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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茅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参加红军前是大学生,但他自己从来不肯提及甚至是回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我军开国将领之中,参加革命之前就是大学生的人不多吧。父亲是不肯张扬的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读过大学。
真正向大家公布这一身份的是毛泽东。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年代,不少领导干部,还有各行业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历史,包括祖宗三代,都被翻了出来公示于众,父亲的过去,自然也被众人关注。
有材料述,1969年1月,父亲参加周总理在北京召集的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在等待毛主席接见时,大家闲谈,有人追问父亲:听说你是大学生,真的吗?父亲笑笑,并不承认。有人坚持说父亲就是大学生。正谈论着,主席来了,主席问大家争论什么?有人说:杜平是大学生。主席问我父亲:“什么大学?”父亲只好回答:“长沙群治大学。”主席说:“那是野鸡大学,”还说,“野鸡大学有好的,也有坏的。”到了1973年12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出席会议的有46位高级将领。12月22日,会议结束,毛泽东接见全体与会人员,于是大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并先后向主席敬礼问候。当轮到父亲时,不等旁边人介绍,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父亲,高声地说:“哦,杜平,大学生哩……”经毛泽东这么一点,在座的人就都知道了,哎呀,原来杜平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就这样,“杜平是大学生”很快就传开了。
关于父亲是大学生一事,军旅作家吴东峰所著《开国将军轶事》,有过与以上说法略有不同的描写,说是“建国后某日,罗荣桓向毛泽东介绍杜平将军:‘杜平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毛问什么大学,杜平答:‘长沙群治大学。’毛戏言:‘那是野鸡大学。’继曰:‘野鸡大学也有好的嘛’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对许世友将军言:‘你是个周勃。’又曰:‘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将军惶惶曰:‘我算不了大学生。’将军‘大学生’之名由此遍传全军”。以上描写,可谓传神,毛泽东所说的“野鸡大学”应该是对非官办、非名牌、社会办大学的一种泛指吧。
据吴东峰说,他是1986年12月8日采访父亲时,父亲对他披露自己是大学生这件事的,吴东峰不久前还找到了他在采访本上记录的父亲谈话内容:“我是大学生,是罗荣桓向毛主席说出来的,过去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上的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是个私立大学,读了几年书,当时那个校长是个日本留学生,据说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关于父亲上大学之事,我也进行了一番探访。1927年父亲中学毕业。他并不满足,在祖父读书理念的殷殷厚望中,父亲和一位刘姓的同学到长沙求学。从此,他走出了黄茅,走出了万载,走出了江西,据父亲讲,他考上了湖南群治大学。校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善化(今长沙)人粟戡时,校址在长沙的波子街。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曾经去寻访过母校,但已是杳无踪迹了。如今的长沙波子街,已是一条热闹繁华的商业街,一处“毛家饭店”使整条街变得熙熙攘攘,要想寻找几十年前幽深宁静的校园,只能到湖南省档案馆去查了。果然在《清朝和民国档案》中,记载了波子街上曾经有过的湖南群治大学。可以引证的第一份资料是《湖南群治大学校董录》即《群治大学专门大学部设立人及董事衔表》,其中第一位校董就是“章炳麟,字太炎”。章太炎是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曾经发起成立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主编其机关报《民报》,民国成立后主编《大共和日报》。表中还有“粟戡时 ,字墨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还列有“郑芳 惕予 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充本校校长”。看来湖南群治大学还是相当有名气的私立学校,不仅有著名人士领衔,还有专业留学人士操办。此外,这所私立大学,规模不小,除了在长沙设有“湘校”,还在上海设有“沪校”。在校董录中,章太炎名下标有“本大沪校国学主任”之职,粟戡时名下标有“现充本大沪校教务主任”之职。我也从《上海地方志》中印证了这一点,它记载了“群治大学,校址在劳勃生路110号(今长寿路728号)”。
