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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玲君的诗歌具有独特的体验方式，她的出神之思，赋予她以透过事象与物象、暴露和揭示生命与世界的内在断裂和连续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又并非专断独行，而是与对事物的深度凝视结合在一起，不是脱离事物，而是还原事物；在此基础上，她的诗歌具有弥合生命与世界的断裂、寻求超越的顽强冲动，这种冲动赋予她的诗以动人的力量。
关键词：黄玲君诗歌 围困 出神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我一直觉得，韵律的目的是为了延长冥想——当我们处于又睡又醒状态的时刻，也就是唯一的创造的时刻。其方法是用迷人的单调使我们入睡，同时用多采的变化使我们清醒。这样就使我们保持一种可称作是真正的出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从意志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心智就在象征中充分显露出来了。”
这是叶芝在谈及诗歌韵律时所说的一段富有启示意义的话，而这段话给我们带来的是远远超越具体诗艺的启示：诗人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解除理性的重压，打碎习惯性意识的硬壳，让自己的心智保持在一种恍惚的“出神”状态，从而让自己的感受性生长出更加鲜活和敏感的触须。而从诗歌本身来说，一件优秀作品不但要求技艺精妙，更要具备另一种品质，即它能够解除每一位阅读（聆听）者心灵上被施加的客观必须性的咒语，在一瞬间抵达一个超越性的生命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能够通过情感的或非推理性的方式更为深刻地洞察世界的秘密，观照生命的本然处境，召唤存在的到场。
由此看来，每一位真正的诗人都应是一位“出神”者，只是在程度和表现方式上会有所不同。作为诗人的黄玲君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黄玲君的“出神”时刻又如何呢？
一
需要事先说明，黄玲君不是那种惯于或刻意于作形上之思的诗人，她总是忠实于自己当下的具体感受，乐于去描绘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像那些写实派的画家。但奇妙之处也就在这里：往往是在不经意中，那具体的细节和感受会氤氲出一种超现实的氛围，把人引向一种对于世界、生命的玄思之境。也就是说，黄玲君的“出神”不是“不及物”的，而正是在对事物的凝视中，剥除掉事物被人的习惯性意识涂抹上的尘污，让事物还原到一种原初的状态，这样生命与世界本来存在的断裂性和连续性就显现出来，她的那些独特的诗情和诗思也由此生发出来。
黄玲君似乎对与时间与空间相关的主题特别敏感。我们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尺度，我们具体生存中的一切无不接受着时空的度量和囿限。世界无垠、生命有限，在世界与生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时间和空间无时无处不在提示着生命的有限和渺小。对于这一点，世人在习惯化的生存中成功地回避了，诗人却要勇敢地直面这一切。这是诗人心灵上永不能愈合的伤口，而诗歌之花往往就开在这伤口上：
急驰的车轮/在秋浦河畔，慢下来/窗外，河水幽深/似觉察不到流动/映衬出山的倒影/远处是一丛丛长高了的芭茅，/白絮在风中飘啊飘/有一些人/曾到过这里，/片刻之后，离开，/不再回来。（《秋浦河》）
秋浦河是一道时间的河，也是一道诗的河，从李白那里一直流淌到现在。在庸凡营碌的生活中，仿佛坐上“急驰的车轮”，听不到时间流淌的声音，看不到生命的本然处境。然而在与秋浦河的偶然遭遇中，诗人倏然“出神”，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驱迫，她不由得慢下来，深深地凝视和倾听。她看到了什么？“河水幽深/似觉察不到流动”，永恒就这样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显现，向一颗敏感的心灵敞开。而她肯定听到了时间呼啸的声音。飘啊飘的茅絮仿佛人世的幢幢缩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过客，“曾到过这里，/片刻之后，离开，/不再回来”。在这里，时间和永恒不再抽象，而是以一种可怖的具体性与人相望，伸手可触。面对秋浦河这面“明镜”，诗人仿佛不动声色，没有去照照自己的“秋霜”。然而，诗人在心灵的明镜里已经照见整个人世的渺小身影、生命草木一样卑微的本然处境。也许，诗人所感受到的这种巨大的悲剧性是疾呼悲叹所无力承受的，于是她选择了低语，然后沉默。作为第二个站在秋浦河边的诗人，黄玲君让久已暗淡的时间主题在诗歌长河里又一次发出光芒。黄玲君在其“出神”时刻，不仅在时间中、也在空间中与永恒相遇：
