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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中华民族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经过40年的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努力，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40年的沧桑巨变，40年的光辉历程，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梦想与坚强。
本刊自2018年第一期起，开辟“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以“亲历者”“见证者”身份，多视角多领域全面回顾总结这场历史性变革如何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坚信这必将鼓舞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决心和勇气。
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是改革开放先锋，也是反腐先锋。习近平总书记曾称赞他为“长者风范，公仆榜样”。他高风亮节，不徇私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金子一般的口碑。本刊编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党史月刊》主編钟兆云同志的文章，对于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反腐倡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欢迎抓“小辫子”
“姜局长千万不可发怒，还是要冷静一些，不是谁和你过不去，而是党纪不容。如果连退出多占房子这点小事都不通，你怎么约束你的下属？怎么教育你的子女？你这个局长怎么当得下去呀？”1983年9月25日，《福建日报》刊发了题为《姜局长别发怒》的评论，痛快淋漓地抨击党内腐败现象，让人拍案叫好。没几个人知道，这篇署名“万史兴”的文章，竟出自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之手。
福建省盐务局长姜浩序利用职权占用4套住房，中纪委关于住房的“公开信”发表后，仍不执行组织上要其退房的决定。直至《福建日报》公开点名，省直纪委通知要给予纪律处分后，才“勃然大怒”地退出多占之房。此事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项南对此深恶痛绝，不仅支持党报曝光其违纪行为，让这类“难办的刺头”受到舆论谴责和监督，还亲自以文章作“匕首和投枪”。
处理一些干部后，有人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某某人到福建后采取的“断然措施”。项南听出了弦外之音，正色道：我们已经吃够了个人决定问题的苦头，怎么还搞个人“措施”呢？现在省委强调的是集体领导，我们反对“一言堂”，反对“一阵风”，反对“一刀切”，这是省委反复强调的指导思想。对主要干部的任免和处理都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哪能一人决定这样的事？他痛斥那些造谣生事、搞串连、靠传播小道消息吃饭，散布不利于团结言论的人，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对腐败，项南绝不姑息。到任不久，在干部大会上即谈反腐，指着自己的大光头，幽默而不失严肃地说：欢迎你们来抓我的“小辫子”。他还说：省纪检委要把眼睛盯着省委常委，就挑我们常委的毛病，其他各级纪委以此类推。这样，领导自身正了，底下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至少解决了一半。如果不从上面开始，党风的根本好转就是一句空话。
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项南必定先行做到，正己正人，台上台下皆表里如一，以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高举廉洁自律的利剑，在他身上，腐败没有滋生之地。
1981年1月项南初来乍到，省里安排他入住前几任省主管住地，现任省里重要领导也大都住那。他嫌“高大上”，说那地方在温泉宾馆隔壁，何不和温泉宾馆配套，用来搞旅游，不知能赚多少钱，我哪里不能住呢？我们这些人，“五七”干校都住惯了，要住那么舒服干什么？遂又安排他住汤井巷省委高干宿舍，他也嫌超标。省委办公厅负责人面有难色，说几位省领导都住这呢。他还是没迁就，说既然这样，我就把这房子腾出来给其他老同志住吧，我就一个人，我看就地取材，在屏山大院部队搬迁后的空营房“安家”吧。
警卫处起初也不同意项南住空营房，省委书记住在紧靠路旁的平房里，想找的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串门，万一发生了安全问题怎么办？项南却说：什么安全问题？找我的人难道会害我？省委书记也是老百姓，是老百姓的书记，来自老百姓，普普通通一个人。
老伴汪志馨从北京调来福州工作后，项南还想“赖”在原先简陋的空营房，警卫处出面“干预”，说项书记你这样不要特殊，其实是特殊了，我们不好做工作，经常挨批呢！这样，项南才被“赶”了出来，在省委汤井巷宿舍选了一处别的领导嫌弃的两层旧楼房落户。光线差，连地板油漆都磨损了，不少地方被老鼠咬开了洞。工作人员感到为难，项南笑着说，洞口钉一块铁皮不就解决了吗？搬入即住，直至他离开福建。
“座驾”的故事
省委办公厅在“文革”后期购置了几辆奔驰，作为几个主要领导的工作用车，其他领导则大都配备丰田车，厅局级领导一般坐上海牌汽车。那时尚无有关用车的严格规定，购置什么车，由省控办把关。按例，办公厅也为项南准备了一辆奔驰，他坚决谢绝，指出给他配辆上海牌轿车即可。
