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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重来,我会先把农村的家弄得很温暖,再建设城市的窝;如果上苍允许,我愿用我10年的寿命,来延长母亲一年的幸福。
可是,生活没有如果。
我对母亲的背叛,打一次“扔烟”开始。
三月温暖的阳光里,母亲坐在窗边的床沿上和我说着话,把一小捏烟丝摁进旱烟锅里,吸起了旱烟。不多时,逼仄的宿舍内便弥漫着呛人的味道。睡在对面的室友把手中的小说往床上一摔,朝鼻子扇着风跑出了宿舍。那一刻,我难堪极了,感觉那双扇空气的手每一下都狠狠扇在了我的脸上。我气得夺过母亲手中的旱烟袋,使劲甩出了宿舍。带着火星的旱烟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飞到屋外,“咚”的一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
20多年过去了,那声音依然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让如今醒悟的我泪流满面。倘若重新来过,我一定会对母亲慢慢地劝说,让她戒烟。可是,那时刚到城里念书的我和我那位城里的室友,借所谓的城市文明,不文明地欺负了母亲。
母亲抬起松垮的眼皮,用浑浊的双眼看了我许久,才颤颤巍巍地走出宿舍,捡起旱烟袋,用衣角擦了擦,默默地走了。当时,我追到了宿舍大门口,想喊母亲回来,但突然觉得母亲穿得有点儿寒碜:蓝底印花的上衣洗得泛白,灰不溜秋的裤子不仅肥大,还在膝盖处打了个补丁。我张了张嘴,没发出任何声音。
深夜,清冷的月光透过玻璃窗,如水般笼罩着我的小床,室友们都呼呼地睡着,我枕着双手辗转难眠。不能也不敢忘记,儿时最快乐的事情,便是在母亲端起旱烟袋时。在堂屋门前老枣树下的花凉影里,母亲坐在藤椅上,眯着双眼,把一小捏烟丝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摁进烟锅里烧得嗞嗞响。我趴在母亲的怀里,常常听着听着,手中的木枪就掉在地上,进入了梦乡……想着想着,泪水如蚯蚓般滑下。
其实,我内心里,无时不在哀怜母亲的处境。她为了供我们姊妹三个上学,不得不比其他农村妇女多花3倍乃至5倍的体力,像个男人一样和父亲一起拼命地干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皖北农村,打工刚刚兴起,一个村庄好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村里很多人,包括我的二伯父,都劝我父亲,别让我读高中,说念了三年高中,要是考不上大学,回头还能拿得动锄头吗?父亲总是笑着摇摇头。母亲也跟着说:“只要孩子自己愿意上,能上啥样上啥样!”而我,为了一点儿小事,却扔了母亲吸了大半辈子的旱烟袋,惹她伤心……想到这儿,我走出宿舍,恨不得立刻飞回家向母亲道歉。可转念一想,母亲知道我耽搁了学习又会难过。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抱着校园内那棵在夜风中飘摇的枯树。
我不会记错,那一年是1992年,我在萧县中学念高一,那是母亲第一次来高中校园看我,也是仅有的一次。
扔母亲的旱烟袋,标志着我对母亲和故乡开始了背叛。背叛,有时候是缓慢的,正因为缓慢,连我自己都未察觉,甚至成了难以戒掉的习惯。放暑假了,我移动着白白胖胖的身体,回到乡村。下了客车,正巧看见母亲在犁地。火一样毒的阳光下,新翻的土壤像湖中的波浪一样闪着亮光,直晃得人眼花。母亲右手扶犁,左手拽着两头牛的缰绳,嘴里不时地吆喝着“哈—啊— ”。站在地头的阴凉里,我大声叫了声“娘”。我以为母亲会像我儿时放学回家一样,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我跟前,向我问这问那。可这次,母亲头没回,脚没停,依旧在吆喝着赶牛。
母亲的不冷不热,让我愣了许久。我望了望刺眼的太阳,用手挡在额前向母亲走去。到了跟前,我又提高嗓门叫了声“娘”,母亲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扶犁吧。”我接过犁把,紧紧地握着,不料犁尖硬往地面上拱,我使劲往下按,犁子竟然钻出了地面。母亲拽停耕牛,说:“犁尖往上拱,应该抬犁把,这样才能耕深点儿—老师没教你?”我一时无语,不停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母亲摆摆手,让我先回家。我赶紧狼狈退场。
许多年后,父亲告诉我,那个炎热的夏天,母亲打心眼儿里是不想让我犁地的,更不是为了报“扔烟之仇”,而是觉得我才进城读书一年,就没个庄稼人的样子了。回应父亲的,是我的沉默,但我的脊背上却在不停地冒冷汗。是啊,我可以不会农活,但不能没个庄稼人的样子!在20多年光阴的放大作用下,我越發觉得那时扭扭捏捏的自己,可耻、可恨、可悲!
