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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新青年》堪称“天下第一刊”。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光辉起点;《新青年》派文化精英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觉醒的标志;而它转向为新生的中國共产党机关刊物，还要从当年的争论说起。
《新青年》在上海时由陈独秀独创独编，1917年迁到北京后，成了北大新派教授的同人刊物，而灵魂人物仍为陈独秀，内容则是文化思想的批判与探寻。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情形有变。首先是李大钊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号），是《新青年》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接着，陈独秀又编了一期“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1920年5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6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转变带来《新青年》编辑方针大转变的信号。从1920年9月第8卷起，《新青年》又从北京迁回上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阵地，实际编辑工作由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陈望道等人承担。
事实上，此前李大钊与胡适在1919年七八月间，就有过主义与问题之争。主义派崇马克思主义，欲以直接行动对中国问题做根本解决;问题派则以杜威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点，寻求对中国问题进行一点一滴改良。从表面看，双方皆是盗火者，皆是欲改造中国社会，皆是以外来“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双方都曾属于《新青年》派。只不过，当涉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时，双方对现存政权与未来社会形态、民主与专政等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
不同于政客的“道不同不相谋”，这群书生偏是“道不同而相谋”，都想用自己的“主义”去说服、影响自己的朋友，于是就有了一轮一轮激烈争论，即使注定要分道扬镳，仍不放弃一切机会进行争论。这里少有意气之争，多为主义之争。针对《新青年》在“五四”之后的转向，主义派视为历史的进步与必然，问题派则认为其有悖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陈独秀与胡适都不是为了友谊而放弃原则的苟合之辈，因而理所当然要爆发争论。
当时《新青年》“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尚在编辑过程中，陈独秀就料定它会在《新青年》同人中引起争议，于是在1920年4月26日就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12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征询《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等问题。如继续出版的话，那么“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如何答复，不见文献。只知道同年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启明等9位同人，说他“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陈独秀书信集》第305页）。
12月16日夜，即将登舟赴粤之际，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宜，并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陈独秀书信集》第293页）可见陈独秀仍希望北京同人与自己站在一起。
倒是胡适的回答非常决断：“《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巳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答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第293页）。他主张《新青年》的主导思想在注重学术思想文艺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胡适此信寄陈独秀之前，曾在北京同人中传阅，俨然一封公共信。
陈独秀为胡适的信“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甚至认为是“反对他个人”;对主张“停办”的陶孟和，陈独秀致信表示“决绝”。胡适对此一边给陈独秀回信，一边致信在北京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8人征求意见，公开表明：“我并不反对他个人，并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rio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的一个办法。”（胡适此信及北京同人之签注，李大钊、鲁迅为此写的信，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页至13页）。
在京同人慎重而反复地考虑了胡适的提议，都在胡适信上有签注。李大钊在注文之外还另有信致胡适，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
李大钊致信胡适说：“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另有信说：“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启明、豫才的意见，也大致赞第一条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并说：“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
胡适给在京同人的信写于1920年11月22日，在同人中几经周转有数月之久。这封特殊的信，直到1921年2月6日才寄给陈独秀。这期间，胡适为争取北京同人站在自己一边，应是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或许正是这次胡适的活动工夫，给鲁迅印象太深了，以至于到晚年将他与陈独秀相比时，说对胡适之言行“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不知鲁迅这次有没有“侧着头想一想”，但周氏兄弟终究还是都基本倾向于胡适，而并不像有些论著描述的那样，说他如何与胡适斗争。不过，胡适越是下工夫争取北京的同人，就越证明他与陈独秀之间分歧的深刻。
还是钱玄同一语破的，他将让陈独秀“太生气”的那封给北京同人的信，转给周氏兄弟时说：“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见钱玄同1921年1月11日致鲁迅、周作人的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信胡适，内容如下：
适之兄：
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生空气不太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编者注：《新青年》第8卷第6号付排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派包探从印刷厂抓走，以致此期延至1921年4月1日出版。）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独秀白
二月十五日。
同一日，陈独秀还有信致周氏兄弟。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此两信均见《陈独秀书信集》第305頁至309页）两相对照，可知不管胡适如何努力，有陈独秀在，《新青年》移京编辑与不谈政治都不可能。至此，《新青年》当初的北大同盟就宣告破裂，《新青年》从此正式成为共产党人的刊物。而北京原有同人中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仍有学术文艺性稿子在上面发表，直到第9卷结束。其中，钱玄同早于1920年底开始就不再为《新青年》写稿，因为他认为“无论谈什么‘主义’和‘问题’，都有流弊”（钱玄同1920年9月19日致周作人书），尽管双方之措辞极其婉转与友好。
