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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到美国去，无意中看到我女儿文蔷收藏的一个小册子，其中有一页是老舍的题字。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老舍和我都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
有一次，我问他写的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只写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他写作的态度十分谨严，一天七百字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他后来还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才落笔。”他的楼下住着老向一家，但是他们彼此往来并不多。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内心却很孤独。后来，老舍搬到马路边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那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那时候文蔷还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初中，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罹患盲肠炎的人很多，在朋友中，我首开纪录。由于当时缺乏消炎药剂，我两度剖腹，几濒于危，住院一个多月才抬回雅舍休养。老舍步我后尘，开刀也不顺利，据赵清阁传来的消息，打开腹腔之后遍寻盲肠不得，足足花了个把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行手术后，他的身体益发虚弱了。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也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了，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近作律诗六首。诗写得不错，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老舍之死，好久是一个谜。现在不是谜了。他死得惨。他的父亲也死得惨。老舍的夫人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了这个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小小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当时老舍尚不足两岁。
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题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记忆里，勾起他无限的辛酸和义愤。
历史不能重演，然而，历史又往往那么酷似。老舍的父亲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间小粮店里，老舍本人也同样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个小湖的岸边；老舍父亲的墓冢中没有遗骨，只有一双布袜子，老舍本人的骨灰盒中也同样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
老舍父子都是惨死，一死于八国联军，一死于“四人帮”的爪牙。前者以旗兵身份战死于敌军炮火之下，犹可说也。老舍一介文人，竟是死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真是惨事。我们的了解是，他不是溺死在一个小湖的水里，他是陈尸在一个小湖的岸边。他的尸首很快地就被火化了，但是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像老舍这样的一个人，一向是平正通达、与世无争，他的思想倾向一向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写作一向是属于写实主义，而且是深表同情于贫苦大众的。何况他也因格于形势而写出了不少的歌功颂德的文章，從任何方面讲，他也不应该是那样的结局。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我没有话说，我想起了胡适先生引述“豆棚闲话”所载明末的一首“边调歌儿”：
老天爷，你年纪大了，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老舍最后一部小说是《正红旗下》。1980年6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42页，97000字。
这部小说作于1961年底和1962年。据老舍夫人的代序说，这部小说的遭遇很惨，经过也很曲折。小说以写满人为主，而且是清朝末年的满人，并且是以义和团那个时代的骚动为背景。所以在体裁上当然与所谓“现代体裁”不同。老舍所以敢动笔写这一部早就想写的小说，是因为他以为他已获得允许可以“在一定的大前提之下自由选择题裁”，但是他想错了。1962年下半年，起了一阵“现代文字狱妖风”，株连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原稿164页成了无法见天日的违禁品，“被藏在澡盆里，锅炉里，煤堆里，由这家转到那家，由城里转到郊区，仿佛被追捕的可怜的小鹿。”我们现在读这部《正红旗下》，真看不出对任何人有违碍之处，也许其唯一可议之处是缺乏合于某些时尚的标语口号。也许这部小说是忠于历史、忠于人性、忠于艺术的写实作品，而不是什么为谁服务的东西，于是就犯了忌讳。总之是这部小说刚刚开了一个头，刚要写到义和团，刚要写到他父亲的惨死，便没了下文……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老舍和我都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
有一次，我问他写的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只写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他写作的态度十分谨严，一天七百字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他后来还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才落笔。”他的楼下住着老向一家，但是他们彼此往来并不多。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内心却很孤独。后来，老舍搬到马路边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那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那时候文蔷还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初中，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罹患盲肠炎的人很多，在朋友中，我首开纪录。由于当时缺乏消炎药剂，我两度剖腹，几濒于危，住院一个多月才抬回雅舍休养。老舍步我后尘，开刀也不顺利，据赵清阁传来的消息，打开腹腔之后遍寻盲肠不得，足足花了个把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行手术后，他的身体益发虚弱了。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也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了，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近作律诗六首。诗写得不错，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老舍之死，好久是一个谜。现在不是谜了。他死得惨。他的父亲也死得惨。老舍的夫人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了这个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小小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当时老舍尚不足两岁。
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题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记忆里，勾起他无限的辛酸和义愤。
历史不能重演，然而，历史又往往那么酷似。老舍的父亲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间小粮店里，老舍本人也同样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个小湖的岸边；老舍父亲的墓冢中没有遗骨，只有一双布袜子，老舍本人的骨灰盒中也同样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
老舍父子都是惨死，一死于八国联军，一死于“四人帮”的爪牙。前者以旗兵身份战死于敌军炮火之下，犹可说也。老舍一介文人，竟是死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真是惨事。我们的了解是，他不是溺死在一个小湖的水里，他是陈尸在一个小湖的岸边。他的尸首很快地就被火化了，但是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像老舍这样的一个人，一向是平正通达、与世无争，他的思想倾向一向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写作一向是属于写实主义，而且是深表同情于贫苦大众的。何况他也因格于形势而写出了不少的歌功颂德的文章，從任何方面讲，他也不应该是那样的结局。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我没有话说，我想起了胡适先生引述“豆棚闲话”所载明末的一首“边调歌儿”：
老天爷，你年纪大了，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老舍最后一部小说是《正红旗下》。1980年6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42页，97000字。
这部小说作于1961年底和1962年。据老舍夫人的代序说，这部小说的遭遇很惨，经过也很曲折。小说以写满人为主，而且是清朝末年的满人，并且是以义和团那个时代的骚动为背景。所以在体裁上当然与所谓“现代体裁”不同。老舍所以敢动笔写这一部早就想写的小说，是因为他以为他已获得允许可以“在一定的大前提之下自由选择题裁”，但是他想错了。1962年下半年，起了一阵“现代文字狱妖风”，株连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原稿164页成了无法见天日的违禁品，“被藏在澡盆里，锅炉里，煤堆里，由这家转到那家，由城里转到郊区，仿佛被追捕的可怜的小鹿。”我们现在读这部《正红旗下》，真看不出对任何人有违碍之处，也许其唯一可议之处是缺乏合于某些时尚的标语口号。也许这部小说是忠于历史、忠于人性、忠于艺术的写实作品，而不是什么为谁服务的东西，于是就犯了忌讳。总之是这部小说刚刚开了一个头，刚要写到义和团，刚要写到他父亲的惨死，便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