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园长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航拍照片，这是北京动物园的鸟瞰图，从它上面可以找到动物园周围所有的建筑：北京展览馆、北京天文馆、首都体育馆、奥林匹克冰球馆、北京海洋馆，还有造币大厦、中国船舶大厦、西苑宾馆、四达大厦、中苑宾馆……被这些钢筋水泥包围着的是一片在城市里算得上十分开阔的树林，不细看不会发现林间偶尔露出一些建筑的边角。就是在这片绿地上，一百年前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动物园，而今天它正在这里纪念自己的百岁生日。照片上的北京动物园被现代建筑团团包围的巨大反差，给了我们一个历史过程的想象空间。或许它是在说，这个百年动物园的存在，带动了这个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或许是在说，一个动物园在都市里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百年，对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来说都是一段值得回首的厚重阅历。动物园的百年更有别于一般，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机构自身的百年，它存留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它是人民的动物园。为了做一次北京动物园百年的报道，我们在一个多月里不断进出这片绿地，看遍了它的前台，更走入它的背后……
　　陪同我们采访的是肖方，他在动物园工作近30年，在我们眼里他对动物园简直了如指掌。然而，每次采访他都认真记录，并且不断地说：“动物园的事情太多了，许多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确，动物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百年的历史幻化出的是干面万面，你似乎永远也看不全它的过程和面貌，这也是我们的采访期一再延长的原因。
　　然而，一条变化的脉络，锁定了我们的视线。
　　那天在斑马展区我们看到，10只斑马与几只鸵鸟漫步在一个巨大的围栏里，围栏低矮，游人几乎可以零距离接触它们。斑马懒洋洋的，或者晒着太阳，或者在土里打滚，一副闲适的样子；鸵鸟则高傲地四处巡走着，时而还会出现斑马和驼鸟追斗的场面。比起以前的狭小铁栏，斑马和鸵鸟一定会有“解放了”的感觉。这就是北京动物园近几年推出的动物混养，也被业内人称为“丰容”的一种方式。
　　于是，“丰容”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十分生僻的行业用语，成了我们理解这片绿地内正在发生着的变化的一个关键词。据说“丰容”这个词，是台湾动物园的同行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尽可能地模拟自然，给动物园里的动物提供更丰富的生活环境。
　　我们带着一大堆问题拜访了饲养员。他告诉我们，以前的斑马几乎都是单独或者两三匹一起被圈在一个个不超过100平方米的围栏里，所有的围栏加起来也不过400多平方米，而我们面前的这片场地足足有4000多平方米。传统的动物园素来以笼舍展示为主，平均每个个体的活动空间非常狭窄，像斑马这样惯于奔跑的动物每天只能在小圈子里面转悠。原本就神经质、害怕入的斑马，因为躲无可躲、逃无可逃，变得更加敏感，经常会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或者饲养员的碰触而受到惊吓，脑袋一下子撞在笼子上而受伤。
　　但是，每种动物的展区面积都扩大对动物园来说是根本不敢去想的事，因为地盘就那么点儿，周围全是高楼大厦。于是，混养便成了扩大动物活动面积的另一个办法，而且把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动物放在一起也是在模拟自然。就这样，斑马的领地上出现了鸵鸟的身影。
　　“我们还想把角马和箭羚也跟斑马、鸵鸟放到一起，这样它们的空间会更大，生活在一起的不同动物也会更多，更自然。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地试着来。”在这位饲养员的眼里，目前的变化还远没有到位，模拟自然的路还很长。
　　其实，这种变化已经在整个北京动物园里扩散，猩猩、水禽、热带小猴等许多动物展区都在“洗心革面”。一个多月的采访里，我们发现，“丰容”是眼下动物园职工最常用的词，是近年来北京动物园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的一轮变革的主题。模拟自然，为动物提供它们所需的生活环境，这与最初只着眼于养活和观赏动物的目的相比，是一次深刻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植根于人对动物的基本态度的转变。
　　然而，正当北京动物园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变革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北京动物园和中国动物园协会的领导层，却众口一词地说：比起国际上动物园的发展，我们落后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别人二三十年前做过的。
　　这并没有引起我们过多的惊奇，因为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访问过加拿大的多伦多动物园。我们是动物园的外行，那次访问看到的许多东西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主人一再强调的那句话被我们记住了：“多伦多动物园不再只着眼于本园的动物，我们正在变成一个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服务的场所。”对比多伦多动物园，我们知道“我们落后了”的说法指的是什么：面向野生动物保护已经成了当今动物园的新目标。
　　记得第一天走进动物园时，肖方带我们参观的首先是清末建园初期留下来的建筑，他的介绍的确给人留下历史的沧桑之感。那时候清政府从德国买来131只动物，是动物园的第一批动物。那时引进自然与博物学的概念，开办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成为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最初的佐证之一。但是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当新中国成立时，动物园的动物只剩下13只猴子、3只鹦鹉和1只鸸鹋了。回望那个年代，动物园的员工们说，从那样一个家底发展到今天，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的。
