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它的根源，那根源是什么？我们可称其为本体。因此，文化亦有它的本体。就中国哲学来说，文化的本体就是天道、性命。在这里，我不想作太深入的阐释，但我要指出，文化有它的本体性，这个本体性，就是天道，也就是宇宙万象变化中一般的、不变的道理。天是最高的存在，代表良知、真理。天道乃是中国最古老的观念。从天道产生生命、产生人性，所以叫做性命，天道与性命就是文化的本体。 把握本体、建立原则，把握原则、改善制度 仅有本体还不够，如要转化世界，化为天下的力量，则必须有另一番道理。所以本体落实到第二个层次，我们称为原则。原则是透过人的理解而发生的，我称之为“是非道理”。应用本体在生活上面，能够辨是非、明善恶，就是是非道理，也就是原则。所以从本体到原则，是文化的第二个层次。但是，光有原则还不够，还要有制度，制度就是大家都可以遵行的法则、规章，也就是所谓的“典章制度”，这就是文化，也就是第三个层次。因为人类有了生命、有了理性去认识宇宙、认识人生，人类就可以建立一些大家都可以遵行的规范以及法则，这个就叫做制度。当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夏、商、周而下，一直到今天，制度是就本体及原则来建立及变动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人的心智有个灵活性，即必须抓住原则改善制度，抓住本体建立原则，这是一贯的道理。 实践力行、达成目标，持中致和、一以贯之 第四个层次，是如何运作，如何行为。我们有很好的制度，但是没有很好的行为，大家不去做，只是空谈，那也不行。因此要达到“化”的目的，要有行为。我们称为“生活行为”，也就是运作，也就是道的实际面、实用面、实践面。革命的目的就在建立一个大原则，然后透过制度到行为来实践。实践就是在生活里面，表现出人的理解，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生活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本体到原则，到制度，到行为，是一以贯之的。今天有许多问题发生，就是因为不能抓住这个道理。有人只是盲从，这是不好的行为。孔子说：“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还可以分两面来看，一个叫做纵贯，一个叫做横贯。从本体、原则、制度、行为，各层次一贯而下，来抓住根本的真实、真理，来思考问题，这就是纵贯的“一以贯之”。 另外一个“一以贯之”，乃是要铺排出去，这是横的关系，就是从原则到制度，已经牵涉到很多人、时间、空间的因素。在时间、空间上展开制度，以及实践制度，这是横的考虑。就文化的本身来说，它有时间与空间面，有纵贯面、有横贯面。假如我们现在讲现代化问题，那是从纵贯面来看，因为传统的行为方式、习惯有问题，所以才要改变制度，改变行为。如果现在的制度有问题，我们就必须要有新的原则来改变制度。如果原则有问题，我们就要追求本体，认识所谓人性的真理，然后来改变我们的原则，达到创新的目的，这是一种“持中”的道理。我解释“中道”，是从本体、原则、制度、行为，一以贯之，叫做“持中”。至于横的一面，如果你能够将纵的事物在空间上作各种的安排，这叫做“致和”。“和”是横的一贯，“中”是纵的一贯。文化本身应该有“中”与“和”的两面道理，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国人了解文化，不应该仅仅是读读文化人类学而已，而必须要找到根本的道理。要从纵与横的方面来找，同时要找它的价值。因为中国文化包含了很深的哲学智慧，包含了中与和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不但使其具有现代的面貌，也使其能为现代所用，促进人类生活的现代化。我们今天要返本求源，再将中国哲学的成果创新为新观念、新用途，这就是一种世界化。这种世界化，是一个横贯的道理，而现代化，是一个纵贯的道理。 医治社会之大病，必须从文化着眼 我们的时代面临着许多问题，我将它归纳为社会问题。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从文化发展出来的。社会就是一种制度、一种行为。社会的问题反映了文化的问题。我把目前社会的现象归纳为四个趋向： 第一，保守主义，就是食古不化，头脑僵硬，不知如何改变自己。 第二，本位主义，只顾自己，忽略了全体。譬如今天经济发生了问题，就是财政自以为是，经济自以为是，工商业自以为是，而造成工商界、学术界、与政府之间无法沟通，所以，才需要革新，这是本位主义。 第三，空言主义，这是学者的大病。常常空言、大言，不切实际。 第四，现实主义，就是太重视当前的利益，而缺乏长远的计划。 从以上所举的这四个问题，反映出从本体到原则、到制度，乃至到行为的不一贯。换句话说，就是缺乏纵贯的道理、横贯的道理和两者统合的道理的自觉，这是我们社会的大病。为了要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只有回到本源，回到中国的智慧源头，整体定位，应变创新。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道理，也就是如何开创新的宇宙气象的道理。在这种了解之下，我们可以从生活上的衣、食、住、行，以及精致文化等方面着手，来发挥我们哲学智慧与文化智慧的潜力。 几个具体的例子 就以麦当劳快餐店到台湾来为例，虽然是外来的投资，也不一定很好吃，但是却可能带来好的效果，就是其所在地很干净，又有餐巾纸，一般中餐馆又脏、又乱、又吵，又没有餐巾纸。所以，至少麦当劳起了示范作用。中国餐厅并不是不能做到如此的卫生程度，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现代化的管理问题。 再以中国的音乐来说，我最近在夏威夷为两位师专的教授主办一场古筝演奏，我发觉古筝很有意思，因为它的音域和钢琴接近，如何能使世界接受，甚至变成交响乐的演奏方式演出，值得研究。