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角度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研究

来源 :中国集体经济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iaoxi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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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大局,要充分认识到收入差距过大及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因此改革的核心是初次分配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再分配加强政府调控,同时要加快制度建设,完善具体调节措施。
   关键词:市场化;收入分配制度;政府与市场关系
   长期形成的制度惯性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使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当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收入分配制度列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深入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把握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改革路径,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十分紧迫而必要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劳动还仅仅是谋生手段,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具体形式是按劳分配,即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马歇尔在他的“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分配问题就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并认为解决资本主义收入差距的方法是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消灭食利者阶层。庇古认为,由于货币边际效用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随着货币数量增加而递减的,一个人的收入越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小,收入越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将富人的货币收入向穷人转移,可以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使社会总经济效用增加,收入分配趋于合理。国外研究的主要观点:主张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承认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强调要通过发展经济和政府调控来解决。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现实问题。李实利用帕累托分布修正住户调查抽样偏差,认为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被严重低估,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全国收入差距较大程度低估。杨宜勇认为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对社会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非法致富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并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状态下,人们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这是危险的潜伏因素。林毅夫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结构失衡、资源税费不合理以及行政垄断问题。王小鲁认为,非市场因素导致的“灰色收入”正在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解决好“灰色收入”问题,是防止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必由之路。苏海南认为,要避免把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收入分配改革与深层次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割裂或对立起来。孙立平认为,调节贫富差距的基础是规范财富分配,重建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国内研究对中国收入差距现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工具进行了详细描述,研究了收入不合理的社会稳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分析了改革不到位、灰色收入等原因,主张通过综合改革、规范财富分配、加大政府调控等途径解决。
   综上,国内外在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中得出很多有益结论,但也存在实证研究多于规范研究,对收入差距程度测度存在分歧,鲜有从市场化角度分析的观点,本文试图从此视角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行业、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较大—缩小—再扩大—缩小的过程,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3元,城乡收入比为2.57:1,1990年城乡收入比回落为2.20: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86元),2007年,城乡收入比为3.33: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达到峰值,2013年城乡收入比为3.03: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再次回落,之后持续缩小,2020年城乡收入比为2.50∶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83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131元),但在国际比较中仍然居高。最新研究称,我国的收入差距一半来自城乡差距。二是区域收入差距十分明显。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收入差距大,2020年全國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643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4911元,收入最低的甘肃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38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344元,收入比分别为2.26:1和3.38: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特征突出。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年平均工资90501元,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61352元,是平均水平的1.78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133459元,是平均水平的1.47倍,金融业131405元,是平均水平的1.45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为39340元,是平均水平的43.47%;住宿和餐饮业为5034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5.6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为6023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6.5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4.10:1。201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5301元,金融业76107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7642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9倍、1.42倍和1.26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37760元,住宿和餐饮业42424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3926元,分别为平均水平的70%、79%和82%。四是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我国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2012~2015年,国内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在之后的几年间,该数值出现了缓增,2019年达到0.465,总体超出0.40的国际警戒线。    (二)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国民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不断降低,分别从1992年的65.5%下降到2008年的57.0%,近年来逐步回升,2018年达到61.2.%,但还未达到1992年比重,总体趋势明显低于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留存利润为主体的企业部门占比在波动中上升,从1992年23.6%上升到2008年的28.9%,近年来逐步回落, 2018年也达到26%;广义政府部门占比增加尤为迅速,从1992年的11%上升到2012年的15.8%,近年来逐步回落,2018年也达到12.8%。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过多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种分配格局常被概括为“国富民穷”。住户部门以及劳动者报酬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不仅会影响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还会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影响宏观经济平衡,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三)收入分配秩序混乱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是分配秩序混乱,其产生的危害相当严重,可以导致分配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公平。如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管制,既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又垄断市场,获取了高额垄断收益,并通过各种形式化为本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国有企业分配秩序不规范,对企业工资总额、经营者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机制,工资外收入渠道多;公务员工资制度外的各种津贴补助名目繁多,标准不规范;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很多事业单位既享受行政机关的福利,又享受企业化管理的创收机制,收入分配随意性也比较大;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存在制度缺陷,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按时扣缴,而一些不靠工薪的高收入者往往存在征管漏洞;权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隐性收入、非法收入、利益固化等问题突出。