可以引证的第二份资料中,有“群治法政专门学校”,它就是湖南群治大学所设的“专门学校”,就像现在的综合大学下设一些专业的学院。资料中刊有这个专门学校的校长粟戡时的照片。现引《群治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本科第一班毕业同学录》序中的一段:“本校为吾湘唯一之私立法学最高学府。俊彦之士不远千里负笈求学者恒数百人,济济一堂,藏焉于斯,修焉于斯,息焉游焉亦于斯。平日师友之间,过则相规,善则相劝,学理之渊深者,共同讨论之、知识之,各别者相互交换之,相亲相爱,如兄如弟,彬彬然有古太学之风,诚足乐也。唯人生斯世佳景不常,盛筵难再,转瞬之间已届毕业。”由上文,当时情况可见一斑。可以说,湖南群治大学是颇有点名气的私立学校,而属下的群治法政专门学校(简称群治学校)是湖南省唯一的法学最高学府。学生全部住校,读书吃住全在一起,学习风气甚浓,师友关系甚洽。
我的父亲考上的就是群治法政专门学校。他是1927年9月入学,先入预科,再上特科。父亲读大学并不顺利,中途差点辍学。那是1928年,我的祖父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治病要钱,办丧事要钱,一家老小活下去也要钱……父亲从长沙赶回来奔丧,看到家里又是赊账,又是借债,真是困难到了极点。父亲陪着憔悴的祖母,望着她两鬓的白发,再也不忍心继续读书了,他决心像兄弟一样,也为这个家尽一份力,好好孝奉他的母亲,但是刚强的祖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坚定地对父亲说:“兄弟齐心,利可断金。家里再苦再难总能挺过去的,你一定要读完大学,这可是你父亲一辈子的心愿啊!”为了筹钱,祖母和二伯父挑头做了七脚会。这七脚会实际上就是七家集资的一种方式,头会集资了一百块大洋给了祖母,等到二会再集资给第二家,三会集资给第三家……依此类推,直到连本带息全部还给各家。能有七家愿意做会并不容易(也有三脚会),这全靠祖父母平时有极好的人缘和极高的威信。就是这一百块大洋,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父亲也才得以继续上完大学。但是此后,二伯父却不得不加倍辛苦任劳任怨地给人打工挣钱还债。父亲还提到过家乡一个姓陈的开明绅士,他曾去湖南长沙办事,见到在大学读书的父亲艰苦拮据,送给父亲三块大洋。刚解放时,他到武汉拜见父亲,父亲为当年的事深表谢意,他则说:“有志者事竟成。”当年正是看重父亲志向高远,才肯资助他的。
1929年7月,父亲大学毕业了。在第三份资料《群治毕业同学录》(民国二十一年印)中有“湘校政治经济特科二班 民国十八年七月毕业计四十七人”,47人中记有父亲,姓名一栏:“杜豪”,别号一栏:“雋卿”,籍贯一栏:“江西万载”,通讯处一栏:“康西学校”。
我的父亲毕业后回到家乡,黄茅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这一件大事一下子轰动了方圆十里的家乡,人们像过节一样为他大摆酒宴,敲锣打鼓,鞭炮震天,真有些耀武扬威、光宗耀祖的热闹气势。祖父虽然过世,但人们却不忘夸赞他培养大学生的远见卓识和坚毅决心。大学毕业的父亲成为全家的光荣,大家把改变贫穷低下现状的希望全部集中在父亲身上,邻里乡亲也期待父亲在家乡大显身手,可是父亲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
父亲参加红军前是大学生,但他自己从来不肯提及甚至是回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我军开国将领之中,参加革命之前就是大学生的人不多吧。父亲是不肯张扬的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读过大学。
真正向大家公布这一身份的是毛泽东。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年代,不少领导干部,还有各行业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历史,包括祖宗三代,都被翻了出来公示于众,父亲的过去,自然也被众人关注。
有材料述,1969年1月,父亲参加周总理在北京召集的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在等待毛主席接见时,大家闲谈,有人追问父亲:听说你是大学生,真的吗?父亲笑笑,并不承认。有人坚持说父亲就是大学生。正谈论着,主席来了,主席问大家争论什么?有人说:杜平是大学生。主席问我父亲:“什么大学?”父亲只好回答:“长沙群治大学。”主席说:“那是野鸡大学,”还说,“野鸡大学有好的,也有坏的。”到了1973年12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出席会议的有46位高级将领。12月22日,会议结束,毛泽东接见全体与会人员,于是大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并先后向主席敬礼问候。当轮到父亲时,不等旁边人介绍,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父亲,高声地说:“哦,杜平,大学生哩……”经毛泽东这么一点,在座的人就都知道了,哎呀,原来杜平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就这样,“杜平是大学生”很快就传开了。
关于父亲是大学生一事,军旅作家吴东峰所著《开国将军轶事》,有过与以上说法略有不同的描写,说是“建国后某日,罗荣桓向毛泽东介绍杜平将军:‘杜平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毛问什么大学,杜平答:‘长沙群治大学。’毛戏言:‘那是野鸡大学。’继曰:‘野鸡大学也有好的嘛’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对许世友将军言:‘你是个周勃。’又曰:‘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将军惶惶曰:‘我算不了大学生。’将军‘大学生’之名由此遍传全军”。以上描写,可谓传神,毛泽东所说的“野鸡大学”应该是对非官办、非名牌、社会办大学的一种泛指吧。
