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重视调查研究，关注民生
我先从彭在经济方面的事提纲挈领列举几件，《彭德怀传》上有一节“大将理财”我就不多说了，只说说“大将理财”一节未辑入的事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件事：
一、抗战期间彭德怀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0年上半年，彭德怀亲自主持“实行累进税制”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是年9月25日彭在北方局黎城会议上作报告后，即把“实行累进税制”发给各地参考。我家乡属晋察冀边区（现河北辛集市），实行彭提出的这一税制后，社会各阶层负担公平，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促进了“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援抗战的积极性。
1942年12月23日彭致电在延安的朱德和党中央，报告晋东南粮、棉收成中说道：“1940年冬从美国弄来一斤玉米（当时称“金皇后”），1941年种了一亩，本年种了26亩，明年可种五千至六千亩。至1944年太行区改种完毕，可增产两倍。”后来据我所知抗日根据地包括延安地区取得玉米增产的良好效益。这说明贫苦农家出身的彭德怀很关注粮食增产问题。至于该玉米良种是哪一年引进中国的以及在彭向党中央提出之前怎样推广的问题，恐怕只有农业种子专家才能回答了。
二、1948年初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率领野战军经过休整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就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贩状况。2月14日他向中央发了个电报说，这次到延川路上城市萧条，延川城纳税的有13家，没有一家是雇人的，都是小本摊贩，这13家去年征税全年30石小米，后减为18石，实际上只收到9石。他为了活跃经济，提议中央停征城镇税收一到两年。毛泽东看到这一电报很重视，于2月18日在彭的电报上写”各中央分局认真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做一次检查”（该项内容辑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83、284页）。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哈尔滨、石家庄。彭德怀的建议使这一大片城乡老百姓得到好处。从职责分工来说，彭是指挥野战军作战，地方上的事可以不管，他是“多管闲事”。11年后的1959年，他又对经济问题提出了意见。庐山会议的过程，早已为人所知，不必讲了，不过我想假如1959年彭的意见被接纳，后来两年不至于农村出现众多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事情，是“天灾”是“人祸”，上天有眼吧！
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办合资企业，也允许外商办独资企业。但少有人知道，早在30多年前（指1950年），彭德怀曾率先向中央建议办中苏合资企业。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在此之前，12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彭，彭特请刘、周审定报告，同时彭向刘、周提议组建三个中苏合股公司：即民航公司和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与石油公司。理由是现在西北和来北京空中交通全靠租苏联民航飞机，租金由苏方定，我方无话语权。从甘肃运部队一万多人到新疆，租金大概20多万银元（最后结算为28万银元），如成立合股公司，则在成本核算和票价方面，我们有话语权。此前，彭同張治中1949年11月26日到迪化（乌鲁木齐），张将他任新疆省主席时同苏联领事共同商定的双方合资创办有色金属和石油公司协定文本拿给彭德怀看。彭仔细看了文本后说，从字面上看双方公平对等，都不吃亏，应该以此为基础，同苏方协商后，两国政府批准实行。
刘、周阅后，当即表示完全赞同成立三个合股公司，并告彭就此事拟电报报告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接着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说：“这就是一种租让的或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一半利益，请你考虑是否即由你向苏联负责方面提出这个问题商谈，在原则确定后，具体条文则交外交部与大使馆谈判。”刘这个电报自然是和周恩来共同商定的。大概也请彭德怀一阅。后来，周恩来奉召率工作助手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同苏方洽商新中苏同盟条约事务，同时带去了新疆旧有的两个合股公司协定文本，请毛泽东阅示并建议同苏方商谈三个合股公司的组建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外合资企业有保留，或许毛考虑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但在刘、周、彭力主下，作为权宜之计，暂试一下，毛同意周向苏方提出，斯大林表示同意，由中苏两国具体磋商条文，待双方政府批准。3月27日，中苏签订上述三个合股公司协定。民航公司为期10年，有色金属和石油公司30年。1950年7月底，双方又签订了大连修船造船合股公司，为期25年。为此，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迎有利于中国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的社论，社论同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是一致的，是某种范围内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合股公司，从彭德怀、刘少奇电报看似不是在斯大林压力下成立的，均未满协议年限提前撤销，从时间上看仅4年多，倘公允理性地看，四个合股公司尽管时间不长，但中方的收益实际上大于苏方。仅从盈亏账面看中苏各占一半，但培养了中方工程技术人员5150人和300名管理人员；石油公司创办技校培养了600名中国学生，总之，对中方产生的效益也难用币制量化计算。彭德怀建国初首倡中苏合作经营企业，不失为明智远见之举。
字斟句酌的彭老总
关于彭德怀文笔才华和文艺的事，我说三件事，其中一件从未发表过的1959年他上庐山前十天向文艺工作者的一次讲话，至今几乎无人知晓。下面就分开讲。