　　新中国第一任动物园园长崔占平那代人的开创性工作，对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坐在我们面前的崔占平老人已经年过八旬，但是声音依然洪亮。他说，那时他们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向国务院提出了严禁出口和买卖我国珍稀动物的建议，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兽医院，在圈养条件下成功繁育了大熊猫，还开启了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这几件事情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就是这位开创者，曾经带领职工在动物园里卖过冰棍儿，用挣来的钱建造了犀牛馆和羚羊倌。他说：“那会儿的冰棍儿3分钱一根，我们要卖多少冰棍儿才能挣下犀牛馆和羚羊馆呀。”他的话让我们能够感到动物园发展至今的脉络。就是在那代人开创的业绩上，北京动物园发展起来了。直到上世纪60年代，北京动物园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名列前茅，八九十年代动物最多的时期曾达到600余种，5000多只，如今每年的游客量达到600多万。然而，就在我们的动物园方兴未艾的时候，国外的动物园却开始了一次方向性的大转折。
　　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人类入侵动物领地愈加深入，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濒危或灭绝。这样的局面使全球动物 园的原有价值受到质疑，从而开始了一次战略转向，瞄准了一个新的，或者说与原本目标大相径庭的方向：保护野生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并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公共教育。这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否则动物园将在变化了的世界中失去存在的价值。中国的动物园当然不会把自己作为例外。但是，因为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发生在“文革”期间，一下子把我们甩开了二三十年。
　　在2005年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制定的《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不可计量的变化，而我们的动物园和员工也必须变化……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锻造一个崭新的身份和目标，还是被自然保护的潮流所淘汰?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八九十年代动物最多的时期曾达到600余种，5000多只，如今每年的游客量达到600多万。然而，就在我们的动物园方兴未艾的时候，国外的动物园却开始了一次方向性的大转折。
　　


　　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人类入侵动物领地愈加深入，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濒危或灭绝。这样的局面使全球动物园的原有价值受到质疑，从而开始了一次战略转向，瞄准了一个新的，或者说与原本目标大相径庭的方向：保护野生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并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公共教育。这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否则动物园将在变化了的世界中失去存在的价值。中国的动物园当然不会把自己作为例外。但是，因为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发生在“文革”期间，一下子把我们甩开了二三十年。
　　在2005年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制定的《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不可计量的变化，而我们的动物园和员工也必须变化……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锻造一个崭新的身份和目标，还是被自然保护的潮流所淘汰?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为所有的动物园勾画出了一条新航程的路线图，尽管在这张路线图上一些动物园要比另一些动物园的路途更长，但是……所有动物园都需要从徒步行走改为跑步前进。”
　　


　　说到这新的身份和目标，几次采访北京动物园和中国动物园协会的领导，他们都毫不掩饰地承认差距，这反而使我们没有因为差距之大而感到沮丧。“我们落后了”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今后的方向已经选定，衡量自己的一把标尺已经确立，剩下的事情就像这些领导所说，变化必须从脚下的每一步开始。眼下北京动物园里流行起的“丰容”，就是朝向全新目标迈出的一步。
　　面对吴园长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那张航拍图片，我们在想，在那片给人以舒适感的绿荫之下，变化一直在不断发生着——从百年之初野生动物观赏的西学之目的，到百年之后的馆舍丰容——以这样的视角来做一个百年回顾，可以看到北京动物园是在随着一个变幻的世界，经历了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经历的变迁；而今天，它又悄然地推进着对它百年之初的目标而言，几乎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保护自然。
　　然而，每年踏入这片绿地的600万游客中，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从哪里来，又在向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