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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良（1907-1998）同志解放前曾经担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后曾经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她是一位知名的女革命家，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她于晚年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从微观到宏观地再现了中国革命历史变迁中许多真实的情景，以及这位知识分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漫长的心路历程。本刊节选其中精华，以飨读者。
该回忆录系其女沙尚之女士交由本刊发表，特向沙女士致谢，郝铁川教授亦对本文做了贡献。
序 言
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艰难的，有时自己也会感到惊奇，八十余年的生涯是怎样度过来的，到了晚年回忆过去，恍惚如做了一场离奇的梦。个人走过的道路本来不值得写，但这是一条很不寻常的路——革命的道路，我同许多战友、同志一起走过的道路，也因此不完全是个人走过的小径。这漫长的道路中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历史。有许多朋友要求我在垂暮之年，写点个人的经历、遭遇，对后人了解历史有益，因而，我决定发挥“余热”，把一些不值得再提的问题写进去，也许会提到一些人的事，这是难以忌讳的，但决没有“攻击”他人的恶意，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劝人为善。做一个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该怎样正确对待同志、朋友、敌人和自己，这是每个人都要反思的问题。20世纪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极为复杂的时代，我从个人管见中观察到的天地当然十分渺小，但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千变万化的历史，终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共同性。为了理解现在，展望将来，是不能忘记过去的，特别不能忘记错误的事情；忘记过去，意味着自欺欺人，背叛人民，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生于破落书香之家
我的祖籍是浙江鄞县。住在宁波城内祝都桥附近的一所百年老屋中，四扇大门，深锁的庭院，四面高大的围墙，三进五开间的大宅院里面，住着我们的一家和叔父的一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所谓读书人，即专门为科举考试而读书走仕途的人，可是没有功名。1909年，父亲在二十三岁时便莫名其妙地死了，谁也说不清是患了什么病，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
大家庭由曾祖母当家。祖父早亡故，留下一個祖母守寡，她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小儿子就是我的叔父。曾祖母是一个专横独霸的女人，把祖上传下来的地产、现金多数挥霍掉了，到我的母亲袁玉英进这个家门时，已经所剩无几。父亲因而郁郁不乐，神经失常，常常站在门外面一声不响，就这样倒下去了，留下了我十九岁的母亲和一对孪生儿——我姐姐和我，还有一个前妻所生的哥哥阿庆。母亲就此以后含辛茹苦在家，守寡抚养孩子，度过了凄苦的青年时代。当时的风俗是妇女只能从一而终，母亲在封建的牢笼中逃不出去，可能因为有了孩子的关系，她只能牺牲自己，全力以赴抚养遗孤了。她为什么会嫁到这样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来的，说来也是可悲的。
我的外祖父是宁波城内有名的吝啬的守财奴，重男轻女，又性好女色，同家里的女佣人私通，我的外祖母愤而吃生鸦片自杀，留下了一群子女，我母亲是她的第三个女儿，她对外祖父非常厌恶。好在她的祖父最爱怜这个孙女，留在身边亲自教读，我的三个姨妈都是文盲，唯有我的母亲是知书识字的女孩子。母亲自幼聪明伶俐，专心学文化。可她在十七岁时，被外祖父以“父母之命”用一顶花轿，强迫抬进了这陈家去当填房，自此以后不再回娘家。
