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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乡村社会的历史，更多不应该是纯粹观念史的，而是基于一种生计的物与人之间的交流史。记账以及与之相应的货币流通，自然成为此种交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很难说因此而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无疑是有一种基于账簿理性化的商业精神在其中的。因此乡村社会中，农商角色之间的迁移和转化，也就自然不会那么困难。这种数目字管理的艺术是很值得去更深入研究挖掘一番的。此外，乡村社会亦是一处各类人士的可以归隐之地，也是传统国家力量无法直接抵达形成上下内外之间的一统之地，往往由此自然也会孕育出来一种移民文化的。明末清初中国鼎革时期逃去广东乡下的那些遗民群体，由他们协力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因遗民而移民的文化又暗示出了文化自身会跟随着人去适应一种新的生存环境而有一种新改变的文化转型的必然发生。——赵旭东
摘 要：民间账簿中的货币记录释读一直是一个研究难点。以石仓文书为例，文章考察了清代当地银钱货币的种类和指称，揭示了货币命名背后的市场化逻辑。通过对比价格标识中苏州码与汉字的书写形式，我们认为价格书写体现了当地货币的实际使用方式及统一化渐进历程。而从货币职能入手对货币流通过程作动态还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货币记账与实际行用的关系;综合地契分析，亦可展现乡村社会货币流通结构的历史变迁图景。会计史与货币史研究可借此相互推进。
关键词：清代;民间账簿;货币记录释读;石仓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4 - 0077 - 13
近几十年来，尽管会计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簿记制度的基本问题尚未解决，但明清史学界对账簿的研究重点已向经济史、社会史方向转变[1]。在此过程中，清代货币史研究也从主要依靠官书政典及政府档案，开始变为兼顾民间文献。本文尝试兼顾会计史和货币史两大研究传统，聚焦民间账簿中的货币问题，并进行基础性的释读。
学者们对于民间账簿研究，依因所涉地域、账簿类型，研究取向各有不同。有些学者讨论货币的虚实体系：彭凯翔利用火神会账本关注了由京钱虚实货币构成的近代北京货币体系[2];李真真利用小惠庄经济文书研究了晚清时期短陌东钱和铸币东钱在直隶东安县的流通历史[3]。更多学者整理银钱兑价系列数据。最典型如严中平利用完整、系统的统泰升号商业账簿整理出了直隶宁津县1798-1850年间连续的银钱兑价。1亦有学者研究兑价的波动性。如陈春声即利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家用账簿整理了零散的清代广东银钱兑价数据，描绘了清代广东银钱兑价波动的基本轮廓。2
民间账簿中的货币记录驳杂多样，因此推进相关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准确释读此类信息。在既往研究中，仅有唐智燕从俗字词汇角度对清水江文书中的货币信息做了解读[4];蒋勤、曹树基从数字释读角度论及石仓账簿中的钱制[5]。迄今为止，罕见有贯穿账簿中货币基础词汇、数字释读、钱币考证、货币数据提取，以及货币史议题的研究。这种贯通性的研究，一方面有望打通文字学、钱币学、货币史研究的学科壁垒，另一方面也可为其他民间账簿中货币信息的释读和提取提供一个参考样本。
本文所利用的账簿绝大多数来自《石仓契约》第五辑。不同于政府及大中型商号商业簿记，石仓的这些账簿多属农家账簿。3内容广泛繁杂，书写潦草随意，识别难度大;但因其贴近生产生活，信息可靠且丰富。同时，在新近出版的闽东、客家文书中，我们发现类似的账簿广泛存在。4因此，对石仓契约中的货币信息进行专门解读，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清代货币在乡村社会实际使用情况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对石仓乃至其他地方文书的深入研究。
一、货币的种类与名称
如果将货币定义为在商品交换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那么，清代流通的货币极其复杂。以产生时间和来源论，涵盖古、今、中、外;但择其紧要，当不外乎铜钱、白银、钞票三类。当时在内地铸造的黄铜钱，5分官、私两类。官钱就是由官方铸局按“钱法”规定铸造的钱文，分传统铜钱和新式铜元两类，传统铜钱又有通宝类小平钱和虚值大钱之分。私钱除“伪号钱文”及“局私”外便以民间盗铸者最多，其质量通常较规制官钱低下。白银分生银（称重）和银币（计数）两大类。生银大小形制各异，需称重并估定成色才能计值;成熟的银币由于重量和成色较稳定，久之便与固定平、色、兑的生银形成一定折算比例，最后只需计数使用。银币有打制、机制之分，机制银币又有外国、本国之分。国人发行的钞票亦有新式、旧式之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后发行的银行兑换券称新式钞票，此前由各公私机构发行的钱钞银票称旧式钞票[6]560。
以上所指，多是研究者为货币史、钱币学研究方便而进行的分类。譬如，严格意义上的纸币在石仓并不存在;1而铜钱和白银以何形式存在，其所称、所指是否对应，“名”“实”是否相符，也需进一步研究。掌握这些基础货币信息，将有助于我们科学提取货币价格数据、建立专题数据库，也有助于推进与货币相关的物价、工资、利率乃至金融市场研究。
（一）铜钱、大钱与小钱
首先，考察最常见的铜钱。石仓账簿中记录的普通铜钱，有如下几种称呼：
庚辰二月初壹日，去钱乙〔一〕千文报税。（《嘉庆二十五年阙彤昌号本炉来往簿》）[7]52
光绪六年正月十四日，阙玉璊家消用。共消用钱壹千〇卅三文，五人各派分金钱弍〔贰〕伯〔百〕〇六文。（《同治十二年夫人会簿》）[11]136
[光绪]念〔廿〕九年，蔡玉连。其钱永崇付出。正月廿九日，借去铜钱弍千正。（《光绪三十二年茶排会众马灯流水簿》）[8]10
以上称“钱”“金錢”“铜钱”者，均指一般意义上的钱。其中，“去钱一千文报税”，既能交税，则只可能是制钱。由于清代制钱铸造量巨大，流播甚广，且石仓不似云南铜矿丰盛处多有私铸铜钱流通，故在石仓账簿中出现最多的“钱”，多就指的是制钱。然而，石仓账簿中从不直接出现“制钱”一词。对此，或可如此理解：“制”与非“制”仅对官方认定的主权货币有意义，对一般市场交易而言，只要是能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是否国家法定铸造并不重要。在地方市场上，人们更看重钱文是否完好，有无短折，面值较实值是否过高。所以，在石仓账簿中，人们会记录下“钱”作为货币所体现的各种属性，但不会特意强调官方铸币的一面。同理，“私钱”一词在理论上不会、在实际上也未曾出现过。 其次，看清代的大钱。即便是清人所称“大钱”，也非一定就指咸丰大钱。对此，我们可先对比以下几则材料：
甘肃民间并无私铸之弊，但民间所用之钱亦各府属不等。固有专用大钱者，其钱乃康熙大制钱，皆系旧时宝源、宝泉及各省所铸，目下时价每钱一千二十文值银一两。2
近来市价每小钱一千易银一两二钱四五分，现今大钱止易银一两一钱八分七厘零。3
现在省城以及附近州县虽一律纯用局铸大钱，但每银一两换钱至二千五百余文，其价实觉太贱。4
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等款，均准以官票钱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其余仍交纳实银，以资周转。5
按放期市价每银一两易钱一千六百至一千二百九十文不等，共抵给当十大钱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二串七百五十六文九毫。6
以上称“大钱”者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第一则材料中说的每文重一钱四分的康熙大制钱，后来凡是重量较重的钱都可称“大钱”。第二类是第二、三则材料中的官钱，或称局铸、或专与小钱对比而论。第三类（第四、五则材料所示）才是我们常说的咸丰大钱，或谓大钱制钱，或言明当多少。7由此可知，“大钱”的名、实判定，需结合货币使用时期和具体材料背景而论，不可先入为主，望文生义。
那么，接下来看石仓账簿中的几种“大钱”论述：
十弍月十五日，去白烛弍斤，找去大钱弍百卅七。（《咸丰七年阙翰鹤总簿》）[9]279
初三，玉响来钱四百四十一文，来大钱乙千百四十文。（《同治七年阙翰鹤武童试应试簿》）[10]359
阙执仓，该五月廿三期，本利洋壹元叁角二卜〔分〕。加利洋二角二分。十二月卅日，收来大钱弍百文，二角二分。（《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11]306
[光绪二十六年]阙珠求为首，共来货钱弍千壹百九十四文。即去走求洋银壹元壹角，〡千〇四十五。又去玉响洋银壹元正，〩〥。又去举求大钱壹百文。又去执选大钱壹百文。两讫。（《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11]308
嘉道年间石仓账簿并无大钱记载，咸丰后始有大钱记录。但此大钱是否就为咸丰大钱呢？咸丰四年（1854年），宝浙局始铸大钱，且普遍流通者仅为当十[12]。以《咸丰七年阙翰鹤总簿》材料为例，白烛二斤要“大钱弍百卅七”，如果指的是咸丰重宝当十折合小平钱237文，则当十钱不可能为23.7个。1而《同治七年阙翰鹤武童试应试簿》载“大钱乙千百四十文”，按照石仓账簿的记录习惯，但凡折算钱文，或以苏州码在折算原数下写明，或直写“申”另一种货币的数额，少有不做说明者。且咸丰三年当十大钱在京铸发后，不久即开始贬值，由折十减到折二[2]。很难想象，在石仓，如果存在当十钱，其是可以按原始面额行使，又或是有减价却不在账簿内说明的。
再看《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中的大钱记录。“大钱弍百文，二角二分”，明确写出了折算价格，以此推算的洋钱兑价为909（200/0.22）。该年宁波地区的一份账簿中记录的逐月洋钱兑价均值为1 080，相差无多，这也说明石仓账簿中记录的大钱就是普通制钱。2又，该账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条，来货总计钱2 194文，去洋1元折钱950文，去洋1元1角折钱1 045文，外去大钱共200文，来去基本相符（950+1045+200=2 195）。3同样说明“去”的大钱和“来货”的钱是同一种货币。如是可知，当地所称大钱并非咸丰大钱，而是区分于劣小钱文的官铸良币。此种良币，在他地也以“净钱”“净大钱”“清钱”指称。4
与“大钱”相对，“小钱”在清代文献中有时指官铸轻钱，有时指私钱。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石仓账簿中就有小钱记录。5其载“三月廿三，去钱六十文，宗养、石福仝手。又去钱弍百文，炉自手。又去小钱三百五十文，宝贝手”。[7]8由于没有更多信息，我们仅从该册账簿本身无法知晓此种小钱所指为何。但既有“小钱”，则理论上也当存在“大钱”，而嘉庆时尚无虚值大钱，此亦可反证石仓账簿中的“大钱”其实就是普通制钱。“大钱”与“小钱”并存，更说明小钱极可能为私铸劣钱，“大钱”为官铸好钱。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阙翰鹤总簿》记载：“五月十六日，来钱四千文，小钱卅七囗。” [13]79此中小钱与钱并存，则说明小钱必定不同于一般的“钱”。又，《道光二十六年阙翰鹤总簿》记载：“正月廿四日，来钱壹千文，回小钱卅七文。”[13]167《咸丰元年阙翰鹤总簿》记载：“廿弍日，来钱乙千文，回小钱六十文”。[13]263《咸丰三年阙翰鹤总簿》记载：“来钱乙千六百文，回小钱一百廿九文。”[13]381以此观之，此小钱便不可能是相对于咸丰大钱的小平钱，而应为私钱。所谓“回小钱”，可能指的是来的都是净大钱，而在当地，串钱是可以大小钱混搭使用的，作为来钱皆是净大钱的感谢，就回赠对方一些小钱。