登上去/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见/只有江水/浩荡的江水，/在雨中，/在眼前，/流啊流，/从天际流向天际/总是这样子/让人无语（《11月7日，雨中登小孤山》）
“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见”，这不仅是雨天带来的一种景观变化，更是诗人“出神”的结果：诗人“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在一种超越性的凝视中忽略了具体事象，与宇宙的本体直接相遇了。而宇宙则通过“浩荡的江水”向一颗敏感的心灵尽数敞开了自己的秘密：“流啊流，/从天际流向天际”。此刻，在雨水的冥中，空间似乎与时间混沌为一体，共同展示了永恒的本真面目。此刻，孤独的小孤山仿佛人世的缩影，在永恒面前谦卑地隐匿了。此刻，诗人“无语”了，这种无语，也许比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独怆然而泪下”，更契合人在此刻应有的心境。
二
但诗人并不能总是无语，诗人的存在根据即是言说。在日常生活中，在沉思默想中，在梦与醒之中，黄玲君反复言说其生命困境，传达出生命遭受时间与空间围困与隔绝的疼痛感。这种疼痛感有时表现为畏惧，有时表现为哀恸，有时表现为迷惘，更多则化为一声悠悠叹息。《一个梦》通过对一个荒诞派戏剧般的梦境描绘，展示了生命被围困的可怕场景；《抽签》通过对命运与儿童时代抽签游戏的对应联想，传达出生命被神秘的异己力量所主宰的恐惧感；《虚幻之所》则有着“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意味，当“更多的人/仿佛陷进喘息着的坚硬物质的梦魇”，“我”还保持着审视世界与自我的灵明和渴望，但即便“我睁大眼睛”，我看到的依然是“飘荡的群山/空气幽暗，仿佛可疑的脆弱瓷片”，在这午夜临时停车的时刻，一切都失去了其虚假的稳固性与可靠性，世界现出其神秘而不可捉摸的面目，而“我”则无从把握自己的生命轨迹：“在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中/我只好屏息/等待进入前方，一场更大的虚幻？”这种围困与隔绝除了作为人类生命的永恒困境之外，有时也是人类自我膨胀带来的恶果。当年象征主义者认为，世间万物是一座象征的森木，不同的生命和事物可以经由通感彼此应答和沟通。这确是一种美好的浪漫情怀，藉此人类拥有了一条通向神秘永恒的小径。然而在技术和工具理性成为主宰的今天，这种情怀早已失落。在主体的膨胀还让绝大多数人陷于虚幻的自我感觉良好时，诗人以其“出神”之思早已敏感到其中的深重危机。在黄玲君笔下，那些描绘自然题材的小诗仿如一首首小小挽歌：
在废弃的一角/你的天空同样辽阔/你的生长于我了无意义（《曼陀罗》）
这不仅是诗人个体的孤独，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孤独。当人斩断与自然万物的亲缘，也就把自己封死在自造的牢笼中，失去了来路与去处。诗人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同类唱出挽歌。
当然，黄玲君不是那种只有在面对自我和自然时才能生发“出神”之思的狭隘诗人，她的触须实际上高度敏感地伸展到世界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表现围困与隔绝的主题，她还触及了迥然不同的题材。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首令人赞赏的小诗：
停靠宿松路的/1路公交车，意外地/上来一群民工。/他们手持工具：/锹，钻，镐头/这些铁器/闪着光。立即，/他们，和车上人/形成某种对峙。/仿佛有所察觉，他们/及时地，把工具放到地上/后面上车的人，/无不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对峙》）
这首小诗描叙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场景，但只有诗人从中生发出诗意：作为人这个生命共同体，为什么在其内部会形成某种可怕的隔绝与对峙呢？这是多么令人困惑！像这首诗以最平凡的题材所生发出的诗意，如果没有诗人的“出神”之思，是无法获得的。“出神”之思赋予诗人以“陌生之眼”，让她能够直接揭穿习惯性意识对事物的蒙蔽，暴露出生命与世界存在的可怕断裂。