外祖父开当铺、钱庄、地田、房产，有了大量的现金和存款，但决不投资于工业，这大约是原始积累的一个常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初步走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外祖父的头脑里还不会有办大厂赚大钱的想法，他只想重利盘剥，积蓄大量的现金，放高利贷，开当铺和钱庄。据母亲说：“他十分吝啬，新女婿上门，也不肯留下吃一顿饭，女婿上门在客厅上一坐，说了一番话，他就举起茶杯送客，下逐客令了。”母亲说这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她虽然青年守寡，也绝不同他往来。
曾祖母在辛亥革命前夕患病死了，这个家庭就分开了，叔父早已娶妻成家，独立门户，母亲也独自经营自己的家务了。我的长兄阿庆从小就在书房中度过，家中聘有一位老年的教师教育阿庆读书写字、绘画，但当时女子是不许读书的，可是我的母亲与众不同，偏偏要把女儿教会读书写字。
母亲是我的人生导师
1911年10月发生了辛亥革命。我还只有四岁，清皇朝灭亡了，改为共和国，黄龙旗改为五色国旗。我仅仅记得在我六岁时上学，母亲特别请了隔壁邻居、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医生做我的启蒙老师。母亲要我向他鞠躬，我很怕，不肯行礼，这位老师拿出一本新式的教科书，第一页便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给我看，我一时好奇，便对这本教科书发生了兴趣。从国旗的改变，作过多少次的流血斗争等，我的一生同反对五色国旗发生了深远的关系，这是后来才明白起来的，在当时都是觉得好玩而已。
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一时风传北老儿南下了，一定会进行抢掠，奸淫妇女，母亲就带着孩子们坐轮船到上海，在二马路租了一层楼。马路上人潮拥挤，商店林立，女孩子多打扮得很漂亮，一切都同宁波不一样，真是大开眼界。当时的上海是租界，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却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带到了中国。从此，我对上海就有好感，我觉得那里的人不同于宁波，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行动，随便出门买东西，坐电车，不用四人抬轿子。
回到宁波后，我还是忘不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我的母亲也喜欢西洋的文明，特别是西医，她很感兴趣。宁波当时有一个华美医院，是美国人一位医生办的。她给华美医院捐款，美国医生常常说：“我们美国人喜欢女儿。”更加博得我的母亲的欢心，她常常带我们到医院检查身体或治病。我十岁时出过痧子，得过肺炎，还患肺结核病，全靠华美医院X光照出来肺部的黑影，使我得到及时的治疗。西洋的文明使母亲的思想更加开放，她总想让我多读书，将来才能出人头地。
但我患了肺病以后，只好不上小学校，留在家里书房中，我同哥哥一起读书写字，老先生对待我这个女弟子也特别亲切，他从不呵斥我，耐心教我读书。我母亲是我的“辅导员”，她给我讲故事，解释难懂的词汇。她常常讲秋瑾女士殉难的故事，赞扬她英勇就义的伟大精神，这对我的影响极大，开始萌发了参加革命斗争的憧憬，想当一个为国捐躯的女英雄。 母亲對于四大名著等书也颇有研究。她经常骂曹操“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自私心。家里的旧书实在不少，书库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经常找出一些旧小说来阅读，像《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这类书是我爱好的读物。通过阅读，渐渐地，我了解了人生，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了初步体会。
后来“西学东渐”，母亲让我学英文，家里还订了报纸，装上电灯，她常去美国人办的医院，体会外国妇女的生活。这一切给我带来了外界的新鲜空气，我愈来愈感到深锁的院落是多么无聊寂寞。
涉讼风波令我决心自力更生
宁波的早婚风气很盛行，我长兄、十六岁的阿庆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为妻。母亲以为尽了继母的责任，对得起儿子了，可她没有想到，一旦成婚后，阿庆就算是成人了，他怕我们姐妹两人出嫁时会夺去他的一部分财产作为陪嫁，要母亲让他管家，只给一定的赡养费。这是宗族中一些土豪劣绅挑起来的，欺负孤寡，意欲瓜分财物。阿庆又传播谣言，说母亲是“武则天”，阿庆利用祖母的名义，共同画押，暗地里把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房屋秘密出卖，后来甚至雇用流氓在报上发表启事，说是与我母亲私通。母亲忍无可忍，只好请律师向法院控诉逆子的诬告罪，反对私卖不动产，并登报申明已经出卖的房产田地一律无效。这件事一时成为宁波城内的新闻，风声自然立即传入外祖父的耳中，这个守财奴一向不到我家来，可是这次不同了，他到我家来找母亲声色俱厉地说：“女人到法庭去露面，成何体统，你一定要撤销诉讼，同阿庆订一个合同，每月拿赡养费、全部财产归儿子管理，否则，就会登报申明脱离父母关系……”母亲很生气，一定要诉讼。后来外祖父果然在报纸上登出了一个启事，申明脱离父女关系。我从旁看着，真正觉得外祖父是为富不仁。
