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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21年央视春晚中，由相声演员岳云鹏演唱的《最亲的人》成为年度热曲。究其成功原因，首先是其音调框架与东北民歌《送情郎》《摇篮曲》一致，实为江苏民歌《孟姜女》（《春调》）的南歌北唱;其次，其所承载的民俗背景使其成为一首适时应景的新时代“颂春”贺岁之“喜歌”。此外，回顾《中华民谣》《大花轿》《冰糖葫芦》《中国娃》《九九女儿红》等一系列春晚歌曲也都来自这首《孟姜女春调》。这些歌曲都以“传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植根于民族音乐以彰显其民族性”为首要共性特点。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传统文化的文艺思想、创作导向的引领下，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深入学习借鉴传统“里巷歌谣”之精华，以创作出与时代同步、具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且易于传唱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春晚歌曲;城市民谣;里巷歌谣;《孟姜女春调》;《最亲的人》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2172（2021）02 - 0109 - 0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1.02.013
在2021年的央视春晚上，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在相声《年三十的歌》的最后，诙谐地以仿“演唱会”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歌曲《最亲的人》（张维词、徐一鸣曲、陆海涛原唱，2015年收录于同名专辑）。伴随着年三十祥和的氛围，这首歌当时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春晚的欢快气氛推向了高潮。搭载春晚的传播平台，《最亲的人》很快成为大街小巷以及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播放量最高的一首热曲。
探究这首歌5年前产生今天方“火”的原因，首先是春晚特定的氛围和时段因素。歌词中所描绘的“白云蓝天，望眼平川、大步向前”的时代背景，由“门前小树、亲邻好友、爸妈皱纹”等所构建的乡愁亲情，以及“感谢人间爱，感恩最亲的人挂牵。翻过岁月陪伴到永远！”之祝福感言极具亲和力。整首歌虽无跌宕，但在春晚出现则的确是与《一封家书》《常回家看看》等歌一样，恰如其分地应了时景。其次，“小岳岳”不俗的唱功和喜庆的表演使大众在疫情之年得以解压，在喜乐祥和的氛围中感受亲情的温馨。
但毋庸讳言，在近年（乃至今年）春晚推出的众多歌曲中，大多在翌日的年初一伴随着新年的问候也就烟消云散，鲜有继续传唱（听）者;而且，在春晚的舞台上自然也不乏团圆祥和主题的作品以及全国一流的歌者。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亲的人》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下文试从音调来源分析入手，兼及其民俗传统文化寓意，并由点及面，以此个案进而观照同一类型之现象，分析其共性成因，再延展探讨其对当代歌曲创作与接受等诸多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
春晚作为1983年以来几十年稳定不变的“大众狂欢”，是每家每户年夜饭后围坐电视旁的标配。大众对于春晚歌曲的心理期待，通常是以曲调流畅、朗朗上口、易记易唱为首要特征，总会习惯期待在一首歌中听到似曾相识的音调，找到熟悉亲切的感觉。在这种大众心理得到满足的同时，一首成功的春晚歌曲往往还要同时具备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
对《最亲的人》的音调进行溯源、考证可发现，在第一乐段八小节四个方整性乐句中，首句开始的乐汇就是来自东北民歌《送情郎》。这首歌是德云社众生人人张口即来的“社歌”，以及二人转演员个个会唱的小帽“神曲”。因此，当与“小妹妹送情郎”同一曲调的首句唱起时，观众立马产生轻松诙谐之感。后面三句的框架也是在《送情郎》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与这首《送情郎》相似，《最亲的人》还与另一首东北民歌《摇篮曲》①的音调框架完全一致，对比见谱例1。
