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手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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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男,生于1963年1月,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八三年开始写小说,初期每稿必退,广种不收,仍坚持不懈,直到《桑园留念》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一夜间,逢稿必退变成了洛阳纸贵。
   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角逐奥斯卡金像奖。
  苏童的叙事优雅从容,纯净如水,平实写来却意韵横生。
  在朋友眼中,苏童是个听话的大孩子。
  在为人方面,他说:“要理解那些对你摇头或不屑一顾的人。”
  在阅读上,他崇尚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塞林格,拒绝金庸和琼瑶,但偏爱福尔摩斯之类的侦探小说。
  热爱生活,属于喜欢东张西望一类的人。喜欢一个人逛店,喜欢足球。
  
  到了后来,我再也想不起子韬的脸了,据其他同学回忆,子韬的容貌一般,或者说没有什么特色,他的左脚踝关节处长着一块酱色的疮疤,仅此而已。就是这块疮疤后来渐渐溃烂发炎,直至把他送到射鹿县的麻疯病院。
  那辆白色救护车停在操场上,大概是午后三点钟光景,子韬站在足球场上,看见三个男人从救护车里跳下来。子韬把足球踢给别人,低着头站着,双脚轮流蹭打地上的草皮。子韬穿着田径裤和蓝白相间的长统线袜,他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弯下腰把线袜拉下来,匆忙地朝自己的踝部扫了一眼,他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当三个男人走近子韬把他凌空架走时,子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蹬踢着那些人的脸,同时发出愤怒的狂叫。
  我不是……
  我不去……
  操场上的人听见了子韬的叫声,他们看见子韬脚上的运动鞋在挣扎中掉下来了,而他的袜子也快剥落,露出踝部一大块酱色的疮疤。
  還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从救护车里下来,她提着一架喷射器沿着足球场走,在每个地方都喷下了一种难闻的药水,她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喷消毒药水。三天内足球场停止使用。
  我所供职的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他是从射鹿麻疯病医院逃出来的惟一幸存者,他亲眼目睹了焚烧医院和病人的残酷事实,一百一十三名麻疯病人被活活烧死。尸骸埋在公路边的麦田里。
  我注意了一下来信,信纸是从小学生作文簿上撕下来的,信封是那种到处出售的印有花卉图案的普通信封。我洗了洗手,用铁夹把信夹着又仔细看了一遍,信尾没有署名,只有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幸存者。幸好邮戳还算清晰,邮戳上盖的是射鹿湖里。
  这封读者来信被套上了一个塑料袋,在我的同事中间传阅。第二天,我的上司就通知我到射鹿县去调查此事。
  射鹿一带河汉纵横,空气清新湿润,公路总是傍着水面向前延伸,路的两侧是起伏均匀的洼地,长满茂密的芦苇和散淡的矢车菊。秋天水位涨高,河汉里的水时而漫过公路路面,汽车有时就从水中驶过,溅起无数水花。开往射鹿的长途汽车因此常常需要紧闭车窗。时间一长,窗外的秋野景色变得单调无味,而车内浑浊的空气又使我昏昏欲睡。
  在一个水坝上,汽车莫名其妙地停住了,我随几个人下车探个究竟,看见司机和一个奇怪的男人对峙着。那个男人光着脚,身上裹一件肮脏油腻的军用大衣。他的脸被什么东西涂得又黑又稠,一手高举着一块牛粪状的东西,一手朝司机摊开,嘴里含糊地咕噜着。我问司机,他要干什么?司机笑了笑,说,拦路的泼皮,要两块钱,我凭什么给他两块钱?那个男人突然清晰地狂叫起来,不给钱不让走!司机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上车拿给你,说着眨了眨眼睛。司机把车下的乘客都赶上车。然后他坐到驾驶座上,猛地点火发动,汽车趔趄了一下后往前冲去。我看见那个男人惶乱地跳起来,摔在路坡上,朝木闸那儿滚动了五六米远。最后他趴伏在陡坡上,远看就像一只巨大的蜥蜴。
  汽车在受到意外的惊扰后越开越快。我回头看见那个裹着军用大衣的男人已经重新站在水坝上,他现在变得很小,隐隐地传来他愤怒的骂声。根据动作判断,他好像徒劳地朝我们的汽车砸着那团牛粪。
  射鹿这地方给我的最初印象很坏,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调查。
  我在射鹿城里住了一天,发现这个小城没有任何趣味可言,惟一让我惊奇的是城里有几家棺材店,从窄小的门洞望进去,可以看见那些棺材在幽暗中闪着隐晦的红光。我所栖身的招待所房间、床单和枕头上都洒上了劣质花露水,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切都是刚洗净换上的,但是我无意中发现枕上有一块硬斑,不知以前擦过什么东西,头发碰在上面就咝咝地响。陪同我的县委宣行部副部长说,小地方条件差,请你多多包涵了。