母亲在城内丝户巷找了一幢石库门住宅，自立门户，但讼事一直拖延了几年后才有判决。法院多是贪官污吏，最高兴大户人家诉讼，从而可以伸手要贿赂，所以鼓励拖着不办。我劝母亲不要这些财产，我们自己可以设法谋生，也不要什么嫁妆。我的打算就是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可以做教员，独立谋生。
1922年初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篇文章考上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从家庭走到学校里去了。生活的浪花更加不断地向我袭来，这正是“五四”运动时代，我的思想也正在起变化，后来我家母女三人终于卷入大革命的巨浪中去，也结束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开始新的人生道路。
因信仰孙中山改名陈逸仙
我投考宁波女师之前，已经读了孙中山先生一些文章，粗知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这大约是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引起的。我到女师报名时，因为仰慕孙中山先生，决定取名“陈逸仙”，因为“逸仙”二字是孙中山先生的“字”，我还为姐姐改名“陈逸僧”，一僧一仙，超脱凡俗，确也有趣味。
我跨入宁波女师后，姐姐陈逸僧到启明女中读书，母亲还在应付讼事。当时的诉讼像拉锯战，又像马拉松赛跑，有时得胜，有时败诉，全靠人情关系，法律其实是徒有其名，涉讼结果有时也能分到一些财物，幸而母亲手头尚有现款与首饰，母女三人的生活尚算不恶。
启明女校是宁波党组织办的，由杨眉山、蒋恩菁等人创办，那里有团组织活动。1925年“五卅”以后，姐姐入了团，母亲很喜欢新人物，同杨眉山等时有往来，她捐助启明女校一些经费，启明女中的团员有时借用我家召开一些重要会议，母亲还供应他们吃饭，生活有困难的，常常加以接济，因此人们称呼我的母亲为“众家姆妈”，意思是说她如慈母一般，爱护年青的革命者。她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般，“五卅”以后，宁波地委书记赵济猛烈士住入我家隐蔽，姐姐帮助写油印传单。我的家在1925年起就渐渐成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我当时还住在宁波女师学校宿舍。
宁波女师是一个极为守旧的封建式的学校，校长施竹展是前清的举人，除了四书五经外，凡是革命学说，他都视为“邪说”，不许女学生读“五四”以后的新刊物，他还禁止女学生自由外出，来往书信均要私自拆阅，以防有男子写情书给女生。女师地处宁波月湖中间，四面是水，只有一条小桥可通行，数百女学生被关在这样一个水榭楼阁之中，我们只能凭窗远眺月湖，无法看到游人的影踪。大教室与教师的宿舍隔着一个花园，立着一块牌子，“女生到此止步”，不许女生进花园去观赏花木，以防接触男教员。管理女生的是两位女教师，一位教缝纫兼学监，专管学生思想行动的；另一位女教师专管女生的宿舍生活的，叫做“舍监”，这位老师每夜查宿舍熄灯时间，学生进出校门以及生活的琐事都要管。最滑稽的是，女生星期天下午回家时，不许自己拿箱笼等物，必须由女佣人代拿。有一次我自己拎了一只箱子出去，遭到校长斥责，说是“不成样子”，这大约是以为劳动是下贱人干的，千金小姐不许可负重提物的缘故。
这个学校名为“女子师范”，顾名思义，应当培养师资，但校章上却写着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还规定女生不论年纪大小，一律上穿蓝布衫，下着黑裙子，蓄发梳髻，剪发者不能上学，十几岁的姑娘们看上去活像小孤孀。头发对于妇女的重要是何道理，我也不能理解。
师从沙孟海习字