从音调的溯源来看，其实这两首东北民歌②与苏南民歌《孟姜女》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都是伴随着近代关内移民时传播至关东的江南民歌的南曲北唱。两者之间各乐句的旋律运动形态无太多的改变，都保留了《孟姜女》的四句方整结构，并都通过“2-5-6-5”四个结音体现其起承转合的原则。其变化则在于：《送情郎》的首句分为两个明显的乐节，打破了原曲过于缠绵的音乐性格（这一点在《最亲的人》中也被借鉴）。此外，这两首东北民歌中都出现了五度、六度跳进，与原江南小调委婉之风殊然，体现为一种粗犷、硬朗的北方音乐的性格。而《最亲的人》出于流行歌曲易于演唱的考虑，则是舍弃了跳进，还是以级进流畅进行为主。
由此可见，《最亲的人》创作的母体来源实际还是江苏民歌《孟姜女》。作为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曲之一，其基本音调在全国都有变体，而且《孟姜女》还被称为《春调》，即江南春节期间农村举行迎春、送春、唱春等活动时所唱的民歌。“送春”，也因谐音作“颂春”，即春节期间所唱的“喜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从音调素材来源之《春调》，还是从其“送春”的民俗背景来看，这首由岳云鹏歌于春晚的《最亲的人》都是一首十足适时应景的新时代的“颂春”贺岁之“喜歌”！其旋律虽没运用高超复杂的技术，但却以早已传唱全国、耳熟能详的《孟姜女》为源，在大年三十披上了轻松时尚而又喜庆的外衣，给全国观众带去了满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
如是，这首歌曲的流行得天时地利人和，即除夕岁末之天时、春晚现场之地利，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部署下，有效抗疫，家国同构、国泰民安之“政和”与“人和”。
二
运用《孟姜女》成功创作《最亲的人》是否只是一个个案存在？或只是今年春晚之一例而已？当我们把目光从2021年春晚前移，再投向20世纪末的几年春晚歌曲当中，就会发现无独有偶。是时，也曾有过一系列的春晚歌曲都来自这首《孟姜女春调》。
1.《中华民谣》《大花轿》
如孙浩在1995年春晚演唱的《中华民谣》（张晓松、冯晓泉詞，冯晓泉曲）与火风词曲并在1998年春晚演唱的《大花轿》，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与手法，即在《孟姜女》前两个乐句的基础上加花变奏，将原民歌4小节的篇幅扩展为8小节起承转合的四句乐段。（谱例2） 由乐谱对比可见，两首歌曲都是以《孟姜女》的曲调为框架，半结与终止落音一致，有选择地进行了改造，时分时合，两者介于似与不似之间。
2.《冰糖葫芦》《中国娃》《九九女儿红》
此外，1997年春晚中由张和平、杜澎词，冯晓泉曲，冯晓泉演唱的《冰糖葫芦》（1998年的春晚中刘德华、张信哲、毛宁也演唱了该歌），与解晓东演唱的《中国娃》（曲波词、戚建波曲）的创作素材也来源于《孟姜女》。
前者的基本框架直接来自《孟姜女》的变体《摇篮曲》，不同之处在于其曲调进行中去除了《摇篮曲》中的“5-1”“2-5”的四度跳进，而均为级进，且多次强调了“5-3-2”的下行进行（如第三小节中），使得曲调进行更为亲切自然，民谣风格浓郁。
《中国娃》中也稳定地沿袭着《孟姜女》调首句落2、次句落5的句式及落音特点，相对于其他曲目多在《孟姜女》基础上“加花”变奏，《中国娃》则属于只取其音调骨干框架的“去繁就简”，增加了节奏的动感，使得歌曲的时尚流行感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時期由陈小奇创作的另一首城市民谣《九九女儿红》的主题也是在东北《摇篮曲》基础上的“加花变奏，也同为起承转合四句，乐句落音一致，且摇篮节奏与歌词表现中摇橹的律动规律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足可见两者之间极近的渊源。”①（谱例3）
综上，自1995年开始之后的连续数年春晚中出现的《中华民谣》《大花轿》《冰糖葫芦》《中国娃》等一系列歌曲的母体音调框架悉数来自这首《孟姜女》，可谓是“春晚年年唱《春调》”。
当然，就这首《春调》而言，能够得以如此集中、广泛运用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其具备了诸如结构方整四句体的“起承转合” “鱼咬尾”旋律发展手法、五声性级进旋法叙唱性音调等较为典型的汉族音乐结构思维，使其超越了作为一首单个民歌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歌系，乃至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音乐现象。自20世纪上半叶的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起，至70年代末谷建芬与付林合作的《妈妈的吻》，乃至新世纪何训田推出专辑《云钟》中的第九首《春歌》等影响较大的作品，亦都是在《孟姜女》的基础源源不断再创而成。
亦正所谓，一曲《孟姜女》而可“无限生发、变异传播出佛乐飘飘，唱不尽那苍穹四季，十二月花名，亦述不完的那人间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同时，我们也可见可品《孟姜女》调的同宗变体乃至现代流行变体之间既相同而有异的诸多奥妙”①。
