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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份构建”一直以来都是当代英国亚裔作家哈尼夫·库雷西所关注的议题。在他的首部小说《郊区佛爷》中,通过讲述克里姆的种种“越界”行为,库雷西认为后帝国时代的个人身份已不再是个单一、凝滞的概念,身份的构建只有通过不断地跨越,诸如种族、阶级、性别等边界,不断地自我更新才得以完成。这样的“越界”既解构了诸如黑/白、上层/下层、男/女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时又颠覆了社会所赋予个人的传统角色。
关键词:库雷西《郊区佛爷》身份构建 越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1954-)是第一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重要亚裔作家。他出生于肯特郡,父亲是巴基斯坦移民,母亲则是英国人。他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曾在皇家剧院担任领位员,他在1981年创作的《郊区》一剧荣获乔治·迪凡奖,并使其在翌年成为该剧院的常驻作家。1985年由他编剧的《我美丽的洗衣店》大获成功,并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剧本的提名。进入90年代后,库雷西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郊区佛爷》获得了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首部小说奖。此外,他还著有《爱在蓝色时代》和《整日午夜》两部短篇故事集,以及《亲密》、《加百列的礼物》、《身体》和《有事告诉你》等小说。
虽然库雷西被广大读者所熟知,但他却一直被自己的身份问题困扰着,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作为第二代的混血移民的体验:“我来自于两个世界……一边是我的巴基斯坦家庭,我的叔叔阿姨等人;另一边是我的英国家庭,他们是中低或工人阶级”;“为了给我自己寻找出路……我写了这些书来寻求它的意义”。无疑,最能体现他这种追寻过程的,便是贯穿于《郊区佛爷》始末的“越界”母题。所谓“越界”指的是逾越事物间原本分明的界线,把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期待获得不可预见的体验与发现。本文认为,库雷西在《郊区佛爷》中表达了自己对身份构建问题的认识,即后帝国时代的个人身份已不再是个单一、凝滞的概念,通过不断地跨越、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自我异化的过程,库雷西身份的构建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混杂”;这样的“越界”既解构了诸如黑/白、上层/下层、男/女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时又颠覆了社会所赋予个人的传统角色,重新建筑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指引着现实社会里新一代的人文走向。本文也试图从种族、阶级和性别三个层面来解读这部小说所体现的“越界”母题。
一“黑皮肤”的英国人
《郊区佛爷》的开头是一段自我介绍:
“我叫克里姆·阿米尔,差不多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人们常认为我是那类可笑的英国人。”
和作者一样,小说的主人公克里姆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印度移民,母亲则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一种逾越种族分界的“越界”,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这种“越界”的不认可,克里姆在学校被称为“大便脸”和“咖喱脸”。白人女孩海伦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不欢迎黑鬼来我家”。绰号“奶油”的克里姆的皮肤只不过是米色,却被无情地划归为不受欢迎的“黑鬼”。这里“黑鬼”的概念是白人强加在有色人群身上的一种身份构建,就像是给商品贴上标签一样。克里姆在戏剧《丛林之书》中出演莫格利是因为他很“地道”。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发出“地道”的口音,即印度腔的英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姆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虽有印度血统却从未到过印度;他了解接触印度,都是通过父亲和其他印度移民,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拿捏这种印度口音。选择克里姆作为“地道”印度的演绎者,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表现。
克里姆在舞台上诠释的虽是白人想象与构建中的印度,他的“混血”身份却赋予了这种“再现”新的含义,解构了简单的黑/白二元对立的种族主义话语。这次的“代言”经历,使克里姆开始思考自己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他意识到使用印度口音对他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在表演时他“放出印度口音,在怪异的时刻,又突然转回伦敦口音”,让舞台上的“莫格利”同时拥有了“丛林野蛮人”(角色自身)/“郊区混血儿”(克里姆本人)/“伦敦人”(口音持有者)的三重身份。克里姆的模仿行为使得身份构建问题具有了后现代的表演意味。而“模仿”(Mimicry)和“混杂”(Hybridity)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文化理论中,是构建“他者的空间”的必要行为和状态。克里姆身份的构建与其舞台表演息息相关,后来他在先锋派导演派克的戏中扮演了塔瑞克一角,这是他对刚下飞机的钱格兹的模仿与再创造。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又将在肥皂剧中出演一个印度店主的儿子。他扮演的角色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近,表明身份的构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也证实了“英国性”不再也不可能由一种同质文化所决定。《郊区佛爷》表达了作者企图通过“越界”来寻求一种将混杂、破裂的自我拼凑起来的文化认同策略,其中种族越界无疑是最重要的层面之一。