我采访过负责此事的行政处长过英群，他告诉我，项南问他是不是没有上海牌汽车，过英群面有难色地说：“这倒不是，主要是如果你坐‘上海牌’，其他领导怎么办？”项南说：“不要涉及其他同志。”过英群说：“如果你这样，别人也会难堪的。”项南也知道办公厅在考虑平衡，经一番争论，同意折中，给他配辆普通的半旧丰田车，下基层搞调查时则换乘十来座的中巴，大家同坐，下车调研，上车讨论。这辆旧丰田一直用到他离开福建。
虽然项南低调上任那一幕让过英群匪夷所思且温暖不已，但第一次乘坐中巴车下乡，作为跟班之一的他还是傻了眼：漫漫长路就此孤车，没警车开道，更无迎来送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事后，有人对项南此举说法不一。褒之者称别开生面，接近群众，堪为佳话；贬之者认为哗众取宠，脱离干部，故作姿态。为十几位省委领导服务的过英群，分明听到有人在笑：“过处长，我和你打个赌，看他这样子能坚持多久？” 话里有话，酸气扑鼻，过英群听得心里更有股气。这世界，做样子的人多了去，一个比一个演技高明，过英群对打赌一事也没个胜算，让他解气的是，直到项南离任，始终表里如一，给自古“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说一个有力回击。
1986年6月2日，项南离开福建回北京。那天，在月台看着项南的身影随着北上的列车远去，过英群泪眼模糊中，感到项南真是争气啊，不仅是为自己争气，还像是为他争了光。回来，过英群和那位打赌之公旧话重提，对方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项南犯了众怒，没有好下场。过英群愕愕，自此再不与此人来往。
后来，我见当年的福建省委副书记贾庆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任上著文说：“他一来福建就对下乡‘约法三章’：不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不许摆设宴席；不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被打破。”我问有关人士，此言是否过誉。被问者除个别不知情外，绝大多数予以肯定，过英群回答尤为坚定：千真万确，我以人格担保！
过英群讲，项南离任后，来了位新领导，不太好“服侍”，好好的座骑因为在台风中被树枝刮破了点皮，原本喷喷漆就可以，却借机提出换新车；之后，其母生日，西湖宾馆负责人煮了一锅名贵的“佛跳墙”，驱车百余公里“孝敬”，而后得到带病提拔。过英群一气之下，提出调离，眼不见为净。
“四菜一汤”不走过场
项南反对豪宴，提倡小吃，在团中央工作时下到各地，总要让身边工作人员先给当地打招呼，说交多少伙食钱就吃多少饭菜，不可超标，否则要受批评。
1979年，中央专门就国内往来接待标准做出了“四菜一汤”的规定，项南对此衷心拥护，来闽主政后不折不扣地执行，在省里甚至全国都出了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来闽视察，如由项南陪同，莫不照此办理。
项南某年视察永安，县里的接待大盘小盘叠放中，倒也没超过“四菜一汤”，却不是“淡如水”，弄了头穿山甲上桌。项南最痛恨弄虚作假和明知故犯，狠狠批评了一通。备感委屈的县委书记，自称是唯一一次受严厉批评。
1985年5月去将乐县，吃午饭时，项南一进餐厅看到里面超过四个菜，就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只吃素菜，也万般不是滋味，吃了一半就出来了。县委书记跟着他到旁边一个房间。项南严肃地问：老鲍你知不知道规定？县委书记小心翼翼地连说知道。项南一拍桌子：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县委书记老鲍红着脸解释：我们这样一个偏远小县，听说你来了，招待所的师傅非常高兴，无非就是多做了两个菜，都是本地产的……项南说：你别解释，你如果再这样，我马上就走。
随行的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站站长张铭清看在眼里，不胜感慨，项南一向是来真的，要牵着他的鼻子做假或变花样，他会让你自讨没趣。
在福鼎，按照项南“四菜一汤，严禁上酒”的既有规定，县里也是以小吃招待。早餐是稀饭、油条，偏偏油条上了两盘，大概有十几根。项南看在眼里，问县委书记，每人几根油条？县委书记回答说每人两根。项南清点了人数，马上要求将多出部分退回。
有一次泉州搞庆祝活动，省文化厅长万里云带剧团去给华侨慰问演出，随后请华侨吃点心，也请在场的项南，无非是糕点一类的东西。项南却指出：“我们内部的人必须自掏腰包，包括我项南你万里云在内。”吃完，当场就掏出四块钱，作为他聚餐之用。“内部的人”也都按这个标准，“从来没有过”地掏了腰包。
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这位比他们更多次迈出国门的高级干部，并非土老冒，只是欣赏欧美官员饭局的俭朴；这位农民的儿子，没有忘本，不当败家子，清楚自己所处这个国家这个省的家底，更清楚自己作为公仆肩头的责任。
改革开放后，经济日益活跃，大吃大喝现象死灰复燃。福建坊间编了几句顺口溜，讽刺一些领导干部的吃喝风：“大吃大喝的作报告，小吃小喝的作检讨，不吃不喝的听训导。”传到项南耳里，他在大会小会上猛批吃喝风，还说：群众在骂娘呢，你们怎能咽得下？
项南不仅在福建境内狠刹吃喝之风，到自己管不着的地方也坚持原则，决不松口嘴“软”。
1983年12月上旬，项南率福建省党政负责人考察邻省的改革开放。头天晚上，虽然事先有过招待从简的招呼，东道主还是举行了盛宴。项南的眉头不禁拧成了疙瘩，要不是考虑到兄弟省份的关系，他真想立时就辞席。这餐饭项南吃得很不是滋味，餐毕，很直率并带点幽默对该省领导说：就今晚一顿了，明天以后不用再宴请，否则你们请得起，到福建我们可请不起。
毕竟项南在全国都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第二天到一地，免不了还是如出一辙地热烈欢迎，无酒不成宴。项南向对方负责接待的省委副秘书长再次婉转提出，两省今后常来常往，不必客气，饭菜务请简单为上。