三
春晚在打造“全国人民狂欢”的同时，也及时地将近年最为流行的歌曲推介给全国观众。从某种意义来说，春晚也是时代潮流的风向标。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华民谣》《冰糖葫芦》《中国娃》《九九女儿红》等歌曲的集中出现，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民谣”一时兴起之时。这批歌曲多歌词朴素、平实，旋律与字调相符、随腔而行，彰显出浓郁的民族风味。
若再放宽视野，跳出民谣风歌曲，从历年来登上春晚并传播较广的其他歌曲来看，亦无不遵循这一规律。如1984年春晚李谷一演唱的《迎宾曲》是由广东音乐《步步高》变化而来，1988年春晚彭丽媛演唱的《我们是黄河泰山》的曲调来自河南豫剧，1989年《故园之恋》来自四川神歌《摘葡萄》，1991年《山寨相亲》来自苗族飞歌，1993年《众人划桨开大船》和2000年《纤夫的爱》则是借鉴了船夫号子的体裁形式，1996年的音乐小品《过河》来自二人转，1997年的《亲亲茉莉花》则是将江苏民歌《茉莉花》嵌入为“歌中歌”，1996年、1998年两上春晚的《大中国》则是由《东方红》《东北秧歌·满堂红》《茉莉花》3首曲子组合而成，1998年的《好汉歌》来自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乃至新世纪趋于多元复合创作风格后出现的《青花瓷》 《兰亭序》《万物生》《卷珠帘》等“中国风”歌曲，亦无不沿袭着在创作中以民族音乐的艺术形态体现时代特征的传统。
在这些歌曲的诸多共性特点之中，“歌颂祖国人民、传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植根于民族音乐以彰显其民族性”是首要条件;“普天同庆，盛世欢歌”的文化立场与定位是当下文艺创作的导向标、当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价值引导，即“以民族传统审美精神、审美情感为出发点，挖掘和利用本民族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采用和借鉴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表现语言等因素进行的流行音乐风格的民族化实践”②。在此过程中，民族音乐也借助“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得以广泛迅速传播。这也是提高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加强文化自信之举。
当然，中国流行歌曲创作在践行主旋律性、民族性、人民性、大众性等特征的同时，对于时尚性、创新性的追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互融性不是停留在两者简单的嫁接和改造中，否则就会落入创作模式化的窠臼而难以突破。如在90年代城市民谣风歌曲过于集中出现，在旋法调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雷同的现象，时有如出一炉、相识度过大之感。如以《最亲的人》与《中华民谣》两曲B段乐谱的对比可见，八小节的篇幅中，有将近六小节的曲调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谱例4）
这一现象可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黎锦光、陈歌辛等人时代曲的创作，沿袭至80年代“西北风”歌曲，于今新世纪中国古风歌曲的创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对于这种雷同性与模式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冠以“抄袭”或“复制”之名，而是源于对民间音乐素材语汇学习的不足，以及相关创作经验、技术的相对缺乏，因此其对民族音调的运用上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间所折射出的如何处理创作中“继承与创新” “传统与现代”等辩证性关系问题则值得作曲界和理论界共同进一步深入思考。
结 语
话题再回文首，今年春晚推出的这首《最亲的人》，可以说既是一首近年出现的新歌，也是一首已咏唱了千年的老歌（《春调》）;既是对一首体现着典型中国传统音乐思维与审美的“里巷歌谣”的再创新歌，也是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诸多民俗要素的传承载体。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传统文化的文艺思想、创作导向的引领下，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深入学习借鉴传统“里巷歌谣”之精华，在创作理念、技术方法上由“套用”转为“化用”，以创作出与时代同步，具有坚定文化自信的优秀作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①