（二）银两与银元
石仓账簿中出现的生银记录非常少。这既与生银本身需称量验色，使用不便有关;也与银元方便交易，对其产生排挤有关6。《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路程》曾记载：“朝玉公祠百获堂，文应、德新等经手借来龙洋弍拾元，龙与英洋价亦同，又钱四拾三文，合计共计银十四两六錢四分，每月二分起息。”7即便是这样少有的银两记录，其使用也仅体现于会计核算中，而基本不用做实际交易。
与生银记录少相反，至晚在嘉庆末期，石仓的银元使用便逐渐增多。石仓账簿中出现的银元种类虽不多，但称呼各异。对此，我们先看一般意义上的指称：
又补五月初九日，去洋钿伍圆五角，申作钱五千弍百八十文。（《嘉庆二十五年阙彤昌号本炉来往簿》）[7]8
先生轿钱艮〔银〕洋一元。（《道光三十年阙翰鹤武生员入泮簿》）[10]220
二会首，阙玉妹。十九年拍出，领去洋四元。（《同治十二年夫人会簿》）[11]13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廿五]共消用钱洋乙元五角正。（《同治十二年夫人会簿》）[11]141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廿九，共结该桥会洋银拾壹元五角二分正。（《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修桥会簿》）[11]126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六，去响洋壹元。（《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11]316
共算钱六百卅一文，中洋七角。（《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阙玉瑾总簿》）[14]160
此中，洋钿、银洋、洋、钱洋、洋银、响洋、中洋都是对银元的指称。银元以其形圆而称“圆”，因音同亦简写为元、员。借用银两的两、钱、分、厘计量体系，元以下分别称角、分、厘[15]。一个大银元称大洋，那么比“元”小的“角”就称中洋。1此外，账簿记录用元、角、分、厘，并不等于实际支付也以此主辅币配合进行。2比如“找去同〔铜〕钱五角” [14]124，“来铜钱洋银五角” [14]191。钱与银角并称，说明的只是记账用银元，实付以铜钱。
再说不同类别的洋。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石仓账簿中就有“人洋”的记载[7]10，直至光绪时，人洋依然在零星使用[16]26。当地也把人洋叫作“洋人”，如“前椙来洋人乙元” [7]20。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该洋面有人像。早期人洋基本指西班牙本洋，在广东、福建，人像又被称为“番”“鬼”“佛”。但在石仓，我们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此种洋几乎只以“人”称，而不论“佛”“鬼”。与林满红用佛教等宗教深入庶民日常生活进而影响其对外國领袖头像钱的认知来解释有所不同[17]，石仓也有各种民间信仰，但人们一般并不将之与货币联系，而是采用一种更为直观、朴素的称法——币面有人的就叫“人洋”，有鸟的就叫“鸟洋”，有龙的就叫“龙洋”。至于那些较抽象的更为一般钱币学研究所熟知的“花边”“双柱”“三工”“四工”“工半”称法，则几乎不见于石仓文书。3
将此与前述铜钱称谓不论“制”与非“制”联系，则我们或可进一步发现石仓地区货币的命名逻辑。其既与官方主权货币命名话语有别，也与宗教文化话语命名有别，它就是一种地方市场的命名逻辑——只管能用于交易，尽量简单易懂且有区分度。4基于此，再说“鸟洋”就比较简单。“鸟洋”即墨西哥鹰洋，后也称“英洋”，在当地亦有“鸟金圆” [16]390之称。此外国银元后来还衍生出一本地版本，即“土版鸟洋” [16]73。其实早在乾隆朝，中国东南沿海就有仿造洋钱的情况，至道光时，各地仿铸的银洋已有广板、福板、杭板、苏板、锡板、吴庄、土板、行庄等称谓。5该处的“土版鸟洋”很可能就是由江西流入的“土版”。在《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路程》中，还出现了龙洋。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花边”“英洋”6等词。根据石仓货币的命名逻辑，该“花边”必定不指本洋，而既然也存在英洋，那么以示区别，“花边”便只可能是龙洋有边齿的意思。事实上，我们还找到了“龙边”的提法，则恰好证明之。7
众所周知，银元由白银铸造而来，但白银有成色，故所铸银元也有成色。1对此，石仓账簿中就出现过“〨二钱洋”“〩钱洋”的称法。2此82、90便是描述成色的。随着洋银行用日广，人们发现不同银元的成色较为稳定，但造假却越来越多。为此，就有机构甚至个人专门对其进行鉴定并加打戳记以示真伪。3在石仓，未被打戳的洋称“光洋”，如“去鸟光洋二元” [16]50。使用时称“无戳现用” [9]83。打戳者，其戳记有曰、大、山、太、上、六、仁、冰、德、堂、才等数十种之多[9]83。在他地，光洋也被称作“净洋”“完板”“清水”，戳多则为“烂板”[17]。打戳起先是为验证银元质量以方便计数行用，然戳多至“烂板”，此银元又只能转为称量使用。此银货计数与称量使用的吊诡转换亦颇可玩味。
总之，民间账簿中的货币称谓复杂且多样，结合相关知识对货币的名、实进行考证十分必要，这是我们进行货币数字释读的基础。石仓账簿中的铜钱仅有良劣之分，良币称大钱，劣币称小钱。银元按币面图案区分为人洋、鹰洋、龙洋，主币银元称大洋，辅币银角称中洋。该简单、朴素的货币命名方法，展现的正是市场化的乡村社会货币行用图景。
二、货币数字的释读
（一）书写形式及转变
石仓账簿中数字的书写体系已由蒋勤、曹树基另文分析，该文认为当地采用的是大小写汉字数字和苏州码两种表达方式[5]。本文则将具体说明，账簿中的数字，在何种情况下会用苏州码书写，在何种情况下会用汉字书写，书写形式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最明显的是两种货币间的折价，特别是折为钱，基本都用苏州码填写。比如“外来洋艮乙元，〩〦” [7]12;“收来洋贰元，〡千百十” [7]186;“收来洋艮乙元作〡千三百” [11]112;“即去走求洋银壹元壹角，〡千〇四十五” [11]308。此中，折价在千位数以内的，相应苏州码可能并无位数说明，需账簿阅读者自行推算。如“外来洋艮乙元，〩〦”中的苏州码就实为960。而折价过千者，则往往在相应苏州码下标注“千”“百”以提示位数。另外，这当中还涉及单价、总价的区分，也需根据前后文判断识别。如“即去走求洋银壹元壹角，〡千〇四十五，因后有“又去玉响洋银壹元正，〩〥” [11]308，所以我们能断定1045是洋1.1元的总价。
将多种货币统合为单种货币（特别是钱），也用苏州码。比如“共收找同太栈来下找洋弍元，〡千百二十，钱乙千七百八十六，合〤丿〔千〕〇廿六” [7]262;“收批正泰栈来下找洋四元，〡丿百四十，钱弍百四十文，合〤〨” [7]300;“收批正泰来下找洋捌元五角，〡千百十，钱壹百九十五文，合〩千〦〣” [7]200;“共收下找洋拾叁元，〡千百卅，钱壹千零五拾文，合〡丿〔万〕〥〧〤” [7]314。此中同样需要注意位数问题，由于统合数额往往较大，有的写明了万、千（原书写有时同用“丿”表示），有的则不写。比如“合〤〨”[7]314，其实是“合4800”。但因是民间账簿，记录时需兼顾便捷性，所以以上归纳也不绝对，偶有例外。比如“收批同泰栈来下找钱捌伯念四文。收批同茂栈来下找洋拾肆元，〡千百〤，钱伍百念文，合来钱十七千三百〇四”。[7]282此种数额更大者（1140*14+520+824=17 304），便直以汉字书写。其若用苏州码写为〡万〧千〣百〇〤自也可行，但较前者要更繁琐。4 单论货币数量，而不做折价、合价计算的，往往不用苏州码。如“找去钱八十三文” [7]224;“收批下找来洋拾元，钱三百六十八文” [7]272。已完成兑换，不再是账面折价的，如“换洋来钱乙千百四十文” [10]356，同样不用苏州码。如此，便可理解“玉银，四月十一，来洋艮钱乙千弍百文” [10]318这条材料中，“洋银钱”并不是某种特殊的钱，而是将洋银兑换成钱的意思。
以此类推。做工工时需折算为铜钱货币的，如“陈金寿，木匠，共五工半，〤十” [13]10，便用苏州码表示。物品需折价表示的，也使用苏州码，如“来正念白一疋，〤〩〥，来竹皮十条，卅” [13]342;“去肉乙亅〔斤〕，〨〥” [7]78。货币工资直接写明货币数量者，如“咸丰元年，林松贵，做长年，工资钱七千八百文” [13]7;“[同治]二年，叶先生，去束金钱弍千文” [13]55，便不用苏州码。买物发生实际交易而非衡量物价者也用汉字书写，如“买水母牛一只，钱十一千文” [13]306。当然，这里面同样有货币计价数额很大而不用苏州码的情况，如“共去肉二百廿八斤，申□钱弍拾千五百廿文” [13]76。在货币计价以外，如物品数量、年月日等也用苏州码书写，则应该说是一种苏州码的扩展使用或误用[5]。
然而为何折价、合价多用苏州码书写？我们认为其关键在于有会计核算意义。比如《道光九年阙德瑞兰花笋干、靛青等土产簿》记录“运正泰栈……八月初三日，阿珍船，运烟拾弍担，下找洋弍元，付船，〡丿百十。洋弍元……运烟弍拾担正。〡〦，完舟力，钱叁千弍百文。十〇，加重砠，完舟力，錢弍百文。十〤，代埠用，钱弍百八十文。廿〤，拆夫酒，钱四百八十文。卅二，叨栈费，钱六百四十文。共完栈钱四千八伯文。收批正泰栈来下找洋四元，〡丿百四十，钱弍百四十文，合〤〨，两讫”[7]300。此中，原始记录用苏州码书写的16、10、14、24是客商在码头卸货、存仓时每担货物所产生的费用，需折价表示。钱三千二百文、二百文、二百八十文、四百八十文、六百四十文是实际支付出去的，无需用苏州码记录，其总数4 800文（3 200+200+280+480+640）也已实付，同样不用苏州码记录。而洋四元，每元折钱1140文，该折算是用苏州码记录的，加上240文钱，会计核算4800文（1 140*4+240），也用苏州码记录。由是可知，要将进出各项包含不同货币的费用全部核算成钱文数值，就必然要求用苏州码在相关项目边简写上折算额。而如果进出的是同种货币，譬如事先将洋照当时货币兑价换成钱，就不用再记录折算额。另外，确也有账簿最后是将各项货币分列统计的，这只能说是他们没有统合成一种货币（会计意义上的本位币）的必要或无此习惯。此两种会计核算方法各有利弊。
时至晚清，石仓账簿中的苏州码货币折算已大为减少，同时以铜钱计价的表示也大为减少。比如《光绪三十二年阙玉瑾来往大簿》记录“四月，又来小流水一本，一卜〔分〕八[厘]。二月初二，来茶叶乙亅，五卜二，来串炮五百声，八卜。廿四，来钱洋三角。卅，来弍扣一钱，钱六卜。十二日，来火只半斤，六卜四……”[14]302此中就不出现苏州码，也没有用铜钱表示的物价。之所以如此，是因当时社会已通行银元，国家也在试图进行币制改革。完整的银元体系设有主辅币，主币银元可用来买大件价高物品，辅币角、分可买小件低价物品。1元、角、分间有固定进制，在计价及实付上配合使用极其便利。2而银两、银元、制钱均为独立货币，相互浮动作价，所以才需用苏州码标注折价。对此，《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有一段话说的明白：