好在,我在学习上还是用功的,终于在1995年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在这一点上,我大约对得起母亲了,因为母亲在玉米地里得知这个消息时,腰杆立刻直了,“哈哈”的笑声真的很响,随着惊飞的鸟儿飞向了远方。
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便暗暗发誓:等我毕业后,要好好报答我的乡村、我的母亲。可是,这誓言雷声大,雨点小。刚毕业那阵子,我确实给家里寄了点儿钱,但后来就很少了;再后来,就翻了个个儿,父母担心我手头紧找不到对象,隔三岔五给我汇钱。2006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家里卖光了屋前屋后的树以及家中唯一的一头牤牛犊。牵着牛犊赶会时,父亲眼泪汪汪的,母亲哭了一路,牛犊也走一步停一下,朝着家的方向“哞哞”叫个不停。
掏光了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我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有了一种做城里人的感觉。
以前,几次想接母亲到合肥享点“清福”,母亲都不肯,总怕拖了儿子婚姻的后腿。如今我在合肥安了家、结了婚,母亲也该放心来了。当我再次提出让母亲来合肥住些日子时,母亲果真欣然应允。
2007年秋天,母亲来到合肥,这是她第一次奔着儿子而来。我很想让母亲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一有时间便领着母亲看电影、逛公园。在一家商场,我给母亲挑了一件体面的衣服。“多少钱?”母亲摸了摸衣服问道。“才800多块。”妻子说。母亲一听就让我把衣服退掉,说这点儿布料哪儿能要那么多钱,一头大猪才能换这个价钱,我买了她也不敢穿。我知道母亲的脾气,便依了她。瞅瞅自己身上的名牌服装,哪件不比这件贵啊。和母亲来自同一个家庭,走在一起,生活水平却差了好几个时代,我心中又产生了背叛至亲的愧疚。
在合肥的那段时间,母亲还像原来那样,总是闲不住,每天都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知道我爱吃锅饼,特意买了一大袋面粉,和面,擀面,切成方块儿贴在锅上。吃着母亲做的香喷喷的锅饼,就像咀嚼着儿时幸福的岁月。然而,母亲终究还是不习惯城市的生活,住了半个多月便决定要走。
老家真的老了,见一次变一个样儿,这一次看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时,我长久未流的眼泪顿时满眶。当初威风凛凛的两扇大铁门,如今已锈迹斑斑;偌大的院子,和儿时并无两样,只是已不见鸡鸭成群、牛羊追逐的场景;院子里旺盛的,是叫不出名字的杂草,尤其在院角,深能及膝,给人的感觉,这院子就是一块无人居住的闲地。当初平整的屋瓦,现在凹一块凸一块的,上面落满了枯叶和干枝,红色的砖墙有一处还裂了一道缝。
母亲见到我,先是一愣,而后又笑了,说:“庆儿,你总算回来啦!”人也不经老,母亲说话也不复先前的畅快、圆润。看着瘦得如刀削一般的母亲,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而且产生了抱着母亲大哭一场的冲动。我揉了揉酸酸的鼻子,使劲咽了口唾液,控制住情绪,然后,把母亲扶进堂屋里坐下。
整个晚上,我和妻子都在劝说父母去合肥居住。父亲答应了,母亲却依然摇头。后来,我用了激将法,把盛满茶水的杯子往地上一甩,咆哮道:“你要是不去,我以后就不理你啦!”母亲吃惊地望着我,刚放进嘴里的花生米也吐了出来。一家人沉默了许久。最后,母亲还是做出了出乎我意料的决定—她自己住在家里。我又以為,父亲跟我过,时间长了,母亲也会跟了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终究还是没去,她再也不可能去了。
2010年10月25日,母亲一口痰没上来,长眠在西屋的软床上。那一年,母亲58岁。
母亲还不算老!