宁波女师是多科性的学校，预科一年，本科四年，课程设置有英文、国文、数学、历史、地理、修身、缝纫、逻辑学、烹饪、体操、音乐、绘画等。这许多课目中，以英、国、数为主要功课。英文、国文我从幼在家自修，有老师指导，这两门课不成问题，尤其是书法与国文，最为出色，我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唯有数学这门功课，我可是太不行了，除了加减乘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这门功课好像是一堵前进途上的障碍物，如果不能跨越这道难关，那就别想在女师毕业，去当老师，自力更生了。因而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态，发誓要同困难作斗争。我抛开其他学科不管，专心致志学数学，不懂就去请教老师或同学，这样一步步地克服困难，终于懂得了代数、几何，数学老师特别喜欢我这个好学不倦的女弟子，他给我打上很高分数，而且同学们表扬我，要向我学习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好学精神。 由于这一难关飞渡过去了，连顽固的校长施竹展对我也青睐有加，从二年级起指定我为班长，这是女师学生最高的荣誉，列为优等生的标志。由此我更得到同学们的敬爱，成为班上的模范，我的一举一动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我后来能够领导女师同学参加“五卅”运动的一个极好的条件。在女师里面凡是功课不好的人，是不受人们信任与尊敬的，自然不会有人跟着去冒风险同军阀、官僚、学究们作斗争了。
我对数学实在并无多大的兴趣，只不过是逼上梁山，被动去钻研而已；但我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是真心的爱好，我很想成为一位“名士”，一个清高自好的学者。我从小在家里有一个特别嗜好，每天一大早就要临王羲之的《圣教序》，到了女師还是照老习惯，第一个最早进入教室自修，第一课就是挥毫学书法。同班同学蔡亦云是一个富商的女儿，她家请了沙孟海先生做教师。沙孟海先生是书法家，宁波的名士，她介绍沙孟海先生作为我的校外指导老师，真是我的幸运。孟海老师十分欣赏我好学不倦的精神，他尽力指导书法之道，并教我学古文，改作文。他很喜欢桐城派的文章，因此我时常学写桐城派的文章，这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我从来不喜欢写西方小说那种冗长的、形容词过多的文章，而喜爱简明整洁、特树一帜的桐城派文体。沙孟海先生也学王羲之，但他又爱明朝人的字，如黄石斋、倪元璐等，后来他又介绍我学清朝沈寐叟的字体，这一派字体有其特点，秀丽坚挺，不拘一格，使人喜爱，至今我还是很爱好明人字迹，可惜已经荒芜（编者注：大约是疏于练习之意）了。
本来我的前途是做女教师，我的志愿是做书法家或文学家，但这不过是幻想。现实的残酷生活，是不允许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实现自己志愿的。旧社会的恶势力，反动的政治权势，迫着我不能不改道而行，我终于投笔从戎，踏上革命的征途，跳出了“贤妻良母”的小圈子，冲上了荆棘满地的社会，这个巨大的推动力就是爱国思想的日益成长，让我终于选择了一条革命道路。
我在学校中除了教科书之外，我还爱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慷慨激昂的言语，像是利刃一般刺着我的心。我时刻想起秋瑾女士的殉难故事，并暗暗下了决心，人生数十寒暑，做人就要做这样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英雄，我决不到金丝鸟笼里去当别人的玩物，我要飞翔了，我要走一条不寻常的新的生活之路——革命家的道路！
避难镇海励志革命
1924年夏曾发生过一次江浙军阀混战，浙军失败，北洋军得胜，大军南下，掠夺浙江的土地，劫掠人民的财产。我们母女三人能到哪里去呢？母亲决定同姐姐在宁波城内隐蔽，我则由一位友好的女同学朱枫（即朱贻荫、朱弥明）邀请我去她家镇海避难。朱弥明同学比我年长，与我结为金兰，为人和善，希望我到她家去避难，朝夕读书、赋诗、写字。我那时无处可去，我得此机会，自然欣然偕同前往。她父亲是一个鱼行的大商人，家颇富有，建有“憩园”（即朱家花园）。“憩园”内有假山，引泉石池，弥明的绣房小楼一角，如《红楼梦》中的生活，她家还新建了一所楼房，内部设有书房，四面满地字画。我就住在这个新房子里与弥明朝夕相处，研究文章、诗词，这段生活，最是难忘。
我在那时其实思想已经改变，要求男女平等，憎恶旧社会制度，我的思想渐渐灌输给了弥明，她也有了觉悟，后来在抗战时，她在上海入党，解放后去台湾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牺牲。1983年我曾去看过这个朱家花园，旧居还在，但人去楼空，面貌全非，唯独弥明住过的那个小楼还依然保存着，我慨叹人生如梦，聚散匆匆，不胜哀痛。
军阀混战，江浙人民遭殃，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口号是什么意义，开始体会到军阀政府同地方上的官僚统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祸害，我渐渐地觉悟到要推倒这个反动统治，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于是又对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理论深为信仰，我要追随他，去争取自由、民主、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我觉得这是一条真正革命的道路，毅然决定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从此以后，我成了职业革命家。