一天，在无法取消宴请后，项南要随行的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渝民出面通知对方：务请简便，不进高档饭店，不上高档酒菜。没想，晚宴还是设在一家著名的大酒店里，项南一见酒店大名，意识到这次饯行的规格只怕要比以往更高。在多日压抑中，他的倔强劲上来了，脑子一根筋，油然就想到了自己曾讲过并推崇的“卡姆罢宴”故事，马上叫司机打道回下榻的招待所。
这可急坏了该省副秘书长，亲自上门邀请，可项南说什么也不将就。无奈中只好请随行考察的福建省长当说客，项南情知要得罪人，却还是没松动自己的防线。项南罢宴的消息，一经香港媒体捕捉并曝光，马上广为传开。当然，也有人不相信故事的真实性。
多年之后，我采访邻省那位省长，他倒是给予了证实，却不愿多谈，只说：各省有各省的情况和特殊政策，彼此都无可厚非。
过英群那次倒没陪同，听說罢宴之事后，第一感觉便是不妥。待项南回来，他忍不住“面谏”：“项书记你这样做太让人下不了台了，弄得大家都不愉快！”项南说：“现在国家还很穷，但一些地方穷吃之风盛行，只要想一想老百姓，我们就应该感到羞愧，吃不下，还愉快得起来？” 过英群劝到道：人家这省可不穷了，吃饭也要讲地方讲人情嘛，你难道不知人家省长是从我们福建出去的，我们的省长还是他的老部下，何必驳两个省长的面子呢？ 凡是和项南接触过的人，都会在吃喝这类小事上，讲出感人的故事。
1982年1月2日上午，项南利用新年假日，到福州郊区参观考察。在柑橘场，项南一行恭敬不如从命地品尝了桌上摆放的柑橘，事后却要坚持付钱。柑橘场的人大感意外，说过去来参观的干部，从军队到地方，哪有付钱的？项南在参观百花园时，得知以往领导来，看中了哪个盆景哪盆花，动动嘴就让搬上车，从不问价值几何，他立即吩咐，今后写块木牌告示，项南同志提醒参观的同志自觉：只准白看不准白要，如果要，请一律按价付款。百花园负责人大喜过望说：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照办！
1982年新华社记者李开远一次随同项南到长乐泮野考察果园承包后的生产情况。快结束时，项南秘书向他征收两元钱，李开远莫明其妙地问收钱干吗？秘书笑告：“刚才在枇杷园里，农民兄弟很热情，请大家尝鲜，大家吃得挺惬意吧？”
李开远答：“是呀，我还拍了不少照片呢，在我的镜头下，保证形象生动……”“项书记有交代，每人两元，交给农民兄弟。”李开远明白过来了，连忙叫屈：“秘书大人，我一直忙着抢拍哪顾得上吃，我保证这枇杷我一个也没吃，这钱我免了吧。”“那不行，两元钱我替你代交了。”秘书斩钉截铁地说，继而又打趣道，“这枇杷真甜，你没尝可就亏了。”秘书说罢，两人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两元钱对李开远的启示和教育，他一辈子都没忘怀，记下的还有项南的一句话：共产党员要自觉地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不能妄取人民群众的一分一厘。
拿“特供”开刀
能光头，决不戴帽；能蹬布鞋，决不着革履；能穿布衣便服，决不套西装；能走路，决不坐车；平常没事，往街头巷尾一站，比“老依伯”（福州话，老大爷）还“老依伯”。
这就是项南！
在個人生活上，他崇尚简朴，反对享乐，鄙视奢靡，厌恶一切浪费，有着一以贯之的节俭，在享受方面不仅没有“随行就市”，还坚持“移风易俗”。
在北京时，他就对高级干部的“特供”耿耿于怀，认为此举脱离群众，助长了领导干部搞特殊和腐化之风，久而久之，干部和家属心安理得不说，其子女甚至对这类特权津津乐道，炫耀示众。他到福建后，看到汤井巷高干食堂除了三餐，还给省领导们供应些市场紧俏的商品。有的领导干部不仅自己独享，连亲戚朋友也时来沾光“众乐”，有时一桌就坐了一大家子。项南看不下去，下令取消。
拿“特供”开刀，全国罕见，引起了争议。一位秘书虽然一向敬重项南，但在透视众生相后，深感这样改革到一批高级干部的头上必然“触犯众怒”，高级干部长期享有“特供”，凭什么你项南一来就要取消？你自己想做圣人，高风亮节，怎么就不考虑别人呢？秘书劝说无效，便叫项南夫人汪志馨来劝，还说动来福州度假的项南女儿小米一起劝。项南不为所动，说：这不仅仅是吃的问题，严重的是在于脱离老百姓，高干们享受特供，一日三餐都开小灶，怎么到群众中去，怎么去了解民情和市场，又怎么知道和关心群众的生活？
项南坚决取消了特供。他让家中保姆买菜时择机到不同市场，回来便要问这个青菜多少钱一斤，那个鱼什么价，其他物价如何，市场供应怎样。他觉得这样才能跟市场保持一致，对市场情况心里有了数，制定各项政策就不容易和群众的生活脱节。
得罪人自不待言，连这位能干、一直受他器重的秘书不久后也离开了项南。望着秘书远去的背影，项南心里作何感想呢？后来，汪志馨告诉我：老项算是被炒了鱿鱼，这事让他一度伤心。
项南怎不知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怎不知这样改革要让自己付出代价，作为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他又怎能不怕风险？只是当他甘心为改革付出代价时，也就无所畏惧地一往无前了。
1982年10月，项南作为副团长，跟随习仲勋所率代表团到朝鲜访问，向金日成介绍中国和福建的改革开放。临行前，中央办公厅要福建带些有地方特色的礼品送给朝方。项南思来想去，最后看中了时髦的电子表，让人大中小型号各挑一些，一番精心包装后作为“国礼”带出国门。朝方领导人对此爱不释手，回赠长白山人参、红参酒等。回国时，项南把赠礼悉数上交。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差，他绝不接受也绝不允许下面送礼。有时家乡人送来些土特产品，实在却之不恭，他就委托老伴汪志馨或秘书处理，或将物品退回，或折价将钱汇去。那些年，秘书和警卫员常往邮局跑。他在对外交往中礼尚往来收受的礼品，也是一律交公，在省委办公厅能看到他一厚叠礼品上报清单。
不近人情的“革命真君子”
项南走马上任不久，老家亲戚来找，央求给安排一个工作。项南不绕弯子地直接顶了回去，说：我是福建的省委书记，不是那家人的书记，既不可能，更做不到。