伏查道光三十年增刻简章第二条，载有逐年定于夏季刊刻征信录，通送备查等语……然其中尤以钱码为根据、为最烦琐，此皆因时制宜之故。岁辛亥，轮值绩邑司总、休邑司年提议改良……幸赖在事人员谨慎从事，虽不敢谓条分缕晰足为模范，然向之以钱码为标准者今则银洋钱角，各收各支既无钱串之短长，又免扯折之烦扰，纲举目张，头绪清晰。（民国元年三月吉日）[18]
事实上，石仓账簿中的苏州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用来写明铜钱折价（折其他货币）及不同货币合价（合为铜钱）的。当主辅币银元通行后，大小单位的计价都可以用同一体系货币表示，那么针对银两、银元、铜钱不同货币体系间的折价需求便大为减少。如此，则我们可于民间账簿的书写形式及其转变中窥见币制变迁在地方上的影响，亦可借此了解普通乡民对货币兑价问题的认知与反应。
（二）货币价格释读
所谓货币价格，指的是用一种货币来衡量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在石仓，有记录的货币价格往往指的是洋（主要为人洋、鹰洋）和钱之间的作价。洋以元计，钱以文算，洋价单位为文/元。在实际书写时，直写成洋价（钱）多少文，如“家内洋价乙千六百四十文” [10]238，“作洋价乙千弍百五十文” [11]231。反之，以洋计钱，在理论上也可行，此时钱价单位便为元/文。但一文钱用洋来表示，数值极小且无实用意义，故在账簿中不出现。
当以洋作基准货币，钱作标价货币时，1元洋便用X文钱表示。这种标价方法在我们今天的外汇市场里也叫直接标价法——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合若干单位的本国货币。在石仓，比如“[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一，去人洋弍元，〡三〥” [9]353这条记录，苏州码数字其实是1350，表示的是1元洋=1350文钱。1350数值本身并不带单位，和我们今天说的汇率一样。在当时，这种洋与钱之间的折算，也叫兑价，亦即兑换率，当今学界多称此为“比价”。显然，该兑价就是洋价的数值。数值降低，意味着钱越来越贵，持续降低就成了“洋贱钱贵”;反之，数值升高，意味着洋越来越贵，持续升高就成了“洋贵钱贱”。
在石仓账簿里，《嘉庆二十五年阙彤昌号本炉来往簿》记录“[弍月十三]去人洋一员，〩〦……[三月廿日]外来洋银一元，〩〦……”[7]3-112该年各洋钱兑价均值为960。而在《道光二十九年阙翰鹤总簿》中，“[正月]来人洋弍元，〡〥二……弍月十四日，来洋银弍元，〡〥〤……叁月初七日，去洋艮一元，〡〥〦……”[13]209-252该年洋钱各兑价均值为1540。该时期内，全国性银钱兑价趋势为“银贵钱贱”， [19]而在石仓，也一样是“洋贵钱贱”。于此，或可想见，如将石仓账簿中各年货币兑价数据提取出来，形成序列，研究其波动趋势及特征，并与前人整理的数据作比较，当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但此中涉及数据提取、数据验证、数据库建设、序列建构等一系列工作，我们拟以另一篇文章作单独讨论，在此不再展开。 石仓账簿中的洋钱兑价，除用苏州码直接标注外，也有一些其他标识方法。比如“补五月初九日，去洋钿伍圆五角，申作钱五千弍百八十文”[7]8。 “申”即“换作”意。我们据此可计算出彼时洋钱兑价为960（5280/5.5）。又如“[同治]弍年，来人洋利弍元六角，〡千一，申钱弍千八百六十文” [9]124，此中同时写明了兑价和申钱数额，计算1100=2860/2.6，两相符合。如此标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以苏州码标注的兑价，多数时候是指1元洋与钱的兑换率，是为洋的单价数值。如“玉璠，加七年利人洋一元一角七卜，〡〦〦” [9]121，据该账簿同年其他记录也可佐证，1 660是1元洋与钱的兑换率。再如“[同治]拾叁年八月初九，来〡三洋艮叁元，申钱三千九百。付玉妹手” [11]149。同样，1 300单价折价用苏州码填写，3元共申钱3 900文。还如“四月十一，来洋银钱一千弍百文” [10]318，此中已不见“申”字，但根据文意及同治七年其它兑价数据，我们也可知道1 200是洋钱兑价。倘若再仔细观察几则材料中的数字表示，则可发现，苏州码几乎是用来表示洋银单价折钱的，当实际“申”钱、实际换成钱时，便直接用汉字书写数额。这与前文讲到的书写形式规律颇为一致。
当然，由于石仓存在多种货币，所以货币兑价也不仅仅是洋钱兑价。我们来看《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路程》中的记录：
朝玉公祠百获堂，文应、德新等经手借来龙洋弍拾元，龙与英洋价亦同，又钱四拾三文，合计共计银十四两六钱四分，每月二分起息。……罗宗公祠五谷仙会，连仪、水泉等经手借来龙洋八元，龙与英洋价亦同，计银五两八钱四分。每月二分息，三个月利息算。1
此处“龙与英洋价亦同”说明龙洋与英洋的兑价为1.0。在石仓账簿中，我们发现洋钱兑价在记录时多不说明具体洋的种类，这可能与各种洋都一样作价有关。2根据“来龙洋八元”，计银“五两八钱四分”，我们可以算出洋银兑价为0.73（5.84/8）。另一条材料的计算稍繁琐。龙洋20元与钱43文合计为银14.64两，则该年洋钱兑价为多少？在现有石仓账簿中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该年洋钱兑价数值。为此，我们利用离石仓所在处州府较近的严州府同年记录“龙圆价与洋钱等，每圆兑制钱一千文”[20]和金华府记录“金郡制钱兑价自春至夏，每元九百四五六不等”[21]，择取兑价区间中值970（[940+1 000]/2）计算。43文钱折合洋银0.0 443元（43/970），龙洋20元与43文钱合计为20.0 443元，银洋兑价恰为0.730（14.64/20.0 443）。这就说明账簿内银两、制钱、银元间的兑价可以相互推算，当缺少某项数据时，我们可据同年另两项数值将其计算出来。而在缺少某年某数据时，我们也可用相邻地域数据替补计算1。
另外，龙洋、英洋、银两终归是不同货币。在上海，洋与规元之间的兑价专称“洋厘”，其具有每日行市，细可分为龙洋行市、英洋行市[22]。但在石仓，甚至严州府的分水县，都是龙与英洋价同，这应是当地金融市场较上海不发达的缘故。而龙洋、英洋一元基本重库平七钱二分，按含银90%计算，一个洋元所含纯银的重量为0.648两。在当时，能以0.73折算成银两，则说明银元是有相对银两的升水的，这亦表明银元深受当地人喜爱。2
总之，石仓账簿中的苏州码，多是用来表示商品计价及不同货币折价或合价的，对其进行货币种类、计价数位的正确释读，将有助于科学提取货币兑价数据。伴随银元流通日广，当地货币计价和实付开始向银元体系倾斜，苏州码的使用亦因之减少。洋银流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凸显于账簿计数书写中。
三、货币职能与货币結构
（一）货币的职能
货币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一般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那在石仓，货币是否都具有这些职能，又如何体现呢？
价值尺度。价值尺度是货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是一种用货币来衡量物品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价格高低的职能。在石仓，货币就是用来计价的。可以计物价，如“九月初八日，去茶油一亅，〡百。廿六日，去猪肉乙亅半，〡〦〨” [16]27;“玉璠，每桶水谷洋价二△〔角〕五卜” [14]259。可以计工价，如“道光念四年，陈天洪，泥水，共二十二工半，卅三。颜老司，做鞋，共十工，〤十[13]14。而若将一种货币视为商品，用另一种货币计量，这便是计货币价，其数值即为货币兑价，如“家内洋价乙千六百四十文”。[10]238在多货币状态下，同一货物可有多重价格，如《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阙玉瑾总簿》即载有“九月初七，来红唐〔糖〕一亅，八卜” [14]149;“[五月廿七]又来红唐〔糖〕一亅，〡一卜二” [14]160;“十三日，来红唐〔糖〕半斤，〥〢” [14]172。结合账簿内各货币的表示方法可知，红糖一斤价格或为0.08两（银），或为0.112元（洋），或为104文（钱）。我们据此可进一步计算出银钱兑价为1 300，洋钱兑价为928，洋银兑价为0.71，这些数值在该账簿的其他直接货币兑价记录中（如“又来大钱九百文，计洋艮乙元” [14]154）也可得到证实。借助同种商品具有多种标价，我们还能返回去确认某些只出现“分”（俗写作“卜”）的价格，到底是处在两、钱、分、厘体系下还是处在元、角、分、厘体系下。3此外，以上计价应是买主在买红糖时用不同货币给红糖的标价（账面价），而实际支付则为铜钱。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8分生银的实付额实在太小，而2厘的本洋或鹰洋硬币也不存在。4在可按货币兑价换算成铜钱实付时，人们没必要用更复杂且易起纷争的切割银金属法做交易。
流通手段。流通手段是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借以实现商品价值的职能。比如“十一月十七日，来八力硬弓一张，去钱弍千文”[13]201。在交易弓的过程中，买主“去钱弍千文”，是为让渡价值，同时获得八力硬弓的使用价值;而卖主则是让渡弓的使用价值，获得两千文钱。在石仓账簿中，凡是买物卖物即刻以货币交易（现钱交易）的，那么货币执行的就是流通手段职能。 贮藏手段。贮藏手段是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直接化身被贮藏起来的职能。由于需使货币退出流通（储蓄不是退出流通）且能保存价值，故金属货币天然具备该职能。在石仓，由于账簿资料本身性质所限——基本是记录商品交易、货币流通的，所以仅以账簿资料尚无法描绘该职能的具体体现。这也提示我们，用账簿研究货币问题虽有其独到处，但亦非万能。对货币的研究，还需我们有更广阔的史料视野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支付手段。支付手段是指货币用于清偿债务、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的职能。比如“[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二月初壹日，去钱乙千文报税”[7]52;“[道光十七年]叶增养，做长年，工资钱五千文”[13]6;“道光弍十弍年三月廿日面结本利钱弍千八百八拾四文。当会友面议定，将此项钱文于正月初六日照上年消用单消用，三年以作本利清款，两无反悔”[11]40。此中用钱交税、付工资、付利息，都是执行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当然，在账簿中出现“付”字并不意味着货币就在执行该职能，只有“付”是在商品使用价值让渡与价值实现在时间分离基础上展开时，才是支付手段。如此，就要求我们在解读账簿文字时，需将其还原成动态的、过程性的画面，结合“在地”“有机”分析方法[23]，最大程度挖掘其中信息。
对经济史研究而言，上述职能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项最值得关注。1在国家统一货币前，社会上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物价衡量和实际交易均可用多种货币进行，这就要求我们能区分出计价的货币和实际交易使用的货币。而在货币及商品实际价格发生变动时，买卖双方以何计价，用何支付，则涉及复杂利益博弈，此尚待深入研究。