三
敏感于生命所遭受的围困与隔绝，诗人必然感受到深切的痛苦。解除痛苦即需自救（亦以救人），因此，试图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修补人与自然万物的亲缘关系，弥合生命与世界的断裂，就成为黄玲君诗作中或显或隐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似乎偏爱游历性题材，诗人的身影似乎总是“在路上”，带着她“出神”的眼睛和不安分的心。题材的偏重其实已经暗示了主题上的意向性，因此我们不可把诗人的纪游看作是一般的走马看花、登临怀古，而是在总体上体现了诗人试图突破生命囿限、寻求超越的努力。她所偏爱的另一类题材，即梦与幻觉，也可作如是观。梦与幻觉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理性与超我的压抑，人的本己力量得到了较自由的宣发，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理时空对生命的拘役。然而，不管是出游还是入梦，诗人最终无法挣脱自己的生命牢笼，诗人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我的行动更像一场涉险，/有时候，我希望前方道路永无尽头，/远方目的地，只是一场梦幻。/我想，那些年，我是爱上这旅程的/漫漫无尽。仿佛滚雪球一般，/我热衷将这许多的梦幻堆积。/更大的可能——我想，今天的H城/只是由我的执着梦幻，堆砌而成/它更像是我随身携带的，一件大行李。”（《梦幻之城》）
在S城与H城之间，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在现实与梦幻之间，诗人辗转奔突，像一个当代的西绪福斯。但与西绪福斯不同的是，诗人滚动的是自己的梦幻。这梦幻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诱惑着“我”，也压迫着“我”，加深“我”的分裂。诗人仿佛一个醒着的梦者，凝视自己的伤口。然而，即便诗人明知一切追寻超越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她依然坚韧地宣告：
“即便我也不能够阻止或者延缓/我的坠落，那么/在下坠的过程中，希望我能够保持/我的姿态。像中矢的飞鸟/半空中仍持有静止的滑翔/在着地的一瞬/闻到花香”（《旅途之中》）。
在一些特殊时刻，诗人会以其出神之思，藉由某种神秘体验，抵达另一种存在的入口：
当天光渐渐幽冥，此时/我是最后一名下山者。/溪流声音逐渐放大，/一座山的空寂，压到我身上/临近山脚，我和一只白雉相遇/几米远，它出来觅食？/看到我，那长长的雉尾稍作犹豫/即刻消失。/头顶，半个月亮摇晃在树枝间。/我拖着双腿继续向下，追赶同伴/来到一处亮灯的屋前。/当我回首，/只见高高的梯阶寂然，/没入幽暗的山中。（《下山者》）
当天光渐渐幽冥时，自然万物逐渐显现出自己神圣的、本真的存在。“我”作为“最后一名下山者”，是否本来就怀着领受某种奇迹的潜意识，从而推迟了下山呢？此刻，“我”的体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溪流声音逐渐放大/一座山的空寂，压到我身上”。“我”不复一个骄妄的登临者，而是谦卑地静静领受这一神迹。一只白雉仿佛这一神圣存在的神秘使者，向“我”近距离地呈现。然而，虽然近在咫尺——“几米远”，却无法度越：“那长长的雉尾稍作犹豫/即刻消失”。“我”最终不得不“继续向下，追赶同伴”，回到人群当中。在这伟大的幽冥中，那“亮灯的屋”显得多么渺小、孤独，仿佛随时都可能熄灭。“当我回首，/只见高高的梯阶寂然，/没入幽暗的山中”，永恒在收纳、融化着一切，在那一“回首”间，包含了多少怅惘和感慨！
作为一名中国诗人，追寻某种外在超越之途固定是行不通的，但我们稔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智慧，我们能够在生命内部挖出一条通往永恒的小径。黄玲君并不缺乏这种智慧，因此，在某些瞬间，她确实能够抵达生命圆融完满的境界：
那个午后，一身倦意，赶往郊外/街边伫立，仿佛只为了迎接/一辆洒水车/目睹一辆洒水车/那清清水珠形成的半轮彩虹/一分钟的奇迹，七彩霓虹/外层是紫色，最里面是黄色。近在咫尺/那天的太阳明丽/满大街的人们安之若素/只有一个人欣喜若狂（《一分钟彩虹》）
作为读者，此刻我们除了领受诗人带给我们的这瞬间的永恒与至福，还有什么多余的话要说呢？
参考文献：