项南夫妇育有四子二女。国门初开，许多人热衷出国，有人问项南夫妇对孩子将来有什么打算，夫妇俩淡然回答：孩子不能靠父母。曾有好心人劝项南给孩子们的领导招呼招呼，安排个好位置。项南更是断然拒绝：这由组织上决定，让他们自由发展。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
眼见他来福建工作一年多了，没一个孩子在身边，福州市委依照程序，决定安排项南儿子小白从北京下来到基层任职，便于照顾。长乐县委副书记的任命都下达了，项南得知，立马把市委书记袁启彤、市长洪永世找去要求收回成命。红头文件已发，仍不容置疑地要他们连夜派人一份份收回。市委只好照办。
清正廉洁，成了项南的家风，妻子汪志馨反特殊化在京闽两地也是出了名的。
项南单身来福建工作一年后，中央考虑到他的情况，把汪志馨调去福建工作。既来，在项南建议下，她没有去搞过于敏感的人事和外贸工作，而是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担任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主任，这样既能照顾到工作的连续性，又可以让他更好地放手工作。她来福建前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机械部教育局局长，有着二十多年的正厅级官龄。按常理，她有资格配专车，然而却想着替国家节约一部轿车，于是放弃这个待遇，常常跟着项南的小车上下班。遇到项南出差，她便搭乘省委其他领导的车。在汪志馨记忆里，项南一向反对胡吃海喝，接待外宾也如此。都说他在吃喝两字及接待上保守有余，严格按照既定标准，不像有人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每次去项南家，都是杯茶片果，从未吃过他一顿饭、喝过一杯酒。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到福州，项南也只是请他在晚饭后，一道观赏了福建地方戏而已。他感叹与项南交往，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淡如水”，也照样互递肺腑之言。
某位领导爱喝点酒，听说项南公务接待四菜一汤，还禁酒，起初不太信。他来福建视察由项南陪同，连着几天没酒喝，颇不高兴，说你们福建的规矩是光吃菜的？项南说，中央文件刚重申不准大吃大喝。该领导自己出钱买了茅台，但项南谢绝陪酒。
还有位老领导，来福建度假，看了项南摆上的四菜一汤和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两瓶福建老酒后，笑道，项南同志，菜就吃你们的，酒就喝我的吧。说罢，其子抱出一箱酒，茅台、五粮液什么的都有，叫声项叔叔你自己挑。项南秘书梁茂淦后来对我说：当时看到这场景，我感到项书记被羞辱了，我自己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些人原本也清廉，只是随着官越当越大，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受到的接待越来越隆重，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且笑纳了，还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个地方的接待如何视作对自己的尊重与否。但项南在这方面“守身如玉”。
他常说一个口子破例给开了，下一个口子必然也会跟着破例，如此形成习惯，口子越开越大，想堵都堵不住，所以平常一定要防微杜渐。这样不仅曲高和寡，还有人反过来讲项南清高傲慢，脱离现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私敌，却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了不少人。
曾先后担任过新华社驻两省分社社长的肖辉家，自称接触过许多省部级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比得上项南这么清廉的，他打了个比喻，如果说项南是座高山，我们这些干部在他面前不过是抔黄土，那些腐败分子连粪土也不如。
因改革和呼吁“松绑”放权而走上福州市副市长岗位的龚雄，坚称没给省委书记任上的项南送过一丝半毫礼，哪怕是他工厂生产的铅笔。直到项南退休多年后，他去北京探望，才拎了一盒茶叶作伴手礼，却还惹得项南板起了脸：龚雄你难道不知我规矩？！龚雄解释：“你以前是‘项南’（意指向南，人在福建），我从不送，也不敢送，但你现在是‘项北’（意指向北，人在北京），退休了，管不上我了，我也不需要巴结你，只是表达一个小小心意。”項南听出了他嘴里的“项南、项北”之语，才无他话，却只是从中拿了一小包，还苦笑道：龚雄你坏了我规矩。
龚雄所说，包括笔者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项南百年诞辰之际，龚雄和我谈及他所接触和敬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仍感慨不已：“项南是‘马克思’、革命真君子，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国多几个像项南和胡耀邦、习仲勋那样清廉的共产党员，事情就好办多了！”
其实，这样的共产党员并非稀有资源。项南曾说：我到福建工作，是单枪匹马来的，如果离开战友们的帮助、支持，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将一事无成。项南习惯把志同道合的同事称为“战友”。德不孤，必有邻！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市场经济尚处萌芽状态，利益纠葛相对较少，领导干部中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清廉者居多。清廉虽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和特质，却是最好的试金石。古往今来，有多少达官显要出事，恰因为最终没守住“清廉”之门。项南为官，岂能不是“公仆榜样”？！