（二）货币流通结构
人们常用土地契约、借契、账簿、刑科题本、厘金收支报告等资料进行货币流通结构分析。但不同材料、甚至同种材料的不同属性会影响研究结论。比如熊昌锟利用清季浙省厘金收解清单进行研究发现，在百货厘捐中，用银锭要多于用钱，用洋稍少于用钱;但茶厘捐中，则几乎用银锭。此现象与具体收厘规定和实际支付有关系[24]。又如章文钦利用吴渔山《嘉定账簿》和鲁士满《常熟账本》做账目所用货币条数统计，证明用银占比更多[25]。但事实上，该统计仅能证明清代是银钱并用，而用银、用钱占比，其实与具体账簿属性关系更为密切——小额日用账一般记钱更多，大额商业往来账一般记银更多。相比之下，马勇虎利用咸丰元年至咸丰六年徽商志成号《银钱总录》账簿，以其中记录的洋钱兑换次数多于银钱兑换次数证明当时流行洋银，该方法和结论就更严谨[26]。而那些用契约、刑科题本做的研究，因同属一类材料，且有一定样本量，其结论反而更有参考价值。2但李红梅依然对此指出，即便用土地文书做统计，各省差别也很大，而这又与各省地理位置差异及本省货币政策不同影响相关[27]。
具体到石仓。由于这数十本账簿，有的是日用家计账、有的是商业往来账、有的是会社组织账，同为账簿但具体属性不同会导致有些账本出现小额铜钱记录更多，有些账簿出现银元记录更多。并且，这些账簿中有货币的记录并不涵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宣统三年（1909年）所有年份，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也使得我们不能以固定时间间隔来统计各货币出现的频数占比。此外，即便是用词频统计，由于石仓货币称谓复杂，称钱者可能为银角、称洋者可能实用以钱。故在此，我们认为暂不适合以直接词频统计法研究账簿所示货币流通结构，而转以据账簿通读情况先做定性分析。
以有记录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开端，当地就已银两、银元、铜钱并用，此多货币并用的状态持续至清末。由于白银需称重、验色，使用不便，可能在当地不受欢迎，所以账簿中几乎没有白银的记录，而以银元和铜钱记录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称为是记账中的“去兩用元”。在《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阙翰鹤银洋簿》中有“赖永松来人洋七元，付税契”[9]86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官方也已接受用银元纳税，是为银元对银两的进一步排挤。对比银元和铜钱，基本是数大用银元，数小用铜钱。使用时以银元取整，配合铜钱补零，铜钱被当成类似银元的辅币看待，但两者间又无固定兑换比例，故记账时还需用苏州码标注折价。如此，又形成记账和实用上的“元钱并举”。3
到光绪中晚期，银元主辅币使用渐多，已对铜钱形成排挤之势。单就银元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当地就已通行人洋，到光绪时仍有人洋流通，但记录已极少。在人洋早期流通中，为保证质量，其被大量加打戳记。在《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阙翰鹤银洋簿》有记录的110笔人洋币面性状描述中，打戳者占65%，无戳占12%，未加说明者占25%，往后再无专门戳记记录[9]75-116，这就说明人们对外国银元的收受也是渐进的。账簿中第一笔鹰洋于同治二年（1863年）被记录，时距上海通行鹰洋仅相差5年。1此后鹰洋的使用便愈加多增，至光绪初年，已成为当地主要使用的银元，而到光绪晚期，才有零星的龙洋行用记录。
现有对浙江其他地域清代货币流通结构的研究较少，但熊昌锟以《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和《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为基础，研究认为在当时浙东农村，土地买卖和资金借贷中制钱的使用要远超洋银，到清后期，制钱的使用还占绝对优势[24]。然该论点在石仓账簿研究中得不到支持。此或为两地本有差别，或为浙东契约样本过小，或为账簿与土地契约材料各有偏向所致。为此，我们用石仓地区1 655份土地契约文书中出现的货币作补充分析：
由图1亦以看出，石仓银、洋、钱兼用，嘉庆以前白银占主导，嘉庆至光绪中期铜钱占主导，光绪中晚期洋元占主导。此与账簿定性分析颇为一致，且确与浙东情况有别。而账簿则更详细的说明了在光绪时，日用多以银元取整、以铜钱辅助补零，该点在土地交易中因交易数额往往是整数而难以被体现。此外，由于土地交易中的银元多直接称洋，所以我们很难再细分到底为何种洋，而账簿则以其连续、详细的记录帮我们进一步区分了本洋和鹰洋的大致行用转换时间。
可见，在货币行用结构研究中，账簿和土地契约具有互补作用，他们各自从质和量上为复原一地的货币行用变迁图景提供了帮助。而石仓的货币行用与他地相比，有何异同、因何所致、有何影响，则我们会在石仓银钱兑价数据库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分析。 四、结语
石仓账簿，具有一般民间文书底层、在地的特征。其中货币记录显然不同于以往常见的笔记文集、方志及政府档案记载。对石仓账簿中的货币记录进行释读，可拓宽货币史既有研究视野，同时也可为其他账簿中货币信息的研读提供一个参考样本。
石仓主要的金属货币是白银和铜钱。钱有制钱、小钱之分，银有银两、银元之分。地方视野中的钱币指称未必如我们平常认知的那样，其名实尚应经过考证确定。石仓所称大钱，即为规制官钱，所称小钱，多属私铸劣币。西班牙洋盖称人洋，不用“番”“鬼”“佛”称;墨洋多称“鹰”“鸟”，龙洋称“龙”。当地的货币命名，既不受官方“制”与“非制”话语影响，也不受宗教“佛”“鬼”话语影响，所体现的是一种市场化的、实用的逻辑。简单易懂、易区分、平民化是其货币命名精髓所在。
当地货币数字的书写由汉字和苏州码构成。折价、合价等账面记录，多使用苏州码。不作折合，或进出实付者，多直书汉字。光绪以降，当记账货币多以银元元、角、分体系标记时，银元与铜钱间苏州码的扯折便大为减少。从石仓账簿货币记录的书写转变也可看出，不同于王朝国家推行统一货币的历史叙事，地方市场一直以渐进姿态推动着计价货币与实用货币的银元化，这是一种更为实在的货币统一进程。而过往留下的大量苏州码折价记录，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地货币兑价的宝贵材料。
将账簿的文字记载作动态还原，我们还能看到货币所执行的各项职能。在清代，由于货币是多元化的，所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尤应被重视。同一物品，价格可用多种货币表示，甚至支付也可用多种货币进行，那么借助账簿研究的“有机”分析方法，我们便可进一步研究物价与货币兑价的关系。而用账簿研究货币流通结构，也需注意账簿本身属性、所采研究方法问题。结合土地契约文书做综合分析，我们发现石仓在嘉庆前以使用银两为主，嘉庆至同治朝广泛使用铜钱，光绪时银元逐渐排挤铜钱。结果何以如此，与他地相比有何不同，尚待进一步研究。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想见，既然在石仓存在各种货币、各项兑价，则在它地也当如此。由是，清代货币兑价数据的整理便需更为细化。事实上，以广为人知的“彭信威序列”为例，其在《中国货币史》原著“清代制钱市价表”中，在具体银钱市兑价后另注明了所涉地域（如京师、直隶、苏松、闽浙、各省）和所指货币（如京钱、京师大钱、江苏青钱、恶钱）[6]569-578。此即明显表达了在弄清所指货币基础上分区整理兑价数据的意图。而今，伴随各类清史资料不断涌现，我们已具备利用大数据方法系统整理货币兑价的条件。基于此学术关怀，本文即利用石仓账簿，就货币考证和兑价释读作一示例，以期引起更多學者对科学整理货币兑价资料问题的重视。而在数据释读以外，我们还发现，石仓银钱并用的货币行用习惯，在清末演变为以银元体系记账，但实付以银元、银角、制钱。从多元货币竞争观点看，此自是基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货币自由竞争的结果。1但在当时，市场竞争亦非万能。国家在地方货币行用场域中缺席，导致当地缺乏完整主辅币铸币体系，分、厘硬币不得不用制钱代替，这便使得洋钱扯折问题不能被彻底解决。从此亦可看出，对统一货币而言，国家与市场力量缺一不可，只有协同推进，才能最终完成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统一。2
总之，结合民间账簿研究一地货币的名与实，研究货币数字信息的记录与书写，研究货币兑价及购买力，研究货币流通格局，研究货币与物价、工价乃至民众日常生活之关系，都还大有可为。民间账簿可为货币史研究拓展材料来源，货币史研究亦可为深入挖掘账簿信息提供支撑。
感谢曹树基、赵思渊、章毅、娄敏等专家学者提出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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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才茂]
Interpretation of Monetary Information in Private Account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Shicang Documents
HU Yue?feng1，JIANG Qin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cy records in private account books has always been a research difficulty. Taking the Shicang docu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what the local silver and money currencies in Qing dynasty are called and referred to， and reveals the market - oriented currency naming logic behind it. By comparing the Suzhou code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in the price labe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ice writing reflects the actual use of the local currency and the gradual process of currency unification. The dynamic restoration of the currency circul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cy function is helpful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cy bookkeeping and actual usage; Comprehensive land contract analysis can also show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rural social currency circulation structure. The research of accounting history and currency history can advance each other accordingl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private account books; 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cy records; Shicang