古筝并不古，日本人、韩国人可以把他们的筝发展到很精致的境界，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相信我们也一样可以从音乐上来转化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我在几个月前，见到美国一位学者写的一本有关中国语言的未来的书。他说：“中国语言没有什么未来，必须要把它音符化。”我完全反对这个理论。人类的知觉，来自五官。譬如基于眼睛所见形象的语言，是视觉语言；基于耳朵所闻声音的语言，是听觉语言。声觉固然重要，但视觉更为重要。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这种语言与听觉语言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那位学者不懂得哲学，所以，他认为中国语言必须音符化，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电脑很发达，我认为我们要努力发展中国文字的输出输入系统。我曾经向王安电脑公司有关单位建议，发展双语化的软件系统，这样才能建立中国语言的地位，不至于被英文文字系统所主导。中国语言无疑具有世界性的内涵，因为它本身就是视觉形象发展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像中国语言那样具有形象性，为了人类文化的平衡性和丰富性，我们要发展这种形象语言。 第四个例子是中国医学。以整体来看，中国医学在诊断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所以中国医学也是可以现代化、世界化的。总而言之，现代化、世界化，是必然的趋向，我们必须肯定自己。肯定自己，必须要追源溯本，然后整体定位，应变创新。 建立自己的模式、撷取欧美长处 反观中国过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处境十分困难。中国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思想、制度及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发为权力，而行为方式则来自制度，制度来自思想。但西方有西方的思想，发展成为制度，再演变成为行为方式与权力。中西两个系统发生冲突，在权力方面，中国人受到很大挫折。在这种挫折之下，中国人自有一种情绪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否定自己传统的一切。军事上中国是打败仗了，但打败仗并不表示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思想完全有问题。纵使有问题，也可以改进，并不需要全盘否定。另外一个事实是：就在西方这个冲击之下，中国并不了解西方权力背后的制度是什么，思想是什么。这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花较长时间去探求。但在未获得对西方理解之前，中国人的种种情绪反应和自我否定，虽是可以想见的，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历史的教训和痛苦的经验已证明这一点。 今天中国人痛定思痛，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学理上来分析造成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因素何在，另一方面我们则要了解中国为什么失败。必须痛定思痛，检讨过去，策励将来。中国历史上有好的制度，如考试制度与监察制度就是很好的制度，但中国也有不好的制度，如君权专制。历史上虽早有民本、民权观念，但却没有发挥成为制度，这些是值得吾人做理性检讨与理性批评的。 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已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但西方国家，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工业革命后，贫富悬殊、劳资对立都是重大问题。中国要学习西方的科技、科学知识和经济发展，但不能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过来，因为全盘接受过来，就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将“传统”与“现代”同时作一个理性的检讨，也把两者的好处，作一个理性的结合。例如从易经到儒家之大中至正的中国哲学就大有值得开掘、发挥之处，特别是易经哲学的变通性、贯通性与融通性。从通变、变通、通情达理来看人生、宇宙、文化，就是易经哲学。易经哲学就是整体的思考、定位的思考、应变的思考，以及创新的思考，在不变中求变，变中求不变。这是很重要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可以称为革命的思想。事实上，革命的观念是从易经的“革卦”而来。正如中国人的很多观念都是从易经而来的。 “革”是什么意思呢？“革”就是革新、改革、变革的意思。为什么要革新、改革与变革？因为宇宙人生有新的情况产生，我们就要整体应变。“革”因之是一项基于整体的思考的行动。“命”也有它的道理。什么叫做命？命就是天道流行的秩序。秩序发生了问题，要建立新的秩序，这个就是“革命”。并不只是个人的命才叫命，天地的命也叫命。命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一向认为人类可以创新，但创新必须先了解天道的本源，然后才能创新，也就是需要整体化的定位，应变以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更多内容请见《文化・伦理与管理》原著
　　
　　［作者简介］成中英 国际知名华裔哲学家、管理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