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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将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人担忧，会不会导致大兴土木、圈地造城、倒逼农民进城买楼、推高房价。
究竟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中国怎样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支点》记者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请他谈谈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一次“矫正手术”
《支点》：新型城镇化为何引发大量关注？
曹和平：新型城镇化之所以引发各方关注，是因为它是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矫正”手术。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投资拉动型的“车间经济”，一些中小城镇都是配套超大城市的产业基地发展起来的。
虽然我们的产业能吸收非农劳动，但城镇的一些非经济类政策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很多小伙子十七八岁进城，打了五六年工后发现自己很难能真正成为城市人口，去享受城市居民的户籍、社保待遇，结果干了几年便回家结婚生子，又变成了农民。
由此可见，此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并非是完全成功的，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矛盾。过去有土地的农民，不想在城市打工了，回去还有地可种；现在把地拿走了，一部分人回乡连地都没有种的了；以前都是城里人到农村买粮食，而现在农村的粮食有时比城里还贵。
城市建设中，也连带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如在一些远郊区或工业园区，工厂、车间、物流和仓储林立，但是里面没有人居住。
目前中国所提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称之为“新”，就是对城镇化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路径和实现手段：一是要解决过去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二是要通过城镇化把农民进城后的问题解决好。
这需要我们不仅在制度上逐步矫正，更要结合工业化的发展，把生产中心、居住中心、人文中心和商贸中心汇集起来。这样，远郊区的城市自主循环功能就会变得结构丰满，不会出现产业园区白天晚上两个样。
可以说，这一轮城镇化既担任了经济增长、经济调整的功能，又担任着社会和谐的功能，因而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支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切入点应当在哪？
曹和平：目前，阻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与市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过程中，面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挑战，中央提出放宽户籍限制等政策，将为城镇化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城镇化的另一个抓手是优化交通布局。在具有城市基本生产功能和交易中心的基础上，通过交通的优化，营造商贸、人文、居住的气息，落实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功能。
举个例子，如果以大轨道交通将武汉市周边联结起来，那么周边的新型城镇就能分享到老城区内居民便利的生活配套、广阔的职业前景、舒适的居住环境和高端的人脉资源等。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大轨道交通不仅是水陆空方面的交通网，还有地铁、城际铁路、互联网通信等全方位的立体交通建设。这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十分重要。
40万亿元的内需“盛宴”
《支点》：有学者预测新型城镇化将带来40万亿元的内需，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曹和平：我觉得40万亿元的估测是合理的，但这个数字短时间内无法达到，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现在每年城镇化人口增量大概是1500万，如果人均年内需3万元，每年能新增内需4500亿元，也就是说大概能占经济增长的15%-18%。假设经济年增长为10%，就有1.8个百分点是城镇化内需增长拉动的。
假设2013年的经济增速为7.6%，若新型城镇化能如预计般拉动内需，加上1.8个百分点就达到了9.4%这是个惊人的速度。未来只要政策设计足够合理，新型城镇化过程每年给经济带来1个百分点的增长应该不难。
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内需有好多种情况，比如农村人口“做饭”是不计入GDP的，但一到城里，“吃饭”就变为GDP了，相当于左手与右手的对调。以往农村与城市是两个经济循环，农民进城前的经济活动没有有效整合到国民经济中。
新型城镇化后，原来农村的经济活动也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分子，一个是整合作用，一个是创造作用，这两个作用都会扩大内需。如能把两者整合起来，国民经济就有了新增的成长力量。
《支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内需结构会不会像部分人士所言，以房地产行业为主导？
曹和平：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因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所有政策性热点讨论和决策都没有农村居民的参与。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为何这么高？因为城市房屋可以交易，而农村小产权房的交易则只能存在于亲戚邻里之间，交易的频率和范围很小。也就是说，只开放了一半的市场，致力于将城镇房价绝对提高，却把农村市场变为零。
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安排和配置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村房屋资源的浪费，这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你去农村走一圈，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闲置不用的农房和弃置不卖的旧房、危房，十分可惜。