（全文未完，待续）
该回忆录系其女沙尚之女士交由本刊发表，特向沙女士致谢，郝铁川教授亦对本文做了贡献。
序 言
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艰难的，有时自己也会感到惊奇，八十余年的生涯是怎样度过来的，到了晚年回忆过去，恍惚如做了一场离奇的梦。个人走过的道路本来不值得写，但这是一条很不寻常的路——革命的道路，我同许多战友、同志一起走过的道路，也因此不完全是个人走过的小径。这漫长的道路中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历史。有许多朋友要求我在垂暮之年，写点个人的经历、遭遇，对后人了解历史有益，因而，我决定发挥“余热”，把一些不值得再提的问题写进去，也许会提到一些人的事，这是难以忌讳的，但决没有“攻击”他人的恶意，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劝人为善。做一个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该怎样正确对待同志、朋友、敌人和自己，这是每个人都要反思的问题。20世纪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极为复杂的时代，我从个人管见中观察到的天地当然十分渺小，但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千变万化的历史，终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共同性。为了理解现在，展望将来，是不能忘记过去的，特别不能忘记错误的事情；忘记过去，意味着自欺欺人，背叛人民，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生于破落书香之家
我的祖籍是浙江鄞县。住在宁波城内祝都桥附近的一所百年老屋中，四扇大门，深锁的庭院，四面高大的围墙，三进五开间的大宅院里面，住着我们的一家和叔父的一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所谓读书人，即专门为科举考试而读书走仕途的人，可是没有功名。1909年，父亲在二十三岁时便莫名其妙地死了，谁也说不清是患了什么病，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
大家庭由曾祖母当家。祖父早亡故，留下一個祖母守寡，她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小儿子就是我的叔父。曾祖母是一个专横独霸的女人，把祖上传下来的地产、现金多数挥霍掉了，到我的母亲袁玉英进这个家门时，已经所剩无几。父亲因而郁郁不乐，神经失常，常常站在门外面一声不响，就这样倒下去了，留下了我十九岁的母亲和一对孪生儿——我姐姐和我，还有一个前妻所生的哥哥阿庆。母亲就此以后含辛茹苦在家，守寡抚养孩子，度过了凄苦的青年时代。当时的风俗是妇女只能从一而终，母亲在封建的牢笼中逃不出去，可能因为有了孩子的关系，她只能牺牲自己，全力以赴抚养遗孤了。她为什么会嫁到这样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来的，说来也是可悲的。
我的外祖父是宁波城内有名的吝啬的守财奴，重男轻女，又性好女色，同家里的女佣人私通，我的外祖母愤而吃生鸦片自杀，留下了一群子女，我母亲是她的第三个女儿，她对外祖父非常厌恶。好在她的祖父最爱怜这个孙女，留在身边亲自教读，我的三个姨妈都是文盲，唯有我的母亲是知书识字的女孩子。母亲自幼聪明伶俐，专心学文化。可她在十七岁时，被外祖父以“父母之命”用一顶花轿，强迫抬进了这陈家去当填房，自此以后不再回娘家。
外祖父开当铺、钱庄、地田、房产，有了大量的现金和存款，但决不投资于工业，这大约是原始积累的一个常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初步走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外祖父的头脑里还不会有办大厂赚大钱的想法，他只想重利盘剥，积蓄大量的现金，放高利贷，开当铺和钱庄。据母亲说：“他十分吝啬，新女婿上门，也不肯留下吃一顿饭，女婿上门在客厅上一坐，说了一番话，他就举起茶杯送客，下逐客令了。”母亲说这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她虽然青年守寡，也绝不同他往来。