二“乡下人”的都市梦
《郊区佛爷》在阶级层面上体现的“越界”同样重要,如库雷西所述:“种族主义与阶级的不平等如影随形”,当“阶级与文化上的优越无法确定或不被‘他者’承认时”,种族主义就“不得不通过物质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对于移民们来说,曾经的富庶和显赫,都因离开祖国而不复存在。父亲哈龙和朋友安瓦出身于孟买的名门望族,可来到英国后,印度的贵族在英国沦为中下层平民,并被白人歧视和欺侮。这说明不论从前的阶级出身如何,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白人社会,“黑皮肤”的移民作为有色人群只能居于底层,并在各方面遭遇不公正待遇。正是种族决定了他们所处的阶级,而阶级作为一道很难逾越的界线,又把他们限制在了伦敦郊区,让他们成了受人鄙夷的“乡下人”。广义的身份包括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而获得上层身份对人们来说“令人欣喜”,因为它能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时间”以及“一种受关注、富有价值的感觉”。克里姆为了获得这种关注,从郊区来到伦敦,期待能在这里成功完成“越界”。让克里姆深感意外的是,自己竟然因为郊区移民的出身而被大导演相中出演一个角色,而这部戏的主题正是围绕“英格兰具有的唯一主题”——阶级所展开。与扮演的莫格利一样,他被选中还是因为“黑人”背景足够“地道”。而可笑的是他连一个真正的“黑人”也不认识,于是他想到了模仿安瓦及其女婿钱格兹。阶级身份在这里也成为了一种带有表演成分、可以通过“模仿”来完成的构建。
克里姆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厌烦,试图“清洗”身上郊区人的烙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敦人。于是他模仿并学会操持以派克、伊琳诺为首的上流社会白人文化阶层所使用的精英话语,在痛苦和矛盾中,克里姆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阶级“越界”。他成功地逃离了郊区及其带来的种种束缚,避免了像父辈那样一生过着一成不变、牢笼般的生活,因为他最终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演员。然而新身份的构建是建立在模仿甚至伪装的基础上的,像“第二语言”一样靠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克里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是多么明显,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隔膜有多么深刻,一个“乡下人”想要成为伦敦的一员又是多么艰难。
三 身体的逾矩
《郊区佛爷》出版后出人意料地受到了英国布克奖的冷遇,连大名单都没能进入。评论界众似乎都倾向将此归咎于小说中的性与毒品的描写。其实,性在库雷西的作品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如苏西·托马斯所说:“性与性关系对库雷西关于个人身份与社会之间的理解来说至关重要”。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往往显得比男性更有“男子气概”:安瓦的女儿杰米拉是克里姆见过的意志最坚定的人,她的母亲琪塔则在家庭斗争中占得上风;哈龙的情人伊娃是典型的“女强人”。相形之下,小说里的男性人物则都有些“女里女气”:克里姆去伊娃家时打扮得就像男扮女装的明星;伊娃的儿子查理长有“精致的颧骨和女孩一样的睫毛”;钱格兹甚至有易性癖,他喜欢妻子的衣服。他们的身体不仅模糊、逾越了两性的界限,而且带有“双性同体”的意味。在库雷西看来,这种双性同体或许最能体现性别“越界”,因为它既解构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又跨越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两性的尊卑顺序,而这种越界又是那么地彻底,并带有严重的反叛性。
另一方面,克里姆的双性恋倾向、杰米拉的女同性恋倾向,以及他们有悖于传统婚姻观的性关系,都对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结构发出了挑战。他对查理的爱非同寻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爱他超过爱自己,我要变成他”。克里姆对查理的迷恋与《我美丽的洗衣店》里奥马尔和约翰尼的同性之爱遥相呼应。库雷西曾这样解释道:“那两个男孩是我的两个部分:一个巴基斯坦裔的男孩和一个英国男孩,因为我就是一半巴基斯坦一半英国血统”。查理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克里姆理想化的白人自我,克里姆对查理的迷恋,更多是出于对他所代表的白人气质风度的艳羡和渴望。而对伊琳诺的爱情,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卑和对上流社会的好奇无知。当克里姆意识到自己并非伊琳诺的真爱时,不由地发出感慨:“我们追求‘英国玫瑰’就如同我们追求英国;通过得到这些奖品,得到这些亲善和美丽,我们壮起了胆子与帝国以及帝国所有的傲气臣民对视”。克里姆的性爱跨越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分界,打破了异性恋的霸权垄断,这说明在当时的英国,伴随着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的开展,两性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身份构建已经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持续不变的“自我”,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表演性的、可变的和过程性的概念,并需要不断为它赋予的新形式。