摘 要：民间账簿中的货币记录释读一直是一个研究难点。以石仓文书为例，文章考察了清代当地银钱货币的种类和指称，揭示了货币命名背后的市场化逻辑。通过对比价格标识中苏州码与汉字的书写形式，我们认为价格书写体现了当地货币的实际使用方式及统一化渐进历程。而从货币职能入手对货币流通过程作动态还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货币记账与实际行用的关系;综合地契分析，亦可展现乡村社会货币流通结构的历史变迁图景。会计史与货币史研究可借此相互推进。
关键词：清代;民间账簿;货币记录释读;石仓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4 - 0077 - 13
近几十年来，尽管会计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簿记制度的基本问题尚未解决，但明清史学界对账簿的研究重点已向经济史、社会史方向转变[1]。在此过程中，清代货币史研究也从主要依靠官书政典及政府档案，开始变为兼顾民间文献。本文尝试兼顾会计史和货币史两大研究传统，聚焦民间账簿中的货币问题，并进行基础性的释读。
学者们对于民间账簿研究，依因所涉地域、账簿类型，研究取向各有不同。有些学者讨论货币的虚实体系：彭凯翔利用火神会账本关注了由京钱虚实货币构成的近代北京货币体系[2];李真真利用小惠庄经济文书研究了晚清时期短陌东钱和铸币东钱在直隶东安县的流通历史[3]。更多学者整理银钱兑价系列数据。最典型如严中平利用完整、系统的统泰升号商业账簿整理出了直隶宁津县1798-1850年间连续的银钱兑价。1亦有学者研究兑价的波动性。如陈春声即利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家用账簿整理了零散的清代广东银钱兑价数据，描绘了清代广东银钱兑价波动的基本轮廓。2
民间账簿中的货币记录驳杂多样，因此推进相关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准确释读此类信息。在既往研究中，仅有唐智燕从俗字词汇角度对清水江文书中的货币信息做了解读[4];蒋勤、曹树基从数字释读角度论及石仓账簿中的钱制[5]。迄今为止，罕见有贯穿账簿中货币基础词汇、数字释读、钱币考证、货币数据提取，以及货币史议题的研究。这种贯通性的研究，一方面有望打通文字学、钱币学、货币史研究的学科壁垒，另一方面也可为其他民间账簿中货币信息的释读和提取提供一个参考样本。
本文所利用的账簿绝大多数来自《石仓契约》第五辑。不同于政府及大中型商号商业簿记，石仓的这些账簿多属农家账簿。3内容广泛繁杂，书写潦草随意，识别难度大;但因其贴近生产生活，信息可靠且丰富。同时，在新近出版的闽东、客家文书中，我们发现类似的账簿广泛存在。4因此，对石仓契约中的货币信息进行专门解读，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清代货币在乡村社会实际使用情况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对石仓乃至其他地方文书的深入研究。
一、货币的种类与名称
如果将货币定义为在商品交换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那么，清代流通的货币极其复杂。以产生时间和来源论，涵盖古、今、中、外;但择其紧要，当不外乎铜钱、白银、钞票三类。当时在内地铸造的黄铜钱，5分官、私两类。官钱就是由官方铸局按“钱法”规定铸造的钱文，分传统铜钱和新式铜元两类，传统铜钱又有通宝类小平钱和虚值大钱之分。私钱除“伪号钱文”及“局私”外便以民间盗铸者最多，其质量通常较规制官钱低下。白银分生银（称重）和银币（计数）两大类。生银大小形制各异，需称重并估定成色才能计值;成熟的银币由于重量和成色较稳定，久之便与固定平、色、兑的生银形成一定折算比例，最后只需计数使用。银币有打制、机制之分，机制银币又有外国、本国之分。国人发行的钞票亦有新式、旧式之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后发行的银行兑换券称新式钞票，此前由各公私机构发行的钱钞银票称旧式钞票[6]560。
以上所指，多是研究者为货币史、钱币学研究方便而进行的分类。譬如，严格意义上的纸币在石仓并不存在;1而铜钱和白银以何形式存在，其所称、所指是否对应，“名”“实”是否相符，也需进一步研究。掌握这些基础货币信息，将有助于我们科学提取货币价格数据、建立专题数据库，也有助于推进与货币相关的物价、工资、利率乃至金融市场研究。
（一）铜钱、大钱与小钱
首先，考察最常见的铜钱。石仓账簿中记录的普通铜钱，有如下几种称呼：
庚辰二月初壹日，去钱乙〔一〕千文报税。（《嘉庆二十五年阙彤昌号本炉来往簿》）[7]52
光绪六年正月十四日，阙玉璊家消用。共消用钱壹千〇卅三文，五人各派分金钱弍〔贰〕伯〔百〕〇六文。（《同治十二年夫人会簿》）[11]136
[光绪]念〔廿〕九年，蔡玉连。其钱永崇付出。正月廿九日，借去铜钱弍千正。（《光绪三十二年茶排会众马灯流水簿》）[8]10
以上称“钱”“金錢”“铜钱”者，均指一般意义上的钱。其中，“去钱一千文报税”，既能交税，则只可能是制钱。由于清代制钱铸造量巨大，流播甚广，且石仓不似云南铜矿丰盛处多有私铸铜钱流通，故在石仓账簿中出现最多的“钱”，多就指的是制钱。然而，石仓账簿中从不直接出现“制钱”一词。对此，或可如此理解：“制”与非“制”仅对官方认定的主权货币有意义，对一般市场交易而言，只要是能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是否国家法定铸造并不重要。在地方市场上，人们更看重钱文是否完好，有无短折，面值较实值是否过高。所以，在石仓账簿中，人们会记录下“钱”作为货币所体现的各种属性，但不会特意强调官方铸币的一面。同理，“私钱”一词在理论上不会、在实际上也未曾出现过。 其次，看清代的大钱。即便是清人所称“大钱”，也非一定就指咸丰大钱。对此，我们可先对比以下几则材料：
甘肃民间并无私铸之弊，但民间所用之钱亦各府属不等。固有专用大钱者，其钱乃康熙大制钱，皆系旧时宝源、宝泉及各省所铸，目下时价每钱一千二十文值银一两。2
近来市价每小钱一千易银一两二钱四五分，现今大钱止易银一两一钱八分七厘零。3
现在省城以及附近州县虽一律纯用局铸大钱，但每银一两换钱至二千五百余文，其价实觉太贱。4
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等款，均准以官票钱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其余仍交纳实银，以资周转。5
按放期市价每银一两易钱一千六百至一千二百九十文不等，共抵给当十大钱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二串七百五十六文九毫。6
以上称“大钱”者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第一则材料中说的每文重一钱四分的康熙大制钱，后来凡是重量较重的钱都可称“大钱”。第二类是第二、三则材料中的官钱，或称局铸、或专与小钱对比而论。第三类（第四、五则材料所示）才是我们常说的咸丰大钱，或谓大钱制钱，或言明当多少。7由此可知，“大钱”的名、实判定，需结合货币使用时期和具体材料背景而论，不可先入为主，望文生义。
那么，接下来看石仓账簿中的几种“大钱”论述：
十弍月十五日，去白烛弍斤，找去大钱弍百卅七。（《咸丰七年阙翰鹤总簿》）[9]279
初三，玉响来钱四百四十一文，来大钱乙千百四十文。（《同治七年阙翰鹤武童试应试簿》）[10]359
阙执仓，该五月廿三期，本利洋壹元叁角二卜〔分〕。加利洋二角二分。十二月卅日，收来大钱弍百文，二角二分。（《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11]306
[光绪二十六年]阙珠求为首，共来货钱弍千壹百九十四文。即去走求洋银壹元壹角，〡千〇四十五。又去玉响洋银壹元正，〩〥。又去举求大钱壹百文。又去执选大钱壹百文。两讫。（《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11]308
嘉道年间石仓账簿并无大钱记载，咸丰后始有大钱记录。但此大钱是否就为咸丰大钱呢？咸丰四年（1854年），宝浙局始铸大钱，且普遍流通者仅为当十[12]。以《咸丰七年阙翰鹤总簿》材料为例，白烛二斤要“大钱弍百卅七”，如果指的是咸丰重宝当十折合小平钱237文，则当十钱不可能为23.7个。1而《同治七年阙翰鹤武童试应试簿》载“大钱乙千百四十文”，按照石仓账簿的记录习惯，但凡折算钱文，或以苏州码在折算原数下写明，或直写“申”另一种货币的数额，少有不做说明者。且咸丰三年当十大钱在京铸发后，不久即开始贬值，由折十减到折二[2]。很难想象，在石仓，如果存在当十钱，其是可以按原始面额行使，又或是有减价却不在账簿内说明的。
再看《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中的大钱记录。“大钱弍百文，二角二分”，明确写出了折算价格，以此推算的洋钱兑价为909（200/0.22）。该年宁波地区的一份账簿中记录的逐月洋钱兑价均值为1 080，相差无多，这也说明石仓账簿中记录的大钱就是普通制钱。2又，该账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条，来货总计钱2 194文，去洋1元折钱950文，去洋1元1角折钱1 045文，外去大钱共200文，来去基本相符（950+1045+200=2 195）。3同样说明“去”的大钱和“来货”的钱是同一种货币。如是可知，当地所称大钱并非咸丰大钱，而是区分于劣小钱文的官铸良币。此种良币，在他地也以“净钱”“净大钱”“清钱”指称。4
与“大钱”相对，“小钱”在清代文献中有时指官铸轻钱，有时指私钱。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石仓账簿中就有小钱记录。5其载“三月廿三，去钱六十文，宗养、石福仝手。又去钱弍百文，炉自手。又去小钱三百五十文，宝贝手”。[7]8由于没有更多信息，我们仅从该册账簿本身无法知晓此种小钱所指为何。但既有“小钱”，则理论上也当存在“大钱”，而嘉庆时尚无虚值大钱，此亦可反证石仓账簿中的“大钱”其实就是普通制钱。“大钱”与“小钱”并存，更说明小钱极可能为私铸劣钱，“大钱”为官铸好钱。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阙翰鹤总簿》记载：“五月十六日，来钱四千文，小钱卅七囗。” [13]79此中小钱与钱并存，则说明小钱必定不同于一般的“钱”。又，《道光二十六年阙翰鹤总簿》记载：“正月廿四日，来钱壹千文，回小钱卅七文。”[13]167《咸丰元年阙翰鹤总簿》记载：“廿弍日，来钱乙千文，回小钱六十文”。[13]263《咸丰三年阙翰鹤总簿》记载：“来钱乙千六百文，回小钱一百廿九文。”[13]381以此观之，此小钱便不可能是相对于咸丰大钱的小平钱，而应为私钱。所谓“回小钱”，可能指的是来的都是净大钱，而在当地，串钱是可以大小钱混搭使用的，作为来钱皆是净大钱的感谢，就回赠对方一些小钱。
（二）银两与银元