  我把那封信交给副部长看,他匆匆看了一遍就递还给我,说又是这个疯子,他又出动了,我说,他是谁?副部长苦笑说,要知道他是谁就好办了。这个人每年都要写信给报纸,说我们把麻疯病医院烧了,把麻疯病人都烧死了,纯属造谣惑众,在你之前已经有许多记者上过他的当了。我把信重新收起来放进包里,我说,射鹿好像是有一个麻疯病院。副部长说,有过,但是五年前就迁往别处了,病人也随医院迁走了。我说,医院旧址还在吗?他说,当然在,那么好的房子怎么舍得拆?现在那里是禽蛋加工厂。每年为县里创收三十万元。他暖昧地对我笑笑,又说,你想去那里看看吗?去吃鸡,厂里有的是鸡,我陪你去吃百鸡宴。我点了点头,我说我最喜欢吃鸡了。
  第二天我随副部长驱车前往射鹿湖边的麻疯病医院旧址。旧址濒临洁森的射鹿湖,远远地就看见一片白墙红瓦掩映在石榴树林里,空气中隐隐飘来鸡粪的腥臭。吉普车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左冲右突,冲进了一片高高的颓散的铁丝网包围圈里。副部长说,这就是以前医院的地盘了,以前还有两圈铁丝网,后来被拉断了,麻疯病很危险,隔离措施不严密不行,曾经有病人想逃,结果就被电网打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禽蛋加工厂我参观了宰鸡车间,看见一种奇妙的宰鸡流水线,一只活鸡倒挂在电动铁钩上,慢慢送进宰割机中修饰加工,最后从一个大喇叭口里晕头晕脑地飞出来,已经是光溜溜地开肠破肚一毛不剩了。我面对无数鸡腿鸡翅瞠目结舌。许多宰鸡工人在流水线上安静地操作,我逐个观察他们的皮肤,他们个个红润健康,脸上、手上,脖颈上没有任何可疑的疮疤,很明显,他们不是昔日的麻疯病人。
  午宴上果然都是鸡,加工厂的厂长热情好客,他竭力劝我把各种鸡都尝一下,并说明哪种鸡是出口的,哪种鸡获得部优称号,但我还是偏爱油炸鸡腿,一连吃了五只。我记得吃到第六只的时候我有点神思恍惚了,我看见第六只鸡腿的踝关节上有一块酱色的疮疤,于是我看见昔日的同学子韬站在足球场上,他慢慢地把线袜往下剥,露出一块酱色的溃烂发炎的疮痂。这时候我感到一阵恶心,捂住了嘴,我飞快地跑到外面,面对一只巨大的塑料鸡笼呕吐起来,吐得很厉害,几乎把吃进去的鸡全部吐出来了。
  副部长和禽蛋加工厂厂长都站在一边看我吐,等我吐完了他们上来扶住我。副部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吐,其实习惯了就会好的。厂长则解释说,这些鸡都是很干净的,卫生检查完全合格,国内国外市场上都很畅销。我为自己的失态而窘迫不安,我说,这跟卫生无关,只是我的胃有问题。
  关于麻疯病医院旧址的情况,我无法再详细描述了。我沿着业已锈蚀的铁丝网,搜寻某些特殊的痕迹,这里的石榴树长得异乎寻常的高大茁壮,但很少有结果的。树下可以看见几张歪斜的石桌石凳,有一只木质羽毛球拍和袜子、手套之类的杂物在草丛里静静地腐烂。我不能判断它们是何时遗弃在这里的,也许它们同那座迁徙了的医院没有关联。
  在射鹿城逗留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有一些谵妄的阴暗的念头。一切都是那封群众来信生发的效果,我对所有的触摸保持高度警惕。除了自由流动的空气,我避免任何东西对皮肤的接触,我不跟人握手。我和衣而睡。我用自己的饭盒和匙子去餐厅吃饭。但即使这样,我在睡眠状态下仍然感到身上处处发痒,尤其是左脚踝关节处,那里奇痒难忍,我在睡梦中仍然记着对麻疯病症状的验证办法,我狠狠地掐拧左脚踝关节处。那样的深夜,我听见远远的射鹿湖的潮声和第一声鸡啼,对左脚的疼痛又高兴又惶恐。
  走在射鹿城枯燥单调的街道上,对旧友子韬的回忆突然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会发现街上的某个行人很像子韬,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他们的左脚踝关节,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秋天了,射鹿的男人大多穿着化纤长裤和黑色皮鞋,所以,在大街上寻找一个人常常会一无所获。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人吗?我问副部长。
  他是射鹿人?副部长说,说详细点,射鹿的人我都认识。
  不,他是一个麻疯病人。
  我不认识麻疯病人,我怎么会认识他们?
  随便问问。我说,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你如果想打听麻疯病人的情况,可以去找邓大夫,副部长说,他以前是医院的主治大夫,退休后就留在射鹿了。
  后来我真的按地址找到了邓大夫。那是个干瘪苍老的老头,独居在一个潮湿的种满花草的小院里。我是一个人去的,事实上调查至此已经纯属私人性质。我有点胆怯地推开一扇长满青苔的木门,看见台阶上站着那个老头,他背对着我,往墙上挂一只蝴蝶标本。当他回过头时,我猛地看见一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那只大口罩把邓大夫的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敏捷的鹰鹫般的眼睛。
  你是谁?我现在不看病了,你要是有病请到县医院皮肤科去,那里有特别门诊。邓大夫在口罩后面发出的声音嗡嗡的。
  我意识到发生了一场难堪的误会。我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坏,我提高声音说,我不是麻疯病人,我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邓大夫依然在挂蝴蝶标本,墙上几乎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他说,他们都跟着医院迁走了。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病人吗?