当全国90%的土地和50%的农村居民房屋两大类资产的交易权益被压制后，农村人口纷纷跑到城镇区域买房，结果使得中国城市的地价和房价统统被推高了。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不考虑农村是长久不了的。以城市为基础，但也不能忘了农村，“农村包围城市”这种基础资源配置理念在政治、经济、工业化领域的大思路是一样的。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只有农村土地要素真正进入有效市场，农村人口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分享住宅资产的升值收益，其房地产市场的潜力才能被挖掘出来。
产业园区模式是主要路径
《支点》：您曾提到新型城镇化要建立“产业园区模式”，这是怎样的概念？
曹和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大城市周边辖区产业基础的建立，其人口、产业体系都已相对成熟，这些地区不但具备造血功能，更有后发优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新型城镇化路径。 目前中国内地约有两万家各类产业园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园区不同，这些园区一般位于城市近郊，不但产业集中，而且生活配套也很完善。
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社区和生产单元都变成了产业园区的一部分。而要把农民土地变成工业园区土地，就要给农民建房、建社区、安排农民未来的就业。园区征用农民的土地成为城市的边际，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回迁房，回迁房的发展恰好成为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巨大推动力量。这也使这些地区的农民站在了相对过去30年间比较强势的位置上。
在我看来，现在各地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都是产业园区的表现形式，两万多家产业园区已在全国实现了全行业分布，只是根据地域发展特色而有所不同。因此，产业园区模式应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支撑方向。
在过去城镇化的轨迹中，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候鸟式迁徙”是根本阻碍，而产业园区的出现，能非常有效地让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我预测，产业园区依托下的农村人口进城潮将在2020年左右到来，目前270万个城市郊区自然村庄，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会消失，成为产业园区的一部分。
产业园区因为多在城乡结合部或要素配置的地理中心，这里的土地容易输出、整理和优化。如果城镇化道路能沿着这个方向设计下去，将形成一个农村与大城市之间的缓冲带，其吸纳人口的能力与潜在的产业力量是非常可观的。
《支点》：您可以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吗？
曹和平：以武汉新洲区阳逻港为例，这里有每年一亿吨吞吐量，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有17万的产业工人。港内六七万白领中，很大一部分住在老城区，而其他员工则往往会选择住在产业园区。
如果阳逻港能被大交通连起来，将距离缩短为1-2小时，那么住在阳逻港和住在汉口的生活基本是相等的，那可以把产业园区和大企业以及工人群体留住。
如果再配套以公共、商业、社会服务区，能容纳的地区人口会多3倍，这时阳逻港就会形成一个50万人的城市。这意味着什么？——美国50万人口为大城市，100万为超大城市。
这种情况下，阳逻港新城就不是接近于城市，也不是仅仅依托于武汉，而是它已成为具备城市应有的生产、居住、贸易、交通、物流、人文、商业结算、金融等独立城市板块的新区。
社保矛盾与多元化融资
《支点》：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主要有哪些难点？应该如何突破？
曹和平：在我们原来的制度设计中，社会保障是给予城市人口的，为什么不给予农村人口？因为农村的土地就是一个社会保障，没有工作了回家还有一份口粮。
这种社保方式破坏了土地作为一种流动性资源的功能，而土地流转是能够带来要素市场中的资本收益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中国城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要素市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放着金融杠杆不去使用，只希望城镇化带来好处，而城镇化所需要的配套要素市场改革又未能积极推进，这种“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的现象急需扭转。
同时，应当看到改革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不建立健全覆盖全面的社保体系，土地流转之后，这些人口在城市里出现问题，回去时没有保障，就会出现大的矛盾和问题。
如果农村人口能够享受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保、医保，储蓄倾向将减少，消费倾向将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加，中间品市场的企业出货供货将加快，企业流动性将变好，投资报酬率将抬升，内需也将增加。
《支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负债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请针对这一问题谈谈您的观点。
曹和平：网上关于地方债务的负面信息存在夸大和片面的成分。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平均水平还是在相对安全的范围内。
不过，尽管地方债是城镇化中较为快速的融资方式，但光靠一条腿走路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相对于债市这个中期市场，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具有长期优势，在发展城镇化时要两个轮子走，这样城镇化才能发展起来。
具体而言，武汉地区未来可减少对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的依托，多向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靠拢，如评估、授信、投资担保、卖房回购、多方协议、托管置换、租赁信托等。
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群配套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能够动员武汉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工业、土地、能源资源和轨道交通资源，转化为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信用资源，将为大武汉融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点杂志2014年2月刊）