在国泰民安、政昌人和之时，年年喜唱《春调》，岁岁再传新谣！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2021-03-22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16BD051）;2020南京师范大学教改课题“从流行音乐切入中国民族音乐教学的新思路”成果。
作者简介：施咏（1971— ），男，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
关键词：春晚歌曲;城市民谣;里巷歌谣;《孟姜女春调》;《最亲的人》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2172（2021）02 - 0109 - 0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1.02.013
在2021年的央视春晚上，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在相声《年三十的歌》的最后，诙谐地以仿“演唱会”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歌曲《最亲的人》（张维词、徐一鸣曲、陆海涛原唱，2015年收录于同名专辑）。伴随着年三十祥和的氛围，这首歌当时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春晚的欢快气氛推向了高潮。搭载春晚的传播平台，《最亲的人》很快成为大街小巷以及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播放量最高的一首热曲。
探究这首歌5年前产生今天方“火”的原因，首先是春晚特定的氛围和时段因素。歌词中所描绘的“白云蓝天，望眼平川、大步向前”的时代背景，由“门前小树、亲邻好友、爸妈皱纹”等所构建的乡愁亲情，以及“感谢人间爱，感恩最亲的人挂牵。翻过岁月陪伴到永远！”之祝福感言极具亲和力。整首歌虽无跌宕，但在春晚出现则的确是与《一封家书》《常回家看看》等歌一样，恰如其分地应了时景。其次，“小岳岳”不俗的唱功和喜庆的表演使大众在疫情之年得以解压，在喜乐祥和的氛围中感受亲情的温馨。
但毋庸讳言，在近年（乃至今年）春晚推出的众多歌曲中，大多在翌日的年初一伴随着新年的问候也就烟消云散，鲜有继续传唱（听）者;而且，在春晚的舞台上自然也不乏团圆祥和主题的作品以及全国一流的歌者。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亲的人》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下文试从音调来源分析入手，兼及其民俗传统文化寓意，并由点及面，以此个案进而观照同一类型之现象，分析其共性成因，再延展探讨其对当代歌曲创作与接受等诸多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
春晚作为1983年以来几十年稳定不变的“大众狂欢”，是每家每户年夜饭后围坐电视旁的标配。大众对于春晚歌曲的心理期待，通常是以曲调流畅、朗朗上口、易记易唱为首要特征，总会习惯期待在一首歌中听到似曾相识的音调，找到熟悉亲切的感觉。在这种大众心理得到满足的同时，一首成功的春晚歌曲往往还要同时具备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
对《最亲的人》的音调进行溯源、考证可发现，在第一乐段八小节四个方整性乐句中，首句开始的乐汇就是来自东北民歌《送情郎》。这首歌是德云社众生人人张口即来的“社歌”，以及二人转演员个个会唱的小帽“神曲”。因此，当与“小妹妹送情郎”同一曲调的首句唱起时，观众立马产生轻松诙谐之感。后面三句的框架也是在《送情郎》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与这首《送情郎》相似，《最亲的人》还与另一首东北民歌《摇篮曲》①的音调框架完全一致，对比见谱例1。
从音调的溯源来看，其实这两首东北民歌②与苏南民歌《孟姜女》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都是伴随着近代关内移民时传播至关东的江南民歌的南曲北唱。两者之间各乐句的旋律运动形态无太多的改变，都保留了《孟姜女》的四句方整结构，并都通过“2-5-6-5”四个结音体现其起承转合的原则。其变化则在于：《送情郎》的首句分为两个明显的乐节，打破了原曲过于缠绵的音乐性格（这一点在《最亲的人》中也被借鉴）。此外，这两首东北民歌中都出现了五度、六度跳进，与原江南小调委婉之风殊然，体现为一种粗犷、硬朗的北方音乐的性格。而《最亲的人》出于流行歌曲易于演唱的考虑，则是舍弃了跳进，还是以级进流畅进行为主。