先说彭德怀的文笔才华。我20多年前曾用笔名“尹启明”（谐音隐其名之意）写过一篇《彭德怀咬文嚼字》刊载于1998年5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第5期上，虽公开发行，但军外读者很少，直到2007年我才看到军外刊物有摘要刊载。此文一开头就说：“彭德怀家境贫寒，少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此后，几十年戎马倥偬，虽奔波于硝烟锋镝厮杀地，但他却利用一切作战间隙读书，钻研学问，因此，文字上颇有功夫。特别是体现在战斗文书上，总是严密思考，精心细抠，字斟句酌。”长期以来，关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军政文稿，我的体验是言简意赅，少一字文章不全，多一字“蛇足”，力求符合事实，遣词造句，准确鲜明。且从未看到他写有错别字，在这方面我受益匪浅，一生受用。我举《咬文嚼字》文中列举的划掉“无私”一节为例，该节原文是：“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阅审军内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但也不解释。到50年代后期，划掉‘无私’二字的原因，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理解。” 在文才方面，彭德怀虽不是诗人，却是个爱好诗词的人。有时情之所至，信笔写来，显示出将帅诗人的独特风格。如1996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第7版刊载王焰（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写的《万水千山只等闲——关于彭德怀的诗〈忆长征〉》一文中说：“彭德怀写这首《忆长征》的时间，是1958年4月，当时贵州省遵义市政府给他写信，请他为遵义烈士陵园的红军烈士墓和3军团参谋长邓萍烈士题写碑文。见信的当天晚上，他就把碑文写了出来。可是停笔之后，情犹未尽，长征中的往事和故人勾起他无限的情思，随后提起笔来，一口气写出这首长篇史诗，即红军烈士碑的题词。”这首长诗有50句，摘几句如下：“夹金山雪英雄揭，黑水河长流，芦花开复谢。”“岷山千里皑雪，白龙江水不绝”“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声势浩大人民喜悦”王焰文中又说：“可惜，这篇长诗的原稿，经过十年浩劫，一直未找见，此稿是他身边当时抄在工作笔记中的存稿。”我事后得知记有此诗的笔记本是“文革”后发还王焰的书本才重见天日的。我还记得1958年彭德怀在外地考察途中挥笔写下的两处诗词，一处在时年4月2日，彭从湖南回京途中停留武汉，参观新建成的长江大桥（1955年9月开工，1957年10月15日通车）。他应省、市及路局领导之请，署名“穿石”题下了两首诗：“长江天堑一桥，贯通南北功劳，车声辚辚桥上，惊涛滚滚东流。”“大桥横跨长江岸，龟蛇联姻情舒畅。三镇鼎立结同盟，万众欢呼如夙愿。”（见1998年9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51页）同年10月11日，彭到西北勘察战略后方建设途中，10月24日到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参观。那时像彭德怀这样级别的领导人来参观实属罕见，主持莫高窟维护、保养的艺术家常书鸿就请彭题词，彭欣然允诺写下：“环视千佛洞，历史枉自长。闹市成废迹，敦煌行人稀。一九四九年，兰州灭继援。红旗向西指，春风笑昆天。”（见1998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年谱》第706页）其中“继援”两字是指西北军阀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其与父守兰州，以高山峭崖、坚固工事抵抗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进攻，失败后，乘飞机逃台。
对文艺工作有自己的见解
1943年5月，作家赵树理在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武乡和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后来写出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小说完稿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视之为过去上海滩“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后来华北局党校的杨献珍将稿子交给彭德怀，彭看后很满意，并写了“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样一句评语，随后《小二黑结婚》付印出版。
彭德怀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业绩，今年我挖掘到一份埋没50多年的一篇彭德怀讲话资料。在1959年7月1日彭德怀上庐山的前10天，6月20日，他接见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各代表队领队并讲话，该资料的标题是“彭德怀元帅接见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各代表队领队的讲话”，标题下有“记录稿，未经审阅（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这一讲话，庐山会议后自然不会有文字正式流传下来，现摘录此讲话记录稿部分内容，彭说：“这次会演是我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无论在以往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或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都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出现了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英雄人物，有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一切，如果不用文艺把它反映出来，再过若干年后，就会有许多人想象不到了。”又说：“文艺是思想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应该通过艺术创作把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反映出来，借以教育人民和教育后代。”讲话中彭还着重就文艺工作中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关于描写正面人物和描写反面人物的问题以及提高与普及共三个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比如他说：“描写好人好事是表扬好人好事，描写反面人物是批评坏人坏事。在我们的部队里好人好事很多，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最本質的一面，文艺应该大力宣传这些好人好事，使人人都来效法他们。”又说“应该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批评坏人坏事为次”等等。
写于2017年12月20日
（王亚志曾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秘书、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现为总装备部离休干部，汪春耀现为公安部离休干部）