本文写作中，除参考拙著《项南在福建》《项南画传》外，还参考了项南遗著《福建纪事》等书。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福建党史月刊》主编）
本刊自2018年第一期起，开辟“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以“亲历者”“见证者”身份，多视角多领域全面回顾总结这场历史性变革如何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坚信这必将鼓舞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决心和勇气。
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是改革开放先锋，也是反腐先锋。习近平总书记曾称赞他为“长者风范，公仆榜样”。他高风亮节，不徇私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金子一般的口碑。本刊编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党史月刊》主編钟兆云同志的文章，对于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反腐倡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欢迎抓“小辫子”
“姜局长千万不可发怒，还是要冷静一些，不是谁和你过不去，而是党纪不容。如果连退出多占房子这点小事都不通，你怎么约束你的下属？怎么教育你的子女？你这个局长怎么当得下去呀？”1983年9月25日，《福建日报》刊发了题为《姜局长别发怒》的评论，痛快淋漓地抨击党内腐败现象，让人拍案叫好。没几个人知道，这篇署名“万史兴”的文章，竟出自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之手。
福建省盐务局长姜浩序利用职权占用4套住房，中纪委关于住房的“公开信”发表后，仍不执行组织上要其退房的决定。直至《福建日报》公开点名，省直纪委通知要给予纪律处分后，才“勃然大怒”地退出多占之房。此事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项南对此深恶痛绝，不仅支持党报曝光其违纪行为，让这类“难办的刺头”受到舆论谴责和监督，还亲自以文章作“匕首和投枪”。
处理一些干部后，有人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某某人到福建后采取的“断然措施”。项南听出了弦外之音，正色道：我们已经吃够了个人决定问题的苦头，怎么还搞个人“措施”呢？现在省委强调的是集体领导，我们反对“一言堂”，反对“一阵风”，反对“一刀切”，这是省委反复强调的指导思想。对主要干部的任免和处理都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哪能一人决定这样的事？他痛斥那些造谣生事、搞串连、靠传播小道消息吃饭，散布不利于团结言论的人，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对腐败，项南绝不姑息。到任不久，在干部大会上即谈反腐，指着自己的大光头，幽默而不失严肃地说：欢迎你们来抓我的“小辫子”。他还说：省纪检委要把眼睛盯着省委常委，就挑我们常委的毛病，其他各级纪委以此类推。这样，领导自身正了，底下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至少解决了一半。如果不从上面开始，党风的根本好转就是一句空话。
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项南必定先行做到，正己正人，台上台下皆表里如一，以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高举廉洁自律的利剑，在他身上，腐败没有滋生之地。
1981年1月项南初来乍到，省里安排他入住前几任省主管住地，现任省里重要领导也大都住那。他嫌“高大上”，说那地方在温泉宾馆隔壁，何不和温泉宾馆配套，用来搞旅游，不知能赚多少钱，我哪里不能住呢？我们这些人，“五七”干校都住惯了，要住那么舒服干什么？遂又安排他住汤井巷省委高干宿舍，他也嫌超标。省委办公厅负责人面有难色，说几位省领导都住这呢。他还是没迁就，说既然这样，我就把这房子腾出来给其他老同志住吧，我就一个人，我看就地取材，在屏山大院部队搬迁后的空营房“安家”吧。
警卫处起初也不同意项南住空营房，省委书记住在紧靠路旁的平房里，想找的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串门，万一发生了安全问题怎么办？项南却说：什么安全问题？找我的人难道会害我？省委书记也是老百姓，是老百姓的书记，来自老百姓，普普通通一个人。
老伴汪志馨从北京调来福州工作后，项南还想“赖”在原先简陋的空营房，警卫处出面“干预”，说项书记你这样不要特殊，其实是特殊了，我们不好做工作，经常挨批呢！这样，项南才被“赶”了出来，在省委汤井巷宿舍选了一处别的领导嫌弃的两层旧楼房落户。光线差，连地板油漆都磨损了，不少地方被老鼠咬开了洞。工作人员感到为难，项南笑着说，洞口钉一块铁皮不就解决了吗？搬入即住，直至他离开福建。
“座驾”的故事
省委办公厅在“文革”后期购置了几辆奔驰，作为几个主要领导的工作用车，其他领导则大都配备丰田车，厅局级领导一般坐上海牌汽车。那时尚无有关用车的严格规定，购置什么车，由省控办把关。按例，办公厅也为项南准备了一辆奔驰，他坚决谢绝，指出给他配辆上海牌轿车即可。
我采访过负责此事的行政处长过英群，他告诉我，项南问他是不是没有上海牌汽车，过英群面有难色地说：“这倒不是，主要是如果你坐‘上海牌’，其他领导怎么办？”项南说：“不要涉及其他同志。”过英群说：“如果你这样，别人也会难堪的。”项南也知道办公厅在考虑平衡，经一番争论，同意折中，给他配辆普通的半旧丰田车，下基层搞调查时则换乘十来座的中巴，大家同坐，下车调研，上车讨论。这辆旧丰田一直用到他离开福建。