[1] 叶芝：《象征主义诗歌》，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刘康凯，男，1976—，安徽泗县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论，工作单位：安徽巢湖学院。
关键词：黄玲君诗歌 围困 出神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我一直觉得，韵律的目的是为了延长冥想——当我们处于又睡又醒状态的时刻，也就是唯一的创造的时刻。其方法是用迷人的单调使我们入睡，同时用多采的变化使我们清醒。这样就使我们保持一种可称作是真正的出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从意志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心智就在象征中充分显露出来了。”
这是叶芝在谈及诗歌韵律时所说的一段富有启示意义的话，而这段话给我们带来的是远远超越具体诗艺的启示：诗人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解除理性的重压，打碎习惯性意识的硬壳，让自己的心智保持在一种恍惚的“出神”状态，从而让自己的感受性生长出更加鲜活和敏感的触须。而从诗歌本身来说，一件优秀作品不但要求技艺精妙，更要具备另一种品质，即它能够解除每一位阅读（聆听）者心灵上被施加的客观必须性的咒语，在一瞬间抵达一个超越性的生命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能够通过情感的或非推理性的方式更为深刻地洞察世界的秘密，观照生命的本然处境，召唤存在的到场。
由此看来，每一位真正的诗人都应是一位“出神”者，只是在程度和表现方式上会有所不同。作为诗人的黄玲君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黄玲君的“出神”时刻又如何呢？
一
需要事先说明，黄玲君不是那种惯于或刻意于作形上之思的诗人，她总是忠实于自己当下的具体感受，乐于去描绘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像那些写实派的画家。但奇妙之处也就在这里：往往是在不经意中，那具体的细节和感受会氤氲出一种超现实的氛围，把人引向一种对于世界、生命的玄思之境。也就是说，黄玲君的“出神”不是“不及物”的，而正是在对事物的凝视中，剥除掉事物被人的习惯性意识涂抹上的尘污，让事物还原到一种原初的状态，这样生命与世界本来存在的断裂性和连续性就显现出来，她的那些独特的诗情和诗思也由此生发出来。
黄玲君似乎对与时间与空间相关的主题特别敏感。我们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尺度，我们具体生存中的一切无不接受着时空的度量和囿限。世界无垠、生命有限，在世界与生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时间和空间无时无处不在提示着生命的有限和渺小。对于这一点，世人在习惯化的生存中成功地回避了，诗人却要勇敢地直面这一切。这是诗人心灵上永不能愈合的伤口，而诗歌之花往往就开在这伤口上：
急驰的车轮/在秋浦河畔，慢下来/窗外，河水幽深/似觉察不到流动/映衬出山的倒影/远处是一丛丛长高了的芭茅，/白絮在风中飘啊飘/有一些人/曾到过这里，/片刻之后，离开，/不再回来。（《秋浦河》）
秋浦河是一道时间的河，也是一道诗的河，从李白那里一直流淌到现在。在庸凡营碌的生活中，仿佛坐上“急驰的车轮”，听不到时间流淌的声音，看不到生命的本然处境。然而在与秋浦河的偶然遭遇中，诗人倏然“出神”，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驱迫，她不由得慢下来，深深地凝视和倾听。她看到了什么？“河水幽深/似觉察不到流动”，永恒就这样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显现，向一颗敏感的心灵敞开。而她肯定听到了时间呼啸的声音。飘啊飘的茅絮仿佛人世的幢幢缩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过客，“曾到过这里，/片刻之后，离开，/不再回来”。在这里，时间和永恒不再抽象，而是以一种可怖的具体性与人相望，伸手可触。面对秋浦河这面“明镜”，诗人仿佛不动声色，没有去照照自己的“秋霜”。然而，诗人在心灵的明镜里已经照见整个人世的渺小身影、生命草木一样卑微的本然处境。也许，诗人所感受到的这种巨大的悲剧性是疾呼悲叹所无力承受的，于是她选择了低语，然后沉默。作为第二个站在秋浦河边的诗人，黄玲君让久已暗淡的时间主题在诗歌长河里又一次发出光芒。黄玲君在其“出神”时刻，不仅在时间中、也在空间中与永恒相遇：