当时,要是家中有人陪着母亲,母亲或许不会走。
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是我一辈子的愧疚。此后,我常常梦见母亲,常常从梦中哭醒。醒来的暗夜,我泪流满面,悲伤如同身边的黑暗,无所不在地裹着我。
“她受了一辈子苦。”给母亲烧纸时,父亲对我们说。
“你也该宽心啦!你的心血没白费,庆儿的房子很好,过得也不错。”父亲对母亲说。
听了父亲的话,我忽然明白,我在城市尚不算豪华的窝,是建立在农村老家衰败的基础上的;而我的好日子,也是以牺牲母亲的幸福换来的。
如果能重来,我会先把农村的家弄得很温暖,再建设城市的窝;如果上苍允许,我愿用我10年的寿命,来延长母亲一年的幸福。
可是,生活没有如果。
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没有母亲的我,生命是不完整的。如今,四处打拼的我,所愿并努力要做到的,就是让父亲的日子静好,妻儿的生活安稳,再苦再累都无所谓,都能挺住,直到我死亡,埋在乡村母亲的身旁。
可是,生活没有如果。
一
我对母亲的背叛,打一次“扔烟”开始。
三月温暖的阳光里,母亲坐在窗边的床沿上和我说着话,把一小捏烟丝摁进旱烟锅里,吸起了旱烟。不多时,逼仄的宿舍内便弥漫着呛人的味道。睡在对面的室友把手中的小说往床上一摔,朝鼻子扇着风跑出了宿舍。那一刻,我难堪极了,感觉那双扇空气的手每一下都狠狠扇在了我的脸上。我气得夺过母亲手中的旱烟袋,使劲甩出了宿舍。带着火星的旱烟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飞到屋外,“咚”的一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
20多年过去了,那声音依然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让如今醒悟的我泪流满面。倘若重新来过,我一定会对母亲慢慢地劝说,让她戒烟。可是,那时刚到城里念书的我和我那位城里的室友,借所谓的城市文明,不文明地欺负了母亲。
母亲抬起松垮的眼皮,用浑浊的双眼看了我许久,才颤颤巍巍地走出宿舍,捡起旱烟袋,用衣角擦了擦,默默地走了。当时,我追到了宿舍大门口,想喊母亲回来,但突然觉得母亲穿得有点儿寒碜:蓝底印花的上衣洗得泛白,灰不溜秋的裤子不仅肥大,还在膝盖处打了个补丁。我张了张嘴,没发出任何声音。
深夜,清冷的月光透过玻璃窗,如水般笼罩着我的小床,室友们都呼呼地睡着,我枕着双手辗转难眠。不能也不敢忘记,儿时最快乐的事情,便是在母亲端起旱烟袋时。在堂屋门前老枣树下的花凉影里,母亲坐在藤椅上,眯着双眼,把一小捏烟丝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摁进烟锅里烧得嗞嗞响。我趴在母亲的怀里,常常听着听着,手中的木枪就掉在地上,进入了梦乡……想着想着,泪水如蚯蚓般滑下。
其实,我内心里,无时不在哀怜母亲的处境。她为了供我们姊妹三个上学,不得不比其他农村妇女多花3倍乃至5倍的体力,像个男人一样和父亲一起拼命地干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皖北农村,打工刚刚兴起,一个村庄好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村里很多人,包括我的二伯父,都劝我父亲,别让我读高中,说念了三年高中,要是考不上大学,回头还能拿得动锄头吗?父亲总是笑着摇摇头。母亲也跟着说:“只要孩子自己愿意上,能上啥样上啥样!”而我,为了一点儿小事,却扔了母亲吸了大半辈子的旱烟袋,惹她伤心……想到这儿,我走出宿舍,恨不得立刻飞回家向母亲道歉。可转念一想,母亲知道我耽搁了学习又会难过。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抱着校园内那棵在夜风中飘摇的枯树。