虽然项南低调上任那一幕让过英群匪夷所思且温暖不已，但第一次乘坐中巴车下乡，作为跟班之一的他还是傻了眼：漫漫长路就此孤车，没警车开道，更无迎来送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事后，有人对项南此举说法不一。褒之者称别开生面，接近群众，堪为佳话；贬之者认为哗众取宠，脱离干部，故作姿态。为十几位省委领导服务的过英群，分明听到有人在笑：“过处长，我和你打个赌，看他这样子能坚持多久？” 话里有话，酸气扑鼻，过英群听得心里更有股气。这世界，做样子的人多了去，一个比一个演技高明，过英群对打赌一事也没个胜算，让他解气的是，直到项南离任，始终表里如一，给自古“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说一个有力回击。
1986年6月2日，项南离开福建回北京。那天，在月台看着项南的身影随着北上的列车远去，过英群泪眼模糊中，感到项南真是争气啊，不仅是为自己争气，还像是为他争了光。回来，过英群和那位打赌之公旧话重提，对方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项南犯了众怒，没有好下场。过英群愕愕，自此再不与此人来往。
后来，我见当年的福建省委副书记贾庆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任上著文说：“他一来福建就对下乡‘约法三章’：不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不许摆设宴席；不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被打破。”我问有关人士，此言是否过誉。被问者除个别不知情外，绝大多数予以肯定，过英群回答尤为坚定：千真万确，我以人格担保！
过英群讲，项南离任后，来了位新领导，不太好“服侍”，好好的座骑因为在台风中被树枝刮破了点皮，原本喷喷漆就可以，却借机提出换新车；之后，其母生日，西湖宾馆负责人煮了一锅名贵的“佛跳墙”，驱车百余公里“孝敬”，而后得到带病提拔。过英群一气之下，提出调离，眼不见为净。
“四菜一汤”不走过场
项南反对豪宴，提倡小吃，在团中央工作时下到各地，总要让身边工作人员先给当地打招呼，说交多少伙食钱就吃多少饭菜，不可超标，否则要受批评。
1979年，中央专门就国内往来接待标准做出了“四菜一汤”的规定，项南对此衷心拥护，来闽主政后不折不扣地执行，在省里甚至全国都出了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来闽视察，如由项南陪同，莫不照此办理。
项南某年视察永安，县里的接待大盘小盘叠放中，倒也没超过“四菜一汤”，却不是“淡如水”，弄了头穿山甲上桌。项南最痛恨弄虚作假和明知故犯，狠狠批评了一通。备感委屈的县委书记，自称是唯一一次受严厉批评。
1985年5月去将乐县，吃午饭时，项南一进餐厅看到里面超过四个菜，就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只吃素菜，也万般不是滋味，吃了一半就出来了。县委书记跟着他到旁边一个房间。项南严肃地问：老鲍你知不知道规定？县委书记小心翼翼地连说知道。项南一拍桌子：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县委书记老鲍红着脸解释：我们这样一个偏远小县，听说你来了，招待所的师傅非常高兴，无非就是多做了两个菜，都是本地产的……项南说：你别解释，你如果再这样，我马上就走。
随行的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站站长张铭清看在眼里，不胜感慨，项南一向是来真的，要牵着他的鼻子做假或变花样，他会让你自讨没趣。
在福鼎，按照项南“四菜一汤，严禁上酒”的既有规定，县里也是以小吃招待。早餐是稀饭、油条，偏偏油条上了两盘，大概有十几根。项南看在眼里，问县委书记，每人几根油条？县委书记回答说每人两根。项南清点了人数，马上要求将多出部分退回。
有一次泉州搞庆祝活动，省文化厅长万里云带剧团去给华侨慰问演出，随后请华侨吃点心，也请在场的项南，无非是糕点一类的东西。项南却指出：“我们内部的人必须自掏腰包，包括我项南你万里云在内。”吃完，当场就掏出四块钱，作为他聚餐之用。“内部的人”也都按这个标准，“从来没有过”地掏了腰包。
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这位比他们更多次迈出国门的高级干部，并非土老冒，只是欣赏欧美官员饭局的俭朴；这位农民的儿子，没有忘本，不当败家子，清楚自己所处这个国家这个省的家底，更清楚自己作为公仆肩头的责任。
改革开放后，经济日益活跃，大吃大喝现象死灰复燃。福建坊间编了几句顺口溜，讽刺一些领导干部的吃喝风：“大吃大喝的作报告，小吃小喝的作检讨，不吃不喝的听训导。”传到项南耳里，他在大会小会上猛批吃喝风，还说：群众在骂娘呢，你们怎能咽得下？
项南不仅在福建境内狠刹吃喝之风，到自己管不着的地方也坚持原则，决不松口嘴“软”。
1983年12月上旬，项南率福建省党政负责人考察邻省的改革开放。头天晚上，虽然事先有过招待从简的招呼，东道主还是举行了盛宴。项南的眉头不禁拧成了疙瘩，要不是考虑到兄弟省份的关系，他真想立时就辞席。这餐饭项南吃得很不是滋味，餐毕，很直率并带点幽默对该省领导说：就今晚一顿了，明天以后不用再宴请，否则你们请得起，到福建我们可请不起。
毕竟项南在全国都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第二天到一地，免不了还是如出一辙地热烈欢迎，无酒不成宴。项南向对方负责接待的省委副秘书长再次婉转提出，两省今后常来常往，不必客气，饭菜务请简单为上。
一天，在无法取消宴请后，项南要随行的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渝民出面通知对方：务请简便，不进高档饭店，不上高档酒菜。没想，晚宴还是设在一家著名的大酒店里，项南一见酒店大名，意识到这次饯行的规格只怕要比以往更高。在多日压抑中，他的倔强劲上来了，脑子一根筋，油然就想到了自己曾讲过并推崇的“卡姆罢宴”故事，马上叫司机打道回下榻的招待所。