   三、收入分配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西蒙·库兹涅在1955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倒“U”型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时,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我国2020年人均GDP约为10500美元,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一个低收入国家短时期内实现了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跃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基尼系数升高为代表的收入分配问题,然而,我国由政府主导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形成的特殊背景,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客观地分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一)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既有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又有我国独有的特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深层次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有关,都源于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资源占有的差异、个人能力的不同及政府的政策。因个人能力不同出现的财富差距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这样的差距主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并不是我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资源占有的差异与制度形成的机会不均等是导致中国出现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根源。因此,必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交给市场的完全交给市场,该政府调整的,要加大调整力度,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要做到不越位,不缺位。目前,政府越位的主要表现是市场化不足。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较多计划经济的制度依赖,如果进一步推进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而不是扩大。因为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会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即按贡献分配,这样形成的差距是正常的,而政府干预了市场或没有完全放权,导致了竞争的不公平,形成了畸形的收入差距。如果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权力寻租等滥用权力的行为就不会得到有效扼制,社会的财富分配就不会公平合理。垄断企业收入高是因为占有垄断性资源,比如市场、自然资源;政府部门收入高,是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资源的支配权在政府手上;跟权力相关的部门与个人收入高,是因为资源支配权的延伸。社会对各级官员权力的制约力仍有待加强,资源价格的税费较低,国家财富转移到拥有资源开发权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此外,金融、交通、通信等服务业的垄断也必然创造了垄断收益。政府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市场化过度。在公共产品领域例如对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住房等领域实行不对称的市场化,把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导致这些公共产品服务价格迅速上升,成為国民几乎不可承受之重。同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失衡。政府应该在再次分配环节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均衡公共服务调整收入差距,但目前社会保障在城乡、不同用工身份、体制之间差距较大,城市教育、医疗、保险、文化等公共服务覆盖不足,都亟需政府努力改进。
   (二)收入不公比收入差距的问题更突出
   市场化追求公平的竞争,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来自于人们可以认可的因素,如劳动贡献、知识能力、个人天赋甚至个人机遇,则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效率的激励因素。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必然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对收入分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现状不满的,是依靠特权进行的各种各样通过不公正、不透明的收入与财富分割。更严重的是,体制固化导致人们机会的不均等,使基层民众改变命运的机会降低,更易激发社会不稳定。当前我国收入差距问题上,分配不公和分配秩序混乱,比分配差距扩大要更为突出,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过大更多地反映了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对其治理应该成为分配改革的重点所在。出于效率的考虑,人们更加看重市场的力量,因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确实能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弗里德曼认为,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反,在那些不允许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中,居民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不公会非常明显。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先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待遇,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必须先打破垄断行业特权,要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必须先实现各阶层机会平等。因此,公平配置权利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三)制度缺失和法制不完善
   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管理的漏洞和权力寻租及非法致富而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尤为突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用手中掌控的公共权力,通过不法手段,聚敛财富,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由于国有资产管理漏洞较多,监督方法相对落后,使国有资产被少数掌握权利的无形之手获得;部分人利用当前制度的不完善、体制的不健全,钻法律、政策漏洞,通过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集资诈骗,获得巨额财富,而且违法成本低,社会负面示范效应强。
   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和推动相关领域改革的突破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需要高度重视。
   (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壮大合理分配物质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做大蛋糕是基础,世界上收入分配问题处理的好的北欧国家,都是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当然,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是一个多元函数,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化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发展战略。
   (二)以市场化为导向,构筑公平竞争环境
   一是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改革的核心在于引入竞争机制,市场化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要打破一切限制市场的阻力,让所有要素的活力迸发出来,并且按照做出的贡献而使其获得相应的回报。对于公共服务部门,也要引入竞争,提高效率。二是把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在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原则下,在初次分配中,应该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增加公平的竞争机会,营造公平的竞争机制,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干预,真正实现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各区域之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国家政策的差异性是形成当前分配不公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要消除体制机制因素,从所有制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财产制度上逐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三是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尺度。要强化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强化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促进公平。单纯追求效率会影响社会公平,公平优先又会影响效率的提高,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改革发展中始终需要把握和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初次分配主要是指竞争环境公平。
   (三)加快制度建设,完善法制环境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良好的分配秩序,形成正确的激励導向,有助于全社会弘扬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精神,主动通过自身劳动和努力去创造美好生活。为此,必须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将分配制度建立在法治的轨道之上。要遏制以权力、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将收入获取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要素贡献基础之上。制度建设方面,要强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间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地区快速发展,加大对上述地区的财政、税收、科技和人才支持力度,缩小地区间差距;要强化工资制度管理,限制过高收入,稳定中等收入,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缩小部门之间差距;行业间要改革垄断行业,引入竞争,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法制环境方面,要通过完善法制,实施法治,严厉打击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使收入分配秩序逐步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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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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