可以说，《新青年》的转向是历史之必然。转向之后的《新青年》成为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的历史使命在它身上承载并开启。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光辉起点;《新青年》派文化精英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觉醒的标志;而它转向为新生的中國共产党机关刊物，还要从当年的争论说起。
“道不同而相谋”
《新青年》在上海时由陈独秀独创独编，1917年迁到北京后，成了北大新派教授的同人刊物，而灵魂人物仍为陈独秀，内容则是文化思想的批判与探寻。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情形有变。首先是李大钊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号），是《新青年》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接着，陈独秀又编了一期“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1920年5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6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转变带来《新青年》编辑方针大转变的信号。从1920年9月第8卷起，《新青年》又从北京迁回上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阵地，实际编辑工作由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陈望道等人承担。
事实上，此前李大钊与胡适在1919年七八月间，就有过主义与问题之争。主义派崇马克思主义，欲以直接行动对中国问题做根本解决;问题派则以杜威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点，寻求对中国问题进行一点一滴改良。从表面看，双方皆是盗火者，皆是欲改造中国社会，皆是以外来“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双方都曾属于《新青年》派。只不过，当涉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时，双方对现存政权与未来社会形态、民主与专政等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
不同于政客的“道不同不相谋”，这群书生偏是“道不同而相谋”，都想用自己的“主义”去说服、影响自己的朋友，于是就有了一轮一轮激烈争论，即使注定要分道扬镳，仍不放弃一切机会进行争论。这里少有意气之争，多为主义之争。针对《新青年》在“五四”之后的转向，主义派视为历史的进步与必然，问题派则认为其有悖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陈独秀与胡适都不是为了友谊而放弃原则的苟合之辈，因而理所当然要爆发争论。
一封公共信
当时《新青年》“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尚在编辑过程中，陈独秀就料定它会在《新青年》同人中引起争议，于是在1920年4月26日就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12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征询《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等问题。如继续出版的话，那么“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如何答复，不见文献。只知道同年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启明等9位同人，说他“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陈独秀书信集》第305页）。
12月16日夜，即将登舟赴粤之际，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宜，并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陈独秀书信集》第293页）可见陈独秀仍希望北京同人与自己站在一起。
倒是胡适的回答非常决断：“《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巳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答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第293页）。他主张《新青年》的主导思想在注重学术思想文艺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胡适此信寄陈独秀之前，曾在北京同人中传阅，俨然一封公共信。
陈独秀为胡适的信“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甚至认为是“反对他个人”;对主张“停办”的陶孟和，陈独秀致信表示“决绝”。胡适对此一边给陈独秀回信，一边致信在北京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8人征求意见，公开表明：“我并不反对他个人，并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rio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的一个办法。”（胡适此信及北京同人之签注，李大钊、鲁迅为此写的信，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页至13页）。
在京同人慎重而反复地考虑了胡适的提议，都在胡适信上有签注。李大钊在注文之外还另有信致胡适，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
李大钊致信胡适说：“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另有信说：“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启明、豫才的意见，也大致赞第一条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并说：“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
承载新的使命
胡适给在京同人的信写于1920年11月22日，在同人中几经周转有数月之久。这封特殊的信，直到1921年2月6日才寄给陈独秀。这期间，胡适为争取北京同人站在自己一边，应是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或许正是这次胡适的活动工夫，给鲁迅印象太深了，以至于到晚年将他与陈独秀相比时，说对胡适之言行“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不知鲁迅这次有没有“侧着头想一想”，但周氏兄弟终究还是都基本倾向于胡适，而并不像有些论著描述的那样，说他如何与胡适斗争。不过，胡适越是下工夫争取北京的同人，就越证明他与陈独秀之间分歧的深刻。
还是钱玄同一语破的，他将让陈独秀“太生气”的那封给北京同人的信，转给周氏兄弟时说：“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见钱玄同1921年1月11日致鲁迅、周作人的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信胡适，内容如下：
适之兄：
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生空气不太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编者注：《新青年》第8卷第6号付排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派包探从印刷厂抓走，以致此期延至1921年4月1日出版。）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独秀白
二月十五日。
同一日，陈独秀还有信致周氏兄弟。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此两信均见《陈独秀书信集》第305頁至309页）两相对照，可知不管胡适如何努力，有陈独秀在，《新青年》移京编辑与不谈政治都不可能。至此，《新青年》当初的北大同盟就宣告破裂，《新青年》从此正式成为共产党人的刊物。而北京原有同人中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仍有学术文艺性稿子在上面发表，直到第9卷结束。其中，钱玄同早于1920年底开始就不再为《新青年》写稿，因为他认为“无论谈什么‘主义’和‘问题’，都有流弊”（钱玄同1920年9月19日致周作人书），尽管双方之措辞极其婉转与友好。
可以说，《新青年》的转向是历史之必然。转向之后的《新青年》成为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的历史使命在它身上承载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