这可急坏了该省副秘书长，亲自上门邀请，可项南说什么也不将就。无奈中只好请随行考察的福建省长当说客，项南情知要得罪人，却还是没松动自己的防线。项南罢宴的消息，一经香港媒体捕捉并曝光，马上广为传开。当然，也有人不相信故事的真实性。
多年之后，我采访邻省那位省长，他倒是给予了证实，却不愿多谈，只说：各省有各省的情况和特殊政策，彼此都无可厚非。
过英群那次倒没陪同，听說罢宴之事后，第一感觉便是不妥。待项南回来，他忍不住“面谏”：“项书记你这样做太让人下不了台了，弄得大家都不愉快！”项南说：“现在国家还很穷，但一些地方穷吃之风盛行，只要想一想老百姓，我们就应该感到羞愧，吃不下，还愉快得起来？” 过英群劝到道：人家这省可不穷了，吃饭也要讲地方讲人情嘛，你难道不知人家省长是从我们福建出去的，我们的省长还是他的老部下，何必驳两个省长的面子呢？ 凡是和项南接触过的人，都会在吃喝这类小事上，讲出感人的故事。
1982年1月2日上午，项南利用新年假日，到福州郊区参观考察。在柑橘场，项南一行恭敬不如从命地品尝了桌上摆放的柑橘，事后却要坚持付钱。柑橘场的人大感意外，说过去来参观的干部，从军队到地方，哪有付钱的？项南在参观百花园时，得知以往领导来，看中了哪个盆景哪盆花，动动嘴就让搬上车，从不问价值几何，他立即吩咐，今后写块木牌告示，项南同志提醒参观的同志自觉：只准白看不准白要，如果要，请一律按价付款。百花园负责人大喜过望说：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照办！
1982年新华社记者李开远一次随同项南到长乐泮野考察果园承包后的生产情况。快结束时，项南秘书向他征收两元钱，李开远莫明其妙地问收钱干吗？秘书笑告：“刚才在枇杷园里，农民兄弟很热情，请大家尝鲜，大家吃得挺惬意吧？”
李开远答：“是呀，我还拍了不少照片呢，在我的镜头下，保证形象生动……”“项书记有交代，每人两元，交给农民兄弟。”李开远明白过来了，连忙叫屈：“秘书大人，我一直忙着抢拍哪顾得上吃，我保证这枇杷我一个也没吃，这钱我免了吧。”“那不行，两元钱我替你代交了。”秘书斩钉截铁地说，继而又打趣道，“这枇杷真甜，你没尝可就亏了。”秘书说罢，两人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两元钱对李开远的启示和教育，他一辈子都没忘怀，记下的还有项南的一句话：共产党员要自觉地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不能妄取人民群众的一分一厘。
拿“特供”开刀
能光头，决不戴帽；能蹬布鞋，决不着革履；能穿布衣便服，决不套西装；能走路，决不坐车；平常没事，往街头巷尾一站，比“老依伯”（福州话，老大爷）还“老依伯”。
这就是项南！
在個人生活上，他崇尚简朴，反对享乐，鄙视奢靡，厌恶一切浪费，有着一以贯之的节俭，在享受方面不仅没有“随行就市”，还坚持“移风易俗”。
在北京时，他就对高级干部的“特供”耿耿于怀，认为此举脱离群众，助长了领导干部搞特殊和腐化之风，久而久之，干部和家属心安理得不说，其子女甚至对这类特权津津乐道，炫耀示众。他到福建后，看到汤井巷高干食堂除了三餐，还给省领导们供应些市场紧俏的商品。有的领导干部不仅自己独享，连亲戚朋友也时来沾光“众乐”，有时一桌就坐了一大家子。项南看不下去，下令取消。
拿“特供”开刀，全国罕见，引起了争议。一位秘书虽然一向敬重项南，但在透视众生相后，深感这样改革到一批高级干部的头上必然“触犯众怒”，高级干部长期享有“特供”，凭什么你项南一来就要取消？你自己想做圣人，高风亮节，怎么就不考虑别人呢？秘书劝说无效，便叫项南夫人汪志馨来劝，还说动来福州度假的项南女儿小米一起劝。项南不为所动，说：这不仅仅是吃的问题，严重的是在于脱离老百姓，高干们享受特供，一日三餐都开小灶，怎么到群众中去，怎么去了解民情和市场，又怎么知道和关心群众的生活？
项南坚决取消了特供。他让家中保姆买菜时择机到不同市场，回来便要问这个青菜多少钱一斤，那个鱼什么价，其他物价如何，市场供应怎样。他觉得这样才能跟市场保持一致，对市场情况心里有了数，制定各项政策就不容易和群众的生活脱节。
得罪人自不待言，连这位能干、一直受他器重的秘书不久后也离开了项南。望着秘书远去的背影，项南心里作何感想呢？后来，汪志馨告诉我：老项算是被炒了鱿鱼，这事让他一度伤心。
项南怎不知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怎不知这样改革要让自己付出代价，作为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他又怎能不怕风险？只是当他甘心为改革付出代价时，也就无所畏惧地一往无前了。
1982年10月，项南作为副团长，跟随习仲勋所率代表团到朝鲜访问，向金日成介绍中国和福建的改革开放。临行前，中央办公厅要福建带些有地方特色的礼品送给朝方。项南思来想去，最后看中了时髦的电子表，让人大中小型号各挑一些，一番精心包装后作为“国礼”带出国门。朝方领导人对此爱不释手，回赠长白山人参、红参酒等。回国时，项南把赠礼悉数上交。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差，他绝不接受也绝不允许下面送礼。有时家乡人送来些土特产品，实在却之不恭，他就委托老伴汪志馨或秘书处理，或将物品退回，或折价将钱汇去。那些年，秘书和警卫员常往邮局跑。他在对外交往中礼尚往来收受的礼品，也是一律交公，在省委办公厅能看到他一厚叠礼品上报清单。
不近人情的“革命真君子”
项南走马上任不久，老家亲戚来找，央求给安排一个工作。项南不绕弯子地直接顶了回去，说：我是福建的省委书记，不是那家人的书记，既不可能，更做不到。
项南夫妇育有四子二女。国门初开，许多人热衷出国，有人问项南夫妇对孩子将来有什么打算，夫妇俩淡然回答：孩子不能靠父母。曾有好心人劝项南给孩子们的领导招呼招呼，安排个好位置。项南更是断然拒绝：这由组织上决定，让他们自由发展。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