究竟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中国怎样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支点》记者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请他谈谈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一次“矫正手术”
《支点》：新型城镇化为何引发大量关注？
曹和平：新型城镇化之所以引发各方关注，是因为它是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矫正”手术。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投资拉动型的“车间经济”，一些中小城镇都是配套超大城市的产业基地发展起来的。
虽然我们的产业能吸收非农劳动，但城镇的一些非经济类政策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很多小伙子十七八岁进城，打了五六年工后发现自己很难能真正成为城市人口，去享受城市居民的户籍、社保待遇，结果干了几年便回家结婚生子，又变成了农民。
由此可见，此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并非是完全成功的，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矛盾。过去有土地的农民，不想在城市打工了，回去还有地可种；现在把地拿走了，一部分人回乡连地都没有种的了；以前都是城里人到农村买粮食，而现在农村的粮食有时比城里还贵。
城市建设中，也连带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如在一些远郊区或工业园区，工厂、车间、物流和仓储林立，但是里面没有人居住。
目前中国所提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称之为“新”，就是对城镇化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路径和实现手段：一是要解决过去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二是要通过城镇化把农民进城后的问题解决好。
这需要我们不仅在制度上逐步矫正，更要结合工业化的发展，把生产中心、居住中心、人文中心和商贸中心汇集起来。这样，远郊区的城市自主循环功能就会变得结构丰满，不会出现产业园区白天晚上两个样。
可以说，这一轮城镇化既担任了经济增长、经济调整的功能，又担任着社会和谐的功能，因而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支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切入点应当在哪？
曹和平：目前，阻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与市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过程中，面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挑战，中央提出放宽户籍限制等政策，将为城镇化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城镇化的另一个抓手是优化交通布局。在具有城市基本生产功能和交易中心的基础上，通过交通的优化，营造商贸、人文、居住的气息，落实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功能。
举个例子，如果以大轨道交通将武汉市周边联结起来，那么周边的新型城镇就能分享到老城区内居民便利的生活配套、广阔的职业前景、舒适的居住环境和高端的人脉资源等。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大轨道交通不仅是水陆空方面的交通网，还有地铁、城际铁路、互联网通信等全方位的立体交通建设。这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十分重要。
40万亿元的内需“盛宴”
《支点》：有学者预测新型城镇化将带来40万亿元的内需，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曹和平：我觉得40万亿元的估测是合理的，但这个数字短时间内无法达到，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现在每年城镇化人口增量大概是1500万，如果人均年内需3万元，每年能新增内需4500亿元，也就是说大概能占经济增长的15%-18%。假设经济年增长为10%，就有1.8个百分点是城镇化内需增长拉动的。
假设2013年的经济增速为7.6%，若新型城镇化能如预计般拉动内需，加上1.8个百分点就达到了9.4%这是个惊人的速度。未来只要政策设计足够合理，新型城镇化过程每年给经济带来1个百分点的增长应该不难。
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内需有好多种情况，比如农村人口“做饭”是不计入GDP的，但一到城里，“吃饭”就变为GDP了，相当于左手与右手的对调。以往农村与城市是两个经济循环，农民进城前的经济活动没有有效整合到国民经济中。
新型城镇化后，原来农村的经济活动也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分子，一个是整合作用，一个是创造作用，这两个作用都会扩大内需。如能把两者整合起来，国民经济就有了新增的成长力量。
《支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内需结构会不会像部分人士所言，以房地产行业为主导？
曹和平：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因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所有政策性热点讨论和决策都没有农村居民的参与。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为何这么高？因为城市房屋可以交易，而农村小产权房的交易则只能存在于亲戚邻里之间，交易的频率和范围很小。也就是说，只开放了一半的市场，致力于将城镇房价绝对提高，却把农村市场变为零。
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安排和配置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村房屋资源的浪费，这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你去农村走一圈，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闲置不用的农房和弃置不卖的旧房、危房，十分可惜。