登上去/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见/只有江水/浩荡的江水，/在雨中，/在眼前，/流啊流，/从天际流向天际/总是这样子/让人无语（《11月7日，雨中登小孤山》）
“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见”，这不仅是雨天带来的一种景观变化，更是诗人“出神”的结果：诗人“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在一种超越性的凝视中忽略了具体事象，与宇宙的本体直接相遇了。而宇宙则通过“浩荡的江水”向一颗敏感的心灵尽数敞开了自己的秘密：“流啊流，/从天际流向天际”。此刻，在雨水的冥中，空间似乎与时间混沌为一体，共同展示了永恒的本真面目。此刻，孤独的小孤山仿佛人世的缩影，在永恒面前谦卑地隐匿了。此刻，诗人“无语”了，这种无语，也许比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独怆然而泪下”，更契合人在此刻应有的心境。
二
但诗人并不能总是无语，诗人的存在根据即是言说。在日常生活中，在沉思默想中，在梦与醒之中，黄玲君反复言说其生命困境，传达出生命遭受时间与空间围困与隔绝的疼痛感。这种疼痛感有时表现为畏惧，有时表现为哀恸，有时表现为迷惘，更多则化为一声悠悠叹息。《一个梦》通过对一个荒诞派戏剧般的梦境描绘，展示了生命被围困的可怕场景；《抽签》通过对命运与儿童时代抽签游戏的对应联想，传达出生命被神秘的异己力量所主宰的恐惧感；《虚幻之所》则有着“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意味，当“更多的人/仿佛陷进喘息着的坚硬物质的梦魇”，“我”还保持着审视世界与自我的灵明和渴望，但即便“我睁大眼睛”，我看到的依然是“飘荡的群山/空气幽暗，仿佛可疑的脆弱瓷片”，在这午夜临时停车的时刻，一切都失去了其虚假的稳固性与可靠性，世界现出其神秘而不可捉摸的面目，而“我”则无从把握自己的生命轨迹：“在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中/我只好屏息/等待进入前方，一场更大的虚幻？”这种围困与隔绝除了作为人类生命的永恒困境之外，有时也是人类自我膨胀带来的恶果。当年象征主义者认为，世间万物是一座象征的森木，不同的生命和事物可以经由通感彼此应答和沟通。这确是一种美好的浪漫情怀，藉此人类拥有了一条通向神秘永恒的小径。然而在技术和工具理性成为主宰的今天，这种情怀早已失落。在主体的膨胀还让绝大多数人陷于虚幻的自我感觉良好时，诗人以其“出神”之思早已敏感到其中的深重危机。在黄玲君笔下，那些描绘自然题材的小诗仿如一首首小小挽歌：
在废弃的一角/你的天空同样辽阔/你的生长于我了无意义（《曼陀罗》）
这不仅是诗人个体的孤独，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孤独。当人斩断与自然万物的亲缘，也就把自己封死在自造的牢笼中，失去了来路与去处。诗人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同类唱出挽歌。
当然，黄玲君不是那种只有在面对自我和自然时才能生发“出神”之思的狭隘诗人，她的触须实际上高度敏感地伸展到世界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表现围困与隔绝的主题，她还触及了迥然不同的题材。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首令人赞赏的小诗：
停靠宿松路的/1路公交车，意外地/上来一群民工。/他们手持工具：/锹，钻，镐头/这些铁器/闪着光。立即，/他们，和车上人/形成某种对峙。/仿佛有所察觉，他们/及时地，把工具放到地上/后面上车的人，/无不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对峙》）
这首小诗描叙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场景，但只有诗人从中生发出诗意：作为人这个生命共同体，为什么在其内部会形成某种可怕的隔绝与对峙呢？这是多么令人困惑！像这首诗以最平凡的题材所生发出的诗意，如果没有诗人的“出神”之思，是无法获得的。“出神”之思赋予诗人以“陌生之眼”，让她能够直接揭穿习惯性意识对事物的蒙蔽，暴露出生命与世界存在的可怕断裂。
三