据吴东峰说,他是1986年12月8日采访父亲时,父亲对他披露自己是大学生这件事的,吴东峰不久前还找到了他在采访本上记录的父亲谈话内容:“我是大学生,是罗荣桓向毛主席说出来的,过去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上的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是个私立大学,读了几年书,当时那个校长是个日本留学生,据说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关于父亲上大学之事,我也进行了一番探访。1927年父亲中学毕业。他并不满足,在祖父读书理念的殷殷厚望中,父亲和一位刘姓的同学到长沙求学。从此,他走出了黄茅,走出了万载,走出了江西,据父亲讲,他考上了湖南群治大学。校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善化(今长沙)人粟戡时,校址在长沙的波子街。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曾经去寻访过母校,但已是杳无踪迹了。如今的长沙波子街,已是一条热闹繁华的商业街,一处“毛家饭店”使整条街变得熙熙攘攘,要想寻找几十年前幽深宁静的校园,只能到湖南省档案馆去查了。果然在《清朝和民国档案》中,记载了波子街上曾经有过的湖南群治大学。可以引证的第一份资料是《湖南群治大学校董录》即《群治大学专门大学部设立人及董事衔表》,其中第一位校董就是“章炳麟,字太炎”。章太炎是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曾经发起成立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主编其机关报《民报》,民国成立后主编《大共和日报》。表中还有“粟戡时 ,字墨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还列有“郑芳 惕予 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充本校校长”。看来湖南群治大学还是相当有名气的私立学校,不仅有著名人士领衔,还有专业留学人士操办。此外,这所私立大学,规模不小,除了在长沙设有“湘校”,还在上海设有“沪校”。在校董录中,章太炎名下标有“本大沪校国学主任”之职,粟戡时名下标有“现充本大沪校教务主任”之职。我也从《上海地方志》中印证了这一点,它记载了“群治大学,校址在劳勃生路110号(今长寿路728号)”。
可以引证的第二份资料中,有“群治法政专门学校”,它就是湖南群治大学所设的“专门学校”,就像现在的综合大学下设一些专业的学院。资料中刊有这个专门学校的校长粟戡时的照片。现引《群治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本科第一班毕业同学录》序中的一段:“本校为吾湘唯一之私立法学最高学府。俊彦之士不远千里负笈求学者恒数百人,济济一堂,藏焉于斯,修焉于斯,息焉游焉亦于斯。平日师友之间,过则相规,善则相劝,学理之渊深者,共同讨论之、知识之,各别者相互交换之,相亲相爱,如兄如弟,彬彬然有古太学之风,诚足乐也。唯人生斯世佳景不常,盛筵难再,转瞬之间已届毕业。”由上文,当时情况可见一斑。可以说,湖南群治大学是颇有点名气的私立学校,而属下的群治法政专门学校(简称群治学校)是湖南省唯一的法学最高学府。学生全部住校,读书吃住全在一起,学习风气甚浓,师友关系甚洽。
我的父亲考上的就是群治法政专门学校。他是1927年9月入学,先入预科,再上特科。父亲读大学并不顺利,中途差点辍学。那是1928年,我的祖父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治病要钱,办丧事要钱,一家老小活下去也要钱……父亲从长沙赶回来奔丧,看到家里又是赊账,又是借债,真是困难到了极点。父亲陪着憔悴的祖母,望着她两鬓的白发,再也不忍心继续读书了,他决心像兄弟一样,也为这个家尽一份力,好好孝奉他的母亲,但是刚强的祖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坚定地对父亲说:“兄弟齐心,利可断金。家里再苦再难总能挺过去的,你一定要读完大学,这可是你父亲一辈子的心愿啊!”为了筹钱,祖母和二伯父挑头做了七脚会。这七脚会实际上就是七家集资的一种方式,头会集资了一百块大洋给了祖母,等到二会再集资给第二家,三会集资给第三家……依此类推,直到连本带息全部还给各家。能有七家愿意做会并不容易(也有三脚会),这全靠祖父母平时有极好的人缘和极高的威信。就是这一百块大洋,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父亲也才得以继续上完大学。但是此后,二伯父却不得不加倍辛苦任劳任怨地给人打工挣钱还债。父亲还提到过家乡一个姓陈的开明绅士,他曾去湖南长沙办事,见到在大学读书的父亲艰苦拮据,送给父亲三块大洋。刚解放时,他到武汉拜见父亲,父亲为当年的事深表谢意,他则说:“有志者事竟成。”当年正是看重父亲志向高远,才肯资助他的。
1929年7月,父亲大学毕业了。在第三份资料《群治毕业同学录》(民国二十一年印)中有“湘校政治经济特科二班 民国十八年七月毕业计四十七人”,47人中记有父亲,姓名一栏:“杜豪”,别号一栏:“雋卿”,籍贯一栏:“江西万载”,通讯处一栏:“康西学校”。
我的父亲毕业后回到家乡,黄茅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这一件大事一下子轰动了方圆十里的家乡,人们像过节一样为他大摆酒宴,敲锣打鼓,鞭炮震天,真有些耀武扬威、光宗耀祖的热闹气势。祖父虽然过世,但人们却不忘夸赞他培养大学生的远见卓识和坚毅决心。大学毕业的父亲成为全家的光荣,大家把改变贫穷低下现状的希望全部集中在父亲身上,邻里乡亲也期待父亲在家乡大显身手,可是父亲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