石仓账簿中出现的生银记录非常少。这既与生银本身需称量验色，使用不便有关;也与银元方便交易，对其产生排挤有关6。《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路程》曾记载：“朝玉公祠百获堂，文应、德新等经手借来龙洋弍拾元，龙与英洋价亦同，又钱四拾三文，合计共计银十四两六錢四分，每月二分起息。”7即便是这样少有的银两记录，其使用也仅体现于会计核算中，而基本不用做实际交易。
与生银记录少相反，至晚在嘉庆末期，石仓的银元使用便逐渐增多。石仓账簿中出现的银元种类虽不多，但称呼各异。对此，我们先看一般意义上的指称：
又补五月初九日，去洋钿伍圆五角，申作钱五千弍百八十文。（《嘉庆二十五年阙彤昌号本炉来往簿》）[7]8
先生轿钱艮〔银〕洋一元。（《道光三十年阙翰鹤武生员入泮簿》）[10]220
二会首，阙玉妹。十九年拍出，领去洋四元。（《同治十二年夫人会簿》）[11]13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廿五]共消用钱洋乙元五角正。（《同治十二年夫人会簿》）[11]141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廿九，共结该桥会洋银拾壹元五角二分正。（《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修桥会簿》）[11]126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六，去响洋壹元。（《光绪十四年五谷会簿》）[11]316
共算钱六百卅一文，中洋七角。（《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阙玉瑾总簿》）[14]160
此中，洋钿、银洋、洋、钱洋、洋银、响洋、中洋都是对银元的指称。银元以其形圆而称“圆”，因音同亦简写为元、员。借用银两的两、钱、分、厘计量体系，元以下分别称角、分、厘[15]。一个大银元称大洋，那么比“元”小的“角”就称中洋。1此外，账簿记录用元、角、分、厘，并不等于实际支付也以此主辅币配合进行。2比如“找去同〔铜〕钱五角” [14]124，“来铜钱洋银五角” [14]191。钱与银角并称，说明的只是记账用银元，实付以铜钱。
再说不同类别的洋。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石仓账簿中就有“人洋”的记载[7]10，直至光绪时，人洋依然在零星使用[16]26。当地也把人洋叫作“洋人”，如“前椙来洋人乙元” [7]20。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该洋面有人像。早期人洋基本指西班牙本洋，在广东、福建，人像又被称为“番”“鬼”“佛”。但在石仓，我们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此种洋几乎只以“人”称，而不论“佛”“鬼”。与林满红用佛教等宗教深入庶民日常生活进而影响其对外國领袖头像钱的认知来解释有所不同[17]，石仓也有各种民间信仰，但人们一般并不将之与货币联系，而是采用一种更为直观、朴素的称法——币面有人的就叫“人洋”，有鸟的就叫“鸟洋”，有龙的就叫“龙洋”。至于那些较抽象的更为一般钱币学研究所熟知的“花边”“双柱”“三工”“四工”“工半”称法，则几乎不见于石仓文书。3
将此与前述铜钱称谓不论“制”与非“制”联系，则我们或可进一步发现石仓地区货币的命名逻辑。其既与官方主权货币命名话语有别，也与宗教文化话语命名有别，它就是一种地方市场的命名逻辑——只管能用于交易，尽量简单易懂且有区分度。4基于此，再说“鸟洋”就比较简单。“鸟洋”即墨西哥鹰洋，后也称“英洋”，在当地亦有“鸟金圆” [16]390之称。此外国银元后来还衍生出一本地版本，即“土版鸟洋” [16]73。其实早在乾隆朝，中国东南沿海就有仿造洋钱的情况，至道光时，各地仿铸的银洋已有广板、福板、杭板、苏板、锡板、吴庄、土板、行庄等称谓。5该处的“土版鸟洋”很可能就是由江西流入的“土版”。在《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路程》中，还出现了龙洋。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花边”“英洋”6等词。根据石仓货币的命名逻辑，该“花边”必定不指本洋，而既然也存在英洋，那么以示区别，“花边”便只可能是龙洋有边齿的意思。事实上，我们还找到了“龙边”的提法，则恰好证明之。7
众所周知，银元由白银铸造而来，但白银有成色，故所铸银元也有成色。1对此，石仓账簿中就出现过“〨二钱洋”“〩钱洋”的称法。2此82、90便是描述成色的。随着洋银行用日广，人们发现不同银元的成色较为稳定，但造假却越来越多。为此，就有机构甚至个人专门对其进行鉴定并加打戳记以示真伪。3在石仓，未被打戳的洋称“光洋”，如“去鸟光洋二元” [16]50。使用时称“无戳现用” [9]83。打戳者，其戳记有曰、大、山、太、上、六、仁、冰、德、堂、才等数十种之多[9]83。在他地，光洋也被称作“净洋”“完板”“清水”，戳多则为“烂板”[17]。打戳起先是为验证银元质量以方便计数行用，然戳多至“烂板”，此银元又只能转为称量使用。此银货计数与称量使用的吊诡转换亦颇可玩味。
总之，民间账簿中的货币称谓复杂且多样，结合相关知识对货币的名、实进行考证十分必要，这是我们进行货币数字释读的基础。石仓账簿中的铜钱仅有良劣之分，良币称大钱，劣币称小钱。银元按币面图案区分为人洋、鹰洋、龙洋，主币银元称大洋，辅币银角称中洋。该简单、朴素的货币命名方法，展现的正是市场化的乡村社会货币行用图景。
二、货币数字的释读
（一）书写形式及转变
石仓账簿中数字的书写体系已由蒋勤、曹树基另文分析，该文认为当地采用的是大小写汉字数字和苏州码两种表达方式[5]。本文则将具体说明，账簿中的数字，在何种情况下会用苏州码书写，在何种情况下会用汉字书写，书写形式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最明显的是两种货币间的折价，特别是折为钱，基本都用苏州码填写。比如“外来洋艮乙元，〩〦” [7]12;“收来洋贰元，〡千百十” [7]186;“收来洋艮乙元作〡千三百” [11]112;“即去走求洋银壹元壹角，〡千〇四十五” [11]308。此中，折价在千位数以内的，相应苏州码可能并无位数说明，需账簿阅读者自行推算。如“外来洋艮乙元，〩〦”中的苏州码就实为960。而折价过千者，则往往在相应苏州码下标注“千”“百”以提示位数。另外，这当中还涉及单价、总价的区分，也需根据前后文判断识别。如“即去走求洋银壹元壹角，〡千〇四十五，因后有“又去玉响洋银壹元正，〩〥” [11]308，所以我们能断定1045是洋1.1元的总价。
将多种货币统合为单种货币（特别是钱），也用苏州码。比如“共收找同太栈来下找洋弍元，〡千百二十，钱乙千七百八十六，合〤丿〔千〕〇廿六” [7]262;“收批正泰栈来下找洋四元，〡丿百四十，钱弍百四十文，合〤〨” [7]300;“收批正泰来下找洋捌元五角，〡千百十，钱壹百九十五文，合〩千〦〣” [7]200;“共收下找洋拾叁元，〡千百卅，钱壹千零五拾文，合〡丿〔万〕〥〧〤” [7]314。此中同样需要注意位数问题，由于统合数额往往较大，有的写明了万、千（原书写有时同用“丿”表示），有的则不写。比如“合〤〨”[7]314，其实是“合4800”。但因是民间账簿，记录时需兼顾便捷性，所以以上归纳也不绝对，偶有例外。比如“收批同泰栈来下找钱捌伯念四文。收批同茂栈来下找洋拾肆元，〡千百〤，钱伍百念文，合来钱十七千三百〇四”。[7]282此种数额更大者（1140*14+520+824=17 304），便直以汉字书写。其若用苏州码写为〡万〧千〣百〇〤自也可行，但较前者要更繁琐。4 单论货币数量，而不做折价、合价计算的，往往不用苏州码。如“找去钱八十三文” [7]224;“收批下找来洋拾元，钱三百六十八文” [7]272。已完成兑换，不再是账面折价的，如“换洋来钱乙千百四十文” [10]356，同样不用苏州码。如此，便可理解“玉银，四月十一，来洋艮钱乙千弍百文” [10]318这条材料中，“洋银钱”并不是某种特殊的钱，而是将洋银兑换成钱的意思。
以此类推。做工工时需折算为铜钱货币的，如“陈金寿，木匠，共五工半，〤十” [13]10，便用苏州码表示。物品需折价表示的，也使用苏州码，如“来正念白一疋，〤〩〥，来竹皮十条，卅” [13]342;“去肉乙亅〔斤〕，〨〥” [7]78。货币工资直接写明货币数量者，如“咸丰元年，林松贵，做长年，工资钱七千八百文” [13]7;“[同治]二年，叶先生，去束金钱弍千文” [13]55，便不用苏州码。买物发生实际交易而非衡量物价者也用汉字书写，如“买水母牛一只，钱十一千文” [13]306。当然，这里面同样有货币计价数额很大而不用苏州码的情况，如“共去肉二百廿八斤，申□钱弍拾千五百廿文” [13]76。在货币计价以外，如物品数量、年月日等也用苏州码书写，则应该说是一种苏州码的扩展使用或误用[5]。
然而为何折价、合价多用苏州码书写？我们认为其关键在于有会计核算意义。比如《道光九年阙德瑞兰花笋干、靛青等土产簿》记录“运正泰栈……八月初三日，阿珍船，运烟拾弍担，下找洋弍元，付船，〡丿百十。洋弍元……运烟弍拾担正。〡〦，完舟力，钱叁千弍百文。十〇，加重砠，完舟力，錢弍百文。十〤，代埠用，钱弍百八十文。廿〤，拆夫酒，钱四百八十文。卅二，叨栈费，钱六百四十文。共完栈钱四千八伯文。收批正泰栈来下找洋四元，〡丿百四十，钱弍百四十文，合〤〨，两讫”[7]300。此中，原始记录用苏州码书写的16、10、14、24是客商在码头卸货、存仓时每担货物所产生的费用，需折价表示。钱三千二百文、二百文、二百八十文、四百八十文、六百四十文是实际支付出去的，无需用苏州码记录，其总数4 800文（3 200+200+280+480+640）也已实付，同样不用苏州码记录。而洋四元，每元折钱1140文，该折算是用苏州码记录的，加上240文钱，会计核算4800文（1 140*4+240），也用苏州码记录。由是可知，要将进出各项包含不同货币的费用全部核算成钱文数值，就必然要求用苏州码在相关项目边简写上折算额。而如果进出的是同种货币，譬如事先将洋照当时货币兑价换成钱，就不用再记录折算额。另外，确也有账簿最后是将各项货币分列统计的，这只能说是他们没有统合成一种货币（会计意义上的本位币）的必要或无此习惯。此两种会计核算方法各有利弊。
时至晚清，石仓账簿中的苏州码货币折算已大为减少，同时以铜钱计价的表示也大为减少。比如《光绪三十二年阙玉瑾来往大簿》记录“四月，又来小流水一本，一卜〔分〕八[厘]。二月初二，来茶叶乙亅，五卜二，来串炮五百声，八卜。廿四，来钱洋三角。卅，来弍扣一钱，钱六卜。十二日，来火只半斤，六卜四……”[14]302此中就不出现苏州码，也没有用铜钱表示的物价。之所以如此，是因当时社会已通行银元，国家也在试图进行币制改革。完整的银元体系设有主辅币，主币银元可用来买大件价高物品，辅币角、分可买小件低价物品。1元、角、分间有固定进制，在计价及实付上配合使用极其便利。2而银两、银元、制钱均为独立货币，相互浮动作价，所以才需用苏州码标注折价。对此，《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有一段话说的明白：
伏查道光三十年增刻简章第二条，载有逐年定于夏季刊刻征信录，通送备查等语……然其中尤以钱码为根据、为最烦琐，此皆因时制宜之故。岁辛亥，轮值绩邑司总、休邑司年提议改良……幸赖在事人员谨慎从事，虽不敢谓条分缕晰足为模范，然向之以钱码为标准者今则银洋钱角，各收各支既无钱串之短长，又免扯折之烦扰，纲举目张，头绪清晰。（民国元年三月吉日）[18]
事实上，石仓账簿中的苏州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用来写明铜钱折价（折其他货币）及不同货币合价（合为铜钱）的。当主辅币银元通行后，大小单位的计价都可以用同一体系货币表示，那么针对银两、银元、铜钱不同货币体系间的折价需求便大为减少。如此，则我们可于民间账簿的书写形式及其转变中窥见币制变迁在地方上的影响，亦可借此了解普通乡民对货币兑价问题的认知与反应。
