岸两边单调的树木庄稼,船上又没什么好解闷的,少年觉得时间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简直像这浑黄的河水一样没个尽头。
这一程从乡下到宁波的水路,算来竟走了三天两夜。到上海的船要晚上八点才开,余下的四五个钟头里,父亲带了他去逛了城隍庙,到江厦街买了晚上坐船吃的点心和准备送给上海亲友的咸货,还带着他去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北外滩,看了外国人造的教堂。教堂肃穆的外表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和印像。姚江逶迤西来,至此已到入海处,混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不远处的三江口,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折叠出一条长长的水线。海鸥像一只只明亮的梭子在水面上飞来飞去。
傍晚,吹着咸壳壳的海风,他们来到了江北外滩边的轮船码头。父亲在二等舱找好位置,放好行李,就带着他满船跑开了。
父亲像个好奇的孩子,在船上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一边不住地往纸上画着什么。这个绅士老爷还拉着少年走进了驾驶舱,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模样的人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来,告诉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他们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他们来到锅炉房,司炉正在铲煤,炉膛里腾射而出的火光映着父亲的脸,他的眼里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很久以后,少年都快要忘了这次海上的夜航了,父亲请了一帮木匠来到蒋村家里,让他们按照他画出的图纸打造一只大船。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计划造船。满地的刨花和木屑,院子里飘荡着好闻的树脂香气。船打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木工们往船身上了最后一道桐油,船就下水了。让少年吃惊的是,这艘木船简直是他和父亲一起乘坐过的招商局那艘轮船的缩微版,一样有着驾驶舱和高高的桅杆,只是它不是铁甲的,也没有锅炉房。
父亲把水轮改了好几次,希望能够加快船速,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更糟的是船行一段距离后,水草缠到了水轮上,而且越缠越多,最后连轮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那艘船一直停在村口的河湾里,水一退就搁了浅,船板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一层青苔。它好像被遗忘了,木轮让人拆掉了,桅杆也不知去向,或许是化作了哪一户人家烟囱口冒出的一缕炊烟吧。到少年离开蒋村去美国念书,船还在,那野渡横舟的景像几乎成了蒋村的一个标志。这时已有十年过去了,1908年,离开祖屋前一晚,少年流露出了不舍,父亲说,去吧,跟洋人多学点东西回来,他们精怪着呢,船都造得这么好!
二
蒋梦麟的出生地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六十来户人家,人口约三百人,三面环河,南面一条石板路通向附近的村庄和市镇。蒋氏族谱上说,蒋氏的祖先是在五百多年前的元末,先是从钱塘江源的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开垦江边的新生地。五百多年世代如落叶,蒋村却依然故我,这个村庄的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但这种环境将很快成为陈迹——半个世纪后,本文主人公这样描述这种变化:“这种转变首先是由外国商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文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太平天国时(蒋村人都叫闹长毛的年头),蒋的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成为了钱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蒋的祖父在鉴定币的真假上很有一手,让钱庄同行大为敬佩。可惜他盛年时出了一次意外,伤了一条腿,后来在动切除手术时因血液中毒去世。那一年,蒋的父亲蒋怀清才十二岁。祖父给他留下了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遗产。蒋怀清年未弱冠,由他未来的岳父照顾,由于投资得法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年增加,三十年后已经合到七万两银子了。
蒋怀清在乡下和钱庄业内都有很好的口碑。这个精力过人的地主和钱庄老板,一度迷恋上了风水和算命术,后来又成了一个无师自通的发明家。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照样打造。他设计过带院子和假山的中国老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造过西洋楼房(照着西洋一种过了时的式样),他不安份的脑子里有着种种稀奇八怪的想法。上面说的失败了的造轮船的事发生在蒋梦麟十岁之前,成年后,他把这件事看作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一个实例。
有必要再提一下蒋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背景中,她的美丽和才情已经和温情的中国传统融成了一体。 “一位有教养在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蒋成年后这样描述他的母亲。他清楚地记得,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竹丛的外面环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荫下长着一棵紫荆花树。母亲坐在客厅里,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乡下人说,这么美貌的妇人老是弹唱悲伤的歌是不吉利的。果然天妒红颜,她很年轻就去世了。
三
当约翰·杜威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在1919年的春天来到上海时,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心脏京师重地即将掀起一场风暴,并在短期内迅速席卷国内各大中城市的士子、商人和更广大的市民。当他被脸上盛开着温暖谦卑的笑容的得意门生蒋梦麟和胡适之、陶行知三人迎上岸住进沧州别墅,俯瞰着这座不夜之城的灯火,他还颇为情调地拥吻了他的太太,还像一个热恋中的青年一样,说了句真美啊这就是我梦中的东方。大师是抱着悠游东方的心态来的,并把到这个古老国度进行演讲看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他的游历行程安排是打算从上海到汉口,再上北京,如果藉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他还想逞逞口舌之欲多演讲几次。