敏感于生命所遭受的围困与隔绝，诗人必然感受到深切的痛苦。解除痛苦即需自救（亦以救人），因此，试图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修补人与自然万物的亲缘关系，弥合生命与世界的断裂，就成为黄玲君诗作中或显或隐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似乎偏爱游历性题材，诗人的身影似乎总是“在路上”，带着她“出神”的眼睛和不安分的心。题材的偏重其实已经暗示了主题上的意向性，因此我们不可把诗人的纪游看作是一般的走马看花、登临怀古，而是在总体上体现了诗人试图突破生命囿限、寻求超越的努力。她所偏爱的另一类题材，即梦与幻觉，也可作如是观。梦与幻觉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理性与超我的压抑，人的本己力量得到了较自由的宣发，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理时空对生命的拘役。然而，不管是出游还是入梦，诗人最终无法挣脱自己的生命牢笼，诗人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我的行动更像一场涉险，/有时候，我希望前方道路永无尽头，/远方目的地，只是一场梦幻。/我想，那些年，我是爱上这旅程的/漫漫无尽。仿佛滚雪球一般，/我热衷将这许多的梦幻堆积。/更大的可能——我想，今天的H城/只是由我的执着梦幻，堆砌而成/它更像是我随身携带的，一件大行李。”（《梦幻之城》）
在S城与H城之间，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在现实与梦幻之间，诗人辗转奔突，像一个当代的西绪福斯。但与西绪福斯不同的是，诗人滚动的是自己的梦幻。这梦幻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诱惑着“我”，也压迫着“我”，加深“我”的分裂。诗人仿佛一个醒着的梦者，凝视自己的伤口。然而，即便诗人明知一切追寻超越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她依然坚韧地宣告：
“即便我也不能够阻止或者延缓/我的坠落，那么/在下坠的过程中，希望我能够保持/我的姿态。像中矢的飞鸟/半空中仍持有静止的滑翔/在着地的一瞬/闻到花香”（《旅途之中》）。
在一些特殊时刻，诗人会以其出神之思，藉由某种神秘体验，抵达另一种存在的入口：
当天光渐渐幽冥，此时/我是最后一名下山者。/溪流声音逐渐放大，/一座山的空寂，压到我身上/临近山脚，我和一只白雉相遇/几米远，它出来觅食？/看到我，那长长的雉尾稍作犹豫/即刻消失。/头顶，半个月亮摇晃在树枝间。/我拖着双腿继续向下，追赶同伴/来到一处亮灯的屋前。/当我回首，/只见高高的梯阶寂然，/没入幽暗的山中。（《下山者》）
当天光渐渐幽冥时，自然万物逐渐显现出自己神圣的、本真的存在。“我”作为“最后一名下山者”，是否本来就怀着领受某种奇迹的潜意识，从而推迟了下山呢？此刻，“我”的体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溪流声音逐渐放大/一座山的空寂，压到我身上”。“我”不复一个骄妄的登临者，而是谦卑地静静领受这一神迹。一只白雉仿佛这一神圣存在的神秘使者，向“我”近距离地呈现。然而，虽然近在咫尺——“几米远”，却无法度越：“那长长的雉尾稍作犹豫/即刻消失”。“我”最终不得不“继续向下，追赶同伴”，回到人群当中。在这伟大的幽冥中，那“亮灯的屋”显得多么渺小、孤独，仿佛随时都可能熄灭。“当我回首，/只见高高的梯阶寂然，/没入幽暗的山中”，永恒在收纳、融化着一切，在那一“回首”间，包含了多少怅惘和感慨！
作为一名中国诗人，追寻某种外在超越之途固定是行不通的，但我们稔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智慧，我们能够在生命内部挖出一条通往永恒的小径。黄玲君并不缺乏这种智慧，因此，在某些瞬间，她确实能够抵达生命圆融完满的境界：
那个午后，一身倦意，赶往郊外/街边伫立，仿佛只为了迎接/一辆洒水车/目睹一辆洒水车/那清清水珠形成的半轮彩虹/一分钟的奇迹，七彩霓虹/外层是紫色，最里面是黄色。近在咫尺/那天的太阳明丽/满大街的人们安之若素/只有一个人欣喜若狂（《一分钟彩虹》）
作为读者，此刻我们除了领受诗人带给我们的这瞬间的永恒与至福，还有什么多余的话要说呢？
参考文献：
[1] 叶芝：《象征主义诗歌》，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刘康凯，男，1976—，安徽泗县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论，工作单位：安徽巢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