四 结论
《郊区佛爷》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是各种叛逆的、颠覆性的、跨越边界的身份构建,传统的个人价值观、家庭观和婚恋观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被割裂与闲置,但它们最后全都指向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英国人?对此,库雷西有自己的见解。在《彩虹记号》的结尾,他强调并呼吁英国人应该“有所调整”:
是英国人,英国白人,不得不学会身为英国人已不是从前那一套了。现在它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牵涉到众多新的因素。所以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英国和它所面临的选择:经过这些时日以后,必须有一种新的成为英国人的方式。许多想法、讨论和自我检验必须涉及到考虑这种需求,也就是这种身为英国人的新方式究竟和什么有关,以及获得它有多么艰难。
如果把身份构建比作一面镜子,那么它是一面破碎的镜子,碎片所折射的是一个已经破裂的自我,种族、阶级、性别等组成部分就是其中的众多碎片。这样的构建是在不断地打破各种原有界线,跨越各种人为设置的禁锢和藩篱,拼凑弥合成一个崭新的自我。的确,通过这样的身份构建,不论是库雷西本人,还是克里姆,都找到了身为英国人之道,并最终成为了“新品种”的“英国人”。
注: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科研基金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SQ07007。
参考文献:
[1] Leith,William.Sex,Drugs and a Mid-Life Crisis [J].The Observer.1997,March 23.
[2] 哈尼夫·库雷西,师康译:《郊区佛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 Kureishi,Hanif.The Rainbow Sign [A].Dreaming and Scheming:Reflections on Writing and Politics [C].London:Faber and Faber,2002.
[4] 兰·德波顿,陈广兴、南国治译:《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5] Thomas,Susie ed.Hanif Kureishi [Z].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
[6] 葛尔·罗宾等,李银河译:《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7] Root,Jane.Scenes from a Marriage [J] Monthly Film Bulletin.1985(11).
作者简介:尹锐,男,1977—,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族裔文学,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库雷西《郊区佛爷》身份构建 越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1954-)是第一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重要亚裔作家。他出生于肯特郡,父亲是巴基斯坦移民,母亲则是英国人。他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曾在皇家剧院担任领位员,他在1981年创作的《郊区》一剧荣获乔治·迪凡奖,并使其在翌年成为该剧院的常驻作家。1985年由他编剧的《我美丽的洗衣店》大获成功,并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剧本的提名。进入90年代后,库雷西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郊区佛爷》获得了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首部小说奖。此外,他还著有《爱在蓝色时代》和《整日午夜》两部短篇故事集,以及《亲密》、《加百列的礼物》、《身体》和《有事告诉你》等小说。
虽然库雷西被广大读者所熟知,但他却一直被自己的身份问题困扰着,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作为第二代的混血移民的体验:“我来自于两个世界……一边是我的巴基斯坦家庭,我的叔叔阿姨等人;另一边是我的英国家庭,他们是中低或工人阶级”;“为了给我自己寻找出路……我写了这些书来寻求它的意义”。无疑,最能体现他这种追寻过程的,便是贯穿于《郊区佛爷》始末的“越界”母题。所谓“越界”指的是逾越事物间原本分明的界线,把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期待获得不可预见的体验与发现。本文认为,库雷西在《郊区佛爷》中表达了自己对身份构建问题的认识,即后帝国时代的个人身份已不再是个单一、凝滞的概念,通过不断地跨越、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自我异化的过程,库雷西身份的构建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混杂”;这样的“越界”既解构了诸如黑/白、上层/下层、男/女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时又颠覆了社会所赋予个人的传统角色,重新建筑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指引着现实社会里新一代的人文走向。本文也试图从种族、阶级和性别三个层面来解读这部小说所体现的“越界”母题。
一“黑皮肤”的英国人
《郊区佛爷》的开头是一段自我介绍:
“我叫克里姆·阿米尔,差不多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人们常认为我是那类可笑的英国人。”
和作者一样,小说的主人公克里姆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印度移民,母亲则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一种逾越种族分界的“越界”,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这种“越界”的不认可,克里姆在学校被称为“大便脸”和“咖喱脸”。白人女孩海伦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不欢迎黑鬼来我家”。绰号“奶油”的克里姆的皮肤只不过是米色,却被无情地划归为不受欢迎的“黑鬼”。这里“黑鬼”的概念是白人强加在有色人群身上的一种身份构建,就像是给商品贴上标签一样。克里姆在戏剧《丛林之书》中出演莫格利是因为他很“地道”。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发出“地道”的口音,即印度腔的英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姆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虽有印度血统却从未到过印度;他了解接触印度,都是通过父亲和其他印度移民,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拿捏这种印度口音。选择克里姆作为“地道”印度的演绎者,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表现。
克里姆在舞台上诠释的虽是白人想象与构建中的印度,他的“混血”身份却赋予了这种“再现”新的含义,解构了简单的黑/白二元对立的种族主义话语。这次的“代言”经历,使克里姆开始思考自己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他意识到使用印度口音对他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在表演时他“放出印度口音,在怪异的时刻,又突然转回伦敦口音”,让舞台上的“莫格利”同时拥有了“丛林野蛮人”(角色自身)/“郊区混血儿”(克里姆本人)/“伦敦人”(口音持有者)的三重身份。克里姆的模仿行为使得身份构建问题具有了后现代的表演意味。而“模仿”(Mimicry)和“混杂”(Hybridity)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文化理论中,是构建“他者的空间”的必要行为和状态。克里姆身份的构建与其舞台表演息息相关,后来他在先锋派导演派克的戏中扮演了塔瑞克一角,这是他对刚下飞机的钱格兹的模仿与再创造。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又将在肥皂剧中出演一个印度店主的儿子。他扮演的角色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近,表明身份的构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也证实了“英国性”不再也不可能由一种同质文化所决定。《郊区佛爷》表达了作者企图通过“越界”来寻求一种将混杂、破裂的自我拼凑起来的文化认同策略,其中种族越界无疑是最重要的层面之一。
二“乡下人”的都市梦
《郊区佛爷》在阶级层面上体现的“越界”同样重要,如库雷西所述:“种族主义与阶级的不平等如影随形”,当“阶级与文化上的优越无法确定或不被‘他者’承认时”,种族主义就“不得不通过物质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对于移民们来说,曾经的富庶和显赫,都因离开祖国而不复存在。父亲哈龙和朋友安瓦出身于孟买的名门望族,可来到英国后,印度的贵族在英国沦为中下层平民,并被白人歧视和欺侮。这说明不论从前的阶级出身如何,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白人社会,“黑皮肤”的移民作为有色人群只能居于底层,并在各方面遭遇不公正待遇。正是种族决定了他们所处的阶级,而阶级作为一道很难逾越的界线,又把他们限制在了伦敦郊区,让他们成了受人鄙夷的“乡下人”。广义的身份包括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而获得上层身份对人们来说“令人欣喜”,因为它能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时间”以及“一种受关注、富有价值的感觉”。克里姆为了获得这种关注,从郊区来到伦敦,期待能在这里成功完成“越界”。让克里姆深感意外的是,自己竟然因为郊区移民的出身而被大导演相中出演一个角色,而这部戏的主题正是围绕“英格兰具有的唯一主题”——阶级所展开。与扮演的莫格利一样,他被选中还是因为“黑人”背景足够“地道”。而可笑的是他连一个真正的“黑人”也不认识,于是他想到了模仿安瓦及其女婿钱格兹。阶级身份在这里也成为了一种带有表演成分、可以通过“模仿”来完成的构建。
克里姆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厌烦,试图“清洗”身上郊区人的烙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敦人。于是他模仿并学会操持以派克、伊琳诺为首的上流社会白人文化阶层所使用的精英话语,在痛苦和矛盾中,克里姆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阶级“越界”。他成功地逃离了郊区及其带来的种种束缚,避免了像父辈那样一生过着一成不变、牢笼般的生活,因为他最终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演员。然而新身份的构建是建立在模仿甚至伪装的基础上的,像“第二语言”一样靠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克里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是多么明显,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隔膜有多么深刻,一个“乡下人”想要成为伦敦的一员又是多么艰难。
三 身体的逾矩