我不会记错,那一年是1992年,我在萧县中学念高一,那是母亲第一次来高中校园看我,也是仅有的一次。
二
扔母亲的旱烟袋,标志着我对母亲和故乡开始了背叛。背叛,有时候是缓慢的,正因为缓慢,连我自己都未察觉,甚至成了难以戒掉的习惯。放暑假了,我移动着白白胖胖的身体,回到乡村。下了客车,正巧看见母亲在犁地。火一样毒的阳光下,新翻的土壤像湖中的波浪一样闪着亮光,直晃得人眼花。母亲右手扶犁,左手拽着两头牛的缰绳,嘴里不时地吆喝着“哈—啊— ”。站在地头的阴凉里,我大声叫了声“娘”。我以为母亲会像我儿时放学回家一样,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我跟前,向我问这问那。可这次,母亲头没回,脚没停,依旧在吆喝着赶牛。
母亲的不冷不热,让我愣了许久。我望了望刺眼的太阳,用手挡在额前向母亲走去。到了跟前,我又提高嗓门叫了声“娘”,母亲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扶犁吧。”我接过犁把,紧紧地握着,不料犁尖硬往地面上拱,我使劲往下按,犁子竟然钻出了地面。母亲拽停耕牛,说:“犁尖往上拱,应该抬犁把,这样才能耕深点儿—老师没教你?”我一时无语,不停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母亲摆摆手,让我先回家。我赶紧狼狈退场。
许多年后,父亲告诉我,那个炎热的夏天,母亲打心眼儿里是不想让我犁地的,更不是为了报“扔烟之仇”,而是觉得我才进城读书一年,就没个庄稼人的样子了。回应父亲的,是我的沉默,但我的脊背上却在不停地冒冷汗。是啊,我可以不会农活,但不能没个庄稼人的样子!在20多年光阴的放大作用下,我越發觉得那时扭扭捏捏的自己,可耻、可恨、可悲!
好在,我在学习上还是用功的,终于在1995年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在这一点上,我大约对得起母亲了,因为母亲在玉米地里得知这个消息时,腰杆立刻直了,“哈哈”的笑声真的很响,随着惊飞的鸟儿飞向了远方。
三
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便暗暗发誓:等我毕业后,要好好报答我的乡村、我的母亲。可是,这誓言雷声大,雨点小。刚毕业那阵子,我确实给家里寄了点儿钱,但后来就很少了;再后来,就翻了个个儿,父母担心我手头紧找不到对象,隔三岔五给我汇钱。2006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家里卖光了屋前屋后的树以及家中唯一的一头牤牛犊。牵着牛犊赶会时,父亲眼泪汪汪的,母亲哭了一路,牛犊也走一步停一下,朝着家的方向“哞哞”叫个不停。
掏光了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我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有了一种做城里人的感觉。
以前,几次想接母亲到合肥享点“清福”,母亲都不肯,总怕拖了儿子婚姻的后腿。如今我在合肥安了家、结了婚,母亲也该放心来了。当我再次提出让母亲来合肥住些日子时,母亲果真欣然应允。
2007年秋天,母亲来到合肥,这是她第一次奔着儿子而来。我很想让母亲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一有时间便领着母亲看电影、逛公园。在一家商场,我给母亲挑了一件体面的衣服。“多少钱?”母亲摸了摸衣服问道。“才800多块。”妻子说。母亲一听就让我把衣服退掉,说这点儿布料哪儿能要那么多钱,一头大猪才能换这个价钱,我买了她也不敢穿。我知道母亲的脾气,便依了她。瞅瞅自己身上的名牌服装,哪件不比这件贵啊。和母亲来自同一个家庭,走在一起,生活水平却差了好几个时代,我心中又产生了背叛至亲的愧疚。