曾祖母在辛亥革命前夕患病死了，这个家庭就分开了，叔父早已娶妻成家，独立门户，母亲也独自经营自己的家务了。我的长兄阿庆从小就在书房中度过，家中聘有一位老年的教师教育阿庆读书写字、绘画，但当时女子是不许读书的，可是我的母亲与众不同，偏偏要把女儿教会读书写字。
母亲是我的人生导师
1911年10月发生了辛亥革命。我还只有四岁，清皇朝灭亡了，改为共和国，黄龙旗改为五色国旗。我仅仅记得在我六岁时上学，母亲特别请了隔壁邻居、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医生做我的启蒙老师。母亲要我向他鞠躬，我很怕，不肯行礼，这位老师拿出一本新式的教科书，第一页便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给我看，我一时好奇，便对这本教科书发生了兴趣。从国旗的改变，作过多少次的流血斗争等，我的一生同反对五色国旗发生了深远的关系，这是后来才明白起来的，在当时都是觉得好玩而已。
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一时风传北老儿南下了，一定会进行抢掠，奸淫妇女，母亲就带着孩子们坐轮船到上海，在二马路租了一层楼。马路上人潮拥挤，商店林立，女孩子多打扮得很漂亮，一切都同宁波不一样，真是大开眼界。当时的上海是租界，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却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带到了中国。从此，我对上海就有好感，我觉得那里的人不同于宁波，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行动，随便出门买东西，坐电车，不用四人抬轿子。
回到宁波后，我还是忘不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我的母亲也喜欢西洋的文明，特别是西医，她很感兴趣。宁波当时有一个华美医院，是美国人一位医生办的。她给华美医院捐款，美国医生常常说：“我们美国人喜欢女儿。”更加博得我的母亲的欢心，她常常带我们到医院检查身体或治病。我十岁时出过痧子，得过肺炎，还患肺结核病，全靠华美医院X光照出来肺部的黑影，使我得到及时的治疗。西洋的文明使母亲的思想更加开放，她总想让我多读书，将来才能出人头地。
但我患了肺病以后，只好不上小学校，留在家里书房中，我同哥哥一起读书写字，老先生对待我这个女弟子也特别亲切，他从不呵斥我，耐心教我读书。我母亲是我的“辅导员”，她给我讲故事，解释难懂的词汇。她常常讲秋瑾女士殉难的故事，赞扬她英勇就义的伟大精神，这对我的影响极大，开始萌发了参加革命斗争的憧憬，想当一个为国捐躯的女英雄。 母亲對于四大名著等书也颇有研究。她经常骂曹操“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自私心。家里的旧书实在不少，书库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经常找出一些旧小说来阅读，像《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这类书是我爱好的读物。通过阅读，渐渐地，我了解了人生，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了初步体会。
后来“西学东渐”，母亲让我学英文，家里还订了报纸，装上电灯，她常去美国人办的医院，体会外国妇女的生活。这一切给我带来了外界的新鲜空气，我愈来愈感到深锁的院落是多么无聊寂寞。
涉讼风波令我决心自力更生
宁波的早婚风气很盛行，我长兄、十六岁的阿庆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为妻。母亲以为尽了继母的责任，对得起儿子了，可她没有想到，一旦成婚后，阿庆就算是成人了，他怕我们姐妹两人出嫁时会夺去他的一部分财产作为陪嫁，要母亲让他管家，只给一定的赡养费。这是宗族中一些土豪劣绅挑起来的，欺负孤寡，意欲瓜分财物。阿庆又传播谣言，说母亲是“武则天”，阿庆利用祖母的名义，共同画押，暗地里把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房屋秘密出卖，后来甚至雇用流氓在报上发表启事，说是与我母亲私通。母亲忍无可忍，只好请律师向法院控诉逆子的诬告罪，反对私卖不动产，并登报申明已经出卖的房产田地一律无效。这件事一时成为宁波城内的新闻，风声自然立即传入外祖父的耳中，这个守财奴一向不到我家来，可是这次不同了，他到我家来找母亲声色俱厉地说：“女人到法庭去露面，成何体统，你一定要撤销诉讼，同阿庆订一个合同，每月拿赡养费、全部财产归儿子管理，否则，就会登报申明脱离父母关系……”母亲很生气，一定要诉讼。后来外祖父果然在报纸上登出了一个启事，申明脱离父女关系。我从旁看着，真正觉得外祖父是为富不仁。