我先从彭在经济方面的事提纲挈领列举几件，《彭德怀传》上有一节“大将理财”我就不多说了，只说说“大将理财”一节未辑入的事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件事：
一、抗战期间彭德怀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0年上半年，彭德怀亲自主持“实行累进税制”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是年9月25日彭在北方局黎城会议上作报告后，即把“实行累进税制”发给各地参考。我家乡属晋察冀边区（现河北辛集市），实行彭提出的这一税制后，社会各阶层负担公平，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促进了“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援抗战的积极性。
1942年12月23日彭致电在延安的朱德和党中央，报告晋东南粮、棉收成中说道：“1940年冬从美国弄来一斤玉米（当时称“金皇后”），1941年种了一亩，本年种了26亩，明年可种五千至六千亩。至1944年太行区改种完毕，可增产两倍。”后来据我所知抗日根据地包括延安地区取得玉米增产的良好效益。这说明贫苦农家出身的彭德怀很关注粮食增产问题。至于该玉米良种是哪一年引进中国的以及在彭向党中央提出之前怎样推广的问题，恐怕只有农业种子专家才能回答了。
二、1948年初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率领野战军经过休整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就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贩状况。2月14日他向中央发了个电报说，这次到延川路上城市萧条，延川城纳税的有13家，没有一家是雇人的，都是小本摊贩，这13家去年征税全年30石小米，后减为18石，实际上只收到9石。他为了活跃经济，提议中央停征城镇税收一到两年。毛泽东看到这一电报很重视，于2月18日在彭的电报上写”各中央分局认真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做一次检查”（该项内容辑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83、284页）。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哈尔滨、石家庄。彭德怀的建议使这一大片城乡老百姓得到好处。从职责分工来说，彭是指挥野战军作战，地方上的事可以不管，他是“多管闲事”。11年后的1959年，他又对经济问题提出了意见。庐山会议的过程，早已为人所知，不必讲了，不过我想假如1959年彭的意见被接纳，后来两年不至于农村出现众多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事情，是“天灾”是“人祸”，上天有眼吧！
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办合资企业，也允许外商办独资企业。但少有人知道，早在30多年前（指1950年），彭德怀曾率先向中央建议办中苏合资企业。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在此之前，12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彭，彭特请刘、周审定报告，同时彭向刘、周提议组建三个中苏合股公司：即民航公司和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与石油公司。理由是现在西北和来北京空中交通全靠租苏联民航飞机，租金由苏方定，我方无话语权。从甘肃运部队一万多人到新疆，租金大概20多万银元（最后结算为28万银元），如成立合股公司，则在成本核算和票价方面，我们有话语权。此前，彭同張治中1949年11月26日到迪化（乌鲁木齐），张将他任新疆省主席时同苏联领事共同商定的双方合资创办有色金属和石油公司协定文本拿给彭德怀看。彭仔细看了文本后说，从字面上看双方公平对等，都不吃亏，应该以此为基础，同苏方协商后，两国政府批准实行。
刘、周阅后，当即表示完全赞同成立三个合股公司，并告彭就此事拟电报报告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接着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说：“这就是一种租让的或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一半利益，请你考虑是否即由你向苏联负责方面提出这个问题商谈，在原则确定后，具体条文则交外交部与大使馆谈判。”刘这个电报自然是和周恩来共同商定的。大概也请彭德怀一阅。后来，周恩来奉召率工作助手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同苏方洽商新中苏同盟条约事务，同时带去了新疆旧有的两个合股公司协定文本，请毛泽东阅示并建议同苏方商谈三个合股公司的组建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外合资企业有保留，或许毛考虑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但在刘、周、彭力主下，作为权宜之计，暂试一下，毛同意周向苏方提出，斯大林表示同意，由中苏两国具体磋商条文，待双方政府批准。3月27日，中苏签订上述三个合股公司协定。民航公司为期10年，有色金属和石油公司30年。1950年7月底，双方又签订了大连修船造船合股公司，为期25年。为此，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迎有利于中国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的社论，社论同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是一致的，是某种范围内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合股公司，从彭德怀、刘少奇电报看似不是在斯大林压力下成立的，均未满协议年限提前撤销，从时间上看仅4年多，倘公允理性地看，四个合股公司尽管时间不长，但中方的收益实际上大于苏方。仅从盈亏账面看中苏各占一半，但培养了中方工程技术人员5150人和300名管理人员；石油公司创办技校培养了600名中国学生，总之，对中方产生的效益也难用币制量化计算。彭德怀建国初首倡中苏合作经营企业，不失为明智远见之举。
字斟句酌的彭老总
关于彭德怀文笔才华和文艺的事，我说三件事，其中一件从未发表过的1959年他上庐山前十天向文艺工作者的一次讲话，至今几乎无人知晓。下面就分开讲。