由此可见，《最亲的人》创作的母体来源实际还是江苏民歌《孟姜女》。作为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曲之一，其基本音调在全国都有变体，而且《孟姜女》还被称为《春调》，即江南春节期间农村举行迎春、送春、唱春等活动时所唱的民歌。“送春”，也因谐音作“颂春”，即春节期间所唱的“喜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从音调素材来源之《春调》，还是从其“送春”的民俗背景来看，这首由岳云鹏歌于春晚的《最亲的人》都是一首十足适时应景的新时代的“颂春”贺岁之“喜歌”！其旋律虽没运用高超复杂的技术，但却以早已传唱全国、耳熟能详的《孟姜女》为源，在大年三十披上了轻松时尚而又喜庆的外衣，给全国观众带去了满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
如是，这首歌曲的流行得天时地利人和，即除夕岁末之天时、春晚现场之地利，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部署下，有效抗疫，家国同构、国泰民安之“政和”与“人和”。
二
运用《孟姜女》成功创作《最亲的人》是否只是一个个案存在？或只是今年春晚之一例而已？当我们把目光从2021年春晚前移，再投向20世纪末的几年春晚歌曲当中，就会发现无独有偶。是时，也曾有过一系列的春晚歌曲都来自这首《孟姜女春调》。
1.《中华民谣》《大花轿》
如孙浩在1995年春晚演唱的《中华民谣》（张晓松、冯晓泉詞，冯晓泉曲）与火风词曲并在1998年春晚演唱的《大花轿》，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与手法，即在《孟姜女》前两个乐句的基础上加花变奏，将原民歌4小节的篇幅扩展为8小节起承转合的四句乐段。（谱例2） 由乐谱对比可见，两首歌曲都是以《孟姜女》的曲调为框架，半结与终止落音一致，有选择地进行了改造，时分时合，两者介于似与不似之间。
2.《冰糖葫芦》《中国娃》《九九女儿红》
此外，1997年春晚中由张和平、杜澎词，冯晓泉曲，冯晓泉演唱的《冰糖葫芦》（1998年的春晚中刘德华、张信哲、毛宁也演唱了该歌），与解晓东演唱的《中国娃》（曲波词、戚建波曲）的创作素材也来源于《孟姜女》。
前者的基本框架直接来自《孟姜女》的变体《摇篮曲》，不同之处在于其曲调进行中去除了《摇篮曲》中的“5-1”“2-5”的四度跳进，而均为级进，且多次强调了“5-3-2”的下行进行（如第三小节中），使得曲调进行更为亲切自然，民谣风格浓郁。
《中国娃》中也稳定地沿袭着《孟姜女》调首句落2、次句落5的句式及落音特点，相对于其他曲目多在《孟姜女》基础上“加花”变奏，《中国娃》则属于只取其音调骨干框架的“去繁就简”，增加了节奏的动感，使得歌曲的时尚流行感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時期由陈小奇创作的另一首城市民谣《九九女儿红》的主题也是在东北《摇篮曲》基础上的“加花变奏，也同为起承转合四句，乐句落音一致，且摇篮节奏与歌词表现中摇橹的律动规律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足可见两者之间极近的渊源。”①（谱例3）
综上，自1995年开始之后的连续数年春晚中出现的《中华民谣》《大花轿》《冰糖葫芦》《中国娃》等一系列歌曲的母体音调框架悉数来自这首《孟姜女》，可谓是“春晚年年唱《春调》”。
当然，就这首《春调》而言，能够得以如此集中、广泛运用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其具备了诸如结构方整四句体的“起承转合” “鱼咬尾”旋律发展手法、五声性级进旋法叙唱性音调等较为典型的汉族音乐结构思维，使其超越了作为一首单个民歌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歌系，乃至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音乐现象。自20世纪上半叶的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起，至70年代末谷建芬与付林合作的《妈妈的吻》，乃至新世纪何训田推出专辑《云钟》中的第九首《春歌》等影响较大的作品，亦都是在《孟姜女》的基础源源不断再创而成。
亦正所谓，一曲《孟姜女》而可“无限生发、变异传播出佛乐飘飘，唱不尽那苍穹四季，十二月花名，亦述不完的那人间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同时，我们也可见可品《孟姜女》调的同宗变体乃至现代流行变体之间既相同而有异的诸多奥妙”①。
三
春晚在打造“全国人民狂欢”的同时，也及时地将近年最为流行的歌曲推介给全国观众。从某种意义来说，春晚也是时代潮流的风向标。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华民谣》《冰糖葫芦》《中国娃》《九九女儿红》等歌曲的集中出现，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民谣”一时兴起之时。这批歌曲多歌词朴素、平实，旋律与字调相符、随腔而行，彰显出浓郁的民族风味。