母亲在城内丝户巷找了一幢石库门住宅，自立门户，但讼事一直拖延了几年后才有判决。法院多是贪官污吏，最高兴大户人家诉讼，从而可以伸手要贿赂，所以鼓励拖着不办。我劝母亲不要这些财产，我们自己可以设法谋生，也不要什么嫁妆。我的打算就是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可以做教员，独立谋生。
1922年初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篇文章考上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从家庭走到学校里去了。生活的浪花更加不断地向我袭来，这正是“五四”运动时代，我的思想也正在起变化，后来我家母女三人终于卷入大革命的巨浪中去，也结束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开始新的人生道路。
因信仰孙中山改名陈逸仙
我投考宁波女师之前，已经读了孙中山先生一些文章，粗知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这大约是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引起的。我到女师报名时，因为仰慕孙中山先生，决定取名“陈逸仙”，因为“逸仙”二字是孙中山先生的“字”，我还为姐姐改名“陈逸僧”，一僧一仙，超脱凡俗，确也有趣味。
我跨入宁波女师后，姐姐陈逸僧到启明女中读书，母亲还在应付讼事。当时的诉讼像拉锯战，又像马拉松赛跑，有时得胜，有时败诉，全靠人情关系，法律其实是徒有其名，涉讼结果有时也能分到一些财物，幸而母亲手头尚有现款与首饰，母女三人的生活尚算不恶。
启明女校是宁波党组织办的，由杨眉山、蒋恩菁等人创办，那里有团组织活动。1925年“五卅”以后，姐姐入了团，母亲很喜欢新人物，同杨眉山等时有往来，她捐助启明女校一些经费，启明女中的团员有时借用我家召开一些重要会议，母亲还供应他们吃饭，生活有困难的，常常加以接济，因此人们称呼我的母亲为“众家姆妈”，意思是说她如慈母一般，爱护年青的革命者。她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般，“五卅”以后，宁波地委书记赵济猛烈士住入我家隐蔽，姐姐帮助写油印传单。我的家在1925年起就渐渐成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我当时还住在宁波女师学校宿舍。
宁波女师是一个极为守旧的封建式的学校，校长施竹展是前清的举人，除了四书五经外，凡是革命学说，他都视为“邪说”，不许女学生读“五四”以后的新刊物，他还禁止女学生自由外出，来往书信均要私自拆阅，以防有男子写情书给女生。女师地处宁波月湖中间，四面是水，只有一条小桥可通行，数百女学生被关在这样一个水榭楼阁之中，我们只能凭窗远眺月湖，无法看到游人的影踪。大教室与教师的宿舍隔着一个花园，立着一块牌子，“女生到此止步”，不许女生进花园去观赏花木，以防接触男教员。管理女生的是两位女教师，一位教缝纫兼学监，专管学生思想行动的；另一位女教师专管女生的宿舍生活的，叫做“舍监”，这位老师每夜查宿舍熄灯时间，学生进出校门以及生活的琐事都要管。最滑稽的是，女生星期天下午回家时，不许自己拿箱笼等物，必须由女佣人代拿。有一次我自己拎了一只箱子出去，遭到校长斥责，说是“不成样子”，这大约是以为劳动是下贱人干的，千金小姐不许可负重提物的缘故。
这个学校名为“女子师范”，顾名思义，应当培养师资，但校章上却写着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还规定女生不论年纪大小，一律上穿蓝布衫，下着黑裙子，蓄发梳髻，剪发者不能上学，十几岁的姑娘们看上去活像小孤孀。头发对于妇女的重要是何道理，我也不能理解。
师从沙孟海习字
宁波女师是多科性的学校，预科一年，本科四年，课程设置有英文、国文、数学、历史、地理、修身、缝纫、逻辑学、烹饪、体操、音乐、绘画等。这许多课目中，以英、国、数为主要功课。英文、国文我从幼在家自修，有老师指导，这两门课不成问题，尤其是书法与国文，最为出色，我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唯有数学这门功课，我可是太不行了，除了加减乘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这门功课好像是一堵前进途上的障碍物，如果不能跨越这道难关，那就别想在女师毕业，去当老师，自力更生了。因而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态，发誓要同困难作斗争。我抛开其他学科不管，专心致志学数学，不懂就去请教老师或同学，这样一步步地克服困难，终于懂得了代数、几何，数学老师特别喜欢我这个好学不倦的女弟子，他给我打上很高分数，而且同学们表扬我，要向我学习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好学精神。 由于这一难关飞渡过去了，连顽固的校长施竹展对我也青睐有加，从二年级起指定我为班长，这是女师学生最高的荣誉，列为优等生的标志。由此我更得到同学们的敬爱，成为班上的模范，我的一举一动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我后来能够领导女师同学参加“五卅”运动的一个极好的条件。在女师里面凡是功课不好的人，是不受人们信任与尊敬的，自然不会有人跟着去冒风险同军阀、官僚、学究们作斗争了。