在合肥的那段时间,母亲还像原来那样,总是闲不住,每天都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知道我爱吃锅饼,特意买了一大袋面粉,和面,擀面,切成方块儿贴在锅上。吃着母亲做的香喷喷的锅饼,就像咀嚼着儿时幸福的岁月。然而,母亲终究还是不习惯城市的生活,住了半个多月便决定要走。
四
2008年,我有了儿子,有了他便有了有他的快乐和艰辛,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养儿方知父母恩。和妻子商量后,我决定再接父母来合肥居住。2010年国庆节,我和妻儿都回了老家。老家真的老了,见一次变一个样儿,这一次看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时,我长久未流的眼泪顿时满眶。当初威风凛凛的两扇大铁门,如今已锈迹斑斑;偌大的院子,和儿时并无两样,只是已不见鸡鸭成群、牛羊追逐的场景;院子里旺盛的,是叫不出名字的杂草,尤其在院角,深能及膝,给人的感觉,这院子就是一块无人居住的闲地。当初平整的屋瓦,现在凹一块凸一块的,上面落满了枯叶和干枝,红色的砖墙有一处还裂了一道缝。
母亲见到我,先是一愣,而后又笑了,说:“庆儿,你总算回来啦!”人也不经老,母亲说话也不复先前的畅快、圆润。看着瘦得如刀削一般的母亲,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而且产生了抱着母亲大哭一场的冲动。我揉了揉酸酸的鼻子,使劲咽了口唾液,控制住情绪,然后,把母亲扶进堂屋里坐下。
整个晚上,我和妻子都在劝说父母去合肥居住。父亲答应了,母亲却依然摇头。后来,我用了激将法,把盛满茶水的杯子往地上一甩,咆哮道:“你要是不去,我以后就不理你啦!”母亲吃惊地望着我,刚放进嘴里的花生米也吐了出来。一家人沉默了许久。最后,母亲还是做出了出乎我意料的决定—她自己住在家里。我又以為,父亲跟我过,时间长了,母亲也会跟了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终究还是没去,她再也不可能去了。
2010年10月25日,母亲一口痰没上来,长眠在西屋的软床上。那一年,母亲58岁。
母亲还不算老!
当时,要是家中有人陪着母亲,母亲或许不会走。
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是我一辈子的愧疚。此后,我常常梦见母亲,常常从梦中哭醒。醒来的暗夜,我泪流满面,悲伤如同身边的黑暗,无所不在地裹着我。
“她受了一辈子苦。”给母亲烧纸时,父亲对我们说。
“你也该宽心啦!你的心血没白费,庆儿的房子很好,过得也不错。”父亲对母亲说。
听了父亲的话,我忽然明白,我在城市尚不算豪华的窝,是建立在农村老家衰败的基础上的;而我的好日子,也是以牺牲母亲的幸福换来的。
如果能重来,我会先把农村的家弄得很温暖,再建设城市的窝;如果上苍允许,我愿用我10年的寿命,来延长母亲一年的幸福。
可是,生活没有如果。
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没有母亲的我,生命是不完整的。如今,四处打拼的我,所愿并努力要做到的,就是让父亲的日子静好,妻儿的生活安稳,再苦再累都无所谓,都能挺住,直到我死亡,埋在乡村母亲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