（二）货币价格释读
所谓货币价格，指的是用一种货币来衡量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在石仓，有记录的货币价格往往指的是洋（主要为人洋、鹰洋）和钱之间的作价。洋以元计，钱以文算，洋价单位为文/元。在实际书写时，直写成洋价（钱）多少文，如“家内洋价乙千六百四十文” [10]238，“作洋价乙千弍百五十文” [11]231。反之，以洋计钱，在理论上也可行，此时钱价单位便为元/文。但一文钱用洋来表示，数值极小且无实用意义，故在账簿中不出现。
当以洋作基准货币，钱作标价货币时，1元洋便用X文钱表示。这种标价方法在我们今天的外汇市场里也叫直接标价法——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合若干单位的本国货币。在石仓，比如“[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一，去人洋弍元，〡三〥” [9]353这条记录，苏州码数字其实是1350，表示的是1元洋=1350文钱。1350数值本身并不带单位，和我们今天说的汇率一样。在当时，这种洋与钱之间的折算，也叫兑价，亦即兑换率，当今学界多称此为“比价”。显然，该兑价就是洋价的数值。数值降低，意味着钱越来越贵，持续降低就成了“洋贱钱贵”;反之，数值升高，意味着洋越来越贵，持续升高就成了“洋贵钱贱”。
在石仓账簿里，《嘉庆二十五年阙彤昌号本炉来往簿》记录“[弍月十三]去人洋一员，〩〦……[三月廿日]外来洋银一元，〩〦……”[7]3-112该年各洋钱兑价均值为960。而在《道光二十九年阙翰鹤总簿》中，“[正月]来人洋弍元，〡〥二……弍月十四日，来洋银弍元，〡〥〤……叁月初七日，去洋艮一元，〡〥〦……”[13]209-252该年洋钱各兑价均值为1540。该时期内，全国性银钱兑价趋势为“银贵钱贱”， [19]而在石仓，也一样是“洋贵钱贱”。于此，或可想见，如将石仓账簿中各年货币兑价数据提取出来，形成序列，研究其波动趋势及特征，并与前人整理的数据作比较，当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但此中涉及数据提取、数据验证、数据库建设、序列建构等一系列工作，我们拟以另一篇文章作单独讨论，在此不再展开。 石仓账簿中的洋钱兑价，除用苏州码直接标注外，也有一些其他标识方法。比如“补五月初九日，去洋钿伍圆五角，申作钱五千弍百八十文”[7]8。 “申”即“换作”意。我们据此可计算出彼时洋钱兑价为960（5280/5.5）。又如“[同治]弍年，来人洋利弍元六角，〡千一，申钱弍千八百六十文” [9]124，此中同时写明了兑价和申钱数额，计算1100=2860/2.6，两相符合。如此标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以苏州码标注的兑价，多数时候是指1元洋与钱的兑换率，是为洋的单价数值。如“玉璠，加七年利人洋一元一角七卜，〡〦〦” [9]121，据该账簿同年其他记录也可佐证，1 660是1元洋与钱的兑换率。再如“[同治]拾叁年八月初九，来〡三洋艮叁元，申钱三千九百。付玉妹手” [11]149。同样，1 300单价折价用苏州码填写，3元共申钱3 900文。还如“四月十一，来洋银钱一千弍百文” [10]318，此中已不见“申”字，但根据文意及同治七年其它兑价数据，我们也可知道1 200是洋钱兑价。倘若再仔细观察几则材料中的数字表示，则可发现，苏州码几乎是用来表示洋银单价折钱的，当实际“申”钱、实际换成钱时，便直接用汉字书写数额。这与前文讲到的书写形式规律颇为一致。
当然，由于石仓存在多种货币，所以货币兑价也不仅仅是洋钱兑价。我们来看《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路程》中的记录：
朝玉公祠百获堂，文应、德新等经手借来龙洋弍拾元，龙与英洋价亦同，又钱四拾三文，合计共计银十四两六钱四分，每月二分起息。……罗宗公祠五谷仙会，连仪、水泉等经手借来龙洋八元，龙与英洋价亦同，计银五两八钱四分。每月二分息，三个月利息算。1
此处“龙与英洋价亦同”说明龙洋与英洋的兑价为1.0。在石仓账簿中，我们发现洋钱兑价在记录时多不说明具体洋的种类，这可能与各种洋都一样作价有关。2根据“来龙洋八元”，计银“五两八钱四分”，我们可以算出洋银兑价为0.73（5.84/8）。另一条材料的计算稍繁琐。龙洋20元与钱43文合计为银14.64两，则该年洋钱兑价为多少？在现有石仓账簿中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该年洋钱兑价数值。为此，我们利用离石仓所在处州府较近的严州府同年记录“龙圆价与洋钱等，每圆兑制钱一千文”[20]和金华府记录“金郡制钱兑价自春至夏，每元九百四五六不等”[21]，择取兑价区间中值970（[940+1 000]/2）计算。43文钱折合洋银0.0 443元（43/970），龙洋20元与43文钱合计为20.0 443元，银洋兑价恰为0.730（14.64/20.0 443）。这就说明账簿内银两、制钱、银元间的兑价可以相互推算，当缺少某项数据时，我们可据同年另两项数值将其计算出来。而在缺少某年某数据时，我们也可用相邻地域数据替补计算1。
另外，龙洋、英洋、银两终归是不同货币。在上海，洋与规元之间的兑价专称“洋厘”，其具有每日行市，细可分为龙洋行市、英洋行市[22]。但在石仓，甚至严州府的分水县，都是龙与英洋价同，这应是当地金融市场较上海不发达的缘故。而龙洋、英洋一元基本重库平七钱二分，按含银90%计算，一个洋元所含纯银的重量为0.648两。在当时，能以0.73折算成银两，则说明银元是有相对银两的升水的，这亦表明银元深受当地人喜爱。2
总之，石仓账簿中的苏州码，多是用来表示商品计价及不同货币折价或合价的，对其进行货币种类、计价数位的正确释读，将有助于科学提取货币兑价数据。伴随银元流通日广，当地货币计价和实付开始向银元体系倾斜，苏州码的使用亦因之减少。洋银流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凸显于账簿计数书写中。
三、货币职能与货币結构
（一）货币的职能
货币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一般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那在石仓，货币是否都具有这些职能，又如何体现呢？
价值尺度。价值尺度是货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是一种用货币来衡量物品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价格高低的职能。在石仓，货币就是用来计价的。可以计物价，如“九月初八日，去茶油一亅，〡百。廿六日，去猪肉乙亅半，〡〦〨” [16]27;“玉璠，每桶水谷洋价二△〔角〕五卜” [14]259。可以计工价，如“道光念四年，陈天洪，泥水，共二十二工半，卅三。颜老司，做鞋，共十工，〤十[13]14。而若将一种货币视为商品，用另一种货币计量，这便是计货币价，其数值即为货币兑价，如“家内洋价乙千六百四十文”。[10]238在多货币状态下，同一货物可有多重价格，如《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阙玉瑾总簿》即载有“九月初七，来红唐〔糖〕一亅，八卜” [14]149;“[五月廿七]又来红唐〔糖〕一亅，〡一卜二” [14]160;“十三日，来红唐〔糖〕半斤，〥〢” [14]172。结合账簿内各货币的表示方法可知，红糖一斤价格或为0.08两（银），或为0.112元（洋），或为104文（钱）。我们据此可进一步计算出银钱兑价为1 300，洋钱兑价为928，洋银兑价为0.71，这些数值在该账簿的其他直接货币兑价记录中（如“又来大钱九百文，计洋艮乙元” [14]154）也可得到证实。借助同种商品具有多种标价，我们还能返回去确认某些只出现“分”（俗写作“卜”）的价格，到底是处在两、钱、分、厘体系下还是处在元、角、分、厘体系下。3此外，以上计价应是买主在买红糖时用不同货币给红糖的标价（账面价），而实际支付则为铜钱。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8分生银的实付额实在太小，而2厘的本洋或鹰洋硬币也不存在。4在可按货币兑价换算成铜钱实付时，人们没必要用更复杂且易起纷争的切割银金属法做交易。
流通手段。流通手段是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借以实现商品价值的职能。比如“十一月十七日，来八力硬弓一张，去钱弍千文”[13]201。在交易弓的过程中，买主“去钱弍千文”，是为让渡价值，同时获得八力硬弓的使用价值;而卖主则是让渡弓的使用价值，获得两千文钱。在石仓账簿中，凡是买物卖物即刻以货币交易（现钱交易）的，那么货币执行的就是流通手段职能。 贮藏手段。贮藏手段是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直接化身被贮藏起来的职能。由于需使货币退出流通（储蓄不是退出流通）且能保存价值，故金属货币天然具备该职能。在石仓，由于账簿资料本身性质所限——基本是记录商品交易、货币流通的，所以仅以账簿资料尚无法描绘该职能的具体体现。这也提示我们，用账簿研究货币问题虽有其独到处，但亦非万能。对货币的研究，还需我们有更广阔的史料视野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支付手段。支付手段是指货币用于清偿债务、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的职能。比如“[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二月初壹日，去钱乙千文报税”[7]52;“[道光十七年]叶增养，做长年，工资钱五千文”[13]6;“道光弍十弍年三月廿日面结本利钱弍千八百八拾四文。当会友面议定，将此项钱文于正月初六日照上年消用单消用，三年以作本利清款，两无反悔”[11]40。此中用钱交税、付工资、付利息，都是执行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当然，在账簿中出现“付”字并不意味着货币就在执行该职能，只有“付”是在商品使用价值让渡与价值实现在时间分离基础上展开时，才是支付手段。如此，就要求我们在解读账簿文字时，需将其还原成动态的、过程性的画面，结合“在地”“有机”分析方法[23]，最大程度挖掘其中信息。
对经济史研究而言，上述职能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项最值得关注。1在国家统一货币前，社会上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物价衡量和实际交易均可用多种货币进行，这就要求我们能区分出计价的货币和实际交易使用的货币。而在货币及商品实际价格发生变动时，买卖双方以何计价，用何支付，则涉及复杂利益博弈，此尚待深入研究。
（二）货币流通结构
人们常用土地契约、借契、账簿、刑科题本、厘金收支报告等资料进行货币流通结构分析。但不同材料、甚至同种材料的不同属性会影响研究结论。比如熊昌锟利用清季浙省厘金收解清单进行研究发现，在百货厘捐中，用银锭要多于用钱，用洋稍少于用钱;但茶厘捐中，则几乎用银锭。此现象与具体收厘规定和实际支付有关系[24]。又如章文钦利用吴渔山《嘉定账簿》和鲁士满《常熟账本》做账目所用货币条数统计，证明用银占比更多[25]。但事实上，该统计仅能证明清代是银钱并用，而用银、用钱占比，其实与具体账簿属性关系更为密切——小额日用账一般记钱更多，大额商业往来账一般记银更多。相比之下，马勇虎利用咸丰元年至咸丰六年徽商志成号《银钱总录》账簿，以其中记录的洋钱兑换次数多于银钱兑换次数证明当时流行洋银，该方法和结论就更严谨[26]。而那些用契约、刑科题本做的研究，因同属一类材料，且有一定样本量，其结论反而更有参考价值。2但李红梅依然对此指出，即便用土地文书做统计，各省差别也很大，而这又与各省地理位置差异及本省货币政策不同影响相关[27]。