当全国90%的土地和50%的农村居民房屋两大类资产的交易权益被压制后，农村人口纷纷跑到城镇区域买房，结果使得中国城市的地价和房价统统被推高了。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不考虑农村是长久不了的。以城市为基础，但也不能忘了农村，“农村包围城市”这种基础资源配置理念在政治、经济、工业化领域的大思路是一样的。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只有农村土地要素真正进入有效市场，农村人口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分享住宅资产的升值收益，其房地产市场的潜力才能被挖掘出来。
产业园区模式是主要路径
《支点》：您曾提到新型城镇化要建立“产业园区模式”，这是怎样的概念？
曹和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大城市周边辖区产业基础的建立，其人口、产业体系都已相对成熟，这些地区不但具备造血功能，更有后发优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新型城镇化路径。 目前中国内地约有两万家各类产业园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园区不同，这些园区一般位于城市近郊，不但产业集中，而且生活配套也很完善。
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社区和生产单元都变成了产业园区的一部分。而要把农民土地变成工业园区土地，就要给农民建房、建社区、安排农民未来的就业。园区征用农民的土地成为城市的边际，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回迁房，回迁房的发展恰好成为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巨大推动力量。这也使这些地区的农民站在了相对过去30年间比较强势的位置上。
在我看来，现在各地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都是产业园区的表现形式，两万多家产业园区已在全国实现了全行业分布，只是根据地域发展特色而有所不同。因此，产业园区模式应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支撑方向。
在过去城镇化的轨迹中，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候鸟式迁徙”是根本阻碍，而产业园区的出现，能非常有效地让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我预测，产业园区依托下的农村人口进城潮将在2020年左右到来，目前270万个城市郊区自然村庄，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会消失，成为产业园区的一部分。
产业园区因为多在城乡结合部或要素配置的地理中心，这里的土地容易输出、整理和优化。如果城镇化道路能沿着这个方向设计下去，将形成一个农村与大城市之间的缓冲带，其吸纳人口的能力与潜在的产业力量是非常可观的。
《支点》：您可以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吗？
曹和平：以武汉新洲区阳逻港为例，这里有每年一亿吨吞吐量，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有17万的产业工人。港内六七万白领中，很大一部分住在老城区，而其他员工则往往会选择住在产业园区。
如果阳逻港能被大交通连起来，将距离缩短为1-2小时，那么住在阳逻港和住在汉口的生活基本是相等的，那可以把产业园区和大企业以及工人群体留住。
如果再配套以公共、商业、社会服务区，能容纳的地区人口会多3倍，这时阳逻港就会形成一个50万人的城市。这意味着什么？——美国50万人口为大城市，100万为超大城市。
这种情况下，阳逻港新城就不是接近于城市，也不是仅仅依托于武汉，而是它已成为具备城市应有的生产、居住、贸易、交通、物流、人文、商业结算、金融等独立城市板块的新区。
社保矛盾与多元化融资
《支点》：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主要有哪些难点？应该如何突破？
曹和平：在我们原来的制度设计中，社会保障是给予城市人口的，为什么不给予农村人口？因为农村的土地就是一个社会保障，没有工作了回家还有一份口粮。
这种社保方式破坏了土地作为一种流动性资源的功能，而土地流转是能够带来要素市场中的资本收益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中国城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要素市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放着金融杠杆不去使用，只希望城镇化带来好处，而城镇化所需要的配套要素市场改革又未能积极推进，这种“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的现象急需扭转。
同时，应当看到改革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不建立健全覆盖全面的社保体系，土地流转之后，这些人口在城市里出现问题，回去时没有保障，就会出现大的矛盾和问题。
如果农村人口能够享受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保、医保，储蓄倾向将减少，消费倾向将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加，中间品市场的企业出货供货将加快，企业流动性将变好，投资报酬率将抬升，内需也将增加。
《支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负债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请针对这一问题谈谈您的观点。
曹和平：网上关于地方债务的负面信息存在夸大和片面的成分。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平均水平还是在相对安全的范围内。
不过，尽管地方债是城镇化中较为快速的融资方式，但光靠一条腿走路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相对于债市这个中期市场，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具有长期优势，在发展城镇化时要两个轮子走，这样城镇化才能发展起来。
具体而言，武汉地区未来可减少对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的依托，多向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靠拢，如评估、授信、投资担保、卖房回购、多方协议、托管置换、租赁信托等。
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群配套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能够动员武汉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工业、土地、能源资源和轨道交通资源，转化为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信用资源，将为大武汉融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点杂志2014年2月刊）