3日,4日,大师在上海看市容,进行一些必要的拜会,去了几所院校演讲。5日,准备是由蒋陪同去杭州游玩、演讲的,就在那天一大早,借住在蒋寓的适之先生起床后,听见有人在急促地打门,开了门,进来《时事新报》等上海几家报纸的记者,一见面就递上一张油墨未干的报纸: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法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至此,蒋、胡两人才知道五月四日那天在遥远的京城发生了什么。隔几日,上海、苏杭等地的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使他们隐隐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蔓延,但大师游兴方浓,对东方古国的民情、习俗、制度、学风说实在的又不免隔膜,于是预订的出行线路和房间继续有效,杭州照旧去,西湖照旧游,讲稿照旧念,直到快一周后重新回到上海,这时他们才刚刚听说,蔡(元培)校长已经甩手不干了!
蔡元培年长于蒋二十岁,当蒋走出杭州湾边的小村来到绍兴中西学堂接受最初的新式教育时,蔡正担任着这所学校的监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著名学者(前朝进士)的身上却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蒋曾经满怀着崇敬之情为他的恩师描绘过这样一幅生动的肖像:他那从眼镜上而各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著;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一样的尖锐。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
一周后,亲日官员迫于朝野压力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歇止,大家都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太平了,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元培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辞职离开了北京。
蔡元培悄然到了杭州西湖。他希望像传统的文士一样就此息影山林。大家一劝再劝,他还是不愿意回到北大。他如是反问那些劝他回京的人:你不知道北京是个臭虫窠吗,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去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蒋梦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推上了北大这艘风雨中的危舟。
当校长的滋味又如何呢? “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迅速增加的白发。”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飞虫投到了蛛网里,一不小心就有蜘蛛从屋角爬出来咬上一口。五四之后,实际是蒋在主持北大(蔡复出后,他的职务是总务长),“大学自蒋博士来后,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汤尔和日记),而蒋也是把保存大学以使薪火有传作为了一等一的事来做。“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把原因归之于“大度能容”“思想自由”的“北大之精神”。经历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他觉得自己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淡淡遥望著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入据北京。这个军人政府的首脑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利爪随时准备伸向他不喜欢的人和他垂涎的漂亮女人。《京报》记者邵飘萍遭枪杀后,蒋偶然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出逃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对美国使馆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蒋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每天只以写字消缱都快闷出病来,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太太的掩护下,搭上了一列去天津的火车,再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回到杭州。就像七年前他的前任蔡元培一样,湖光山色中的杭州似乎一直是这些南方文人失意后的安慰。
四
1943年初春的昆明,当五十八岁的蒋梦麟在经由记忆的河道回望上个世纪末杭州湾边的那个小村庄,他一定觉得自己驶入了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时,在中国内陆西南的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跑警报”成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每日的功课,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着还将破碎下去。大学如狂涛落日中的一叶孤舟已由北平迁长沙再迁昆明,喧嚣的战尘把他们驱赶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尽管战前最后一次回乡他这样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蒋自己还是感到迷惘。这在早过了知天命而年的他是少有的。在原北大、清华、天津南开这三所大学战时混合组成的这艘“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里,校务上的事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使他终于有余暇来想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于是他进入了回忆。
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蒋梦麟在进入这项工作时决定,他回忆的应该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并上溯到近世中国的一百年,像所有身处乱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
于是近一百年来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荡,都在这本像自传、像回忆录又像近代史的叫《西潮》的书中风云际会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是蒋看世界的一双清凉之眼。他看到了一百年来国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满、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时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于事无补——哀怨出自情感的蕴蓄与抑制——不如明辨真相。这一切来自于他事必亲历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这个时代,在中西潮交汇的锋面上,在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中。“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他在这本名之曰《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几年前在南岳衡山经历的一次日出:那个像桔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他把这看作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