先说彭德怀的文笔才华。我20多年前曾用笔名“尹启明”（谐音隐其名之意）写过一篇《彭德怀咬文嚼字》刊载于1998年5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第5期上，虽公开发行，但军外读者很少，直到2007年我才看到军外刊物有摘要刊载。此文一开头就说：“彭德怀家境贫寒，少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此后，几十年戎马倥偬，虽奔波于硝烟锋镝厮杀地，但他却利用一切作战间隙读书，钻研学问，因此，文字上颇有功夫。特别是体现在战斗文书上，总是严密思考，精心细抠，字斟句酌。”长期以来，关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军政文稿，我的体验是言简意赅，少一字文章不全，多一字“蛇足”，力求符合事实，遣词造句，准确鲜明。且从未看到他写有错别字，在这方面我受益匪浅，一生受用。我举《咬文嚼字》文中列举的划掉“无私”一节为例，该节原文是：“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阅审军内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但也不解释。到50年代后期，划掉‘无私’二字的原因，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理解。” 在文才方面，彭德怀虽不是诗人，却是个爱好诗词的人。有时情之所至，信笔写来，显示出将帅诗人的独特风格。如1996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第7版刊载王焰（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写的《万水千山只等闲——关于彭德怀的诗〈忆长征〉》一文中说：“彭德怀写这首《忆长征》的时间，是1958年4月，当时贵州省遵义市政府给他写信，请他为遵义烈士陵园的红军烈士墓和3军团参谋长邓萍烈士题写碑文。见信的当天晚上，他就把碑文写了出来。可是停笔之后，情犹未尽，长征中的往事和故人勾起他无限的情思，随后提起笔来，一口气写出这首长篇史诗，即红军烈士碑的题词。”这首长诗有50句，摘几句如下：“夹金山雪英雄揭，黑水河长流，芦花开复谢。”“岷山千里皑雪，白龙江水不绝”“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声势浩大人民喜悦”王焰文中又说：“可惜，这篇长诗的原稿，经过十年浩劫，一直未找见，此稿是他身边当时抄在工作笔记中的存稿。”我事后得知记有此诗的笔记本是“文革”后发还王焰的书本才重见天日的。我还记得1958年彭德怀在外地考察途中挥笔写下的两处诗词，一处在时年4月2日，彭从湖南回京途中停留武汉，参观新建成的长江大桥（1955年9月开工，1957年10月15日通车）。他应省、市及路局领导之请，署名“穿石”题下了两首诗：“长江天堑一桥，贯通南北功劳，车声辚辚桥上，惊涛滚滚东流。”“大桥横跨长江岸，龟蛇联姻情舒畅。三镇鼎立结同盟，万众欢呼如夙愿。”（见1998年9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51页）同年10月11日，彭到西北勘察战略后方建设途中，10月24日到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参观。那时像彭德怀这样级别的领导人来参观实属罕见，主持莫高窟维护、保养的艺术家常书鸿就请彭题词，彭欣然允诺写下：“环视千佛洞，历史枉自长。闹市成废迹，敦煌行人稀。一九四九年，兰州灭继援。红旗向西指，春风笑昆天。”（见1998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年谱》第706页）其中“继援”两字是指西北军阀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其与父守兰州，以高山峭崖、坚固工事抵抗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进攻，失败后，乘飞机逃台。
对文艺工作有自己的见解
1943年5月，作家赵树理在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武乡和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后来写出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小说完稿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视之为过去上海滩“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后来华北局党校的杨献珍将稿子交给彭德怀，彭看后很满意，并写了“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样一句评语，随后《小二黑结婚》付印出版。
彭德怀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业绩，今年我挖掘到一份埋没50多年的一篇彭德怀讲话资料。在1959年7月1日彭德怀上庐山的前10天，6月20日，他接见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各代表队领队并讲话，该资料的标题是“彭德怀元帅接见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各代表队领队的讲话”，标题下有“记录稿，未经审阅（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这一讲话，庐山会议后自然不会有文字正式流传下来，现摘录此讲话记录稿部分内容，彭说：“这次会演是我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无论在以往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或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都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出现了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英雄人物，有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一切，如果不用文艺把它反映出来，再过若干年后，就会有许多人想象不到了。”又说：“文艺是思想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应该通过艺术创作把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反映出来，借以教育人民和教育后代。”讲话中彭还着重就文艺工作中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关于描写正面人物和描写反面人物的问题以及提高与普及共三个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比如他说：“描写好人好事是表扬好人好事，描写反面人物是批评坏人坏事。在我们的部队里好人好事很多，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最本質的一面，文艺应该大力宣传这些好人好事，使人人都来效法他们。”又说“应该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批评坏人坏事为次”等等。
写于2017年12月20日
（王亚志曾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秘书、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现为总装备部离休干部，汪春耀现为公安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