眼见他来福建工作一年多了，没一个孩子在身边，福州市委依照程序，决定安排项南儿子小白从北京下来到基层任职，便于照顾。长乐县委副书记的任命都下达了，项南得知，立马把市委书记袁启彤、市长洪永世找去要求收回成命。红头文件已发，仍不容置疑地要他们连夜派人一份份收回。市委只好照办。
清正廉洁，成了项南的家风，妻子汪志馨反特殊化在京闽两地也是出了名的。
项南单身来福建工作一年后，中央考虑到他的情况，把汪志馨调去福建工作。既来，在项南建议下，她没有去搞过于敏感的人事和外贸工作，而是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担任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主任，这样既能照顾到工作的连续性，又可以让他更好地放手工作。她来福建前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机械部教育局局长，有着二十多年的正厅级官龄。按常理，她有资格配专车，然而却想着替国家节约一部轿车，于是放弃这个待遇，常常跟着项南的小车上下班。遇到项南出差，她便搭乘省委其他领导的车。在汪志馨记忆里，项南一向反对胡吃海喝，接待外宾也如此。都说他在吃喝两字及接待上保守有余，严格按照既定标准，不像有人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每次去项南家，都是杯茶片果，从未吃过他一顿饭、喝过一杯酒。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到福州，项南也只是请他在晚饭后，一道观赏了福建地方戏而已。他感叹与项南交往，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淡如水”，也照样互递肺腑之言。
某位领导爱喝点酒，听说项南公务接待四菜一汤，还禁酒，起初不太信。他来福建视察由项南陪同，连着几天没酒喝，颇不高兴，说你们福建的规矩是光吃菜的？项南说，中央文件刚重申不准大吃大喝。该领导自己出钱买了茅台，但项南谢绝陪酒。
还有位老领导，来福建度假，看了项南摆上的四菜一汤和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两瓶福建老酒后，笑道，项南同志，菜就吃你们的，酒就喝我的吧。说罢，其子抱出一箱酒，茅台、五粮液什么的都有，叫声项叔叔你自己挑。项南秘书梁茂淦后来对我说：当时看到这场景，我感到项书记被羞辱了，我自己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些人原本也清廉，只是随着官越当越大，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受到的接待越来越隆重，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且笑纳了，还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个地方的接待如何视作对自己的尊重与否。但项南在这方面“守身如玉”。
他常说一个口子破例给开了，下一个口子必然也会跟着破例，如此形成习惯，口子越开越大，想堵都堵不住，所以平常一定要防微杜渐。这样不仅曲高和寡，还有人反过来讲项南清高傲慢，脱离现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私敌，却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了不少人。
曾先后担任过新华社驻两省分社社长的肖辉家，自称接触过许多省部级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比得上项南这么清廉的，他打了个比喻，如果说项南是座高山，我们这些干部在他面前不过是抔黄土，那些腐败分子连粪土也不如。
因改革和呼吁“松绑”放权而走上福州市副市长岗位的龚雄，坚称没给省委书记任上的项南送过一丝半毫礼，哪怕是他工厂生产的铅笔。直到项南退休多年后，他去北京探望，才拎了一盒茶叶作伴手礼，却还惹得项南板起了脸：龚雄你难道不知我规矩？！龚雄解释：“你以前是‘项南’（意指向南，人在福建），我从不送，也不敢送，但你现在是‘项北’（意指向北，人在北京），退休了，管不上我了，我也不需要巴结你，只是表达一个小小心意。”項南听出了他嘴里的“项南、项北”之语，才无他话，却只是从中拿了一小包，还苦笑道：龚雄你坏了我规矩。
龚雄所说，包括笔者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项南百年诞辰之际，龚雄和我谈及他所接触和敬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仍感慨不已：“项南是‘马克思’、革命真君子，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国多几个像项南和胡耀邦、习仲勋那样清廉的共产党员，事情就好办多了！”
其实，这样的共产党员并非稀有资源。项南曾说：我到福建工作，是单枪匹马来的，如果离开战友们的帮助、支持，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将一事无成。项南习惯把志同道合的同事称为“战友”。德不孤，必有邻！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市场经济尚处萌芽状态，利益纠葛相对较少，领导干部中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清廉者居多。清廉虽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和特质，却是最好的试金石。古往今来，有多少达官显要出事，恰因为最终没守住“清廉”之门。项南为官，岂能不是“公仆榜样”？！
本文写作中，除参考拙著《项南在福建》《项南画传》外，还参考了项南遗著《福建纪事》等书。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福建党史月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