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的“奥肯悖论”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博士所著《当中国改变世界》一经推出，便成为欧洲人争相观读的畅销书。作者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向世界诠释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正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作者表明的一个观点就是：既然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拨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迷雾，似乎只能归结为一条，就是全世界最丰富、最廉价的人力资源供应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然而，一边是年均逼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3亿人口超过1700美元的人均GDP；一边是超过2亿的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和2400万的城市在册失业人口，两个看起来似乎不应该同时发生的问题，却在向世界表明一个发展中经济帝国的自信与矛盾？可是，问题不止如此，每年近500万的大学毕业生和2300万人的高等教育规模本应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智力资源，与之形成强烈反衬的却是全国不足60%的大学生就业率！
　　这些问题也许艾里克博士可以发现，但是却没有给予解释。到底经济增长与就业有没有关系？
　　众所周知，“奥肯定律”给予了回答。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奥肯为了研究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按照美国经济长期观察得到的经验事实，假定美国的失业率为4%时经济处于最大可能的产出水平，更高的社会失业产生于实际产出与经济的潜在产出间的差距，奥肯在用美国宏观数据计量后发现，当失业率高于4%时，失业率每下降1%，产出就增加3%。后人将奥肯的结果进行逆向解释，认为当社会失业率高于4%时，如果产出增加3%，则失业率将下降1%。这个3比1的比率，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国际上分析就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依据一般来源于该定律。
　　简单理解“奥肯定律”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体现出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替代关系。”但中国似乎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不能同时带来就业相应扩大的“奥肯悖论”现象，正如前文的数据显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
　　统计资料表明，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而与此同时，登记失业率亦居高不下。可见，我国就业增长率并没有随GDP增长率同步增长，反而出现较大幅度降低现象。在国内外得到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在这里为何失灵？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充分就业表明老百姓没有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加上我国的社会保证体系尚未完善和财政转移支付的“马太效应”，使得失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有鉴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增加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此外，千方百计推动大学生就业也成为各地政府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本应成为受社会欢迎的香饽饽，却为何陷入踏破铁鞋、鏖战求职的尴尬困局？应该如何来解惑我国失业、尤其是大学生失业的矛盾局面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服务经济比重太低，2005年我国服务经济仅占GDP的35%左右，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经济学表现就是“奥肯定律”似乎不灵了，国内甚至有学者质疑“奥肯定律”。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来看，服务经济比重都在75%左右，而且服务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重还要大于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可见，服务经济才是驱动就业率增长的关键所在，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人才。以信息服务业为例，北京市信息服务业就业增加对总就业人数的贡献率达到62%。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以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为代表的信息服务逐步成为密集知识、资本和人才于一体的新兴产业，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具有较高知识背景的人才加入这一产业。
　　因此，笔者以为不能简单以结果来评判“奥肯定律”的有效性，反之，我们应该用发达国家的规律和经验来修正我们的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把握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利用我们的人才优势大力发展密集知识、人才和资本的先导性产业，实现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的转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适应服务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积极探索学科和专业融合发展，推动“服务科学”学科的建设，加速培养和提高符合服务经济时代服务创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