《郊区佛爷》出版后出人意料地受到了英国布克奖的冷遇,连大名单都没能进入。评论界众似乎都倾向将此归咎于小说中的性与毒品的描写。其实,性在库雷西的作品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如苏西·托马斯所说:“性与性关系对库雷西关于个人身份与社会之间的理解来说至关重要”。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往往显得比男性更有“男子气概”:安瓦的女儿杰米拉是克里姆见过的意志最坚定的人,她的母亲琪塔则在家庭斗争中占得上风;哈龙的情人伊娃是典型的“女强人”。相形之下,小说里的男性人物则都有些“女里女气”:克里姆去伊娃家时打扮得就像男扮女装的明星;伊娃的儿子查理长有“精致的颧骨和女孩一样的睫毛”;钱格兹甚至有易性癖,他喜欢妻子的衣服。他们的身体不仅模糊、逾越了两性的界限,而且带有“双性同体”的意味。在库雷西看来,这种双性同体或许最能体现性别“越界”,因为它既解构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又跨越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两性的尊卑顺序,而这种越界又是那么地彻底,并带有严重的反叛性。
另一方面,克里姆的双性恋倾向、杰米拉的女同性恋倾向,以及他们有悖于传统婚姻观的性关系,都对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结构发出了挑战。他对查理的爱非同寻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爱他超过爱自己,我要变成他”。克里姆对查理的迷恋与《我美丽的洗衣店》里奥马尔和约翰尼的同性之爱遥相呼应。库雷西曾这样解释道:“那两个男孩是我的两个部分:一个巴基斯坦裔的男孩和一个英国男孩,因为我就是一半巴基斯坦一半英国血统”。查理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克里姆理想化的白人自我,克里姆对查理的迷恋,更多是出于对他所代表的白人气质风度的艳羡和渴望。而对伊琳诺的爱情,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卑和对上流社会的好奇无知。当克里姆意识到自己并非伊琳诺的真爱时,不由地发出感慨:“我们追求‘英国玫瑰’就如同我们追求英国;通过得到这些奖品,得到这些亲善和美丽,我们壮起了胆子与帝国以及帝国所有的傲气臣民对视”。克里姆的性爱跨越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分界,打破了异性恋的霸权垄断,这说明在当时的英国,伴随着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的开展,两性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身份构建已经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持续不变的“自我”,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表演性的、可变的和过程性的概念,并需要不断为它赋予的新形式。
四 结论
《郊区佛爷》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是各种叛逆的、颠覆性的、跨越边界的身份构建,传统的个人价值观、家庭观和婚恋观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被割裂与闲置,但它们最后全都指向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英国人?对此,库雷西有自己的见解。在《彩虹记号》的结尾,他强调并呼吁英国人应该“有所调整”:
是英国人,英国白人,不得不学会身为英国人已不是从前那一套了。现在它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牵涉到众多新的因素。所以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英国和它所面临的选择:经过这些时日以后,必须有一种新的成为英国人的方式。许多想法、讨论和自我检验必须涉及到考虑这种需求,也就是这种身为英国人的新方式究竟和什么有关,以及获得它有多么艰难。
如果把身份构建比作一面镜子,那么它是一面破碎的镜子,碎片所折射的是一个已经破裂的自我,种族、阶级、性别等组成部分就是其中的众多碎片。这样的构建是在不断地打破各种原有界线,跨越各种人为设置的禁锢和藩篱,拼凑弥合成一个崭新的自我。的确,通过这样的身份构建,不论是库雷西本人,还是克里姆,都找到了身为英国人之道,并最终成为了“新品种”的“英国人”。
注: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科研基金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SQ07007。
参考文献:
[1] Leith,William.Sex,Drugs and a Mid-Life Crisis [J].The Observer.1997,March 23.
[2] 哈尼夫·库雷西,师康译:《郊区佛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 Kureishi,Hanif.The Rainbow Sign [A].Dreaming and Scheming:Reflections on Writing and Politics [C].London:Faber and Faber,2002.
[4] 兰·德波顿,陈广兴、南国治译:《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5] Thomas,Susie ed.Hanif Kureishi [Z].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
[6] 葛尔·罗宾等,李银河译:《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7] Root,Jane.Scenes from a Marriage [J] Monthly Film Bulletin.1985(11).
作者简介:尹锐,男,1977—,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族裔文学,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