若再放宽视野，跳出民谣风歌曲，从历年来登上春晚并传播较广的其他歌曲来看，亦无不遵循这一规律。如1984年春晚李谷一演唱的《迎宾曲》是由广东音乐《步步高》变化而来，1988年春晚彭丽媛演唱的《我们是黄河泰山》的曲调来自河南豫剧，1989年《故园之恋》来自四川神歌《摘葡萄》，1991年《山寨相亲》来自苗族飞歌，1993年《众人划桨开大船》和2000年《纤夫的爱》则是借鉴了船夫号子的体裁形式，1996年的音乐小品《过河》来自二人转，1997年的《亲亲茉莉花》则是将江苏民歌《茉莉花》嵌入为“歌中歌”，1996年、1998年两上春晚的《大中国》则是由《东方红》《东北秧歌·满堂红》《茉莉花》3首曲子组合而成，1998年的《好汉歌》来自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乃至新世纪趋于多元复合创作风格后出现的《青花瓷》 《兰亭序》《万物生》《卷珠帘》等“中国风”歌曲，亦无不沿袭着在创作中以民族音乐的艺术形态体现时代特征的传统。
在这些歌曲的诸多共性特点之中，“歌颂祖国人民、传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植根于民族音乐以彰显其民族性”是首要条件;“普天同庆，盛世欢歌”的文化立场与定位是当下文艺创作的导向标、当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价值引导，即“以民族传统审美精神、审美情感为出发点，挖掘和利用本民族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采用和借鉴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表现语言等因素进行的流行音乐风格的民族化实践”②。在此过程中，民族音乐也借助“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得以广泛迅速传播。这也是提高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加强文化自信之举。
当然，中国流行歌曲创作在践行主旋律性、民族性、人民性、大众性等特征的同时，对于时尚性、创新性的追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互融性不是停留在两者简单的嫁接和改造中，否则就会落入创作模式化的窠臼而难以突破。如在90年代城市民谣风歌曲过于集中出现，在旋法调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雷同的现象，时有如出一炉、相识度过大之感。如以《最亲的人》与《中华民谣》两曲B段乐谱的对比可见，八小节的篇幅中，有将近六小节的曲调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谱例4）
这一现象可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黎锦光、陈歌辛等人时代曲的创作，沿袭至80年代“西北风”歌曲，于今新世纪中国古风歌曲的创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对于这种雷同性与模式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冠以“抄袭”或“复制”之名，而是源于对民间音乐素材语汇学习的不足，以及相关创作经验、技术的相对缺乏，因此其对民族音调的运用上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间所折射出的如何处理创作中“继承与创新” “传统与现代”等辩证性关系问题则值得作曲界和理论界共同进一步深入思考。
结 语
话题再回文首，今年春晚推出的这首《最亲的人》，可以说既是一首近年出现的新歌，也是一首已咏唱了千年的老歌（《春调》）;既是对一首体现着典型中国传统音乐思维与审美的“里巷歌谣”的再创新歌，也是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诸多民俗要素的传承载体。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传统文化的文艺思想、创作导向的引领下，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深入学习借鉴传统“里巷歌谣”之精华，在创作理念、技术方法上由“套用”转为“化用”，以创作出与时代同步，具有坚定文化自信的优秀作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①
在国泰民安、政昌人和之时，年年喜唱《春调》，岁岁再传新谣！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2021-03-22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16BD051）;2020南京师范大学教改课题“从流行音乐切入中国民族音乐教学的新思路”成果。
作者简介：施咏（1971— ），男，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