  黄子韬?邓大夫猛然回过头,口罩外面的眼睛亮了一下,你是他的什么人?你是他兄弟?
  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和他是中学同学。
  如果是这样,告诉你也不要紧。邓大夫走下台阶,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住,说,黄子韬死了,他逃,让电网电死了。
  我一时无言。在满院的莺萝和美人蕉的阴影里,我看见一只自色线袜渐渐剥落,露出一块模糊的疮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感觉。
  他为什么要逃?我说。
  他不相信自己是麻疯病,怎么也不相信。他逃了七次,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明知有电网,为什么让他逃呢?”
  医生只管治疗他的皮肤,管不住他的头脑。他不相信自己有病,他要逃,你有什么办法?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转身轻轻地离开小院。我把那扇木门按原样虚掩上,然后从门缝里最后张望了一眼邓大夫,我看见的还是那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邓大夫自始至终没有摘下那只口罩。一些鶯萝精致的叶子在他的头顶飘拂,让我联想起死亡所具有的诗情画意。
  我在射鹿县的调查显然是劳而无功的。新闻就是这样,当一方提供的事实真实可信时,有关的另一方必须隐去,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那个写匿名信的幸存者无疑属于后者。况且,在射鹿县的五十万人口中寻找写信人不啻海底捞针。
  最后那天,我搭便车去了湖里。湖里是一个乡,在射鹿湖的西岸。我想湖里大概是射鹿县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了,我独自在水边的乡间公路上走、拍下了一些典型的风光照片。我甚至在一片水洼地边拍到了野生天鹅的照片,那只天鹅风姿绰约,独饮清泉,它也可以替代那篇无法完成的惊人新闻登上报纸头版。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跟着那只天鹅穿越了乡间公路。天鹅步态轻盈欲飞欲走,它在一个大草垛上停留了片刻后,飒飒地飞离地面。我不知道它会飞到哪里去,我是无法测定天鹅的行踪的。
  关键是那个大草垛,我突然注意到草垛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几个大字:吹手向西。
  我觉得这个路标的语意很奇怪,在空寂的乡间公路上,它指点人们向西寻找吹手,吹手是凭借乐器送死者升天的行当,那么在荒凉无人的湖里地带,吹子能等到他的雇主吗?
  我极目西望,方圆几里看不见一座村庄,在公路的西面,在一片瓜地中央,有一座低矮的窝棚,我似乎还看见一件白色的衬衫在两棵树之间随风飘动。我朝西走去,路标告诉我,吹手就坐在窝棚里等待。
  我弯腰钻进窝棚,看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草席上,他在吃一只熟透了的西瓜。窝棚里光线黯淡,看不清吹手的脸,我只觉得他的牙齿很白而他手里的西瓜很红。
  你家有丧事?吹手把瓜往地上一扔,朝墙上摘着什么。
  不,我只是看看。
  是你父亲还是妻子,还是孩子?
  不,都不是,我有个同学死了。
  我只吹唢呐。吹手将一只发亮的唢呐朝我晃晃,你如果要请吹萧人、打鼓的,还要往西走,再走三里地。
  我往窝棚的门口挪了挪,坐下来。我闻见窝棚里有一种植物或者生肉腐烂的气味。我转过脸看了看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白衬衫。我说,我有个同学死了。
  同学是什么?吹手问,是亲戚吗?
  吹手挨近我,他的一条腿懒散地斜伸着,伸到我的面前。阳光投射到窝棚的门口,照亮吹手光裸的粗壮的小腿,我差点叫出声来,因为我看见吹手的左腿踝关节处有一块酱色的疮疤。
  我跳起来,离开了窝棚。我站着大口地喘气,四周是空旷的湖里野地,风从湖上来,拂动吹手晾晒的白衬衫,这个时刻,世界对于我变得虚幻不定。
  我听见窝棚里传来了沉闷的唢呐声,夏然而止,好像呜咽,接着唢呐大概被吹手悬挂了起来,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喂,到底是谁死了?吹手在窝棚里问。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固执地重复着一个画面:我看见子韬的白线袜渐渐地从腿上褪落下来。他单腿站在足球场上,沉重地抬起左脚,他的左脚踝关节处结着酱色的疮痂,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溃烂发炎。
  你如果要请吹笛的、拉琴的,还要往西走,往西再走三里地。吹手在窝棚里说。
  从射鹿回来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左脚踝部开始发痒,细细一看,还有一块隐隐的红斑。我到医院的皮肤科挂了急诊,我怀着异样焦灼的心情观察医生对那块红斑的检查。但是我不能从医生漠然没有表情的脸上得出任何结论。
  会不会是?当我的左脚被医生抓住时我欲言又止。
  是什么?医生已经推开了那只脚,她说,什么也不是,你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
  选自《苏童文集·少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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