我对数学实在并无多大的兴趣，只不过是逼上梁山，被动去钻研而已；但我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是真心的爱好，我很想成为一位“名士”，一个清高自好的学者。我从小在家里有一个特别嗜好，每天一大早就要临王羲之的《圣教序》，到了女師还是照老习惯，第一个最早进入教室自修，第一课就是挥毫学书法。同班同学蔡亦云是一个富商的女儿，她家请了沙孟海先生做教师。沙孟海先生是书法家，宁波的名士，她介绍沙孟海先生作为我的校外指导老师，真是我的幸运。孟海老师十分欣赏我好学不倦的精神，他尽力指导书法之道，并教我学古文，改作文。他很喜欢桐城派的文章，因此我时常学写桐城派的文章，这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我从来不喜欢写西方小说那种冗长的、形容词过多的文章，而喜爱简明整洁、特树一帜的桐城派文体。沙孟海先生也学王羲之，但他又爱明朝人的字，如黄石斋、倪元璐等，后来他又介绍我学清朝沈寐叟的字体，这一派字体有其特点，秀丽坚挺，不拘一格，使人喜爱，至今我还是很爱好明人字迹，可惜已经荒芜（编者注：大约是疏于练习之意）了。
本来我的前途是做女教师，我的志愿是做书法家或文学家，但这不过是幻想。现实的残酷生活，是不允许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实现自己志愿的。旧社会的恶势力，反动的政治权势，迫着我不能不改道而行，我终于投笔从戎，踏上革命的征途，跳出了“贤妻良母”的小圈子，冲上了荆棘满地的社会，这个巨大的推动力就是爱国思想的日益成长，让我终于选择了一条革命道路。
我在学校中除了教科书之外，我还爱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慷慨激昂的言语，像是利刃一般刺着我的心。我时刻想起秋瑾女士的殉难故事，并暗暗下了决心，人生数十寒暑，做人就要做这样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英雄，我决不到金丝鸟笼里去当别人的玩物，我要飞翔了，我要走一条不寻常的新的生活之路——革命家的道路！
避难镇海励志革命
1924年夏曾发生过一次江浙军阀混战，浙军失败，北洋军得胜，大军南下，掠夺浙江的土地，劫掠人民的财产。我们母女三人能到哪里去呢？母亲决定同姐姐在宁波城内隐蔽，我则由一位友好的女同学朱枫（即朱贻荫、朱弥明）邀请我去她家镇海避难。朱弥明同学比我年长，与我结为金兰，为人和善，希望我到她家去避难，朝夕读书、赋诗、写字。我那时无处可去，我得此机会，自然欣然偕同前往。她父亲是一个鱼行的大商人，家颇富有，建有“憩园”（即朱家花园）。“憩园”内有假山，引泉石池，弥明的绣房小楼一角，如《红楼梦》中的生活，她家还新建了一所楼房，内部设有书房，四面满地字画。我就住在这个新房子里与弥明朝夕相处，研究文章、诗词，这段生活，最是难忘。
我在那时其实思想已经改变，要求男女平等，憎恶旧社会制度，我的思想渐渐灌输给了弥明，她也有了觉悟，后来在抗战时，她在上海入党，解放后去台湾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牺牲。1983年我曾去看过这个朱家花园，旧居还在，但人去楼空，面貌全非，唯独弥明住过的那个小楼还依然保存着，我慨叹人生如梦，聚散匆匆，不胜哀痛。
军阀混战，江浙人民遭殃，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口号是什么意义，开始体会到军阀政府同地方上的官僚统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祸害，我渐渐地觉悟到要推倒这个反动统治，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于是又对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理论深为信仰，我要追随他，去争取自由、民主、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我觉得这是一条真正革命的道路，毅然决定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从此以后，我成了职业革命家。
（全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