具体到石仓。由于这数十本账簿，有的是日用家计账、有的是商业往来账、有的是会社组织账，同为账簿但具体属性不同会导致有些账本出现小额铜钱记录更多，有些账簿出现银元记录更多。并且，这些账簿中有货币的记录并不涵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宣统三年（1909年）所有年份，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也使得我们不能以固定时间间隔来统计各货币出现的频数占比。此外，即便是用词频统计，由于石仓货币称谓复杂，称钱者可能为银角、称洋者可能实用以钱。故在此，我们认为暂不适合以直接词频统计法研究账簿所示货币流通结构，而转以据账簿通读情况先做定性分析。
以有记录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开端，当地就已银两、银元、铜钱并用，此多货币并用的状态持续至清末。由于白银需称重、验色，使用不便，可能在当地不受欢迎，所以账簿中几乎没有白银的记录，而以银元和铜钱记录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称为是记账中的“去兩用元”。在《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阙翰鹤银洋簿》中有“赖永松来人洋七元，付税契”[9]86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官方也已接受用银元纳税，是为银元对银两的进一步排挤。对比银元和铜钱，基本是数大用银元，数小用铜钱。使用时以银元取整，配合铜钱补零，铜钱被当成类似银元的辅币看待，但两者间又无固定兑换比例，故记账时还需用苏州码标注折价。如此，又形成记账和实用上的“元钱并举”。3
到光绪中晚期，银元主辅币使用渐多，已对铜钱形成排挤之势。单就银元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当地就已通行人洋，到光绪时仍有人洋流通，但记录已极少。在人洋早期流通中，为保证质量，其被大量加打戳记。在《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阙翰鹤银洋簿》有记录的110笔人洋币面性状描述中，打戳者占65%，无戳占12%，未加说明者占25%，往后再无专门戳记记录[9]75-116，这就说明人们对外国银元的收受也是渐进的。账簿中第一笔鹰洋于同治二年（1863年）被记录，时距上海通行鹰洋仅相差5年。1此后鹰洋的使用便愈加多增，至光绪初年，已成为当地主要使用的银元，而到光绪晚期，才有零星的龙洋行用记录。
现有对浙江其他地域清代货币流通结构的研究较少，但熊昌锟以《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和《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为基础，研究认为在当时浙东农村，土地买卖和资金借贷中制钱的使用要远超洋银，到清后期，制钱的使用还占绝对优势[24]。然该论点在石仓账簿研究中得不到支持。此或为两地本有差别，或为浙东契约样本过小，或为账簿与土地契约材料各有偏向所致。为此，我们用石仓地区1 655份土地契约文书中出现的货币作补充分析：
由图1亦以看出，石仓银、洋、钱兼用，嘉庆以前白银占主导，嘉庆至光绪中期铜钱占主导，光绪中晚期洋元占主导。此与账簿定性分析颇为一致，且确与浙东情况有别。而账簿则更详细的说明了在光绪时，日用多以银元取整、以铜钱辅助补零，该点在土地交易中因交易数额往往是整数而难以被体现。此外，由于土地交易中的银元多直接称洋，所以我们很难再细分到底为何种洋，而账簿则以其连续、详细的记录帮我们进一步区分了本洋和鹰洋的大致行用转换时间。
可见，在货币行用结构研究中，账簿和土地契约具有互补作用，他们各自从质和量上为复原一地的货币行用变迁图景提供了帮助。而石仓的货币行用与他地相比，有何异同、因何所致、有何影响，则我们会在石仓银钱兑价数据库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分析。 四、结语
石仓账簿，具有一般民间文书底层、在地的特征。其中货币记录显然不同于以往常见的笔记文集、方志及政府档案记载。对石仓账簿中的货币记录进行释读，可拓宽货币史既有研究视野，同时也可为其他账簿中货币信息的研读提供一个参考样本。
石仓主要的金属货币是白银和铜钱。钱有制钱、小钱之分，银有银两、银元之分。地方视野中的钱币指称未必如我们平常认知的那样，其名实尚应经过考证确定。石仓所称大钱，即为规制官钱，所称小钱，多属私铸劣币。西班牙洋盖称人洋，不用“番”“鬼”“佛”称;墨洋多称“鹰”“鸟”，龙洋称“龙”。当地的货币命名，既不受官方“制”与“非制”话语影响，也不受宗教“佛”“鬼”话语影响，所体现的是一种市场化的、实用的逻辑。简单易懂、易区分、平民化是其货币命名精髓所在。
当地货币数字的书写由汉字和苏州码构成。折价、合价等账面记录，多使用苏州码。不作折合，或进出实付者，多直书汉字。光绪以降，当记账货币多以银元元、角、分体系标记时，银元与铜钱间苏州码的扯折便大为减少。从石仓账簿货币记录的书写转变也可看出，不同于王朝国家推行统一货币的历史叙事，地方市场一直以渐进姿态推动着计价货币与实用货币的银元化，这是一种更为实在的货币统一进程。而过往留下的大量苏州码折价记录，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地货币兑价的宝贵材料。
将账簿的文字记载作动态还原，我们还能看到货币所执行的各项职能。在清代，由于货币是多元化的，所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尤应被重视。同一物品，价格可用多种货币表示，甚至支付也可用多种货币进行，那么借助账簿研究的“有机”分析方法，我们便可进一步研究物价与货币兑价的关系。而用账簿研究货币流通结构，也需注意账簿本身属性、所采研究方法问题。结合土地契约文书做综合分析，我们发现石仓在嘉庆前以使用银两为主，嘉庆至同治朝广泛使用铜钱，光绪时银元逐渐排挤铜钱。结果何以如此，与他地相比有何不同，尚待进一步研究。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想见，既然在石仓存在各种货币、各项兑价，则在它地也当如此。由是，清代货币兑价数据的整理便需更为细化。事实上，以广为人知的“彭信威序列”为例，其在《中国货币史》原著“清代制钱市价表”中，在具体银钱市兑价后另注明了所涉地域（如京师、直隶、苏松、闽浙、各省）和所指货币（如京钱、京师大钱、江苏青钱、恶钱）[6]569-578。此即明显表达了在弄清所指货币基础上分区整理兑价数据的意图。而今，伴随各类清史资料不断涌现，我们已具备利用大数据方法系统整理货币兑价的条件。基于此学术关怀，本文即利用石仓账簿，就货币考证和兑价释读作一示例，以期引起更多學者对科学整理货币兑价资料问题的重视。而在数据释读以外，我们还发现，石仓银钱并用的货币行用习惯，在清末演变为以银元体系记账，但实付以银元、银角、制钱。从多元货币竞争观点看，此自是基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货币自由竞争的结果。1但在当时，市场竞争亦非万能。国家在地方货币行用场域中缺席，导致当地缺乏完整主辅币铸币体系，分、厘硬币不得不用制钱代替，这便使得洋钱扯折问题不能被彻底解决。从此亦可看出，对统一货币而言，国家与市场力量缺一不可，只有协同推进，才能最终完成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统一。2
总之，结合民间账簿研究一地货币的名与实，研究货币数字信息的记录与书写，研究货币兑价及购买力，研究货币流通格局，研究货币与物价、工价乃至民众日常生活之关系，都还大有可为。民间账簿可为货币史研究拓展材料来源，货币史研究亦可为深入挖掘账簿信息提供支撑。
感谢曹树基、赵思渊、章毅、娄敏等专家学者提出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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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才茂]
Interpretation of Monetary Information in Private Account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Shicang Documents
HU Yue?feng1，JIANG Qin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cy records in private account books has always been a research difficulty. Taking the Shicang docu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what the local silver and money currencies in Qing dynasty are called and referred to， and reveals the market - oriented currency naming logic behind it. By comparing the Suzhou code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in the price labe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ice writing reflects the actual use of the local currency and the gradual process of currency unification. The dynamic restoration of the currency circul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cy function is helpful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cy bookkeeping and actual usage; Comprehensive land contract analysis can also show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rural social currency circulation structure. The research of accounting history and currency history can advance each other accordingl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private account books; 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cy records; Shic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